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被人们谈论得最多，而最不为人们所了解的当代活动。

——雷内·克莱尔

在这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万流归宗：商品化似乎是宿命的事实。于是就出现了跨国资本主义的电影垄断和电影电视的联姻。好莱坞／电影工业体制就像是一台隆隆运转的高速离心机，塞进去的是完完整整的一个人／一部作品，甩出来的是乱七八糟待价而沽的广告。后现代理论的“教父”弗·杰姆逊指出：在这个多国化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阶段，广告化已成为中心问题。商品拜物教，或者称为“拜商品狂主义”就是：要卖钱，要做广告要卖钱。

能否卖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生产广告、消费广告；我们生产电影、消费电影；我们生产电视、消费电视。流通环节中的电影，作为商品的电影必须中规中矩，合乎标准，便于出售，易于消化。

任何对观众／消费者的神经心智有所刺激的事物都应避免上场（我们不应幼稚地因观众们的视力已习惯了花花绿绿、拼拼贴贴的MTV和娱乐大杂烩而高估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和智商），重要的是让他们轻松舒服（体态悠闲、无所事事）、满足（知足常乐、对现状及眼前的东西很满意），重要的是让他们走出电影院后，感动地流出幸福的热泪后，“有勇气再活一个礼拜”。

电视和彩色电影作为最典型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凸显了后现代的平面模式和生命本能（性／暴力）：超级影音幻像，多重视听刺激，影视图像自我定位于二维平面银屏／幕之上，能指无限膨胀，充斥整个画面。所有的深度意义消失：没有“微言大义”，没有“三思而后行”，有的是脱口而出，有的是现场直播。从“为什么写作？”（萨特）／“为什么拍电影”（戈达尔）的自我质询走向不断地写、不断地拍的流水线（栏目！每周一期的栏目！）。血不能无止尽地流洒，而口水却有的是。所有的历史记忆消失：从小到大，我没有听说过列祖列宗前贤先烈，传说寓言子曰诗云（实际上也没有人教过我），妙就妙在我现在开始说话了，我开始“发言”，于是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就是“我就是我”。“我要表现自我”，我要讲一讲我的成才之路……所有的主体意识消失：我们常常混淆梦幻与真实，电影／梦初看如七宝楼台，琳琅满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拼贴、杂陈，缤纷五色扑面而来，令人目盲，令人心发狂。影像的超载，影像的泛滥淹没了作为主体的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而音乐电视震耳欲聋，我们面面相觑，张口欲呼，声音却被堵回了喉管，丧失了言谈的权力，丧失了交流，丧失了“家园”。“语言是存在的牢笼”，而没有了言语，我们甚至没有了牢笼……所有的审美距离消失：电视穿街过巷走家入户，亿万人同时收看的新闻、影像，那一个是原作？亿万个同时登场的名人、巨星，那一个是真品？这是复制而来的影像，是仅供消费的影像，是一闪即过的影像。我与“他”近在咫尺远隔万里，仍然是无法交流。我终日游荡在幻想和广告之间，精神日益错乱。无聊地来回转换频道，切割影像（“碎片”），打发时光。在公开的自慰中意淫整个世界（巴黎、选美、夺标……），完成个我的绝对栅格化生存。我拥有全部世界……的影像，当然仅仅是影像。

我们那贫弱苍白的视力已不再能适应任何宽阔深广的电影银幕了：

不要给我景深、造型、意义，不要给我阿仑·雷乃、塔尔柯夫斯基、法斯宾德、帕索里尼，我只要影像、充斥整个画面的影像（它可以是涂得死白的大美人脸，可以是一片光秃秃的大沙漠，可以是鲜血淋漓的残肢断体，甚至可以是刺得麻麻点点的小姑娘后背……），只要是能让我的瞳孔再放大一次的影像。

还有声音呢？杜比减噪－环绕立体声院里回响着好莱坞星星们的甜言蜜语，“不属于那张嘴的语言，不属于那张脸的词……一切都成为幻觉。再没有什么真实，于是思想和感情也是虚假的……”音乐渐起，帷幕拉开，白日梦越做越完美，越做越不知老之将至……

早在1935年，瓦尔特·本雅明就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分析了电影是没有“本真性”的、丧失了“光环”、以机械“复制”为固有特征的事物，由此可见电影、电视的后现代大“作秀”原是出自它与生俱来的品格。安德烈·马尔罗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电影是一门工业。”于是电影电视成打成批地生产供过干瘾取乐的影像正是它的义不容辞的工作。

但是电影曾经“作为艺术”：电影曾经带来了一场“革命”，它曾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观看世界的方式”，一种“视觉思维”，一种“视听观念”。让·雷诺阿说：“电影是我们时代的王者。”但是又是什么让伯格曼和费里尼惊呼：“电影／活动影像那全新的、经常引起世界性狂热的权力正渐渐演变成一种对我们文化本身的威胁！”呢？

电影最初只不过是仅供人们消遣娱乐的物理学游戏，如维尔纳·赫尔措格所说：“电影是源于巡回剧团和马戏班的文盲艺术。”它以“奇技淫巧”始，又似乎要以“奇技淫巧”告终，这难道是它一生百年的轮回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