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司汤达和《红与黑》 (三)

1814年,皇帝退位,司汤达的官场生涯也随之结束。他声称自己拒绝了几份要职,宁肯流亡国外,也决不给波旁皇族效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他宣誓效忠国王,极力恢复公职。然而这一切都未能成功,于是他返回了米兰。此时他依然有足够的钱可以住进舒适的公寓、想多久看次歌剧就多久去看;但他已经没有了从前的头衔、声誉、现金。吉娜很薄情。她告诉他说,自己的丈夫一听说他来了,立刻妒火中烧,其他的爱慕者亦是起了疑心。他瞒不过自己,很清楚她对自己已经没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了,然而她的冷漠却点燃了他的热情,最终他想到: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重新赢得她的爱。他凑了三千法郎给她。两人去了威尼斯,她的母亲、儿子,还有一个中年银行家也一同前往。为了保全颜面,她坚持让司汤达住到另一家宾馆去,令他极为厌烦的是,他跟吉娜一起用餐的时候,那个银行家总是跟着去。以下是他日记中的一段节录,是他自己的英文原话:“她自诩这次来威尼斯,是为我做了很大的牺牲。我给她三千法郎到此处旅行,实在是太傻了。”十天之后又写道:“我拥有了她……可她说起了我们的财政安排。昨天早晨没有任何幻想。利害关系显然将我全部的神经液抽取到脑中,扼杀了我所有的肉欲。”

虽说这事叫人难堪,1815年6月18日,也就是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那天,司汤达还是在威严的吉娜怀中度过的。

他们在秋天返回米兰。为了自己的声誉,吉娜坚持要求司汤达住到偏僻的郊区。等到她答应幽会了,他才在夜深人静之际乔装前去,路上换好几次马车,好甩掉跟踪的探子,之后由女仆放其进门。这个女仆可能刚刚跟女主人吵过架,或者是由于贝尔的金钱拉拢,突然透露给他令其无比震惊的事,即夫人的丈夫根本就没感到嫉妒;夫人要求严守秘密,是不想让贝尔先生撞见情敌(或者说情敌们,因为远不止一两个),女仆还说可以证实给他看。次日,她将他藏到吉娜内室的壁橱里,他透过墙上的一个小孔,亲眼目睹了对自己不忠的行为,距离自己的藏身之处仅仅三英尺之隔。“也许你认为,”他在事后数年向梅里美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道,“我会冲出壁橱一刀刺死这两个人吗?根本没有……我轻轻地离开了幽暗的壁橱,正如我进来时一样,只想着这次奇遇的荒唐,内心大笑不止,也对这位女士充满了蔑视,终究也为自己重获自由而感到欣喜。”

可他还是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他声称自己足足有十八个月无力写作、思考和讲话。吉娜试图重新赢回他的心。一天,她在布雷拉(著名画廊)拦住他,跪下身来乞求他的宽恕。“出于一种可笑的自尊心,”他告诉梅里美说,“我轻蔑地把她斥走。我的脑海中好像依然浮现出她追逐我的样子,抓住我的衣服后襟不放,跪着爬出画廊那么远。我没原谅她实在是太傻了,因为她肯定从未像那天一般深爱着我。”

然而在1818年,司汤达遇见了美貌的丹布罗夫斯基伯爵夫人,很快便爱上了对方。他此时三十六岁,而她要年轻十岁。这是他第一次倾心于一位名门女士。这位伯爵夫人是个意大利人,十几岁时就嫁给了一位波兰将军,但在几年后离开了他,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瑞士。诗人乌戈·福斯克洛当时流亡国外正住在那里,舆论错误地以为,她离开自己的丈夫就是为了和此人住到一起。当她返回米兰的时候,处境很艰难,倒不是因为她有情人,根据当时的风气,这根本就没什么可指责的,而是因为她离开自己的丈夫,独自在国外生活。爱慕了对方足足五个月后,司汤达才敢开口表白。对方却马上给他吃了个闭门羹。他谦卑地写信道歉,她终于心软了,允许他每两周来看自己一次。她的态度很明显,那就是他的殷勤令自己感到厌烦,但他坚持不懈。有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尽管司汤达总是留心不让别人耍弄自己,但自己却不断地丢丑。有一回,伯爵夫人去伏尔托拉看望自己那两个读书的儿子,司汤达尾随而至;不过他清楚这样做会令对方生气,便戴上绿色眼镜遮掩自己。到了晚上出去漫步的时候,他摘下眼镜,碰巧撞见了伯爵夫人。对方假装没看见他,并在第二天给了他一张纸条“怒斥他跟踪自己到伏尔托拉,并且在自己每天散步的公园里游荡,影响了自己的安全”。他回信恳求对方原谅自己,并在一两天后当面求见。她冷冰冰地将他打发走。他赶往佛罗伦萨,伤心的信笺像雪片一样飞向她。她连信封都没开就退了回来,并附言如下:“先生,我不想再收到您的来信了,也不会给您回信的。我非常敬重您,等等……”

绝望的司汤达回到米兰,却获悉父亲已经去世。他马上动身前往格勒诺布尔,发现律师一事很不顺利,他非但没有得到预期的财产,留给他的反倒是一屁股债。他匆匆赶回米兰,也不知通过何种方式(我们不得而知)设法说服伯爵夫人再次允许他定期去见对方;然而这只是他的虚荣心,他怎么也不肯相信,她对自己毫不关心,后来他写道:“经过三年的亲密关系,我离开了一个女人,我爱她,她也爱我,却从未委身于我。”

