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强创作《红日》一样，长篇小说《林海雪原》5 也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作家曲波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指挥员，指挥过解放军的一个小分队在东北牡丹江地区的林海雪原的剿匪战斗。《林海雪原》反映了作家的这段生活经历，即描写一支由36位侦察兵组成的解放军小分队，在东北长白山林区和绥芬草原追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的故事，在叙事上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和传奇性。书中以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大战四方台等剿匪战斗为主要线索，穿插各种出人意料、趣味横生的小故事，产生了曲里有曲，险中有险的阅读效果。所以，它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成为当时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流行读物。50年代以后，原来盘据在通俗文学领域的言情、武侠、鬼怪等小说均被取缔，真正能填补这一阅读空间的，正是《林海雪原》一类读物。它的一些情节和片断被改编成电影、京剧以及其它戏曲后，杨子荣、少剑波、座山雕等艺术形象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继《铁道游击队》以后，《林海雪原》同样是一部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来表现战争的成功之作。这当然不是说，它已经摆脱、或者突破了当时战争小说的一般审美模式，相反，它正是以塑造出一批流传广泛的英雄人物形象为成功标志，以截然分明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来构造布局，以宣扬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为创作基调。这也不是说，它在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方面获得了完全成功，相反，小说有许多缺点都与它的民间叙事特点与生俱来，比如过于夸张和煽情的描写，过于陈旧的表现英雄人物的模式，特别是对小分队的指挥员少剑波的描写，作家浪漫得过了头，竟按照旧小说的“儒将”形象来刻画：少剑波不仅会指挥打仗，还会写浪漫主义的诗歌，而且在诗歌里自称“少帅”，为了成全“英雄美人”的传统理想模式，作家还特地配置了一个美丽多情的女卫生员。故事当然很好看，但从“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的现代审美理想来衡量，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林海雪原》仍然给普通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阅读快感，它在浪漫传奇的审美趣味上统一了战争小说的一般艺术特点，使原来比较刻板、僵硬的创作模式融化在民间的趣味下。如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是《林海雪原》的一大特色，但与一般的战争小说相比，虽然作家在表现剿匪小分队战士的英雄特征时也注意到了所谓“阶级本质”等程式，但在人物性格配置上又受到了民间传统小说的“五虎将”模式这一隐形结构的支配。自从传统小说《三国演义》首设“五虎将”模式6 以后，五种性格构成的主要英雄人物常常是古典武侠小说的基本人物模式，《林海雪原》也不自觉地套用了这“五虎将”的结构。“五虎”之首当然是忠诚（政治方面）勇毅（个性方面）双全的少剑波；依次是骁勇威猛、谋略不足的刘勋苍，胆识过人、百战百胜的杨子荣，身怀绝技、粗俗诙谐的栾超家，忠厚老实、刻苦耐劳的“长腿”孙达得。“五虎将”当然都是英雄人物，每个人物身上突出一种主要性格，有的是忠，有的是勇，有的是谋，有的是技（才），有的是德，等等，有主有次，互为衬照。那时还没有流行文化大革命中“样板戏”的所谓“三突出”创作原则，“五虎将”模式往往使每个人物都有独立的经历和故事。如刘勋苍猛擒刁占一，袭击虎狼窝，活捉许大马棒等一系列故事，突出了他的“勇猛”；杨子荣从智捉小炉匠到化装土匪里应外合智取威虎山，突出了他的“智勇”；而栾超家作为攀山能手，则在飞越绝壁，出奇制胜上突出了“绝技”……英雄个个性格鲜明，传奇经历也不重复，以致读者读罢掩卷，脑子里留下了个个鲜活的印象。因为是明显借鉴了民间小说的传奇手法，所以读者也不会在真实性上过于苛求，完全能够接受这样的艺术处理。

在结构布局上，《林海雪原》也带有比较明显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而且在传奇的意义上更加夸张了所谓“好人特别的好，坏人特别的坏”的模式，恰如小说里漂亮多情的女卫生员白茹与丑陋淫乱的女土匪蝴蝶迷的对照。但由于传奇作品本身所追求情节的曲折生动与故事的浪漫夸张的传统，正反两方的强烈对比反而强化了这种艺术效果。如围绕着奇袭奶头山的战斗一波三折：作品一开始通过渲染土匪许大马棒血洗杉岚站的悲剧，使作品沉浸在压抑悲痛的气氛之中。紧接着杨子荣智捉小炉匠，刘勋苍猛擒刁占一，虽给急于报仇的小分队带来了希望，可奶头山险恶的山势却又使大家一愁莫展，而久居深山的蘑菇老人的指点和林业工人出身的栾超家的攀援本领，使故事情节急转直下，小分队犹如从天而降的天兵，战斗激烈而痛快。围绕着智取威虎山的战斗，情节发展则更加扑朔迷离：从刘勋苍活捉“一撮毛”，杨子荣冒充许大马棒的饲马副官，以缴获的联络图为见面礼，单枪匹马闯进威虎山，到少剑波率领小分队在夹皮沟发动群众，一切都有惊无险。但天有不测风云，由于火车遭到伏击，小炉匠乘乱逃走，情况万分危急。杨子荣却临危不惧，处惊不变，巧施离间计，终于化险为夷。作品这种节外生枝，险象环生的故事处理方法，与民间说书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故事大起大落，情节大开大阖，人物大忠大奸，情绪大悲大喜，把艺术各种要素都推向极致，反而产生了引人入胜的魅力。

《林海雪原》虽然也暴露了土匪极其残忍的本性和描写了解放军战士的英勇牺牲精神，但在描写主要英雄人物时始终洋溢着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基调。作家所运用的手法也相当有意思。如小说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杨子荣的塑造，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同名英雄为原型的，真实生活中的杨子荣牺牲与一次剿匪战斗。作家自己也说过，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让杨子荣等同志的事迹永垂不朽，传给劳动人民，传给子孙万代。”7 在小说里，杨子荣是智勇双全的英雄，是理想人物。按当时文学创作标准，这样的英雄人物是不能有任何“缺点”或不符合“理想”的私人癖好，所以杨子荣不能在战斗中误中敌人的无声手枪子弹而死，更不能写他在乔装土匪时本身具有的草莽习气。但在小说里杨子荣几度化装匪徒深入敌巢，又必须沾染一定的匪气和流气，不具备这些特点就无法取信于土匪。作家除了描写杨子荣在外形上和行为上故意作土匪状以外，不可能写他性格本身的草莽气，于是在杨子荣身边，就出现了栾超家，在艺术结构上这个人物与杨子荣形成一种补充和合一的关系。栾超家身上带有更多的农民旧习气，粗俗鲁莽、素质不雅、说话爱开玩笑，有时喜在女人面前说一些与性有关的口头禅等等，这种来自民间的粗放性格与他作为一个山里攀登能手的身份相符合。栾超家之所以是杨子荣的性格补充，是因为这些性格本来同样为杨子荣所有，但杨子荣苦于在作品中担当了理想人物，从而不能更丰富地表现其性格，于是作者只能转借了栾超家的形象来完成，因此栾超家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杨子荣性格的外延。甚至在最后一次战斗中，作家让栾超家冒失轻敌误中敌人子弹，在一旁的杨子荣替他击毙匪酋。很显然，栾超家挨的这颗子弹，正是真实生活里的杨子荣的不幸结局。所以，如果没有栾超家的存在，杨子荣也就变得不真实。由于栾超家的存在，有人曾批评《林海雪原》带有农民文学的色彩8.但正是这种“农民文学的色彩”，使这些人物形象具有了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