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流派的盛衰与各科知识的消长 一

《汉志》首列《六艺略》意在宗“经”,后世学者也认可班氏对“经”的神化,好像六经一经产生就被供奉为“经”似的。如《汉志》中开篇所载的“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三家”,古人通常都这样断句:“《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三家。”现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排印本《汉书》也无一不是如此标点和断句。张先生认为如此断句是一种误读:“此应读‘《易》’字自为句,乃冒起下文之辞。下始云‘经十二篇’,传若干篇。证之下文:‘《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诗》。经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皆应作如此读。” 为什么“世俗误连‘经’字于《易》”呢?这主要是因为后世学者多“以为‘易经’之名,早已有之”。其实,“古之六艺,本无经名。孔子述古,但言‘《诗》曰’‘《书》云’,而不称‘诗经’‘书经’。下逮孟、荀,莫不如此。汉人援引《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文,亦不连‘经’字为名也。况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故诸子百家之书,亦多自名为经,如《墨经》《法经》《道德经》《水经》《山海经》《离骚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脉经》《针灸经》《相马经》《相手板经》之类皆是也。是经之为名,亦非儒家所得专”。他说《庄子·天运》中虽有“六经之名”,但此处的“‘六经’二字,乃总括之辞,初非分举六艺而各系以经名也。儒书惟《孝经》有经名,而别有取义。且其书自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时代较晚,非《易》《书》《诗》《礼》《春秋》之比,又未可取以为证矣”。《汉志·孝经类》小序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张先生训释这则序文说:“天经、地义、民行三语,乃《孝经·三才章》所引孔子之言,此处沿用而明所以名为《孝经》之故。论者或谓儒书称经,盖自此始。不悟此书乃取天经地义之意,与他书直称某经者,固自不同也。”可见,《孝经》称“经”的本意,是说“孝”为人民大众“天经地义”的行为,而不是称《孝经》这本书是“经”书。

作者之所以要反复考论儒家后来奉为经典的《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在先秦并没有被称为“经”,一是要复原历史的真实,二是要给儒家经典“去神化”,三是要考辨儒家思想成为权力—知识话语的深层原因。假如我们将《通释》与张先生的《汉书艺文志释例》并读,就更能明了作者的深意。汉朝开国皇帝不仅没有独尊儒术,开始还自恃“马上得天下”而鄙薄儒术和儒生,接下来的君主为了与民休息反而推尊黄老,所以“司马谈之论六家”“推崇道家至矣”。“迨迁为《老庄申韩列传》述仲尼、老子问答语,贬抑儒学甚矣……班氏病其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故《汉志》诸子十家以儒冠其首,且重申之曰‘于道最为高’。盖自孝武罢黜百家以来,尽人而同此心,势亦不可违耳。”政治上大一统的帝国必然要确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来统一人心,时移势易,强调父子君臣的儒家此时正好适应了国家的这一政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国家通过权力使儒家由一家一派的思想变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儒家又通过自身的思想知识使帝国统治显得合理合法。这是权力与知识的一次联姻,结果是儒家的思想知识变成帝国权力—知识的主流话语,学术由从前的百家争鸣变成后来的一家独霸,“经”字也由此前的百家共享变成了此后的一家独占,从此,除了方外释、道某些典籍尚可称“经”外,俗世只有儒家的少数典籍才能名之为“经”。“五经”“六经”“十三经”都成了儒家的专有名词。

《通释》的考辨重现了六籍的经典化历程,阐明了尊六籍为“经”是权力介入的结果。在张先生看来,“古代著述”不外子史二体,“立言为子,记事为史”,而立言之书也不过是“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史尔”,所以天地间古籍“何一不可统之于史乎”?古代著述既可“统之于史”,“古人所以读之之法,率不越一观字。故孔子告子夏读《书》,但曰:‘《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繇》可以观治,《洪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通斯七观,《书》之大义举矣。’其平日教门人,恒以学《诗》为亟,亦曰:‘可以观。’”“盖当时登诸简策,固以史料视之矣。自后世传注既兴,经名乃立。学者率屏子、史、群书,不得与六经伍。遂于立言、记事之外,别尊六籍为天经地义之书,岂不过哉!”六经皆史早有不少学者谈过,章学诚《文史通义》更做了系统阐述。没有“后世传注”就没有六籍的经名,此论也并非张先生首创,《文史通义·经解上》早已明言“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通释》之可贵在于它阐释了六籍经典化的历程,并深入剖析了经典化过程中权力对知识的渗透。

《通释》还以知识考古来揭开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汉志·书》小序称:“《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张先生认为这是将《尚书》的起源神化。《史记·孔子世家》称《尚书》定本由孔子编次,《尚书序》也出自孔子手笔,《通释》认为这些都是“附会之辞”:“原始之《书》,盖如后世之资料汇编,丛杂猥多。自秦以前,即有人整理而铨次之,不必出自孔子之手也。”被儒家奉为神明的《尚书》,原来不过是“丛杂”的“资料汇编”,整理者也不一定就是孔子!《汉志·书》小序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通释》也不同意这种圣化《周易》的说法:“《易》之为书,由来尚矣(‘尚’通‘上’,久远的意思——引者注)。创作之人,论者不一。自唐以上,多谓伏羲作八卦,文王重之为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以发挥其旨,尊之为三圣。自宋以来,争论竞起,众说纷纭,世远年湮,莫之能定矣。即以孔子而言,《论语》述其自道,但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仲尼惟言学《易》,而未尝言及说《易》;《论语》中亦不记载其事……以今观之,知《系辞》《文言》之属,乃七十子后学者所记,而非仲尼之作也。仲尼去今止二千数百年,尚不能论定其事,更何论于远古之伏羲、文王乎!”《易经》和《尚书》的起源被神化或圣化,儒家的其他经书又何曾不是这样呢?儒家被“独尊”以后,《论语》在《汉志》中不是录在《诸子略》“儒家”类,而是列入《六艺略》经书中,孔子由士而尊为圣,《论语》也由“子”而升为“经”。张先生说《论语》的“论”字为“仑之借字”,“实即集合简策而比次之意”。他在《广校雠略》中也说“《论语》之名,实取义于纂辑。杂钞之书,斯为最朔矣”。张先生将簿录体例分为三个层次:著作,编述,杂钞。“著作”是指那些最具原创性的书籍,“编述”是指那些自创义例以综合、阐述和引申已有的成果和观点一类书籍,“杂钞”则是指那些将各种材料分门别类编纂的书籍。可见,“述”次于“作”,“钞”又次于“述”。原来儒家奉为“一字千金”的这部经书,不过是中国古代一本最早的“杂钞之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