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唐郡的年轻农民休·普朗蒂娶了埃利诺·麦克格罗瑞为妻；第二年的圣帕特里克节那天，十个孩子中的头一个出生，于是便以这位爱尔兰守护神的名字给他起名。普朗蒂似乎不怎么识字，因为他一直不确定自己的名字该怎么拼。在洗礼登记簿上，他的名字给写成了“布朗蒂”和“布朗提”。他耕的那点儿地不够养活这一大家子，于是就去一个石灰窑干活儿，而且在活儿不忙的时候，去附近一位乡绅的地里帮忙。我们可以想象，长子帕特里克肯定要给父亲的农活儿打下手，直到长大成人、可以挣钱。而后，他成了手工纺织机的织工。不过他是个头脑聪明的小伙子，而且志向远大；不知怎的，在十六岁的时候，他已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去自己出生地附近的一处乡村学校当了老师。两年后，他在德拉姆巴利罗内的教区学校得到了一份类似的工作，一做就是八年。有关他当时的经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们有感于他能力出众，希望他能自修为一名牧师，便捐助了几英镑，连同他自己攒的一点钱，让其得以去剑桥学习；另一种说法是，他在离开教区学校后，去了一位牧师家做家庭教师，并在对方的帮助下进了圣约翰学院。他当时二十五岁，按年龄可以上大学，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的年轻人，而且长相英俊，对自己的外表颇有些自命不凡。他靠的是一份奖学金、两份助学金，还有辅导功课所赚的钱。二十九岁时，他获得文学学士，并被英国国教会授予神职。假如卫理公会的牧师们真的帮他进入剑桥的话，他们日后肯定会认为自己做了一项极不明智的投资。

就是在剑桥的这段日子，帕特里克·布朗蒂（在入学花名册中，他的姓氏是这么拼的）把姓改成了勃朗特（Bronte），直到后来，他才加上了分音符号，署自己的名字为帕特里克·勃朗特（Patrick Brontë）。他被委任为埃塞克斯郡威瑟菲尔德的助理牧师，在那里，他与玛丽·伯德小姐相爱。玛丽芳龄十八，尽管谈不上富有，家境倒也殷实。他们订了婚。由于某种至今都未弄清的原因，勃朗特先生甩了对方，据揣测，这是因为他自视甚高，认为再等一等会对自己更为有利。伯德小姐受到了很深的伤害。这位英俊的助理牧师的行径，很可能引发了教区内的大量非议，于是他离开威瑟菲尔德，到什罗普郡的惠灵顿担任助理牧师，几个月后又去了约克郡的哈特谢德。在哈特谢德，他遇见一位三十岁、长相平平的矮小女人，名叫玛丽亚·布兰威尔。她每年有五十镑的个人收入，而且出身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帕特里克·勃朗特此时已经三十五岁了，可能也觉得，尽管自己长相英俊、说话带一口讨人喜欢的爱尔兰腔调，此时也实在该结婚了，这样同自己的预期也差不多。他于是求婚，并被接受，1812年，两人正式成婚。还在哈特谢德的时候，勃朗特太太就生了两个孩子，分别名叫玛丽亚和伊丽莎白。此后，勃朗特先生又被调到另一个助理牧师的职位上，这一次邻近布拉德福，勃朗特太太在这儿生下了四个孩子。他们的名字是夏洛蒂、帕特里克·布兰威尔、艾米莉和安妮。勃朗特先生在婚前一个月曾自费出版过一卷诗集，名曰《村舍诗集》，一年后又出版了一本《乡村吟游诗人》。住在布拉德福附近的时候，他还写了一本小说，名叫《林中村舍》。凡是读过这些作品的人都说它们一无是处。1820年，勃朗特先生被任命为约克郡的一处村庄霍沃思的“终身助理牧师”，他终其一生在此度过，可以料想，其志向也得以满足。他从未回过爱尔兰看望留在那儿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母亲在世期间，他每年都给她寄去二十镑钱。

