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短篇小说

作者：茹志鹃

原发刊物：《延河》

发表时间：1958年第3期

1958年3月在《延河》杂志刊发之后，《百合花》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专家的好评。尤其是茅盾和侯金镜等批评权威的高度评价，不仅给这篇佳作带来极大的声誉，而且也使它避免了可能遭遇的严重误读和猛烈批判。茅盾以激赏的语气肯定了茹志鹃这篇小说“清新、俊逸”的风格以及细节描写的成熟技巧（《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侯金镜也准确地指出了它的整体特点：“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侯金镜文学评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对人物感情的客观描绘和作者注入到作品里的自己的感情，两者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委婉柔和、细腻优美的抒情调子。”（同前）

从文学谱系上看，茹志鹃的作品虽然大都是按照“苏联文学”的模式写出来的，但是，独树一帜的《百合花》却承接了另外一种文学传统，即《红楼梦》的传统。这其实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情。因为，《红楼梦》是茹志鹃读得最早最多，也是与她的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作品。《她从那条路上来》是茹志鹃篇幅最长的小说，也是一部自传色彩最浓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那个名叫也宝的小女孩“从刘先生那里借到了一部《红楼梦》，一有空就看得如醉如痴”（《她从那条路上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事实上，茹志鹃自己就是这样读《红楼梦》的。她说“像《红楼梦》我看过九遍，里边的诗词一类的东西都背过。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并不理解，但我喜欢，多读多背慢慢就理解了”（冬晓《女作家茹志鹃谈短篇小说创作》，《开卷》1979年第7期）。她写过一篇题为《紫阳山下读“红楼”》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记录了《红楼梦》对自己内心生活的巨大影响：“在那个时候，在紫阳山下，‘红楼’真像一股清泉，滋润过我，支持过我，使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鼓足了勇气。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对那种半饥半寒的生活，尚能留下一抹美好的记忆，连同那个光秃秃的紫阳山在内。”（《中国青年报》1980年4月1日）其实，《红楼梦》对茹志鹃的影响，绝不止于此。她在《百合花》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生活的温柔而细腻的情感态度，那种从容、优雅的叙事语调，那种对于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满诗意的表现能力，都无疑是受了《红楼梦》影响的结果。虽然，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正像茹志鹃在一篇《后记》中所说的那样：“连《红楼梦》都带上了‘黄色’的帽子，我这一点点小不点儿的东西，又何足道哉！”但是，茹志鹃还是利用女性特有的感受能力，凭着她的不俗的才华，从《红楼梦》里获得了足够的经验支持，从而最终将自己的《百合花》作品，光荣地归入了《红楼梦》的精神谱系。

从风格和技巧上看，《百合花》尽管通体弥散着浓浓的诗意，但是，它却清纯自然，不事雕琢，体现出一种令人赞叹的朴实与优雅。联想到它所产生的1958年，联想到那个时代喧闹、夸张、浮薄的风气，它所表现出的克制和平静，实在是难能可贵。

那么，从艺术上看，《百合花》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百合花》成功的经验，就是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和物象进行简洁而准确的描写。这种由《史记》和《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传承而来的描写技巧，极大地过滤了作者的简单而随意的主观判断，排除了作者的缺乏真实性的消极想象，而是以一种切实、客观的方式，来写人物的神态、语言和动作。聂华苓在评价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的时候说：“这篇小说所表达的是客观的‘真实’，而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主观的‘真实’。”（《中国大陆小说在技巧上的突破——谈〈剪辑错了的故事〉》，《七十年代》1980年11月号）事实上，早在《百合花》中，茹志鹃就已经开始这样写了，而且达到了极为成熟的境界，取得了令人赞赏的叙事效果。茹志鹃是一个会用文字画像的人，一个会用文字传递声音的人，她对新媳妇的描写，就给人一种绘画才有的生动、逼真的印象：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在这里，所有的描写都是朴素、平实的，充满了如其所是的事实感，没有哪一个物象是抽象的、模糊的，没有哪一个对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的描写是似是而非的，而是，一切都宛然如在目前，我们就好像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站在近旁，听得见屋子里的“响动”，看得见通讯员“颇不服气”的样子，窥见了新媳妇内心的“尽咬着嘴唇笑”的秘密。

