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法国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所著的《电影史》出版，这部4卷本大作是根据他的同名电视系列节目编写的。10月底，他又推出了《戈达尔看戈达尔》第二卷，介绍他1984年至1997年间的全部作品，他1950年至1984年的电影作品集已于1985年出版。这位世界级导演的电影史研究和自我总结立即引起了欧洲媒体的极大兴趣。

“我喜欢做联系和比较。人们总是爱从大写的历史当口找故事读，而我不是要证实电影史上有些什么事件，我要寻找和分析这件事和那件事之间的关系，看看我找到的和别人找到的有什么不同，”戈达尔对书评家们这样解释，“我现在已经老了（他今年68岁），人越老想得越深，水面上的事情我已经抓不住了，我在水底思想。”

1959年，让——吕克·戈达尔拍出了《筋疲力尽》，从此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导演。这部表现一个彻底的社会叛逆——笨拙的盗贼米歇尔的影片，情节极不连贯，场景换来换去，频繁“跳接”的手法既表现了主人公内心无主、坐立不安的浮躁性格，又反映了社会的无秩序、无方向以及人怀社会环境的彻底脱节。拍那部电影的时候，他每天早晨写台词，当场念给演员听，他自己说：“我故意只勾勒出革图，加快拍摄速度，多搞即兴创作。在电影界，像这样的拍法，我从来没有见过先例。”影片拍摄时间总共只有4个星期，戈达尔不用分镜头剧本，不租摄影棚，不用任何人工光源，把摄影机藏在一辆从邮局借故来的手推车里，推过去，拉过来……真正富有创造性的是那神经质似的快速变更的剪辑手法，它令所有观众和电影家目瞪口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戈达尔带领下的“新浪潮”，它影响了其后几代人的电影观念和电影技法。

当年的法国电影人让——彼埃尔·梅尔维尔说过：“新浪潮没有特定的风格可言。如果说新浪潮确实有某种风格，那就是戈达尔的风格。”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更把戈达尔视为毋庸置疑的天才，“在技巧方面，还没人能够如此老练地打破陈规。戈达尔把电影语言的所有语法和影片的其他句法都付之一炬了。”

在轰轰烈烈的新浪潮电影运动迅速结束之后，几乎只有戈达尔仍在对电影表现手段时行更新的探索和创造。1962年的《她的生活》（又译《随心所欲》）讲述一个妓女娜娜的不幸遭遇，其中既有对电影史百家之长的兼容消化，又有自己对电影语法的更新发展：在小酒馆里，摄影机放在人物背后拍摄所产生的新颖大胆的构图，随着突如其来的机枪声进行降格剪辑……如此等等，使影片充满了活力与生机。

只有崇拜他的青年人才可以氢戈达尔看作是电影美学方面的创新者，戈达尔的最大特点恐怕还在于他执著地、嗅觉敏锐地紧跟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有时甚至超载这个现实。1967年的影片《中国姑娘》就是这种情况。在吵吵嚷嚷的辩论中，使人预感到1968年的“王月革合”。如果说此前的15部长片旨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揭露和批判（如反映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小兵》和充满文化反思的《轻蔑》），对电影语言进行各种探索（如被视为新浪潮电影宣言书的《筋疲力尽》）的话，那么从《中国姑娘》开始，戈达尔希望拍摄一种旨在建树新人和新世界的电影。早期电影中他热衷情于颓废者、女人、性、卖淫等主题，70年代后政治成了他最主要的主题，此外还有性和技术。戈达尔说：“拍一部片子就是去问自己‘我们站在哪儿’的问题。”

戈达尔的政治影片谋求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同时他利用电影表达自己的观点，往往在对白中注入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这些问题的介绍方式并不外乎多数人的口味；必要的话，他还拿出属于不超过初级哲学范畴的论据来。所有这些出自于他的“野心”和对电影的狂热感情。对他来说，电影首先是一种道德他要通过电影去追求真理；其次电影也是一种相当于形而上学的神圣物；最后则是一种“政治”，就是说电影可使他更自由地生存，因为它为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认识周围世界的手段。他的“政治”性电影的创作倾向可追溯至苏联爱森斯坦和维尔托夫的传统，但发人深省的是，各式各样的“理性电影”最终必然损害了电影创作本身。戈达尔在70年代扣期又恢复了商业片的制作，同时他制作了相当多的电视节目，并开始对自己和整个电影史进行一些立意鲜明、与众不同的总结评述工作。

我们印象中的戈达尔不能不令人迷恋：他的气愤和宽容、他的成见、他的尥蹶子，他的令人恼怒的、爆炸性的简单化。他的影片属于从尚无人知的天际陨落的流星，常常照亮我们看不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