1821年，即婚后九年，玛丽亚·勃朗特因癌症去世。作为鳏夫的勃朗特劝说自己的小姨子伊丽莎白·布兰威尔离开原先居住的彭冉，来照顾自己的六个孩子；然而他想要续弦，等妻子死后过了合适的一段时间，他写信给伯德太太（就是十四年前他亏欠过的那个女孩儿的母亲），信中询问对方是否依然单身。几周后，他收到回复，于是又给玛丽本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自命不凡、自我陶醉、甜言蜜语，而且说实话，品味也极差。他厚颜无耻地说，自己那旧有的爱火被重新点燃，强烈渴望见到她。实际上，这就是一封求婚信。她的回信很刻薄，然而他并不气馁，再次修书一封。他极其不明智地对人家讲：“你爱怎么想、怎么说，随你的便，但我毫不怀疑的是，假如你愿意嫁给我，你将会过上比现在、包括将来可能的单身生活好得多的日子。”（着重号系原有的。）被玛丽·伯顿拒绝以后，他又把眼光盯向其他的人。他好像压根儿就没想过，作为一个四十五岁的鳏夫，还带着六个孩子，自己已经不怎么吸引人了。他向伊丽莎白·弗里斯小姐求婚，当他在布拉德福担任助理牧师时就认识此人，但对方也拒绝了；此后，他似乎放弃了这个不讨好的活儿。不管怎么说，应该感激伊丽莎白·布兰威尔，幸亏有她看着房子、照顾孩子。

霍沃思牧师住所是一栋褐砂石小屋，位于陡峭的山脊之处，整个村庄便散布于此。前面有一小块花园，后面和两侧则是墓地。为勃朗特家做传的人们都觉得此处过于阴沉，在医生眼里也许如此，但在一个牧师看来，此景倒算是陶冶情操、慰藉心灵；反正这个特殊的牧师之家肯定早已习以为常，他们看待这一切，就如同卡普里岛的渔夫面对维苏威火山，或者伊斯基尔岛的渔夫面对落日一样熟视无睹。楼下有一间客厅、勃朗特先生的书房、一间厨房和一间储藏室，楼上有四间卧室和一个门厅。除了客厅与书房，屋内没有地毯，窗上都没有装窗帘，因为勃朗特先生最怕火。地面和楼梯都是石头的，到了冬天又冷又潮，布兰威尔小姐害怕着凉，总是围着房子来回走。一条小径从房子通向荒野。传记作者们心里总想着把勃朗特一家的生活描述得苦楚，因此习惯把霍沃思写得荒凉、冰冷、阴郁。可是毫无疑问，即使是冬季，也有一片晴空、阳光明媚的日子，霜露之天让人精神爽快，草地、旷野、森林，都映上了柔和的色彩。就是这样的一天，我来到霍沃思。整个乡村笼罩在银灰色的薄雾中，使得远处轮廓模糊、异常神秘。落光叶子的树木美丽典雅，有如日本版画中的冬景。路旁的山楂树篱结着冰霜，发出闪闪白光。从艾米莉的诗歌以及《呼啸山庄》中，你都能看出荒野的春天有多么激动人心，夏天有多么丰饶多姿，给人以美的享受。

勃朗特先生在荒野上长时间地散步，走得极远。在其晚年，他夸耀自己曾经可以一天步行四十英里。此人离群索居，这跟从前相比还是有些变化的，因为作为一名助理牧师，他曾是个擅长交际之人，喜欢朋友聚会、逢场作戏；如今除了附近的教区牧师时而来访喝茶之外，他能见到的就只有教会执事和教区居民了。如果这些人请他，他就前去相见，如果他们要他帮忙，他也都欣然应允，不过他和他全家“不与人相互往来”。作为一个穷苦爱尔兰农夫的儿子，他不让自己的孩子跟村童们打交道，孩子们被迫坐在一楼那寒冷的小门厅里（那就是他们的书房）读书，或者低声耳语，为的是避免打扰他们的父亲，假如父亲不高兴了，就会绷着脸不说话。他在上午辅导他们学习，而布兰威尔小姐则教他们针线和家务活。

