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凭借《白鲸》，麦尔维尔才得以跻身伟大的小说家之列，而凡是读过我写的东西的读者，都不会指望我把这部小说列为寓言。有那种想法的读者，你只能另寻别处。作为一名不乏经验的小说家，我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谈论这个问题。小说的目的是提供审美上的愉悦，它没有什么使用目的。小说家的任务不是推动哲学理论，那是哲学家的事儿，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不过既然有些颇具才智的人把《白鲸》看成是一则寓言，那么我最好还是谈谈此事。他们是把麦尔维尔自己的说法当成反话了：“他害怕，”他曾写道，“自己的作品被看作恐怖的神话，或者更糟糕、更可恶的是，被看作骇人听闻、让人难以忍受的寓言。”当一位经验老到的作家说了一席话，我们认为他此话当真，而非评论者所言，这并不算轻率吧？诚然，在一封写给霍桑太太的信中，他坦言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曾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觉得整部书可以套用寓言的结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真的打算写一部寓言。或者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使这种解释成立的话，那也是出自偶然，而且（就像他对霍桑太太所言表明的那样）他对此也是感到十分的惊慌。我不知道评论家是如何写小说的，但我了解小说家如何写小说。他们并不是看到一个一般性的命题，例如“诚实才是上策”或者“闪闪发光者，未必尽黄金”，然后就说“咱们来写一篇相关的寓言吧”。一群通常由相识之人所联想到的人物激发了他们的想象，与此同时，或者过上一段时间，一件事情或一连串事情（有亲身经历的、道听途说的，或是凭空编造的）突然浮现在他们脑海中，使得他们能够适当利用这些事情来发展头脑中已经出现的主题，具体做法则是将人物与事件协调起来。麦尔维尔并不耽于幻想，至少在他试图幻想的时候（比如在《玛迪》当中），栽了个大跟头。的确，某些评论家因此批评他缺乏创造力，我觉得这实在没道理。真实情况是，当他拥有深厚的经验基础（不论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经验）来支撑自己时，他的创造便更具说服力，但大多数小说家都是如此，当他有这种经验的时候，想象的翅膀便自由驰骋、强健有力，而当他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比如说《皮埃尔》），他就胡写乱写。麦尔维尔确实生性“爱思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沉迷于玄学，雷蒙德·韦弗奇怪地将之称为“溶解在思想中的痛苦”。这是一种狭义的观点，对此人们可以给予适当的关注，因为这涉及到的，都是灵魂遭遇的最重大问题。麦尔维尔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属于理性的，而是非常感情化；他之所以有某种想法，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感觉，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诸多思考为后人所铭记。我本该想到，刻意写一部寓言，需要作家具有一种思想上的超然态度，而麦尔维尔并不具备。

斯托尔教授已经指出，对《白鲸》的象征主义解读其实是十分荒谬可笑、彼此矛盾的，也受到了并无恶意的公众的责骂。其言凿凿，本人无需再作赘述。可是出于对这些评论家的辩护，我还是要说：小说家并不是复制生活，而是根据其目的编排生活。他要根据自身的独特性情来处理手头的资料。他绘制的是一幅连贯的图画，但其图案要依照读者态度、兴趣、个性的差别而变化。那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顶雄姿勃发、直冲云霄，根据你的偏好，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类期待同上帝融合到一起的象征；或者呢，由于一座山脉会被地层深处那剧烈的震动所掀翻（如果你乐意相信的话），那么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类邪恶欲望的象征，这种阴沉的欲望将要毁掉此山；或者你想赶时髦的话，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生殖象征。牛顿·阿尔文将亚哈的象牙假肢视为“一种双关的象征，既代表他的阳痿，亦代表针对他的独立男性法则”，而将白鲸视为“原型父母，是父亲，没错，但也是母亲，因为她成了父亲的替代者”。艾勒里·赛德维克称：该书正是因为其中的象征才伟大，在他看来，亚哈代表着“人与人的情感，他热衷思索、目的明确、笃信宗教，全力以赴地对抗天地间的神秘伟力。他的对手莫比·迪克就是这个神秘伟力。它并非其缔造者，但与宇宙之法则（抑或无法则）中的公正无私别无二致，而这种公正无私，以赛亚虔诚地认定是上帝所造”。刘易斯·蒙福德把白鲸看作恶的象征，把亚哈同白鲸的较量看作善恶之间的较量，而善的力量最终被击败。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而且也很符合麦尔维尔那忧郁的悲观主义思想。

不过寓言就像不好驾驭的动物；你可以拽住它的头，也可以拉住它的尾，而在我眼里，截然相反的解释同样讲得通。为什么我们就得把白鲸看成恶的象征？诚然，麦尔维尔让叙事人以实玛利呈现出亚哈的疯狂激情（即报复这头曾经毁了自己一条腿的畜牲），但这是他必须采用的艺术手法，首先是因为书中已经有了代表理智的斯达巴克，其次是因为他需要有一个人来分担（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同情）亚哈的一意孤行，从而让读者接受这种安排，不会认为不合情理。而蒙福德教授提到的“无谓之恶”，指的就是莫比·迪克在遭受袭击时的自我捍卫。

