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子还原系列”的学理意义 三

但是,不管“还原生命历程”如何原创,也不管“触摸诸子体温”如何奇妙,离开了“对诸子文本作‘全息’的研究、考证和阐释”,这一切就只是纸上的画饼。在“诸子还原系列”的三个关键词中,“全息”虽然只是实现“还原”“生命”的方法和手段,但在学术研究中,就像生命历程比结局更为重要一样,研究方法和论证过程有时比研究结果更有价值,因为学术原创常常就体现在研究方法和论证过程之中。

杨义先生给“全息研究”下的定义是:“所谓全息,起码应该包括诸子书的完整真实的文本与诸子全程而曲折的生命,以及上古文献、口头传统、原始民俗、考古材料所构成的全时代信息。这一系列信息源之间相互参证、相互对质、相互阐发、相互深化,用以追踪诸子的生存形态、文化心态、问道欲望、述学方式,由此破解诸子篇章的真伪来由、诸子思想的文化基因构成、诸子人生波折在写作上的投影、诸子著作错杂编录的历史过程及具体篇什的编年学定位。”就像通过全息成像后能得到多维图像一样,经由全息研究的“诸子还原”能让人看到诸子的“全貌”——诸如诸子的生命历程、心路历程、血缘基因、文化基因、述学方式、价值取向、篇章真伪……新的研究方法自然会成就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创造一种新的学术格局与境界。

当然,设计这种全息研究方法固然不易,将它成功付诸实践更加困难。先秦诸子与我们的时空距离很长,而留给我们的文献又很少,当年孔子对殷、夏曾有“文献不足征”之叹,现存的诸子文献就更不足征了。作者对此的感受比孔子还要强烈:“由于诸子的家世、生平资料在先秦两汉载籍中缺乏足够的完整性,存在着许多缺失的环节,历史留下的空白远远大于历史留下的记载,这就使得诸子生命的还原成为学术史上难题中的难题。”譬如墨子,虽然他开创了“世之显学”,战国后期的韩非还将孔墨并称,但由于墨家学派后世无传,有关墨子生平的史料少得可怜,比较可信的只有《史记》中一两句零星的记载,而且都是在他人传记中顺便提到他,《孟子荀卿列传》说墨翟是“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鲁仲连邹阳列传》说“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另外,《汉书·艺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后,附有“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的小注。仅凭这两三条记载要想还原墨子的生命历程,说它是“学术史上难题中的难题”没有半点夸张。且看作者是如何因难见巧的。从《墨子》和其他文献中多处记载墨子居鲁,《吕氏春秋》汉高诱注也称墨子为鲁人,他断定墨子“当为鲁人”。从墨子在楚王面前自称“北方之鄙人”,推断墨子不是“鲁国上邑人士,而是其边鄙之工”。从《墨子·鲁问》中“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句,推断墨子的居地也“靠近鲁之南鄙”。从《鲁问》“子墨子出曹公子而于宋”,《墨子·公输》墨子“归而过宋”,推论“墨子并非居宋,或者并非宋人”。作者还从《墨子》中找到另一墨子为鲁之南鄙人的内证:“墨子也只有居地靠近鲁之南鄙,才有《非攻中》所说的‘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东方有莒之国者’的方位感觉。”再从墨子里籍在鲁之南鄙,“从发生学上厘清墨学作为草根显学的思想文化资源”,考证“鲁南鄙之东夷文化” “给墨子思想嵌入哪些文化基因”,并由此为墨子后来的“草根显学”奠定了基础。接下来作者从《墨子》的《所染》《三辩》《公孟》中,找到墨子“近儒脱儒之造士过程”的内证。《淮南子·要略》这段话则构成墨子脱儒归墨的外证:“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仅这几节有关墨子里籍的考辨、文化基因的追溯、学脉的考察,就涉及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民俗学、史学、文献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知识,可见,做好全息研究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

不同的研究目的决定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又要求研究者不同的知识结构。要还原诸子的生命历程,就得以全息的方法进行全方位研究,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触及人生的方方面面,如果只从一个角度研究一个侧面,其结果必然和盲人摸象一样片面和偏颇,而要进行全息研究,就得有多方面的知识和多方面的才能。作者在《庄子还原·序言》中交代自己研究庄子的知识和方法时说:“我们采用了地域文化学、人文地理学、姓氏谱系学、深层心理学、自然生态学、历史编年学、地方志研究等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已经出版“诸子还原四书”和已经发表的《〈论语〉还原初探》,每部每篇都是少见的大文,每本“还原”都探讨和破解诸子十余个问题和谜团,这种全息研究有点像古代的车轮战法,要让研究对象八面受力。与之相应,研究者必须熟悉学术上的“十八般兵器”,掌握学术上的“十八般武艺”,要擅长考辨,还得擅长思辨;要成为版本校勘的专家,还得成为田野调查的能手;要精通历史编年,还得善于心理分析;当然还得有细腻的感觉,更得具备敏锐的直觉。

