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报告文学

作者：徐迟

原发刊物：《人民文学》

发表时间：1978年第1期

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学》刊发了一篇两万字左右的报告文学，即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文学价值较高的纪实性作品中，能以不长的篇幅引起巨大反响和普遍共鸣的，除了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就是徐迟的这篇作品了。

《哥德巴赫猜想》虽是应《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约请而写的，虽然属于“社会订货”性质的写作，但却是一篇不同凡响的作品，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应和着“新时期”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的时代精神，传达出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强烈吁求，发出了热爱科学、研究科学的热情呼唤。对于经过了漫长的蒙昧主义之冬的中国科学家来讲，它是传递春消息的第一只北归燕；对于受尽“仇智主义”歧视和迫害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讲，它是吹面不寒的第一缕南来风。它虽然只写了陈景润一个人，实际却是唱给所有科学家、所有知识分子的赞歌。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以后，《光明日报》反应最为迅速，1978年2月16日便全文转载，随即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一个月来，读者纷纷投函本报”；1978年3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篇题为《让科学插上翅膀飞翔》、《继往开来，前程似锦》、《苦战不息，攻关不止》和《巨大的鼓舞，深刻的启发》的读者来信。事实上，这样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个别地区和个别领域，而是波及到全国的几乎所有地区和所有领域。1978年3月19日，《黑龙江日报》上发表的题为《时代需要这样的壮丽诗篇》的评论文章，就向人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情形的准确信息：“大气洋洋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了！人们争相传阅，互相推荐，霎时成了舆论的中心！多少外行人也对极度抽象的数学定理表现了神奇的兴趣，这是近几年广大读者多么少有的情景啊！”1978年3月26日，《四川日报》发表的题为《一首向科学高峰攀登的鼓动诗》的署名文章，也描述着同样的情形：“《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在报刊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着看。不管在学校，在工厂，甚至在公共汽车上，都可以听到人们在议论着这篇出色的文章，在传颂着一个动人的名字——陈景润！”张炯也在一篇文章中说：“描写数学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一经发表，就震动了文坛，震动了全国。人们奔走传告，争相阅读。多年来，很少有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像它那样，在广大读者中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博得如此众多的赞叹，引动如此宽泛的议论。”（《报告文学的新开拓——读〈哥德巴赫猜想〉》，《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贵州日报》、《大众日报》、《福建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河北日报》、《人民日报》以及《文学评论》、《长江文艺》、《新疆大学学报》等杂志，都发表了读后感或评论文章。全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年无分老少，为了一篇赞美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而如此激动，如此兴奋，今天看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对一个经历了仇智主义的漫长冬季的时代来讲，却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那么，徐迟的这篇报告文学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为什么会引发那么多人的强烈共鸣？

20世纪70年代末期，既是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终结，又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人们一方面“犹有余悸”地向可怕的“蒙昧主义”时代告别，一方面又怀着热切的期待迎接崭新的“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在此前的数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一直陷入混乱而盲目的“自在状态”，主观任性的“空想主义”和急于事功的“盲动主义”大行其道，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损失。经历过一系列“浩劫”和灾难洗礼的中华民族，终于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一个社会如果想健康发展，就必须尊重科学，必须热爱知识，必须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把自己的公民培养成理性的现代公民。徐迟的报告文学写作，顺应了破除迷信、摆脱愚昧的时代要求，热情地肯定了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充满了呼唤科学的人文主义激情。徐迟的包括《哥德巴赫猜想》在内的报告文学，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以肯定知识和科学的价值为主题，表现出对时代情绪的敏锐感知，对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极大地满足了“思想解放时代”的强烈需要——这是它们获得人们认同、引起巨大反响的根本原因。

文学必须以人为叙写对象，只有写出了令人心痛或喜爱的人物，一部作品才能被读者接受。徐迟这篇报告文学真实地揭示了陈景润的艰难、屈辱的生活状况，把他从被妖魔化的毫无尊严的“牛鬼蛇神”，还原为有个性、懂感情的真实的人，还原为有抱负、有追求的与众不同的科学家，塑造出了一个此前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未曾有过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是，由于严重的偏见和不信任，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被打入了另册，不仅失去了工作和研究的条件，失去了向社会贡献才智的机会，而且被当做“改造”的对象，备受凌辱和迫害，普遍沦入丧失尊严的可悲境地，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世无争的陈景润也未能幸免，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虽然几次提到他遭受了“恶毒的诽谤”和“恶意的污蔑”，但并没有细致具体地叙述他因为遭受“残酷迫害”而从三楼跳楼自杀的情节，只是在一篇谈《哥德巴赫猜想》创作经过的文章中，才简单地讲述了陈景润被打的情形以及跳楼的经过。徐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了陈景润对于科学的热爱，对于科学研究的执著，写出了一种近乎纯粹的科学精神和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

