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的起源与流变论略 一、集部的起源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多次论述文集的起源:“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龙蛇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后世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辩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章氏虽向以思想深刻为人所称,可将文集勃兴归结为学术衰微和人情浇薄却大可商榷。文集盛与子史衰没有必然联系,如东汉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史学和文学都很兴盛,范晔与谢灵运既可同时,苏轼与司马光也不妨并世。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并没有妨碍屈宋等人的楚辞兴盛。如果不以儒家有色眼镜来看,六经中有史体,有子体,也有诗文,以今天的知识分类《诗经》就属于诗集,《礼记》也有许多议论。张舜徽先生在《广校雠略》中说:“著述文字,无外三门:抒情一也,说理二也,记事三也。”被章学诚视为“先王之政典”的“六经”,就兼具抒情、说理和记事三种文字。抒情是人类的内在需求,我们不只有事实需要记叙,也不只有道理需要阐明,还有情感需要抒发。《汉书·艺文志·诗》小序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诗经》中的许多诗歌产生年代早于六经中的有些文字。《隋书·经籍志·集部》总序说:“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以降,其道弥繁。”可见,不是经、史、子衰落后才产生集,而是集与经、史、子同时产生。

《汉书·艺文志》基本是向、歆父子《七略》的节删,其中的《诗赋略》其实就是后来的“集部”。除“《河南周歌诗》七篇”和“《周谣歌诗》七十五篇”等可能是先秦作品外,《诗赋略》中收录的诗歌主要是汉诗,因为汉以前的诗歌总集《诗经》后世成为儒家六经之一,已入《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收录的“赋”也主要是汉赋,战国和秦代的辞赋比例很小,其中汉辞赋集有五十三种,共收辞赋共九百四十篇,战国和秦代辞赋集只有五种,共收辞赋仅六十四篇。

关于文集起源的时间,《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四库馆臣将西汉刘向编《楚辞》作为文集的源头。《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有《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但并无“楚辞”之名,自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辞赋编为一集才定名《楚辞》,“楚辞”得名大概缘于此体创自楚人。古典文献学分类中,《楚辞》不仅是“最古”的集部,也是最早的总集。假如打破儒家的传统眼光,去除封建意识形态的成见,按现代的学术和知识分类,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当属《诗经》。

《汉书·艺文志》有《诗赋略》,是因为当时子史之外的文体只有诗赋。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自然需要多种多样的文体来表现,东汉以后涌现出许多新的文体,有许多零碎的记叙文不能归入史书,有许多庞杂的论说文不能归入子书,有许多抒情作品不能并入诗赋,有许多应用文更无类可归。这些诗文或其记事可以证史,或其议论可以明理,或其抒情直指人心,作者本人十分珍惜它们,社会上也有不少读者,于是,就由本人或由他人将写于各个时期的作品集中起来编辑成册,这就是别集的由来。别集数量庞大后就出现了总集,总集不过是别集的汇编或选编。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文体大量涌现,仅《文心雕龙》中论述到的文体就有二十多种,学者和文人都开始对文体进行归类,这样就出现了“文”“笔”之分—— “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

《文心雕龙》中属于“文”类的文体就有“骚”“诗”“乐府”

“赋”“颂”“赞”“祝”“铭”“箴”等十几种,属于“笔”的文体也有“杂文”“史传”“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十余种。《诗赋略》显然涵盖不了魏晋南北朝出现的这些新文体,南朝宋齐时王俭《七志》改称《文翰志》,梁朝阮孝绪《七录》又改为《文集录》,他在《〈七录〉序》中阐释改名原因说:“王(即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倾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王俭以《诗赋略》“不兼余制”而改《文翰志》,阮孝绪以“文词总谓之集”而改为《文集录》。可见,将各种文体汇编成文集在梁时已成风习,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总集和别集才会有“文集录”。《文集录》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了《隋书·经籍志》的“集部”。

就图书分类源流而言,“《隋志》《四库》为《七略》《七录》之后裔”,《诗赋略》更直接是后世“集部”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