即使是其夫人在世的时候，勃朗特先生就喜欢独自在书房用餐，这一习惯，他保持终生。所给的理由是：他消化不良。艾米莉在日记中写道：“晚饭我们准备吃煮牛肉、芜菁、土豆和苹果布丁。”1846年，夏洛蒂从曼彻斯特写信来说：“爸爸只要普通牛羊肉、茶、面包跟黄油。”对于长期消化不良的人来讲，这种膳食似乎可不怎么样。我倾向于认为，假如勃朗特先生独自进餐，那是因为他不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受到他们的打扰就会不高兴。晚上八点钟，他进行家庭祷告，九点钟则将前门锁紧闩牢。当他走过孩子们所在的房间时，告诫他们不要迟睡，而在楼梯半道又停下脚步，给钟表上弦。

盖斯凯尔夫人认识勃朗特先生数年，她得出的结论是：此人生性自私、脾气暴躁、盛气凌人；而夏洛蒂的密友之一玛丽·泰勒在写给另一位朋友埃伦·纳西的信中也说道：“我每次想到夏洛蒂为那个自私的老头儿所作的奉献就不免伤心恼怒。”近些年来，有人努力想粉饰他，可不管怎么粉饰都不能掩盖他给玛丽·伯德写的信。这些信在克莱门特·肖特的《勃朗特一家及其交往圈》中得以全文刊载。不管怎么粉饰也不能遮掩住他在助理牧师尼古拉斯先生向夏洛蒂求婚时的所作所为。这个问题我之后再谈。盖斯凯尔夫人的记载如下：“勃朗特太太的保姆告诉我说，有一天，孩子们都到荒野上去了，雨下大了，她料想他们都会被雨淋湿，于是翻出几双别人送的彩色靴子，把它们摆到厨火四周烘暖，可是等孩子们回来的时候，靴子却不见了，只能闻到一股皮革燃烧的怪味儿。原来是勃朗特先生进门看到靴子，觉得穿在自己的孩子脚上太鲜艳太奢侈了，于是就把它们扔进火里。凡是触犯他那老掉牙的简朴思想的东西，他一概不留。在此之前很久，有人曾送给勃朗特太太一件丝绸礼服，无论是样式、颜色，还是材料，都不符合他一贯的得体观念，结果，勃朗特太太从没穿过这件衣裳。尽管如此，她还是将之珍藏在抽屉里，平时一般都上着锁。然而有一天，她在厨房里想起自己把钥匙落到抽屉里了，听到勃朗特先生上楼的声音，她马上预感到自己的礼服不妙，赶紧跑上楼去，发现还是被剪成了碎片。”这个故事有点过于偶然，但很难看出保姆为什么要胡编乱造。“有一回，他拿起壁炉前的地毯，把它塞到炉子里，尽管恶臭熏人，可他一直呆在屋子里，直到地毯被烧得冒着浓烟、皱巴巴得没法再用为止。还有一回，他抄起几把椅子，将后背全都锯掉，弄成了板凳的样子。”不过公允地讲，勃朗特先生曾声称这些故事并非事实。但没人怀疑他脾气暴躁，也没人怀疑他严厉而专横。我曾问过自己：勃朗特先生身上这些令人不快的性格，是不是由于他对生活的失望造成的。很多出身卑微的人都绞尽脑汁往上爬，企图超出自己所在的阶级，并且获得一定的教育，跟这些人一样，他很可能也高估了自身的能力。我们都知道，他对自己的俊美外表很是得意。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努力并未得到成功。当他意识到自己跟对手长期争斗却只换来一个约克郡荒野的终身助理牧师职位时，感到十分心酸，也实在不足为奇。

