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ld Man in the Corner

●Baroness Orczy／著

神探的黄金时代

侦探小说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因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而起的。这个故事只怕已经老调了，但我们不妨还是重温一遍。

一八八六年，一位英国不得志的医师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ayle）写出第一本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长篇小说《红字研究》（A Study Scarlet），但出版不顺也乏人注意。一八九零年，他再接再励写出《四人签名》（The Sign of Four），虽然巿场平平然而一位史上伟大的侦探却完全成型了。

福尔摩斯后来几乎是一切神探的代名词，鹰眼隼鼻，廋削高躯，知识不可思议的的广博，观察与推理的能力无与伦比。他似乎是受尼采哲学影响的通俗人物，拥有一种“超人”的信念与意志。

我们也不可忘记华生医师，福尔摩斯的好友、愚笨的助手、以及忠实的记录者；正是这种——平凡——神奇的巧妙组合，使阅读者不自觉地认同其中一人，而赞叹另外一人。

两部长篇之后，柯南道尔改写短篇故事，不料大获成功欲罢而不能。（柯南道尔几次想杀死福尔摩斯，也真的杀了一次，但在全世界小说迷的恳求与经济诱惑的力劝之下，道尔还是把福尔摩斯写活过来。）并真正建造了“侦探小说”这个类型。

“侦探小说”并不始自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爱伦坡的神探杜宾（Dupin）比他还早五十年，写《白衣妇人》（The Woman in While）的柯林斯（WilkieCollins）和写《勒沪菊命案》（L'Affaire Lerouge）的加伯黎奥（EmileGaboriau）也都比他早二十年以上。可是却只有福尔摩斯在大众心目中完成了一个超级神探的地位。

所谓的“侦探小说第一个黄金时代”，指的就是众多作家受柯南道尔的刺激，想在侦探小说的领域中，创造另一个可与福尔摩斯匹敌的角色，因而风起云涌百家争鸣，一时之间涌现许多形态各异的“福尔摩斯们”来。

角落的奇怪老人

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写出了一位神职的侦探布朗神父（还有一位比不较不知名却同样有趣的人物：“知道太多的人”），傅特瑞尔（Jacques Futrton）写出一位“思考机器”，卜斯特（M·D·Post）创作了一位“亚伯纳叔叔”；而后来影响现代警察办案至巨的傅里曼（F·A·Freeman）则写出了一位以实验器材侦探案情的“宋戴克博士”，布拉玛（Ernest Bramah）更创造了史上第一位盲人侦探“马斯·卡拉多斯”。

在这齐放的百花当中，一位享有地位的女作家奥希兹女男爵（Baroness Orczy），本名蒙塔鸠·巴斯托夫人（Mrs· Montague Barstow，1865～1947），放下她手边的历史冒险小说《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系列，插花写出另一位“福尔摩斯式”的人物——角落里的老人。

当然，每个“福尔摩斯式”的小说都企图创造与福尔摩斯不同之特色，但也都不自觉地用了福尔摩斯的公式。譬如说，本书的宝莉·波顿小姐（Miss Mary J·Burton），伦敦《观察家晚报》的记者，她每次来到咖啡店，就看见这位坐在角落的老人，喝着牛奶，吃一块孔酪蛋糕，然后他们就根据近日的新闻讨论起案子来。这位看似机灵聪慧的女记者，其实就是华生医师的化身，她代表一般人（也就是读者）的见解，扮演困惑者、抬摃者，最后成为倾听者与崇拜者。一切侦探小说当然都是英雄式的浪漫小说；作家创造一个血肉之躯对抗巨大的犯罪智慧，犯罪的形式愈邪恶愈巧妙，英雄之挑战与困难也就愈高。如何使英雄“比真实人生更大”呢？方法就是创造一个与真实人生相近的人（华生医师与波顿小姐），再把他们比下去。

非道德的虚无

《角落里的老人》固然用到了福尔斯的“犯罪解谜，叙述倾听”的故事模式，但奥希兹女男爵创造的神探却和福尔摩斯大相迳庭，不仅性格截然不同，办案手也绝不相似。

首先，“角落里的老人”是后来我们称的“安乐椅神探”（armchair detective）的元祖。当然，爱伦坡的杜宾有时也是安乐椅神探，但有时候不是（在《失去的一封信》里，杜宾就出马偷回关系国家前途的那封信）；而《角落里的老人》从头到尾都是“不行动的英雄”。

《角落里的老人》是位坐在咖啡店一角的怪人，成天无所事事，看看报纸，骂骂世人愚笨，手上不断把一条绳子编成各种形状又解开。他既不是公家警探也不是私家侦探，他既不侦察也不受行动委托；他是个“场边评论家”，只根据公众皆可得的资料（主要是报纸的社会版新闻）推理判断出疑案的真相。

这和福尔摩斯是不同的，福尔摩斯接受委托，亲至现场搜集第一手线索，甚至埋伏暗处，与歹徒格斗技击，亲手逮捕归案。福尔摩斯是剑及履及的行动派英雄，角落里的老人则是纯属心智游戏的“思考机器”。

第二个大不同处在于，角落里的老人对“社会正义”似乎是毫不关心的。除开这位咖啡座一角的神秘人士，其他之“福尔摩斯们”都热中于把罪犯绳之于法，不让邪恶力量得逞。角落里的老人无意伸张正义，他只是个“犯罪评论家”，在咖啡馆里指出元凶之后，他或者赞美罪犯的智慧，或者嘲笑执法人员的愚蠢，最多只说：“吊死他！”但他从不行动，也不将真相警方揭露。

这种虚无态度是非道德的（amoral），在推理小说史极为罕见，大概只有切斯特顿之《知道太多的人》（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差堪比拟，但“知道太多的人”还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最后更挺身而出对抗阴谋者而死，角落里的老人则是更彻底对政治、法律、社会都绝望的人。

我相信这个角色部分精神后来流到犯罪小说，因为这种敌视社会的态度更像个犯罪的人，而不是遏止犯罪的人。既然小说家创造出令人认同的非正非邪的英雄，再进一步，走向完全负面的英雄也就可以想像。

《角落里的老人》发明了这么一位奇特的神探，他的安乐椅办案方式带给后继小说家创作“业余神探 ”重大的启发（因为他们不方便亲到现场，也没有资格询问疑犯）；他的非道德性则带来犯罪小说对犯罪世界本身的兴趣（更高于侦破它），仅只这两件贡献，地位就不能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