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得旧事重提了。当这两个朋友从东方回来以后，马克西姆·迪康定居巴黎，买下《巴黎半月刊》的部分股权。他来到克鲁瓦塞，敦促福楼拜和波耶为自己写稿。福楼拜去世后，迪康还出版了厚厚的两卷怀念文集，名之曰《文学回忆录》。但凡写福楼拜的人都毫不客气地用过这两本书，但他们对其作者却恶语相加，似乎有些太忘恩负义。迪康在书中写道：“作家分为两类：对于一类而言，文学只是手段；对于另一类而言，文学却是目的。本人属于（而且从来都属于）前一类；我向文学索取的权利，从来只是对它的热爱，还有对它的悉心培育。”马克西姆·迪康对之满意的那类作家，范围向来很大。有的人具有文学上的爱好，热爱文学，常常还拥有才华、品味、文化与技能，但却毫无创作天分。这些人在年轻时代有可能写出上佳的诗篇或是水平不高的小说，不久之后，他们就安心于自我感觉更加安逸的生活。他们评论书籍或是当上了文学杂志的编辑，为死去作家的选集撰写前言，最后又像迪康一样写回忆录。他们在文学界作用很大，而且由于文笔甚佳，他们的作品读起来也常常令人愉悦。我们没有理由像福楼拜嘲笑迪康那样嘲笑这些人。

人们都说迪康妒忌福楼拜，我觉得此言有失公允。在回忆录中，他曾写道：“我从来没有过抬高自己、将自己同福楼拜相比的念头，我也从来不准自己对他的卓尔不凡有任何怀疑。”没有人会说出比这还要真诚的话了。当福楼拜还在念法律的时候，这两个住在拉丁区的孩子就十分亲密；他俩一起去便宜的饭店吃饭，一起在咖啡馆纵谈文学题材。后来，在去近东的旅途中，两人都在地中海上晕船，他们还在开罗一同醉酒，逮着机会一同嫖妓。福楼拜并不是个太好相处的人，因为他对不同意见很没耐心，脾气暴躁、性格傲慢。可即使这样，迪康依然真心诚意地喜欢他，对作为作家的他十分尊重；不过他毕竟太熟悉福楼拜了，不可能看不出他的弱点；他对自己这位青年时代好友的崇敬并不在于人性，可他的狂热崇拜者们并不这么想。这个可怜之人为此受到了不该有的谩骂。

迪康认为，自己的老朋友不该埋首于克鲁瓦塞；他无数次拜访福楼拜，有一次还督促他定居巴黎，这样他可以接见别人，并且通过结交京城的文化圈子、跟其他作家交流意见，来拓宽自己的思想。从表面上看，这一提议颇有道理。小说家必须生活在素材当中。他不能等着感受自动送上门来，而是必须出去寻找才行。福楼拜之前的生活太狭小，他对整个世界所知甚少。与之关系尚算密切的仅有的几个女人就是他的母亲、施勒辛格、“缪斯女神”。可是他性情急躁而专横，不喜欢别人干涉自己。然而迪康偏偏不识相，他在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里，居然对福楼拜说，假如他继续过这种狭小的生活，很快脑子就会软化。这番话激怒了福楼拜，以至其终生不忘。这话说得确实不太合适，因为他总是担心他那些癫痫病状的发作或许真会让他大脑软化。事实上，在写给路易丝的一封信里，他说再过上四年，他或许会变成一个傻瓜。福楼拜怒气冲冲地回复了迪康，在信里告诉对方，他过的生活完全适合自己，他瞧不上眼的正是那些巴黎文学圈子里的劣等作家。两人随后开始疏远，尽管后来老朋友之间恢复关系，但再也不是那么亲热了。迪康是个积极活跃的人，他十分坦诚地想要跻身当时的文学界；可是这个想法似乎遭到了福楼拜的厌恶：“他不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了，”他写道，而且在后来的三四年里，只要提起对方的名字就充满了鄙视。他认为迪康的作品让人鄙视、他的文体惹人反感、他借用其他作者的行为可耻至极。不过，迪康居然在其杂志上刊载了波耶所写的有关罗马题材的三千行长诗，福楼拜还是觉得很高兴的，而《包法利夫人》完稿以后，他也同意迪康的请求，将该书在《巴黎半月刊》上连载。

