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作论 (一)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
长吉《高轩过》篇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①,此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夫天理流行,天工造化,无所谓道术学艺也。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书?皋陶谟》曰:“天工,人其代之②。”《法言?问道》篇曰:“或问雕刻众形,非天欤。曰:以其不雕刻也。”③百凡道艺之发生,皆天与人之凑合耳。顾天一而已,纯乎自然,艺由人为,乃生分别。综而论之,得两大宗。一则师法造化,以模写自然为主。其说在西方,创于柏拉图④,发扬于亚理士多德⑤,重申于西塞罗⑥,而大行于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其焰至今不衰。莎士比亚所谓持镜照自然者是⑦。昌黎《赠东野》诗“文字觑天巧”一语⑧,可以括之。“觑”字下得最好;盖此派之说,以为造化虽备众美,而不能全善全美,作者必加一番简择取舍之工。即“觑巧”之意也。二则主润饰自然,功夺造化。此说在西方,萌芽于克利索斯当⑨,申明于普罗提诺⑩。近世则培根⑾、牟拉托利⑿、儒贝尔⒀、龚古尔兄弟⒁、波德莱尔⒂、惠司勒⒃皆有悟厥旨。唯美派作者尤信奉之。但丁所谓⒄:“造化若大匠制器,手战不能如意所出,须人代之斲范”。长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可以提要钩玄。此派论者不特以为艺术中造境之美,非天然境界所及;至谓自然界无现成之美,只有资料,经艺术驱遣陶熔,方得佳观。此所以“天无功”而有待于“补”也。窃以为二说若反而实相成,貌异而心则同。夫模写自然,而曰“选择”,则有陶甄矫改之意。自出心裁,而曰“修补”,顺其性而扩充之曰“补”,删削之而不伤其性曰“修”,亦何尝能尽离自然哉。师造化之法,亦正如师古人,不外“拟议变化”
耳。故亚理士多德自言:师自然须得其当然,写事要能穷理。盖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师天写实,而犁然有当于心;师心造境,而秩然勿倍于理。莎士比亚尝曰:
“人艺足补天工,然而人艺即天工也。”圆通妙澈,圣哉言乎。人出于天,故人之补天,即天之假手自补,天之自补,则必人巧能泯。造化之秘,与心匠之运,沆瀣融会,无分彼此。及未达者为之,执著门户家数,悬鹄以射,非应机有合。写实者固牛溲马勃,拉杂可笑,如卢多逊、胡钉铰之伦;造境者亦牛鬼蛇神,奇诞无趣,玉川、昌谷,亦未免也。(60—62页)①李贺《高轩过》,写韩愈、皇甫湜坐牢来看他,他写诗称两人的文笔能补救大自然的不足。
②“天工,人其代之。”大自然的作为,人代它。即大自然的作为有不足的,人代它补足。
③汉朝杨雄《法言?问道》:“有人问雕刻各种万物的形象,不是天吗?”答:
“因为天不雕刻。如果天雕刻万物的形象,那有这么多的力量。”这里含有大自然造物是自然形成的。
④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主张模写自然。
⑤亚理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学生,也主张模写自然。
⑥西塞罗:古罗马哲学家,也主张模写自然。
⑦莎士比亚:十六、七世纪英国大戏剧作家。
⑧韩愈称孟郊的诗能观察到大自然的巧妙处。
⑨克利索斯当:古希腊演说家。
⑩普罗提诺:三世纪埃及哲学家。
⑾培根:十三世纪英国科学家。
⑿牟拉托利:十七、八世纪意大利考古学家。
⒀儒贝尔:十八、九世纪法国伦理学家。
⒁龚古尔兄弟: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家爱德蒙?德?龚古尔、于勒?德?龚古尔兄弟二人。
⒂波德莱尔:十九世纪法国浪漫派诗人。
⒃惠司勒:十九世纪美国画家。
⒄但丁:十三、四世纪意大利诗人。
这里指出艺术有两派:一派主张模写自然,一派主张润饰自然。主张模写自然的,认为大自然具备众美,但不能全善全美,所以要加一番选择。像韩愈称孟郊的诗:“文字觑天巧。”能观察到大自然的巧妙处,写入诗里。说明大自然不都是美的,要加以选择,选美的来写。主张润饰自然的,认为大自然不够美,要靠人力来补充,人工胜过大自然。钱先生认为这两说实是相反相成。模写自然的,对大自然要进行选择,那也有对大自然进行矫改的用意。润饰自然的,还要根据大自然的本性来改造,不能违反大自然的本性。艺术创作得恰到好处,要避免斧斫的痕迹,要求合于自然。所以模写自然的,不是完全照自然的样子来写,要加以选择矫改。润饰自然的也不能离开自然,两者有相通处。钱先生认为道术学艺,是“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即就艺术说,作家创作艺术,还是要师法自然,这是“法天。”在师法自然时,对大自然有选择矫改,这是“胜天”;不论选择和润色,都不能违反自然,这是“通天”。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这里讲的写境,近乎模仿自然;所讲的造境,近乎润饰自然。两派都不能违反自然,即钱先生说的“法天”“胜天”“通天”了。不仅这样,有时候,一篇作品中就有写实与理想两种境界的结合。如苏轼《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坡仙集外纪》说:“神宗读至‘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乃叹曰:‘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这说明上片写“天上宫阙”,“我欲乘风归去”,是写理想。
这个理想,宋神宗读了,认为是想离开朝廷去隐居,词写怕“高处不胜寒”,即不想去隐居,所以说“苏轼终是爱君”,那末这个理想里还含有写实的意味。下片写月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是写实。但“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在“不应有恨”
里,以月比人也有恨,又含有理想了。这是说写实与理想有相通处,这是一方面。但上片理想,下片写实,还是不同,虽有不同,又都是合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