论“诸子还原系列”的学理意义 二

“诸子还原”的目的是“要回复诸子生命的本原”。作者认为诸子“既是我们思想上的先驱,又是我们精神上的朋友。先驱率先开展思想的原创,朋友则转过身来启发文明的对话”,而“要发现原创和深入对话,其中的关键,是使这些先驱和朋友真正在场。在场的要义,在于还原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展开人文学之“返本创造论”》更明确地规定了“诸子还原”的任务:“一是触摸诸子的体温;二是破解诸子文化的DNA。”可是,先秦诸子或侧重于论道议政,或偏重于探索人生,传下来的都是“入道见志之书”。论道议政也好,探索人生也罢,呈现于外的大多是抽象的理论形态,而不是逼真可感的人物形象。怎么从阴鸷冷峭的《说难》《五蠹》中去“触摸诸子的体温”?怎么从“道,可道,非常道”这些“玄之又玄”的议论中去“破解诸子文化的DNA”?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还原诸子的生命过程?为何还原诸子的生命过程?“如何”的问题容当后文阐释,我们先分析“为何”的问题,这涉及还原诸子生命过程的学术意义。

古来著述文字不外乎三门:抒情、记事、说理。诗抒发性情,史实记其事,子虚论其理,所以现代学科分类都将诸子归入“中国哲学史”。虽然有的子书多有寓言,有的子书偶有形象,但目的都是为了清楚地说理。先秦诸子当年对人生的深度体验,对社会的热切关怀,最后变成了抽象的理论命题,如“万物齐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凝结成了干枯的观念范畴,如法、术、势、非攻、尚同、兼爱、仁、义、礼、智、道、言、意。就像蚌蛤的生命最终凝成珍珠,诸子一生的体验、关怀和思索最后转化为思想理论,“‘思想的过程’结晶出‘过程的思想’”,作为运思行为的“思想”变成了运思结果的“思想”,原来是动词的“思想”最后就冻结成了名词的“思想”。后世学者通常只是研究诸子提出的那些观念、范畴、命题,也就是说只是研究作为名词的“思想”理论。这种情况也存在于西方学界。海德格尔就曾尖锐地批评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只盯着“存在者”而遗漏了“存在”本身,只重视“存在”之物而忽视了“存在”过程,所以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开端的小标题就是《突出地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特地强调“‘存在’不是某种类似于存在者的东西”。他认为我们应当以某种“存在者作为出发点,好让存在开展出来”,让“存在”从遮蔽走向澄明。杨义先生同样也主张 “要把过程的思想变成思想的过程”,这是一种反向逆溯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将“思想”从名词重新还原为动词,又重现诸子当年“所思所想”的生命过程,在这种研究方法的视野中,一种理论观念产生的过程,并不是一个“观念的历险”,而是一个思想家生命的炼狱,一个思想家提出的一个核心观念,凝缩了他一生的精神生命史。

可惜,过去我们的诸子研究,只是就“道”而论“道”,就“仁”而谈“仁”,就“义”而言“义”,将思想理论与思想家剥离开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理论的纯洁性。王国维所谓“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从读者这一角度来讲才会如此,因为他人提出的哲学观念一般都外在于读者的生命,所以读者对于某一哲学思想,有的爱它,有的信它,有的则既不爱它又不信它。但在一个真诚的思想家那里,他的思想内在于他的生命。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先秦诸子同样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对于人物、事件、观念,通常也是由于喜欢才赞成,因为厌恶而反对,他们竭力倡导和论证的思想通常都是自己倾心向往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他们理性思索的结果,也是他们情感体验的结晶,其思想与其存在是完全同一的。一旦将思想与思想家剥离开来,思想就变成了冰冷凝固的抽象物,原来诸子生命旅途中的“活”智慧,马上就成了书本上的“死”知识;而人们可以死记硬背的知识,固然能够让人博学,却不能让人睿智。“还原”的要义就是要让静态的观念复归于带有体温的生命过程,使凝固的“知识”恢复它原有的生命气息,就是说要让诸子复活并且出场。

为了使诸子复活和出场,杨先生相应地调整了诸子的阅读方式。前些年作者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时候,就提出要将过去“知识型文学史”改写成“知识与智慧”“共构型的文学史”,“因为知识是已经得出的结论,而智慧是得出这个结论的生命过程,只有对文学史现象的生命过程进行充满智慧的分析,才能透过文学史丰富繁复的材料和多姿多彩的现象去阅读生命”。“阅读生命”这种独特的“阅读”方式,在“诸子还原”中又更“往前走一步,即以自己的生命体认诸子的生命,以自己的心灵撞击诸子的心灵,撞击得火花四射,撞击得痛不欲生,撞击出思想与生命的内核。生命的介入,是诸子还原能激活诸子生命的关键”。在阅读理论著作和从事学术著述的时候,为了保证自己判断的客观性,通常要求学者不能也不必有过多的情感投入和生命介入。韦伯也提倡学者在从事学术活动时,应做到价值中立和感情淡化。杨先生却主张“以自己的生命体认诸子的生命,以自己的心灵撞击诸子的心灵”,这绝非他故意“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他自己阅读和研究诸子的目的所致。客观冷静的态度只能面对静止的书本知识,是将书本知识作为自己剖析的对象;“以自己的心灵撞击诸子的心灵”则是面对“在场”的智者,是将诸子作为自己深度交流和激烈争论的对手。有彼此的“心灵撞击”才会有相互的“心心相印”,这使杨义先生的“诸子还原系列”兼有理论思辨的深度与生命体验的深度。

为了使诸子复活和出场,杨先生还引入了“过程性原则”:“过程性,是把诸子学术的发生发展,视为一种生命活动的关键所在。生命过程分析的方法,旨在破解诸子学说发生过程中的文化基因的汲取、选择、编码、重组和创造。”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方法的失误可能源于观念的失误,方法的新颖可能是因为认识的精辟。《墨子》《庄子》《韩非子》中的不少篇目,都曾经被各个朝代的不同学者判为“伪作”,辨伪的依据都是这些篇章的论旨与墨子、庄子、韩非子的主导思想或核心价值不合。这种辨伪方法背后的理念是诸子的思想一出生就成熟了,而且从来没有矛盾和变化。杨先生批评这些学者说:“他们唯独没有看到,思想家是探索者,无艰难曲折的探索,就不足以称思想家。如果把思想家成熟期的某些思想作为标准,而排斥其余,就无异于看到水果摊上的水果,就否定它的生命过程中曾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使我想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一段话,他说起先花蕾被花朵所否定,后来花朵又被果实所否定,从形式上看,花蕾、花朵、果实三者“互相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但对一个哲学体系的矛盾,人们并不习惯于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二人所阐述的意思和所使用的比喻都非常接近,但杨义先生是借水果来形容诸子思想发展的精神生命历程,黑格尔则是借花蕾、花朵、果实来形容哲学体系历时性演进的否定与生成。作者认为诸子探索的生命历程比孤零零的结论更重要,“过程是生命的演习,是思想生成的方式”,只有在过程中才能呈现诸子学说发生、发展、变化、成熟各个环节的表现形态,也只有在过程中才能破译诸子文化基因承传、变异、重组的密码。

通过对诸子文化基因的考察与破译,还原诸子的生命历程,触摸诸子的生命体温,把握诸子生命的脉搏,并进而与诸子展开对话、交流与争辩。这种研究新颖、原创且相当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