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柳青

原发刊物：《延河》

发表时间：1959年4月-10月号

首次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1960年6月

在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对于“十七年”期间的长篇小说，有个“三红一创”的概括性说法。这里的“一创”，指的就是作家柳青历时六年创作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

《创业史》于1959年开始在《延河》杂志4至10月号连载，特别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60年正式出书之后，随即便在文坛内外引起高度的关注与热烈的争议。后来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等活动之中，又被不断地提及，评说也各各不一，相当纷纭。而在陕西和全国的文学创作领域，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作为一种文学倾向与写作风格的代表，又为一些文学写作者所喜爱，所效仿，因而不断产生着种种新的影响。这种由评论和创作两个方面构成的持续不断的注意力，使得《创业史》一直是当代文学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热门话题。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县人。1934年开始写作，1938年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其间，多次回到陕北乡下深入生活。在此基础上，1949年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1951年创作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铜墙铁壁》。建国初期，柳青曾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1952年离开北京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以长安县县委副书记的身份，长期在那里安家落户，直到病逝。他曾历任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省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

1954年，柳青开始进行计划中的四部《创业史》的酝酿与写作，这期间先后发表了散文特写集《皇甫村三年》（1956），中篇小说《狠透铁——1957年纪事》（1959）。1959年上半年，接近完成的《创业史》开始在《延河》杂志连载，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改定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文革”之后，柳青带病改定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第14至17章，第18至28章未及修改与加工，作者就不幸离开了人世。中国青年出版社把作者的定稿与未定稿合为《创业史》（第二部），于1977年6月出版。

《创业史》（第一部），凡33万字，编次分别为“题叙”、“上卷”、“下卷”和“第一部的结局”。

“题叙”主要描写下堡村佃户梁三，在社会动荡、遍地饥荒的民国二三十年代，由丧妻、死牛而接连引发的生活困窘。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世事大变，已长大成人的继子生宝，在新社会里如鱼得水，不断进步，这反倒使本分的梁三感到了某种不安。

“上卷”、“下卷”主要描写梁生宝和他的互助组在蛤蟆滩的应运而生及其在发展过程中与各色人等和各种力量的相互角力：

解放之后，百废待兴，但蛤蟆滩的普通农民的生存境况依然步履维艰。以前的农会主席，现在的代表主任郭振山，主持活跃借贷讨论会不欢而散，富裕中农郭世富不愿再把粮食借给困难农户，他和富农姚士杰，都利用青黄不接的春季，用粮食放高利贷。贫农任老四忙着到处给人打土坯，为的是能有几个钱买粮吃；高增福更是潦倒不堪，一个人带着四岁的孩子，为衣食无着而四处求助，愁眉不展。

为了能买到一种早熟的稻种，梁生宝去往郭县。为能多买一些稻种，他舍不得花费两元钱旅店费，索性在火车站的票房的地上睡了一晚。买回稻种后，乡亲们都来分要，结果自己的稻种反而不够了，为此梁三老汉埋怨儿子太傻。

活跃借贷推行不开，被饥荒威胁着的乡亲们，要求生宝带着他们一起去到终南山割竹子，挣点买粮的钱，生宝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带领着互助组和困难户一起上了山。在艰苦异常的割竹子劳动中，拙笨的拴拴被戳伤了脚，生宝慷慨地安慰拴拴，说自己把他的活一起干了，要他放心养伤。

改霞暗中喜欢生宝，但在郭振山别有用心的鼓动下，准备去西安进工厂当工人。生宝向好友有万倾吐了自己对改霞的情意。改霞借着征求生宝对自己进城做工有什么意见，想探探生宝对自己的意思；但生宝以为她思想变了，反应很是冷淡。失意的改霞决意去当工人。但在县城参加招工考试时，团县委王玉梅的一席话，触动了一心进步的改霞，她毅然放弃了考试回到了村里。

因为拴拴的爹王二直杠的大吵大闹，梁大老汉的趁机退组，梁生宝的互助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但他以坚定的信心团结大伙，并以发展高增福，吸收白占魁先后入组，增加了力量，稳住了局势。该年秋天，互助组的水稻获得了空前的丰收。

“第一部的结局”，主要写梁生宝互助组的初步成功，进一步印证了党的总路线的正确与英明。1953年冬，在梁生宝互助组的基础上，黄堡区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灯塔农业社。

在黄堡大集上，梁三老汉提着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人群，这个一辈子生活的奴隶，很有些生活主人的神气了。

《创业史》（第一部）甫一发表，便得到文学界人士的及时肯定与高度评价。冯牧在《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1月号）的文章中，就这样说道：“虽然在《创业史》（第一部）当中所表现的，还只不过是全国农村进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那些年月的生活，而作品中所集中描绘的，也不过是以西北终南山麓农村一个劳动互助组的成长和发展为中心的斗争故事，但我们却可以毫不迟疑地肯定：这部作品，是一部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作品，是一部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所有制以后所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无比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作品。”

在《创业史》（第一部）发表之后，严家炎在《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上，发表了《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一文，却引发了一场较大的争论。严文发表之后的1963年到1964年间，许多报刊发表了与严家炎观点不同或进行商榷的文章，较重要的有：冯健男《再谈梁生宝》（《上海文学》1963年10月号），吴中杰、高云《关于新人形象的典型化——与严家炎同志商榷》（《上海文学》1963年10月号），秦德林《这样谈艺术价值是恰当的吗？——评严家炎同志对〈创业史〉的评论》（《上海文学》1963年11-12月号），张钟《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与严家炎同志商榷》（《文学评论》1964年第3期）等。严家炎也相继发表了《关于梁生宝的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两篇文章，与批评意见进行辩论。