爱因斯坦在一篇谈普朗克的文章说：科学家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总是想逃避个人生活中的丑恶难堪的粗俗；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段话既符合陈景润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也启发了徐迟的写作。徐迟在这篇报告文学中突出刻画的，就是陈景润身上的真正的科学家性格，是他为追求科学而之死矢靡他的执著精神。他没有朋友，独来独往，孤独而寂寞，“自从升入高中以后，他越发孤独了。同学们嫌他古怪，嫌他脏，嫌他多病的样子，都不理睬他。他们用蔑视的和讥讽的眼神瞅着他。他成了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人。长空里，一只孤雁。”这是一个几乎纯粹生活在科学世界的人。他的心中日思夜想的，只是那些让他寝食难安的数学问题。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用大量典型的细节描写揭示了这一点：“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思考，探测精蕴，进行了大量的运算。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他发呆了。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统统奉献给这道难题的解题上了，他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的两眼窝凹陷了。他的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头炎严重，他咳嗽不停。腹胀、腹痛，难以忍受。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字和符号。”一个民族倘若想进步，想成为一个有教养的、让人尊敬的民族，就不能没有这样的纯粹的、以追求科学真理为务的知识分子；一个民族如果是理智的、有远见的，就不能不尊重并保护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在物质上给他们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而且要让他们在精神上享受到充分的自由感和安全感。

然而，陈景润置身其中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生存境况。他的房间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小小房间，只有六平方米大小。这房间还缺了一只角。原来下面二楼是个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三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房间是刀把形的。显然它的主人刚刚打扫过清理过这间房了。但还是不太整洁。窗子三槅，糊了报纸，糊得很严实。尽管秋天的阳光非常明丽，屋内光线暗淡得很。纱窗之上，是羊尾巴似的卷起来的窗纱。窗上缠着绳子，关不严。虫子可以飞出飞进。”与物质上的贫困结伴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恐惧和折磨。“总有一些人不肯放过了他。每天，他们来敲敲门，来查查户口，弄得他心惊肉跳，不得安身。有一次，带来了克丝钳子；存心不让他看书，把他房间里的电灯铰了下来，拿走了。还不够，把开关拉线也剪断了。于是黑暗降临他的心房。但是他还得在黑暗中活下去呵，他买了一只煤油灯。又深怕煤油灯光外露，就在窗子上糊了报纸。他挣扎着生活，简直不成样子。对搞工作的，扣他们工资；搞打砸抢的，反而有补贴。过了这样久心惊肉跳的生活，动辄得咎，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了。工作不能做，书又不敢读。工宣队来问：为什么要搞1+1=2以及1+2=3呢？他哭笑不得，张皇失措了。他语无伦次，不知道怎样对师傅们解说才能解释清楚。工人同志觉得这个人奇怪。”他活得极度卑微，见了什么人都毕恭毕敬，“见人就谢”，挂在嘴上的两句话是“谢谢你”和“很高兴”。读这样的细节，仿佛在读契诃夫的小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感——正是这样的令人揪心的细节，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引起了他们的同情和共鸣。

清英雅秀、诗意盎然的语言，则是《哥德巴赫猜想》吸引读者的另一个因素。徐迟是一个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修养都很高的作家。他的语言古雅而又清新，句式灵活但又敢于采用对称严整的骈体，且能点石成金地引用古语，从而创造出一种别有韵味的修辞效果。例如，“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齐整。”就巧妙而自然地将曹植《与杨徳祖书》中的话挪借了过来，强化了作品的文采和美感。例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发生了一场内战，到处是有组织的激动，有领导的对战，有秩序的混乱，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台一台的戏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扉。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呵。乃有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国杰豪英，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在这段备受赞誉的文字里，作者将气势劲健的排比与“高下相须、自然成对”的“丽辞”，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从而达到了刘勰所肯定的“玉润双流，如彼珩珮”的修辞境界。当然，另一方面，过于浓烈的抒情有时显得缺乏理性的节制，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刘勰所批评的“露锋文外”、“篇中乏隐”的不足。

正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徐迟有诗人的激情，但缺乏成熟的思想；他更多的是按照外在的尺度简单地表现生活，而不是按照自己高度自觉的理性认知来发现和揭示生活。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缺乏深刻的理性认知，对人物置身其中的社会也缺乏深刻的了解，例如，他对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对“个人崇拜”的危害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就缺乏应有的认识，这样，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一方面控诉“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一方面却对“文革”大唱赞歌：“无产阶级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政治大革命。狡诈多变的资产阶级不得不负隅顽抗，作垂死的挣扎。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一，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壮丽的大革命，把工、农、兵，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还有圣徒和魔鬼，一古脑儿卷了进去。检举和被检举，揭发和被揭发，批评和反批评，批判和自我批判。人人触及了灵魂；三千年积污要涤荡。我们的生活朝气蓬勃了；生活中大量的阴暗东西就自行暴露了。渣滓浮上表面了；驱除它们就容易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方面，光明面，毫光四射了；阴暗东西的危害之大，也就越加明显了。”由于在写作《哥德巴赫猜想》的时候，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决议还没有公布，所以，徐迟仍然习惯性地歌颂“文革”。他关于“文革”的议论看上去似乎是辩证的，实在是含混的、矛盾的，与实际的情形是不相符的。这显然属于旧时代留给这篇作品的“伤痕”。这是应该指出的问题和缺陷。

（李建军撰）

延伸阅读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徐迟：《江南小镇》，《收获》1990年第2期

张炯：《报告文学的新开拓——读〈哥德巴赫猜想〉》，《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

雷茂奎：《试论〈哥德巴赫猜想〉及其他》，《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1-2期

江新：《徐迟报告文学的创作历程与艺术风格》，《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