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前言写后，我想起钱先生的挚友吴忠匡先生写的《记钱锺书先生》（刊于《随笔》1988年第四期），里面引了钱先生的诗，说：“中书（钱先生号）离开湘西，蛰居上海沦陷区时期，是他平生最为凄苦的时期，……正如他在《谈艺录》序言中所慨叹的：

‘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杜门寂处，写作《围城》而外，只能用诗笔来陶写、发泄自己的哀伤和苦闷。他抚时感事，写下了不少叩人心弦、催人下泪的诗篇。”按钱先生的《谈艺录序》后有附记，写于1948年。附记里说：“右序之作，去今六载”，即序作于1942年。钱先生在《谈艺录》正文前有一段说明，里面讲到《谈艺录》的创作经过：

“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1939）夏，自滇归沪渎小住。友人冒景璠，吾觉言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余颇技痒。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也可。比来湘西穷山中，悄焉寡侣，殊多暇日。兴会之来，辄写数则自遣，不复诠次。”《谈艺录序》又说：“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沪渎，行箧以随。”

“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掎摭利病，积累遂多。”可见《谈艺录》的著作，发自冒景璠先生的提议。1939年冬，钱先生到湖南安化县的蓝田镇（今名涟源）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组建外语系，好照顾他老父钱子泉先生在那里执教。留居蓝田共两年，在这两年中，钱先生写了初版《谈艺录》的一半。两年后，钱先生回到上海，又写了初版《谈艺录》的后一半。在1942年完稿，写了序。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83年，钱先生又写了补订稿，较原书多一倍，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

吴忠匡先生说钱先生在上海时期写的诗，今抄两首如下：

《故国》

故国同谁话劫灰，偷生坯户待惊雷。壮图空说黄龙捣，恶谶真看白雁来。骨尽踏街随地痛，泪倾涨海接天哀。伤时浑托伤春惯，怀抱明年倘好开。

《乙酉元旦》

倍还春色渺无凭，乱里偏惊易岁勤。一世老添非我独，百端忧集有谁分。焦芽心境参摩诘，枯树生机感仲文。豪气聊留供自暖，吴箫燕筑断知闻。

吴忠匡先生说：“中书在诗篇中憧憬着自由，想望着奋飞，希冀着有一天能‘尽复汉唐故地’。他那一时期的诗作，很少有少作的浪漫情调和理想色彩，总是那么肃括，那么凝重。用内心的独白，抒发自己的希望、忧伤和痛苦。他那一时期的诗作，忧患意识和时代感受，极为深刻，极为强烈，有诗史的不朽价值。”

现在对这两首诗作些说明。“故国”当指故园，钱先生的故乡在无锡。钱先生在《谈艺录》开头有一段说明：“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托。迷方著处，赁屋以居。先人敝庐，故家乔木，皆如意园神楼，望而莫接。”钱先生在无锡的老家，当时还在沦陷区，钱先生在上海租屋住着。这首诗，当在抗战后期日本投降前一年1944年写的。首联说故乡的旧家已经成为劫灰，无人可谈了，偷生在外等待春雷，当时已感到日本总要投降，等待这个像惊雷的消息。坯（pī）户：用泥封塞窗隙，防冬天的寒风。这诗当是冬天作的。二联，空说直捣黄龙，即打到鸭绿江边，只看到东北沦亡。

白雁来：《左传》哀公七年：“曹鄙人公孙强好弋（射鸟），获白雁。”献给曹君，曹君封他做官听政。曹人有梦见曹君祖上说，公孙强听政，曹要亡国。因此白雁来指东北沦亡。三联本于韦庄《秦妇吟》：“天街踏尽公卿骨”，及孟郊《杏殇》：“踏地恐土痛”。这里借用，指“路有冻死骨”，所以不忍心踏街怕地痛。为国破家毁而洒泪。末联习惯于托伤春来伤时，明年倘抗战胜利，可以开怀了。

《乙酉元旦》即1945年元旦写的，当时日本还未投降，所以说春归大地还渺无凭据，又在乱中过了一年。人在忧时感事中容易衰老，这是表忧伤，当时钱先生还只有三十四岁。三联“焦芽”，吴忠匡按，见《净名经》。大概说心境像发芽就焦枯了，参见佛维摩诘的说法，当指心中的生机受打击。“枯树”，见庾信《枯树赋》：“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移时异，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零落），生意尽矣’。”殷仲文感叹枯树的生机完了，这也比内心的生机受打击。末联说留着豪气来自慰，像伍子胥在吴市吹箫，高渐离在燕国击筑（乐器）那样的事已经听不到了，意即听不到民间豪侠的消息。钱先生这两首诗的用意，吴忠匡先生已经讲了。

吴忠匡先生接下去讲钱先生谈学诗：

我曾询问过他的学诗过程和对自己诗作的评价，他沉思了一下，回答我说：他“19岁始学为韵语，好义山、仲则（李商隐、黄景仁）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曾刻一小册子。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杜甫、元好问）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

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实则予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晚清的宋诗派）以入西江（江西诗派）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似，毋亦曰唯其有之耳。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杜甫、孟郊、柳宗元、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元好问）、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少所作诗，惹人爱怜，今则用思渐细入，运笔稍老到，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

我们编这本《〈谈艺录〉读本》，事前没有取得钱先生的同意，选文部分，不一定选得恰当；简注部分，有的书名，在北京图书馆里也没有找到，注不出；说明部分，可能更没有体会到钱先生的卓识深心。这本《读本》，也是“不经”的一类，只好求钱先生的原谅了。希望读这个《读本》的读者，进一步去读《谈艺录》原著，以获得更全面更正确的理解，来指出这个《读本》的不足。

周振甫

199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