1821年,由于跟某些意大利爱国分子有牵连,奥地利警方要求他离开米兰。他定居巴黎,在随后的九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那里。他频繁出入于欣赏智慧的沙龙。他也不口吃了,成了一个有趣而锐利的健谈之人,最厉害的时候同时跟八到十个自己喜欢的人交谈;但是同许多滔滔不绝的人一样,他往往一个人把着谈话。他喜欢制定规则,一旦有人不同意,他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鄙视。出于惊世骇俗的目的,他颇有些放任自流,沉浸于淫秽亵渎之中,挑剔的批评家们认为,无论是逗乐还是煽动,他常常都是强装幽默。司汤达无法忍受无聊,觉得很难相信他们竟然都不是流氓无赖。

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唯一一次感情似乎得到回报的韵事。德·古利亚尔伯爵夫人(闺名克莱芒蒂娜·布若)已跟自己忌妒而暴躁的不忠丈夫分开。她是个三十六岁的漂亮女人,而司汤达已年过四十,是个又胖又矮的人,长着厚实的红鼻子,大腹便便、屁股硕大。他戴着红褐色的假发,还染了胡须与之相配。他用有限的收入尽可能穿得体面。克莱芒蒂娜·德·古利亚尔被司汤达的智慧与幽默深深吸引,经过适当的一段时间,他便展开“进攻”,对于他的求爱,她以适合自己年龄的方式表达了谢意。在他们交往的两年当中,她总共给他写了两百一十五封信,每一封都恰如司汤达期望的那般浪漫。由于唯恐激起她丈夫的怒气,他都是偷偷来看她。我来引用一下马修·约瑟夫森的记载:“他乔装打扮一番,乘马车从巴黎出发,在黑暗中全速赶往她的别墅,午夜后才能到达。德·古利亚尔夫人跟司汤达小说里的任何女主人公一样大胆。有一次,来了不速之客(可能就是她的丈夫)破坏了他俩的幽会,她赶紧让他到地下室去,撤掉他爬下去的梯子,关上活门。在漆黑空幻的地槽里,身陷其中的司汤达困在里面(简直就是坟墓)整整三天,而痴心一片的克莱芒蒂娜为他准备好吃的,撤下和架起梯子偷偷来看他,甚至为了满足他的需要,把密闭便桶都拿了下来,然后再去倒掉。”司汤达后来写道:“当她在夜里进地下室的时候,显得十分崇高。”然而不久之后,这对情人之间出现争吵,有如他们的感情一样激烈,这位女士最终抛弃司汤达另寻新欢,对方可能是个容易取悦、让人兴奋的情人。

而后发生了1830年大革命。查理十世流亡国外,路易·菲利普继位。此时的司汤达已经花光了父亲破产后留下的那点儿积蓄,而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努力(他已经重新回到成为著名作家的旧有雄心上来)给他既未带来金钱也未带来声誉。《论爱情》于1822年出版,但十一年中只卖掉十七本。而1827年出版的《阿尔芒斯》则在评论界和公众中都未获得成功。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曾试图谋得政府职务,随着政权更迭,最终被派驻的里雅斯特领事馆;然而由于其同情自由派分子,奥地利当局拒绝接受他,于是又被调到了教皇国的契维塔韦基亚。

他对官职并不在意,而是不知疲倦地四处观光,只要有机会,就会出外游览。他在罗马找到了欣赏自己的朋友。但尽管有这些消遣,他还是极度的无聊和孤单;五十一岁的时候,他向一个年轻女孩儿求婚,对方是他的洗衣女工和一名领事馆小职员的女儿。令他沮丧的是,求婚被拒绝了,人们或许以为是由于他年纪大、性格差,实则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观点。1836年,他说服部长给他安排了个小职务,让他得以在巴黎生活三年,而他的位置被其他人暂时占据。此时的他身体相当肥胖,而且易患中风,但这并不妨碍他穿着入时,谁要是对他的外衣款式或者裤子样式表示轻蔑,都会极大地冒犯他。他继续示爱,却无甚收获。他相信自己依然深爱着克莱芒蒂娜·德·古利亚尔,并试图恢复同对方的关系。两人分手后已有十年,她很明智地答复说,火已熄灭,余烬无法重燃。她还告诉司汤达,他是自己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对此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梅里美记述道,这一打击让他心都碎了:“他一说到她的名字,声音就会变……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哭泣。”不过他好像一两个月就完全恢复过来,又去向一位戈蒂尔夫人大献殷勤,再度失败。最后,他被迫返回契维塔韦基亚,两年后在那里得了中风。刚一恢复,他就请假去咨询日内瓦的一位著名医生。他从那儿搬到了巴黎,又过起了原来的生活。他参加聚会,高谈阔论、兴致不减。1842年三月的一天,他参加了在外交部举办的一次正式宴会,当天晚上,在沿着大街散步的时候第二次中风,被抬回住处的第二天即去世。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快乐,却从来没有领悟到,只有在不刻意追求的时候,才会真正得到快乐;而且,也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能明白快乐的意义。任何人都不太可能会说“我很快乐”;而只能说“我曾经快乐过”。这是因为快乐并非福利、满足、安逸、愉悦、享受:所有这些都能让人快乐,但它们本身并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