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川丰彦的《征服空间》（改造社，大正11年）也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未来小说。

故事以意外的惊人线索展开，主人公就是贺川本人。曾经住在贫民窟的他突然就任大阪市市长。贺川对此虽然大惑不解，但也开始想方设法处理公害问题。因为大阪工厂非常多，烟囱林立，排放了大量的烟尘，严重危害了市民的健康。贺川因此想方设法地推进废除烟囱运动，他在市议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消除烟尘。因为市议会议员中有很多人是以工厂牟利的资本家，所以受这些人的阻挠，会议也没有能按计划顺利进行下去。同时，资本家们还暗地里谋划着抵制贺川市长的运动。

在这期间，贺川市长在街上遭到反对派的刺杀而昏倒，被抬到了贫民窟的住所，得以保全了性命。虽然卧床不起，但他对公害对策的热情却丝毫未减。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却无法与资本家们抗衡，事态毫无进展。

在极度失意之时，贺川离开大阪，到乡间散步，受小河里的鳉鱼之邀，去水中王国做客。在那里贺川形成了客观看人类世界的视角，之后回到了人间，但是，曾经的自己也随之留在了水中王国。贺川将“曾经的自己”和“清醒的自己”合二为一，努力地控制着局面。

此时，与他产生共鸣的发明家出现了。发明家制造了人类改造机，使人的体重化为乌有。贺川果断地计划在大阪上空建造供零体重贫民居住的空中楼阁，构建乌托邦社会。但是这个“征服空间”计划在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被资本家和实权者们破坏了。

最终，为地球上没有了自己容身之地而绝望的贺川率领六千同伴，乘坐利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发明的光线列车奔向了火星。火星上住着火星人，实行共和制，他们热烈欢迎从地球上来的难民。与此同时，地球上“曾经的贺川”却被绑在十字架上正要接受死刑。

贺川丰彦是基督教社会运动家，明治40（1907）年9月，进入神户神学校，在校就读时他搬回贫民街传教。大正3（1914）年，他留学于普林斯顿大学。回国后再度移居贫民街继续他的传教生活，同时，他还援助工会运动。

贺川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是《越过死亡线》（大正9年），这是一部以贫民街的生活为现实依据而撰写的小说，在大正时期成为了畅销书。

在《征服空间》中贺川所列举的公害和等级分化等社会问题，实际上也是他在现实社会埋头研究的难题。身为基督教徒的他，虽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在激烈地批评贫民无家可归的现状的同时，却努力避免使用革命者、劳动者维护权利的暴力手段。作品中，描写的那些不使体重消失就无容身之处的人，可以说是虽生犹死，极具讽刺意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作品的结构和作者的精神构造都与明治时期的民权政治小说相似。想来无产阶级文学也是政治小说的一种。以大正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来看，后来的批判自传体小说、教养主义小说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堕落的”思潮。因此可以说这是政治小说派对纯粹文学派的一种反击。

打上大正时期的未来小说、预测小说烙印的作品，既不是对科技进步的确信，也不是与之相反的公害问题，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蓝图。从明治时期开始，人们对矿山的粉尘公害就有所认识，但是都市公害问题开始广为人知是在这一时期之后。A·保达诺夫著、大宅壮一先生译的《红星》（大正15年）是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交织的、具有当时时代特征的作品。如果仅限于表现社会主义的蓝图，那么有明治40年D·M·派瑞所著，佚名者翻译的《水母》前后篇（俳书堂初山书店）、矢野龙溪《新社会》（明治35年）等。进入昭和年间，吉姆·多尔著、广尾猛译的《革命侦探小说洋基队在彼得格勒》1～5（世界社，昭和3年）也广为人知。

必须指出的是，赋予这一时期特征的是幽默背后所蕴藏的质的变化。这也是对社会、政治上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的星一和贺川丰彦的共同点。逐渐包容这种幽默和讽刺是大正～昭和初期的社会特征。与夏目漱石的幻想短篇小说一脉相承的芥川龙之介、内田百问的梦想小说系列中也蕴含着同样的诙谐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