路易·波耶一直是他唯一的挚友。福楼拜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诗人（如今看来，这是个错误），信赖他的意见超过其他任何人。福楼拜很感激他。要是没有波耶，很可能就不会有《包法利夫人》，或者即使有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正是波耶在无休止的争论之后，劝说福楼拜写一个大纲。这件事，弗朗西斯·史蒂穆勒先生在其杰作《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中有所记载。波耶认定这本书会成功，最终在1851年，时值三十岁的福楼拜正式动笔。他早期作品中比较重要的几部，除了《圣安东尼的诱惑》之外，确实都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实质上就是把自己的感情经历写成小说。而他现在的目标则是尽可能地客观。他决心不带个人喜好和偏见地揭示真相，叙述故事、描画人物都不加自己的评判，既不贬也不褒：假如他同情某个人物，也决不表现出来；假如另一个人物蠢得让他生气，又有一个人物坏得令他上火，都不可从语言中流露出来。总的说来，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很成功，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读者从其小说中感受到一种冷淡的原因。这种刻意而固执的客观实在无法令人满意。尽管这可能是我们的一大弱点，但我的感觉还是：如果知道作者与我们心有戚戚焉，那么作为读者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但是，如同所有的小说家一样，福楼拜没有达到其完全冷静客观的目的，因为百分之百的客观本就是不可能的。作家让笔下的人物自行说明自己的意图即可，尽可能让他们的行为符合其性格，而如果他非要让你去注意女主人公的魅力或者反面人物的恶毒，如果他满嘴道德仁义或者东拉西扯，简言之，如果在他讲述的故事里看到他自己的影子，则往往容易使人生厌；可这只是个方法问题，某些很优秀的小说家也都用过，而且如果这种方法恰好在当时已经不流行了，也不能说它不好。而避开这种方法的作家，只是把自己的性格置于小说的表层之外；通过题材的选择、人物的选择，以及描绘这些人物所用的视角，他还是有意无意地揭示了自身性格。福楼拜观察世界的眼光阴郁而愤慨。他这个人心胸很狭窄，对糊涂之事极不耐烦。但凡资产阶级的，或是平庸无奇的，都令他怒不可遏。他没有同情心，也没有慈善心。在成年生活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不怎么健康，深受病症带给自己的屈辱。他的神经常常处在不稳定状态。如我所言，他既是浪漫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他满怀愤怒地投入到爱玛·包法利的悲惨故事中，这种愤怒，是一个沉溺于贫民生活、一心复仇的男人的愤怒，因为生活未能满足他渴望理想的要求。在五百页的小说里，我们遇见许许多多的人物，除了拉里韦耶医生这个小人物之外，其他人都没什么可取之处。他们卑鄙、吝啬、愚蠢、委琐、庸俗。确实有好多人都这样，但并非全部；很难想象在一个镇里（不管它有多小）居然找不到哪怕一个懂道理、心肠好、能帮人的人，即便不是两三个的话。福楼拜未能把自己的性格置于其小说之外。

他酝酿已久的意图就是选择一帮再普通不过的人物，而设计出的事件也是符合这些人物性格及所处环境的必然结果；可是他很清楚，有可能谁也不会对如此乏味的人感兴趣，而他必须要讲的事件也会枯燥无味。他是怎么打算处理这个问题的，我稍后再谈。在此之前，我想先思考一下，他的努力成功几何。人物刻画的技巧可谓炉火纯青。我们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刚一接触这些人物，我们就会视其为活生生的人，自主自立，生活在我们熟悉的世界里。我们感觉这些人十分自然，就像自己身边的水管工、杂货商、医生一样，从没觉得他们是一部小说里的人物。就举奥麦这个例子，他跟密考伯先生一样幽默，而且他在法国人心目中就像密考伯先生在我们心目中一样熟悉；而且我们就像不信密考伯先生一样深信奥麦，因为此人跟密考伯不同，他始终坚持真实的自我。然而爱玛·包法利绝不是什么普通农民的女儿。不错，在她身上有着每个女人和男人都有的东西，我们都喜欢天马行空、荒唐可笑的白日梦，梦见自己成了浪漫历险中富有、俊美、成功的男女主人公，但我们大多数人都十分理智、十分胆小，也不敢冒险，因此也不会让白日梦严重左右我们的行为。爱玛·包法利则不同寻常，因为她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且美貌异常。众所周知，该小说出版之后，作者及印刷商都遭到了起诉，罪名是有伤风化。我看过公诉人和辩护律师的发言。公诉人列举了书中的许多段落，说它们太过色情，这只能让今天的人们暗笑，跟那些现代作家早已让我们习以为常的性描写比较起来，这些段落还是很保守的；但我们仍旧无法相信，即使是在当时（1875年），检举人对这些部分会感到震惊。辩护律师辩称：这些段落必不可少，小说的道德寓意也很好，因为爱玛·包法利为自己的不检行为承受了痛苦。审判员们接受了这个观点，被告被宣判无罪。可是很显然，如果说爱玛结局不好，也不是因为她的通奸行为，而是由于她账单一堆、无钱结账，假如她具有诺曼底农民出了名的节俭天性的话，她完全可以脚踩几只船，不必吃什么恶果。