那么，《百合花》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

外在地看，《百合花》表现的主题，似乎就是表现单一而纯粹的“军民鱼水情”。这也是当时许多学者和批评家几乎众口一词的说法。茅盾就曾说它“有声有色地而且有层次地写出了一个农家少妇对于解放军的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而且，这种表达热情的方式——为死者缝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现了农民的淳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在他看来，“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通过那位可敬可爱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这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百合花》的作者用这样一个短篇来参加这长长的行列，有它独特的风格。”（《1958年短篇小说选》，作家出版社，1959）。茅盾的分析和判断，显然受了时代的拘制，因此，他虽然也看到了《百合花》与众不同的“清新、俊逸”的风格，但是，却对这篇小说主题的丰富性和情感的深厚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的简单否定的态度。事实上，《百合花》所表现的感情，不仅远远超出了“农民的淳朴的思想感情”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狭隘的对立，而且还丰富地表现了一些普遍的人性内容和永恒的情感内容。

其实，从《百合花》曲折艰难的发表过程，也能看出它并不十分符合那个时代的文学风尚，不仅不是一篇单纯的歌颂军民关系的小说，而且，还与当时的评价尺度存在距离。茹志鹃后来这样回忆《百合花》面世的艰难过程以及她当时忐忑不安的沉重心情：

我把它寄给了别的刊物，但是寄出去退回来了，再寄出去又退回来了，他们的意见是这篇作品感情阴暗，不能发表，这样一来，作品连修改的余地也没有了。我为《百合花》伤心，同时，也发觉自己对文艺的看法和那些编辑部存在距离，这一点很使我苦恼，甚至对自己能否写作也发生了怀疑。（《今年春天》，《解放日报》1962年5月17日）

用诗意的方式表现正常的人性和美好的情感，却被当做“感情阴暗”，这说明《百合花》并不是一篇符合时代尺度的小说，并不是一篇纯粹的“歌颂”性质的作品，也足以证明歌颂“军民关系”之说并不能概括《百合花》的主题。事实上，反映“军民关系”只是这篇小说所承载的极为有限的一部分情感内容，而更深层、更丰富的主题内容，却是对战争时期的正常的人际关系和富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是对平凡而温暖的“母性之爱”的赞美，是对《红楼梦》所表现的生活情调和伦理态度的认同，——正是这些方面的内容，使《百合花》至今读来，令人犹觉亲切、温馨和美好。

事实上，《百合花》的写作还包含着一种与时代情绪形成鲜明对照的心情态度：既是表达对人人自危的现实状况的失望，也是抒发对往昔的燃情岁月的追怀。她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中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1980年第11期）在《百合花》里，茹志鹃着力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关系与融洽、密切的感情。

《百合花》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主题，就是赞美人们之间的淳朴的感情，尤其是表现那种纯洁而美好的“没有爱情的爱情”。在小说里，“我”对通讯员是爱着的，新媳妇对这个孩子似的战士也是爱着的。这里既有两位女性对于通讯员的基于母性意识的疼爱，也有模模糊糊的异性之间的纯洁的喜爱——只是后者像火花一样，刚刚闪现，就熄灭了，然而，也正因为稍纵即逝，它越发显得美好，越发显得宝贵。这种羞涩而敛抑的爱的情感，乃是《红楼梦》中描写得最成功也最感人的一种情感。可以说，正是《红楼梦》教会了茹志鹃洞察和描写这种纯洁的爱，——正因为有了《红楼梦》的经验支持，她才能在《百合花》中，“麻里木足地”却也是近乎完美地叙写了这种特殊性质的情感，正像她自己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中所说的那样：“……我感到庆幸的是，在当时那种向左转，向左转，再向左转的形势下，我站在原地没有及时动，（后来也动的，怎敢不动！）原因绝对不是自己认识高明，而是出于年轻无知的一种麻木。在那种情况下，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一个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有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写一个处于爱情的幸福漩涡中的美神，来比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茹志鹃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中说：“……要让‘我’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我’带着类似手足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这个感情建立得越有说服力，那么，小通讯员这一人物在读者心目中也具有感染力。”）那么，用“美神”来“比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显示青春的美好，是为了对年轻的生命表达温柔的爱意和怜惜，用茹志鹃的话说：“一位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当他献出一切的时候，他也就得到了一切。洁白无瑕的爱，晶莹的泪。……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没有爱情的爱情”，这与脂砚斋评价贾宝玉时所说的“情不情”不是有点相似吗？这不正是《红楼梦》里许多人物之间最美好、最纯洁的“爱情”的特点吗？宝玉与晴雯之间的关系，不正是这样的吗？宝玉对“画蔷”的龄官的关心，不正是这样的吗？