作者在论及自己的诸子还原研究时说:“透过历史烟尘和历代学术的曲折,去弄清诸子是谁,不仅是血缘上‘他是谁’,而且是文化遗传、文化基因、文化脉络上的‘他是谁’。这是发生学研究诸子为道之本的关键点。”可是,要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破译诸子的血缘基因和文化基因,非具备敏锐的直觉和思想的穿透力不可。没有敏锐的直觉再有用的材料也会视而不见,没有思想的穿透力就看不清材料之间的蛛丝马迹。譬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交代:“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依战国时期惯例,称“韩之诸公子”的人不是某国王之子便是某国王之弟,那么,韩非是哪位国王之子或之弟呢?在现存史料中找不到只言片语的相关记载,传统的考证方法对此束手无策,难怪过去从来没有人追问这个问题,但这一问题不仅事关韩非子的血缘基因,也涉及韩非子的“文化脐带”,翻不过这个“峭壁”还谈什么“韩非子还原”?作者以他对材料的敏感与洞察力,让冷冰的材料“告诉”我们“韩非是谁之子、谁之弟”这一千古之谜。作者梳理《韩非子》全书涉及韩国历代君主的近二十则材料,通过排除法一个个否定无关的记载,而在《韩非子·说林下》一则材料中感觉到了韩非对韩釐王的特殊态度:“韩咎立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韩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车百乘送之。得立,因曰为戒;不立,则曰来效贼也。’”据文献载,当时虮虱在楚不在周,那时周也没有力量纳虮虱入韩,所以文中的“弟”并非虮虱。而周室虽然力量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册封诸侯还得周天子下诏书。周室“恐韩咎不立”,这不正说明周室认可韩咎的合法性吗?作者从这一直被人忽视的话中“读出”了韩非的身世:“以春秋笔法给韩咎即后来的韩釐王加分,这是其他韩君未有的‘礼遇’。”《韩非子》一书记录历代韩君止于韩釐王,对韩釐王的记述又别有深意,作者由此推断“韩非应该是韩釐王之子、桓惠王之弟、韩王安之叔辈,在这三王时期都得列为‘韩之诸公子’”。《韩非子·说林下》中这则材料如果属于信史,而且它的确出自韩非手笔,杨义先生无疑为我们破译了韩非的血缘基因。要能破解这种“学术史上难题中的难题”,至少必须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熟知古代的“春秋笔法”,尤其离不开对材料的特殊敏感。

作者曾将他“全息研究”的诸子还原方法,归纳为“于文献处入手,于空白处运思”。这是因为先秦诸子留下的材料中,断裂处和空白处实在太多,要是研究者不能从空白处运思,不能从断裂处找到连续,还原诸子的生命历程根本就无从着手。如果我们不了解诸子的部族、家族,不了解他们生活的地域、民俗、传统,我们就不可能读懂诸子,也不可能走进诸子存在的深处。譬如一本《老子》就给人留下许多谜团:“一、《史记》是为老聃作传,还是兼为老莱子、太史儋合传?司马迁是提示后人不要把三人搅混,还是他本人就辨析不清?二、老子故乡苦县赖乡的山貌水文、氏族状态、原始风俗信仰,为《老子》写作输入何种文化基因?三、老子是出生在陈、楚边缘之地的母系氏族吗?何以《老子》书中有那么明显的女性生殖崇拜,又把父系称为‘众父’?……”作者一连提出了这样九个一直没有解开的谜团。这些谜团有的长期被人忽视,有的被人越搅越乱。如果去读读《老子还原》,看看作者是如何抽丝剥茧,理清一团一团乱麻,看看作者如何追踪老子的文化基因,如何考索老子的出生部族,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作者读书有间,能从“无”中发现“有”,从“断”处看到“续”;不得不承认作者心细如发,思致缜密,整理乱麻丝丝不乱;不得不赞叹作者的史学与史识,精于考辨也精于识断。

还原诸子的生命历程,既要求作者识断精审,也要求作者视野开阔。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甚至将此发挥到学术的极致,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这使他们只能读懂诸子著作纸面上的文字,却不能领悟诸子书中纸背后的“意思”,更不能明了“意思”深处所隐藏的“历史”与“故事”。“诸子还原系列”正好弥补了清儒这方面的缺憾,作者在还原诸子生命的过程中,也使用了大量的“边角材料”和民间传说,这极大地加强了读者在与诸子对话时的“互动”。

全息研究法中有历史考证,也有理论阐释,或考证中有阐释,或阐释中有考证。作者在《庄子还原》中说:“不停留于考证的考证,才是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的考证。考证的真义,在于穿透文献,直指深层的文化意义。我们的考证,应该具有这种‘穿透—直指’功能,使考证牵引出诸子的体温和生命。”这段话并不是无的放矢。有些治经和治子的清代学者,精于考证但又累于考证,终生囿于名物、度数、训诂、章句之间寻行数墨,以此为学问的极致和终点,始终没有认识到考证只是求“道”之具而非“道”本身,将手段颠倒为目的。“诸子还原系列”在考证的精细上学习清儒,而在考证的文化特性上又超越了清儒。如《墨子还原》第四节《篇目辨伪与过程意识》,通过对《墨子》中一些篇章的文献学辨伪来凸显墨子的生命历程,这种文献学思路清儒大概闻所未闻。清儒的辨伪就终止于辨伪,《墨子还原》的辨伪则能触摸墨子的体温,甚至能直探墨子的灵魂。

章太炎先生曾说“治经与治诸子不同法”,据说胡适曾为这一断语所困。我倒是认为,能够继承古人治经治诸子的“家法”当然很好,但要是因循古人的家法可就很糟。既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也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就像胡适先生当年“截断众流”一样,杨义先生为新时代的诸子研究开启了新的学术理路,在子学史上给出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