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cked Room

●Maj Sjwall & PerWahl／著

疲惫的警探

公寓里一个女人报警，抱怨邻居发出恶臭。警察会同锁匠撬开房门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死者因枪伤而死，房门与窗都从内反锁，但死者并不是自杀的，因为屋子里根本找不到枪……

这当然一个典型的“密室推理小说”的开场；传统所谓的“密室推理”（the Locked-room Mystery ）指的是犯罪现场发生在一个客观上明显无法进出的空间里，而罪行却彷彿能来去自如，因而形成了必须求解的“谜案”。几乎在推理小说的古典黄金时期，重要的作者都曾经向“密室”挑战，建立了各种“密室”的基型与解案的理论，其中约翰·狄克森·卡尔（ John Dickson Carr ）又因创作与理论的双重实践，被认为是密室推理小说中的经典大师。

但当我们再读一些，《上锁的房间》就开始与传统的密室推理小说不大相同。小说的主角，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刑事组长马丁·贝克，他出场时，我们就嗅到一股不寻常的，呃，文学气息，这位“神探”太奇怪了。

这是一位年近五十忧郁而疲倦的警探；他的身体不好（气管本来有问题，又在办案时让一颗子弹穿过了肺部），过的日子不好（弧单、寂寞，母亲住在养老院里），他的心理状态也不佳（婚姻不顺，对感情有点畏惧，又常做恶梦）……乍看之下，他和“冷硬派侦探小说”（ hard-boiled detective novel ）的潦倒侦探有点相似，但细究之后却大不相同。冷硬派侦探大多是个“硬汉”，很少怀疑自己（只是不信社会），马丁·贝克却是一个时常内省的哲学家，甚至有点厌世之感，但却又有血有肉，十足可信，在推理小说史上是个独特的角色。

为什么？

社会的犯罪

可能是因为《上锁的房间》有一对不寻常的作者。

《上锁的房间》的作者是一对瑞典共产党员夫妇，太太叫麦·荷瓦儿（MajSjowall），先生叫派·法勒（ Per Wahloo ）。荷瓦儿本是一位才情洋溢的诗人，法勒则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报导文学家，两人都是虔诚的社会主义信徒。他们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间，联手写了十部以刑事组长马丁·贝克为主角的推理小说，直到法勒去世才停止，但十部小说都被认为是推理小说的独特杰作。

荷瓦儿与法勒联手写推理小说是有原因的，他们想通过推理小说来批判瑞典社会（也批判所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者的眼光下，犯罪的成因一定有其社会条件，犯罪这个概念不应仅止于行使罪行的个人，更应该探索其背后的社会理由。推理小说既然大都包含了一个以上的犯罪，就成为最佳的解剖社会的舞台——当我们追索犯罪的动机来历，我们就一刀一刀切开了社会。

抱持这样的信念，给了马丁·贝克系列小说一种前所未见的现实感；每部小说里的案件，并非用来供做作者与读者的斗智游戏，而是一个揭露社会某一层、批判社会某一面的媒介。警探马丁·贝克不是一心解谜的神探，而是身体、感情、精神都千疮百孔的弧独个人；小说中其他的警局同僚、线民、证人、嫌犯，也无一不是身在社会的“一个人”，有缺点有苦衷，而不是通往破案的道具——荷、法二氏在推理小说的努力，使他们的作品内涵凌驾于一般类型小说的娱乐层次，许多论者都认为不比优秀的纯文学作品存有丝毫逊色的地方。

冷漠的城巿

我这样说，是不是会使人误以为他们的小说没有一般推理小说好看？事实上，从型式上看，从情节设计上看，马丁·贝克系列的侦探小说“紧守”了正统推理小说的趣味与格局，只是更多了些。

多了警探的内心活，多了斯德哥尔摩的冷漠街景，多了相关人士的生活与不幸，多了对犯罪本身的同情与理解……

在小说中对瑞典社会（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西方资本主义城巿）的尖锐批评是委婉却有力的。《上锁的房间》一开始就从警察散漫怠忽办案程序，暗示了官僚体制的无责任感与无效率；在马丁·贝克到老人院探望老母亲时，更揭露了瑞典社会福利国家的假相；追查者生前活动时，小说也刻绘了一个领退休金、没有生活目标、用四道锁把自己关在房里的社会边缘人……

也许是为了求真，小说同时有三个案子在进行（真实社会警察不会有机会只办一个案子，而是漫无头绪地办许多案子），直到后半段，“密室”才成为警探心目中紧要的案子。这也使得荷、法二氏的小说读起来比一般推理小说费力气，案子的线索太多了。

用了传统的娱乐小说型式，却创造了深刻的社会批判小说，这当中固然多了收获；可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失去的吗？

我感觉是有的：失去了破案的欢愉。传统推理小说高潮在结尾，当侦探唱名凶手，解答案情，坏人束手就擒，正义终得伸张，这一刻，小说给了读者一个情绪出口；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对犯罪者的下场也有一种替代性的满足。

但在《上锁的房间》或荷、法二氏的其他小说里，看完小说是无法轻松的；相反的，我们心情沉重，我们因为发现更多世界真相而心情沉重，我们发现所有的犯罪都不光是犯人做的，我们（全体社会）其实都有份，这个认识更让我们心情沉重。

我刚才说《上锁的房间》“紧守”正统推理小说的格局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它的结局是不符正统的。小说到了最后，刑事组长明了了整个案情却无法被法院采信——小说里破了案，真实生活却没破——在现实中，神探与司法程序并不相容，小说真把侦探小说和司法体系都嘲讽得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