《百合花》所讲述的“爱情”故事，正像一位研究十七年文学的学者所准确阐释的那样：“曲终人散，淡得不着痕迹，但却在无意间打破两情相悦，就一定要‘大团圆’的俗套，流露出一种感伤的美。”（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这种“没有爱情的爱情”，因为超越了“两情相悦”的世俗性，因为其一尘不染的纯洁和美好，便很容易升华为“母性之爱”。母爱的天然倾向，就是用包容与呵护的态度对待生命。这种爱是点点滴滴渗透到细节中的爱。它倾向于从生活中最细小的方面来体贴和关心人。小说中的“我”尽管是一个军人，但是，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女战士，而是一位亲切的女性；她与通讯员的谈话中，没有普遍流行的“仇恨话语”，而是令人觉得亲切的家常话。《百合花》里的人物对话之所以让人觉得有趣，之所以让人觉得亲切，就在这“随便”两个字。一位母亲式的大姐姐，面对一个懵懵懂懂、腼腆可爱的小同乡，随随便便地唠家常，有一搭没一搭的，便让人觉得有人情味，便让人觉得真实。这就是母性之爱在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表现。《红楼梦》的一个了不起的特点，就是善写“家常话”，就是在寻常的对话里，写出了人性的美好和生活的情调。

与“我”的拉家常一样，新媳妇给通讯员缝衣服，也是《百合花》中最能表现“没有爱情的爱情”尤其是母性之爱的一个细节。这与《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写晴雯夤夜抱病给宝玉补“雀金裘”何其相似！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正是通过这个令人感动和难忘的细节，展示了“风流灵巧”的晴雯，除了孤傲甚至过于尖刻的“女儿性”之外，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能坚韧耐劳、牺牲自我的“母性之爱”：

……（晴雯）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实实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帮着拈线。……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绒毛来。麝月道：“这就很好，要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瞧，笑说：“真真一样了。”晴雯已嗽了几声，好容易补完了，说了一声：“补虽补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嗳哟”了一声，就身不由主睡下了。

可以肯定地说，假如没有晴雯补衣的这个情节，晴雯的形象不会像现在这样可爱、可亲、可敬。像《红楼梦》一样，《百合花》也通过补衣服这样一个情节，表现了新媳妇的令人感动的“母性之爱”：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个经典的细节描写，那么，《百合花》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打动读者的心灵，肯定不会在半个世纪之后，披卷读来，仍然让人觉得温暖和感动。

弗洛姆说：“只有在那种不服务于任何目的的爱中，真正的爱才开始显露。”（《爱的艺术》，刘福堂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在爱的精神上，《百合花》与《红楼梦》是相通的、相近的。茹志鹃用古典的精神叙述了一个现代的故事，用现代的故事确证了爱的永恒的精义。《百合花》既是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是对逝去的温暖岁月的追忆，也是对《红楼梦》的一次遥远的回应，是对这部伟大小说的一个庄严的致敬。

（李建军撰）

延伸阅读

茹志鹃：《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茹志鹃：《紫阳山下读“红楼”》，《中国青年报》1980年4月1日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1980年第11期

茹志鹃：《她从那条路上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聂华苓：《中国大陆小说在技巧上的突破——谈〈剪辑错了的故事〉》，香港《七十年代》1980年11月号

冬晓：《女作家茹志鹃谈短篇小说创作》，香港《开卷》文学杂志197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