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期是一个旧的文化规范不适应新的形势、新的文化规范正在酝酿的新旧交替时期，思想理论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一时的风气，文学创作反而相对寂静。这与时代表面所呈现的轰轰烈烈状况成了不协调的对照。在这样的气氛下，胜利者的政治抒情诗创作，成了唯一高昂的声音。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政治抒情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对新政权及其领袖人物的直接歌颂上，这也是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所没有的因素，大约先是抗战环境促使一部分诗人对灾难中的祖国的颂扬，进而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间文艺中出现了对地方政权和领袖人物的颂扬，有些诗人（如艾青、徐迟等）也初步尝试了歌颂题材的创作。5 0年代以后，“为满足表现‘新的人民时代’的题材与主题的要求，‘颂歌’便进一步发展为诗歌创作的普遍范式。在内容上，它表现为互有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时代--人民革命的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及其主人翁--工农兵群众的歌颂；一是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二者同时也就是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10“颂歌”样式成为50－60年代政治抒情诗创作的主流，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领袖个人的颂扬达到了登峰造极，歌颂的构思方式也日愈模式化。

在50年代初期，由于“颂歌”是一种新的主题样式，“五四”新文学启蒙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显然缺乏相应的语言表达能力。最典型的例子是“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自由诗体的创始人郭沫若，竟用古典词赋形式写出了歌颂新政权的《新华颂》，柳亚子等旧体诗唱和也风行一时。用自由诗形式来写颂歌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少，但流于空洞抒情或概念化叙事的粗制滥造倾向也不在少数。总的说来，可能是诗人积蓄在心底的感情急于倾诉，语言上往往表现出“江河不择细流”的泛滥风格，散文式口号式甚至语录式的叙事句比比皆是，泥沙俱下，既粉碎了一般抒情诗歌的规律和节奏，以宏大叙事来重新创造诗歌的巨无霸形式；又反映出诗人主观感情的大自由大解放与“颂歌”体的英雄崇拜心理奇妙混合的矛盾，它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诗歌特色。

把这种政治抒情诗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胡风创作于1949年底到1951年初的大型交响乐式的长诗《时间开始了》11.这部作品有五个乐章组成：第一部《欢乐颂》，以1949年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为缘起，极力夸张和渲染会场的热烈气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第二部《光荣颂》具体描写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历史以及她们在时代感召下奋起反抗的几个光荣典型；第三部《青春曲》里，诗人将主观抒情转换成一组感性的形象，对小草、晨光、雪花、土地、阳光等新生事物的青春充满了真纯的感激。这是一组形象优美感人的抒情小诗，可惜诗人当时并未全部完成。第四部《安魂曲》由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写起，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与诗人相知的几个先烈的英魂进行灵魂的对话，非常深情、真挚地写出了先烈们的生活剪影与灵魂真实；最后一章为《又一个欢乐颂》，回到了开国大典的欢庆场面。全诗有三千多行，以欢乐起，以欢乐终，其中贯穿了政协会议、纪念碑奠基、开国大典三个历史时间，也贯穿了诗人个人寻求革命追求理想的生活道路；全诗在构思上精心设计了宏大的政治抒情体诗、凝重的叙事体诗和轻快的抒情体小诗相交替的诗体结构，使之波澜壮阔，大开大阖，充分传递出那个欢乐时代的精神之魂。

胡风创作这部政治抒情诗的心情可能比较复杂，不仅仅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欢呼（尽管表现出来的是这种形态），当时胡风的文艺理论已经受到中共具体领导下的有计划的批判，被认为是“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去曲解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方针”12，而且从茅盾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对他的批判来看，他似乎很难从理论角度来为自己作有效的辩护（尽管他一直试图这么做），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用创作来证明他的理论究竟是否有利于新的政权建设，知识分子的“主观战斗精神”究竟能否与新的政权的要求达到一致。《时间开始了》就是一个努力，他用夸张的热情歌颂毛泽东，歌颂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理论与时代的同一性。当然，胡风对毛泽东所怀有的亲近和钦佩也是真实的，特别是1938年曾经他之手最早发表了《毛泽东论鲁迅》以后，一种知遇之感始终洋溢在他的心里。这样两种感情的交融，使他在诗中用饱满的激情大声歌唱：

海

沸腾着

它涌着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他右手握紧着拳头

放在前面

好像他双脚踩着一个

巨大的无形的舵盘

好像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

各种各样的大小河流

语言里贯彻着个人视角的亲切感，又不失分寸地把毛泽东推上了历史巨人的高峰。这正是胡风诗歌理论的核心：诗人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发酵，诗人的情绪的花是人民的情绪的花，诗人的巨大的感情因素必须与时代的精神特质紧紧地结合起来。《时间开始了》更成功的是诗人用相当个人化的语言叙述了诗人与几个先烈之间肝胆相照的动人故事，所谓“个人化的语言”指的是诗中抒情主体既是十分具体的诗人自传形象，又融合了某种庞大的共同性的时代声音，后者是通过前者的真实而不是概念化的感受来表达的。这个叙事特点尤其体现在第四部《安魂曲》中，诗人毫不掩饰先烈们曾经有过的灵魂低沉的时刻，以及各种性格上的缺点，尤其是对革命作家丘东平的诗体叙述，简直刻画出一个血淋淋的灵魂。这与诗人一贯主张的要作家写出人物灵魂的痛苦搏斗过程也相一致。

七月派诗人绿原曾高度评价这部诗：“当时歌颂人民共和国的诗篇实在不少，但从眼界的高度、内涵的深度、感情的浓度、表现的力度等几方面进行综合衡量，能同《时间开始了》相当的作品未必是很多的。”13如果把《时间开始了》放在同类政治抒情诗创作之中来考察，这样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这部长诗包容了以颂歌为特色的政治抒情诗的许多必要因素，特别是强烈的抒情主体的塑造，以致后来者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等5 0年代重要政治抒情诗人的创作都难以达到这样的独创程度。但是也应该看到，当时凡“颂歌”体的政治抒情诗具有的缺点，诸如诗歌语言的不精炼和“颂歌”体的程式化，无节制的主观感情宣泄以及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倾向，等等，在这部作品中都有比较充分的暴露；至于其巨无霸式的结构所造成无旋律美感的冗长和重复，如在一个“欢乐颂”后再来一个“欢乐颂”，在描写政协会议中间又插入了党员大会，在叙述纪实性人物时也采取了跟着故事走的自然主义态度等等，这些可能又是这部长诗所特有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