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刀划过一道寒光，结果了潘金莲，整个世界安静了。潘金莲的怨，潘金莲的恨，潘金莲的恶，潘金莲的罪，一切都了结了。

上回讲到，知县不准武松告状。而武松也毫不纠缠。

把何九叔和郓哥带到自己房间，让他们等等他，他去便来。

走之前，他把知县回出来的银子和骨殖，再付与何九叔收下了。

这二者是证据，既然官府不要，他也不要。

他不再依靠法律，何必要什么证据。

但有一件东西他要，并且时时带在身边。

那就是刀。

潘金莲在社会的底层，社会强加给她一桩不幸的婚姻，无论是道德、风俗还是法律，都不会给她支持。她哀哀无告。要不，接受命运；要不，只能用非法手段改变自己命运。于是，她使用砒霜。

武松要为兄报仇，要为被害死的兄长讨还公道，无论是行政，还是法律，也都不会给他主持公道。要不，忍下这口气，让死者沉冤莫雪，让罪犯逍遥法外。要不，也只能用非法手段实现正义。于是，他使用刀子。

潘金莲的砒霜武松的刀，是他们犯罪的罪证，更是社会不公法律渎职的罪证！

培根认为，就对法律的破坏程度而言，对犯罪的报复，胜过犯罪本身，因为“犯罪是破坏法律，复仇是对法律取而代之。”

非常可惜的是，这种清晰而理性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理论和风俗习惯中，很是缺乏。恰恰相反，我们的传统文化倾向于肯定复仇。复仇事件时时发生，总能赢得喝彩，到处传扬。复仇人物常常出现，总能得到同情，甚至歌颂。

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文化肯定复仇，文学歌颂复仇。《水浒》就是歌颂复仇之作。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对复仇事件津津乐道的描写，对复仇人物热烈的情感倾注，其中隐藏着一个极深刻的社会心理：那就是，全社会对封建法律的无信任，并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

文学违背法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普遍现象。当法律不能主持正义时，代表着社会良心的文学必然表现出对法律的失望和鄙视。

武松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

潘金莲谋杀亲夫，破坏法律。但是，当法律不能及时有效地制止或惩罚这种对法律的破坏时，结果只有两个：第一，人们不再寄希望于法律，不再信任法律，从而也就不会遵守和自觉维护法律。

第二，个别的强梁会自行解决问题，用个人复仇来讨得被侵犯的公道。此时，正如培根所说，法律就已经被彻底取而代之。这是对法律的更大的破坏。而且，这样的破坏，还获得了道德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