福楼拜这本伟大的小说刚一出版，便在读者当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很快就成了畅销书，可是评论家们却不是恶语相加就是漠不关心。奇怪的是，他们更加关注大约同一时间出版的一本名叫《范妮》的小说，作者是个叫欧内斯特·费多的人；只不过由于《包法利夫人》给大众留下的印象太深，对随后的小说作者们影响太大，才迫使这些评论家最后不得不重视它。

《包法利夫人》是一个不幸的故事，但不是悲剧。我必须说明，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在不幸的故事里，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而在悲剧里，却是其中人物性格的必然结果。爱玛如此姿容美艳、柔媚可爱，却嫁给了像夏尔·包法利这样乏味的傻瓜，这实属不幸。当她怀有身孕，想要个儿子来弥补自己那破灭的婚姻理想时，却生了个女儿，这实属不幸。爱玛的初恋情人罗道尔夫·布朗热是个自私自利、严酷无情的家伙，让她非常失望，这实属不幸。而她的第二个情人又卑鄙可耻、懦弱胆小，这实属不幸。当她感到绝望的时候，自己寻求帮助和指导的乡村神父却是个冷酷愚昧的傻瓜，这实属不幸。当爱玛负债累累、面临诉讼，忍辱向罗道尔夫要钱的时候，他却无法相助（虽然我们知道他原本是乐意帮忙的），因为手头恰巧没钱，这实属不幸。他就没有想到，凭借自己的良好信誉，律师二话不说也会给他所需要的总额，这又实属不幸。福楼拜讲述的故事必然以爱玛之死而告终，但必须承认，他实现这一结局的方式却让读者的相信程度达到了崩溃的极限。

有些人发现本书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尽管爱玛是中心人物，但小说开头讲述的却是包法利的青春时代和他的第一次婚姻，而结尾则是他的崩溃和死去。我猜测，福楼拜的想法是把爱玛·包法利的故事套入她丈夫的故事中，就像你把一幅画装进框里一样。他或许觉得如此一来，可以让故事更臻完美，赋予其艺术品所具有的统一性。假如这确是其本意，那么倘若结尾不那么仓促和武断，这一意图会体现得更为明显。通观全书，夏尔·包法利一直都是软弱无力、随风摇摆的样子。福楼拜告诉我们，他在爱玛死后简直变成另一个人，这实在太笼统。尽管心已破碎，可很难相信他就该变得喜欢争吵、固执而倔强。虽然此人愚笨，但却认真尽责，因此他居然不顾自己的患者，这实在是奇怪。他非常需要他们的钱。他要还爱玛欠下的债，还要养活女儿。对包法利在性格上的巨大转变需要做出的解释，要远远超出福楼拜所交代的内容。故事最后，他死了。他当时还处于盛年，身体强健，能够解释他死掉的唯一理由就是，福楼拜在经过五十五个月的辛苦写作之后，想要收笔了。既然小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包法利对爱玛的记忆渐趋模糊，可能不再那么鲜活，那么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福楼拜不让包法利的母亲为他安排第三次婚姻（就像第一次那样）？如此一来，可以让爱玛·包法利的故事增加一分空洞，这样非常符合福楼拜强烈的反讽意味。

一部小说就是对事件的排列，在情节中展现一群人物，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它并不是对真实生活的翻版。如同小说里的对话不可能完全复制现实状况，而是需要总结出要点一样，为了简洁明了，事实必须要经过加工变化才能符合作者的意图、抓住读者的吸引力。与之无关的情节必须要剔除掉，还要避免重复，而生活偏偏充满了重复（老天爷可以作证）；在真实生活中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隔开的孤立事件常常需要衔接起来。没有哪一部小说可以完全没有不真实的事情，对于那些常见的来说，读者早都习以为常、坦然接受。小说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生活，他只是为你描绘一幅图画，如果他是个写实主义者，那么他会尽力让这幅图画生动逼真；而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他就成功了。

总的来说，《包法利夫人》给人以高度写实的感觉，我认为这不光是由于福楼拜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还因为他对细节细致而准确的描写。爱玛前四年的婚姻生活是在一个叫托斯特的村子里度过的；她在那儿无聊透顶，可是为了保持全书的平衡，对这段时间的描写必须要与其他部分保持同样的步调和详细程度。说真的，描写一段无聊的时期，同时又要避免让读者感觉无聊，这实在是一件难事；可你读起这部分长篇大论来却是饶有兴味。福楼拜讲的都是一系列鸡毛蒜皮的琐事，但你并未感到无聊，这是因为你始终在读新鲜的东西；然而由于每件小事（不管是爱玛的所为、所感或者所见）都再平常不过，你会深切体会到她的无聊。有一段对永镇（包法利家离开道斯后定居的小镇）的刻板描写，但只有这么一处；至于其他部分，对乡村和城镇的描写都十分优美，与故事交织在一起，加强了后者的效果。福楼拜在情节中引出人物，而我们也是在连续不断的时间过程中了解他们的外貌、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周围的环境；事实上，这就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别人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