严家炎认为，作者在塑造梁生宝这个形象时，有“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议论抒情多，客观描绘不足”。持不同看法的同志认为，塑造梁生宝的形象应该从他本人的性格特点和性格发展着眼，而不能从当前一般农民的所谓的“农民的气质”出发，作者所描写的梁生宝的精神状态是完全符合生活与艺术要求的。他们还认为，不同时代的社会矛盾决定了文学作品对它不同的表现形式，梁生宝和姚士杰等的斗争方式不是白刃战，而是迂回战，因而也就没有出现“面对面的搏斗”，作者这样写更是表现了英雄性格的时代特征。也有人认为梁生宝一开始就被放在矛盾冲突的中心，只是有时直接、明显，有时间接、隐蔽罢了。在艺术表现上，作品将主观抒情与客观描写两个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严家炎还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梁三老汉的形象，认为作者通过这个形象的塑造，“成功地描画了潜在于广大农民心灵深处的激流——他们从资本主义后备军向社会主义同盟军转变的精神状态及其变化历程”，这个人物“成为全书中的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有些人不同意严家炎的这种观点，认为他是把形象的阶级特征与个性特征割裂开来，忽视了形象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用梁三老汉来取代梁生宝在作品中的地位，从而贬低了梁生宝这个英雄形象的成就。

在看到严家炎的《关于梁生宝的形象》的文章后，柳青自己撰写了一篇《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文章（《延河》1963年8月号），就严家炎关于梁生宝的形象的分析与评论，从作者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柳青认为，严家炎的观点涉及到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小说的写法与严的看法之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柳青也在文章中指出：“《创业史》（第一部）的确是有缺点和弱点的。我每每感到自己才疏学浅，力不胜任。严家炎同志含蓄地指出我生活上和艺术上艰苦准备都不够，是正确的。我的确要好好学习古今中外人类进步文学遗产的艺术手法，。特别是他关于我深入生活也不够的批评，我是乐于接受的。我很感谢《文学评论》发表了严家炎同志的文章。”

80年代之后，尤其是80年代后期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开展以来，人们对《创业史》（第一部）的评论又产生了新的和更大的争议，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新的观点与问题。有人指出，《创业史》对于互助组、合作化等农业运动的高度肯定，显然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左倾思潮的明显影响；在塑造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人物形象时，也表现出当时时代的诸多局限，因而需要重新予以评价。也有评论者表示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这种否定性的观点，认为评价过往的文学作品，在站在现在的立场的同时，还要秉持一种历史的尺度。虽然至今人们还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但基于文本的客观事实，谁也不能否定柳青这部作品的重要地位与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

“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包括《创业史》这种农村题材写作在内，都存在着一个反映当时的农业合作化、公社化运动的问题，如何评价这些作品和这一现象，确实需要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去做具体分析。在笔者看来，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段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中国农民成长与发展的一段过往历程。那些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生活的作品，都不应该简单地否定其实际具有的审美认识意义。就《创业史》而言，它虽然直接讴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并力图写出50年代初期中国农民的道路选择，但在作品的具体描写中，并非是简单地理性演绎或图解政策，而是真实、深刻、艺术地再现了他所熟悉的乡村生活乡村农人，写出了当时当地农村生活的真切生态、现实图景与精神气韵。小说里的梁生宝、高增福、梁有万、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改霞、素芳等，作为艺术形象，都在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的政治倾向的同时，个个血肉丰满，人人个性鲜明，都堪称不同层面上人物形象之典型。这些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与相互勾连，构成了作品的主干故事，也勾勒出了50年代中国关中农村真实鲜活而又富有诗意的生活画卷。

在有关《创业史》（第一部）的争论中，人们对于这部作品的价值及柳青创作的意义的认识，也在随之深化和不断彰显。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谈到《创业史》（第一部）在艺术上的鲜明特色时，曾做了如下的简明而扼要的概括：1.宏伟结构与精细描写的结合；2.叙述与议论的结合；3.时代精神与地域风情的结合。谈到柳青的艺术探求时又特别指出：“他是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站在时代历史的宏观高度，去探寻农民的历史和现实命运以及未来的发展道路，尤其突出的是，他总是把农民放在历史变革或转折的重要关头加以表现。”这些主体因素，“给他的现实主义平添了明显的理想化、政治化的色彩，使他的作品敏于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捕捉，通篇洋溢着浓烈的政治激情，有一种激动人心的感情力量，这些特点在《创业史》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一看法，在有关《创业史》和柳青创作的重新认识上，有着相当的代表性的意义。

迄今，《创业史》（第一部）发表已整整50年，柳青逝世已逾30年。人们在读作品、怀斯人的过程中，也在加深着对于他的理解，升华着对于他的认识。在柳青逝世五周年之际，曾是柳青的战友与同事的作家李若冰，从“柳青是个具有坚定信仰的人”，“是一个始终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的人”两个方面，把柳青称之为“大写的人”，认为他“40年的创作生涯提供的经验是丰富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一方面在文学评论界被人们议说不休，一方面又在文学创作中发生着影响作用。如路遥、陈忠实等陕西作家的创作，都深受柳青其人其作的深刻影响，其作品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这种影响的印记。

（白烨撰）

延伸阅读

赵树理：《三里湾》，通俗出版社1955年版

周立波：《山乡巨变》，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冯牧：《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1期

李希凡：《漫谈〈创业史〉的思想与艺术》，《文艺报》1960年17-18合刊

严家炎：《关于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冯健男：《再谈梁生宝》，《上海文学》1963年第9期

柳青：《提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