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心”与“公心” 四

优秀的类序须有宏阔的眼界、独到的见识和渊博的学问,更离不开公允的态度和客观的立场,也就是说类序要兼具“学心”与“公心”。余嘉锡先生曾比较过私人著述与目录之书的差异:“私人著述成一家之言,可以谨守家法,若目录之书,则必博采众长,善观其通;犹之自作诗文,不妨摹拟一家,而操持一家之选政,贵其兼收并蓄也。”个人的学术著述可以有“偏激的深刻”,可以流露个人的个性偏好,可以阐述一己的新颖之见,类序则要求尽可能不偏不倚的公正,要求尽量收起个人的学术偏好和情感好恶,所以古代类序更近于现代的学术规范:价值中立和态度客观。

《汉书·艺文志》的类序是“公心”的楷模,论各家各派能破除门户之见,阐述古今学术能泯灭畛域之私,虚其心而察之,平其情而出之,做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每下一断语都能体现是非之公。读一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各小序,对“汉志”类序的至公之心就会有极强的感受。如《汉书·艺文志》“儒家”类小序一方面说儒家在诸子中“于道为最高”,一方面又指出“辟儒之患”:“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小序既指出其所长——“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也指出其所短——“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汉书·艺文志》“阴阳家”类小序同样论及阴阳家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不管议人还是论学,《汉书·艺文志》类序都无偏颇之失,更从不逞一己之私。将《汉书·艺文志》类序与曾巩的叙录做一对比,二者的高下便一目了然。古文家曾巩善于作文,而且笔端常带感情,他在校雠的类序中常常摇曳咏叹,时不时来一句“呜呼”,类序中强烈的个人感情完全是滥情,不仅不能动人反而十分烦人。

清代四库馆臣无一不是考据名家,在汉宋之争中自然左袒汉学,可《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中,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声明学术上须“兼包汉宋”,态度上要“务取持平”,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结语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以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四库全书总目》各部书籍的叙录,不时流露出较强的学术倾向和情感偏私,对宋儒多有攻击诋毁之论,但类序中则表现得相当客观公允,的确能祛“私心”而求“公理”。可见类序作为文体的学术品格,与单本书的叙录大不相同。再看看《四库全书总目·诗类》小序的结尾部分:


全信全疑,均为偏见。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


声明《诗类》中采录书籍虽以汉学著作为多,但并非出于个人的“私心”,是《诗经》离不开“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的缘故,也就是说,是此类学术的特殊需要,不是个人好恶的偏爱。强调态度上破除“全信全疑”的“偏见”,保持“务协其平”的公心。

经学中有汉宋之争,还有古文今文之辩。《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在汉宋之争中保持中立,在今古文之争中也“消融门户”,如《四库全书总目·孝经类》小序说:“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尽管乾嘉学者在今古文之争中有较强的倾向性,但这篇类序写得理性、平实而又公允,像这样平正通达之言只能出之于公心。

《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充分体现了学心和公心的双重品格,既是古人公认的学术典范,也为今天的学术树立了标杆。

原刊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