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初期的文学读物里，不管是哪一类作家，只要他能公开发表的作品，大约都是歌颂性的，只是各人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不一样，对时代的感受也不一样。有许多为“歌颂”而“歌颂”的作品，在今天读来完全失去了具体的感染力。这不完全是因为今天的读者已经不理解那个时代的感情，譬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虽然也夹杂着许多程式化的语言，但诗歌里洋溢着巨大而真挚的感情（主要是《青春曲》里的抒情诗）和对先烈的深切缅怀（主要是《安魂曲》的部分内容），现在读起来仍然相当感人。但是大量来自国统区作家，对新的政权不可能产生理所当然的“胜利者”情怀，他们认同新的时代，并愿意学习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武器，在自我教育的基础上赶上时代的要求。这样的作家在写歌颂性的作品时态度总是比较谨慎，很少将抒情主体扩大为“时代声音”，而是作家通过发扬主体的积极因素来寻找与时代的切合点。“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自身具有强烈的民主性因素，在新的时代里仍然可能结合时代的战斗性要求，使他们对时代的歌颂与主观情感建立切实的联系，使“颂歌”成为一种比较诚实的抒情。如诗人臧克家在1949年底写的短诗《有的人》，在纪念鲁迅这一切合点上接通了时代的精神，诗中有名的短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深刻地表达了两种人生观念和人生价值的对比，不但在当时，而且在半个世纪的生生死死的民族灾难和苦斗中，也一再被人们引用为对行尸走肉的憎恨和对革命圣徒的怀念。还有老舍，他从美国回来后根据北京市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了《龙须沟》等一批话剧，在表现北京市民生活变化这一点上，歌颂了新的时代和北京市政府，主题是新的，但作品的题材和创作思想都有一以贯之的连续性等等。这样的创作在当时都属于比较优秀的创作。本节所要重点介绍的散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14，正是这样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作家巴金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觉醒并走上社会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早年信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参加过一些社会活动，1929年初发表第一部小说《灭亡》，就是以自己的社会革命经验为题材，来宣泄对社会专制制度的仇恨。3 0年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遭到镇压而失败，巴金用文学形式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宣泄内心的苦闷和寻找出路的欲望，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等以强烈批判社会专制制度和封建家族制度、鼓励青年反抗精神而闻名，抗战后期他的写作风格渐转冷静，代表作《憩园》、《寒夜》等，对小人物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的同情。50年代以后，巴金虽然作为一位有声望的进步作家受到社会的尊重，但他原来的政治理想显然变得不合时宜，事实上他也主动放弃了对信仰的宣传，只是保持了热情的文风，用来抒写对新的政权和新的时代的歌颂。巴金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有官方安排的各种出国访问（包括到朝鲜战场去“体验生活），然后写出各种游记、随感和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虽然写得不少，但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写作动机下很难发挥他的创作优势，他所擅长的抒情艺术也显得琐碎而空洞。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

这篇散文虽然还是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记录了作家参观集中营的过程，虽然作家基本上是叙述集中营的历史资料而很少主观发挥，但它震撼人心的力量仍然十分强烈。这首先是材料的力量所决定的，在大量的纳粹迫害犹太民族的罪行面前，任何主观抒情都会变得虚伪与不相适宜，重温这段历史悲剧的人，只能屏气息声，静静地沉入历史。作家用纯客观的叙事方式带领读者身临其境地参观集中营，从进入到结束，让历史事实在每个人的眼中和心中流淌，这正是这篇散文最恰当的表达形式；其次，从作家的叙事中可以了解到，作家并不是真的纯客观地介绍一次参观过程，任何形式的参观活动都不可能获得那么详细的材料和完整的印象，作家只是套用参观记的叙事结构，在阅读了有关研究著作和回忆录以后，才精心组织起这篇文章。许多材料不动声色地从作家笔底显现出来，与集中营所展览的内容浑然一体地揉合在一起，达到了完整、丰富、有机的统一。其三，在非常有限的篇幅下，作家还是刻画了一个波兰人阿来克斯的形象，这位从小竿在集中营里渡过、父母都死在这里的年轻人竟然担任了参观集中营的接待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残酷的现象，但作家写出了他的冷静和坚强，只有一处，作家这样写他：“平日倔强的阿来克斯现在显得沉静了，他的眼光在各处找寻。他在找寻他的父母的脚迹吗？他在回忆那些过去了的恐怖的日子吗？忽然他抬起头看着我们，过后便指着湿润的土地说：‘这都是烧剩的人骨头啊，这些白色的小东西！’我朝我的脚边看，土里面的确搀杂了不少的白色的小粒。”这样一个小小的残酷的现场有力地衬托了阿来克斯冷静的表面下巨大的内心痛感，他显然不是麻木地职业化地展览自己民族的苦难。

巴金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本身具有复杂的内涵，人道主义是其内容的重要构成之一。2 0世纪人类文明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有能力制止残酷与野蛮，还表现为有能力揭露人类自身的野蛮的兽性，以此警戒人类自身内部存在的文明危机。这是任何一个人道主义者所必须勇敢面对的问题。巴金的信仰里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战斗勇气，在2 0年代反对美国政府迫害工人运动领袖萨珂与凡宰特的时候、在3 0年代反对法西斯军队侵犯西班牙的时候，巴金都积极地参与到这些世界性斗争中，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国际人道主义的义务。所以由他来写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恶是最恰当不过的，他的人道主义的痛苦也只有在这种场赶才能与5 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有机地吻合起来。散文的结尾写到作家将离开现场，他悲痛地写着：“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感情啊！我的神经受不了这许多。对着那遍地的白色骨粒，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于是作家依依不舍地站在那里不忍离去。这样的抒情方式与心理描写，与当时高昂的时代战斗精神也不怎么相吻合，若出现在另外一种场赶很可能会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表现，但由于这样的国际性题材和反纳粹背景，也就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