“Cet animal est très méchant，Quand on l'attaque，il se défend.”为什么白鲸就不能代表善而非恶呢？它身姿优美、体格庞大、力量无穷，遨游在自由的海洋中。而亚哈则愚蠢而傲慢，他冷酷无情、性格残忍、满心仇恨；他才是恶的力量呢；当双方最终遭遇的时候，亚哈连同其船上的那帮“形形色色的叛徒、流浪汉、食人者”全部覆灭，天道已行，沉着镇定的白鲸神秘离去，罪恶被击败了，而善的力量最终获胜。对我而言，这种解释似乎同别的解释一样有道理；因为我们别忘了，《泰比》就赞颂了那些没有被现代文明所腐蚀的高尚野蛮人，在麦尔维尔眼里，自然人是善的。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饶有兴味地阅读《白鲸》，而不必考虑它具有或不具有什么寓言或象征意义。我必须一遍遍地重申：读一部小说并非是为了获得教育、启发心智，而是为了获得思想上的享受，而假如你发现自己不能从中得到这种享受的话，那你最好就干脆别读了。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麦尔维尔似乎竭尽全力地避免让读者享受。他正在写的是一个怪异、新颖、令人战栗的故事，但也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故事。传奇般的开篇让人赞叹。你的兴趣马上就被激发和控制住了。一个个出场的人物形象清晰，鲜活而可信。故事越发紧张，随着情节加快，你也越来越兴奋。故事的高潮极富戏剧性。我们搞不明白：麦尔维尔本已牢牢抓住读者的心，为什么偏偏故意放弃，反而时不时地停下来去写一些有关鲸鱼自然史（它的大小、骨骼、感情等）的章节？显而易见，这就像一个在饭桌上讲故事的人时不时停下来解释自己所用词汇的语源意义一样没有道理。蒙哥马利·贝尔金曾为《白鲸》的一个版本写过一篇颇有见地的导言，他在文中提出：由于这是一个有关追逐的故事，而追逐的最终结局必须一拖再拖才行，麦尔维尔写这些章节就是这个目的。对此我不敢苟同。如果说他真的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那么在太平洋上的三年期间，他肯定目睹了很多事情，或是听了很多传说，完全可以写入自己的故事，从而更好地实现这个目的。我个人认为，麦尔维尔写这几章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同许多自学成才的人一样，他过于重视自己千辛万苦学到的东西了，所以无法抗拒炫耀这些知识的诱惑，就像在其早期作品中，他“随心所欲，通篇都是伯顿、莎士比亚、拜伦、弥尔顿、柯勒律治和切斯特菲尔德，还有普罗米修斯和灰姑娘、穆罕默德和埃及艳后、圣母马利亚和天国美女、梅第奇和穆斯林”。

就我而言，倒是可以饶有兴趣地阅读这些章节中的大多数，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脱离了正题，破坏了故事的悬念，令人感到可惜。麦尔维尔缺乏法国人所说的l'esprit de suite（流畅下笔的灵感），谁要是说这部小说结构严整，那他可真够蠢的了。但是既然他这么写了，就自有其想法。你接不接受随你的便。他很清楚，《白鲸》不会讨人喜欢。他这人性格执拗，公众的漠视、评论家的猛烈攻击、身边人的缺乏理解，可能这些反而坚定了他的决心，坚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你必须容忍他的奇思异想、他的反常品味、他的乏味玩笑、他的结构失误，因为他的语言频频出彩，他对情节的描述生动刺激，还有他对美的细微感受以及他那些“神秘”冥想中所蕴含的悲剧力量，正是由于此人头脑笨拙、不善推理，才让这些特点显得充满情感、触动人心。当然了，也正是由于亚哈船长这个险恶而庞大的人物贯穿始终，才赋予该书独特的力量。要想寻找这种宿命感（你所获知的有关这个人物的一切，都令你的内心充满这种宿命感），你必须去读希腊戏剧，而要想寻找具有如此可怕力量的人物，你必须去读莎士比亚。正是由于赫尔曼·麦尔维尔塑造了他，《白鲸》才成为一部伟大的巨著，不管人们对此有任何的保留意见。

我已经一再说过，为了真正洞悉一部伟大的小说，你就必须要对写这部小说的人有一个必要的了解。我觉得就麦尔维尔来说，倒是反过来更有道理。人们阅读和重读《白鲸》时所得到的有关此人的印象，似乎比其他任何地方得到的印象（有关其生活和环境）更加真实可信、明确具体；这是一个上天赋予其无穷禀赋，却又被罪恶天才毁坏的人，结果就有如一株龙舌兰，刚刚开出灿烂的花朵就枯萎凋谢了；一个忧郁哀伤的人，饱受自己躲之不及的本能所苦；一个意识到道德已经远离自己的人，痛感失败和贫穷的酸楚；一个内心渴望友情，却发现友情也没有价值的人。这就是我眼中的麦尔维尔，一个我们只能对之深怀同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