牧师住所的生活之艰辛和孤独被过于夸大了。才华横溢的姐妹们似乎对之并无怨言；实际上，假如她们静下心来想想父亲的出身的话，很可能会觉得自己远没有什么不幸的。比起全英格兰许许多多牧师的女儿来，她们既不算富裕，也谈不上贫穷，都是生活孤单、收入有限。勃朗特家也有邻居，像住得不远的牧师、士绅、工厂主、小制造商，都可以与之交往；如果他们家离群索居的话，也是自己选择的。他们不富也不穷。勃朗特先生从事的圣职给他带来一套房子和每年两百镑的收入，妻子则每年五十镑，在其死后可能也由他继承，伊丽莎白·布兰威尔来霍沃思住的时候，还带来每年五十镑的收入。因此全家共有三百镑可以支配，这笔钱至少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两百镑。今天的许多牧师，即使算上所得税，也会视之为一大笔钱；而今天的很多牧师太太，如果能有一个女佣的话，简直就谢天谢地了：勃朗特家通常都有两个女佣，而且每当活儿多的时候，还有村里的女孩子们过来帮忙。

1824年，勃朗特先生将四个大一点的女儿送到位于科文桥的一所学校。学校刚刚建起不久，专门为穷牧师的女儿提供教育。这个地方很不卫生，吃得很差，管理也不合格。两个大女儿死了，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健康也受到影响，被带离学校（奇怪的是，中间又隔了一个学期）。她们此后所受的教育似乎都是姨妈给予的。勃朗特先生对儿子要远比三个女儿重视得多，而布兰威尔也确实被视为家中的聪明孩子。勃朗特先生不肯送他去学校，而是亲自负责他的教育。这个男孩儿早慧，其举止也惹人喜爱。他的朋友F·H·格伦迪是这样描写他的：“他的个头小得出奇，让他一生都烦透了。头上一堆红头发，叫他梳得高高的，远离前额（我猜想是为了弥补身高），这可真是个又大又高、充满智慧的前额，几乎占去整个面部轮廓的一半；雪貂般的小眼睛，眼窝深陷，再遮上一副永远不肯摘掉的眼镜，大大的鼻子，下半边脸却稀松平常。他总是一副沮丧的样子，从来就没改变过，除了偶尔刹那间的匆匆一瞥。第一眼望去，又小又瘦的他实在不怎么讨人喜欢。”他有些才气，姐姐们都很佩服他，也指望他能做大事。他是一个口才出色、急于表达的人，从某一位爱尔兰先祖那里，他继承了善于社交、和蔼健谈的天分（因为他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当有旅客来黑牛酒店投宿，似乎寂寞难耐的时候，店主就会问他：“先生，需要有人陪你喝两瓶吗？如果需要的话，我就派人去叫帕特里克。”布兰威尔也总是乐意效劳。我必须要补充的是，多年之后，夏洛蒂·勃朗特已经成名，有人向店主问起此事，他矢口否认自己做过这种事儿：“布兰威尔呀，”他说道，“根本不需要派人去叫。”如今在霍沃思，你仍然可以看到黑牛酒店里布兰威尔跟朋友纵情饮酒的房间，里面还有几把温莎椅。

夏洛蒂刚刚十六岁的时候又一次进了学校，这回是在罗海德，在那儿过得很开心；然而她在一年之后再次回家教自己的两个妹妹。虽然如我所言，这家人并不如声称的那么贫穷，可姑娘们也没什么可指望的。勃朗特先生的津贴在他死后会自动终止，而布兰威尔小姐还要把她那点钱留给自己那个有趣的外甥；她们于是拿定主意：谋生的唯一手段就是把自己训练成家庭教师和学校教员。在那个年代，对于自认是淑女的女性来说，没有别的职业可选。此时的布兰威尔十八岁，必须决定自己要从事什么行业或职业。跟姐姐们一样，他在绘画上有些天赋，梦想成为一名画家。最终的决定就是：让他去伦敦，在皇家学院学习。他去倒是去了，可这一计划毫无成果，他在观光游览、尽情游乐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返回霍沃思。他试图写作，却未获成功；而后又说服父亲给他在布拉德福建立一间画室，他可以为当地人画肖像，以此谋生；可这也失败了，勃朗特先生叫他回家。之后他又给巴罗佛内斯的一位波斯尔思韦特先生担任辅导教师。他好像干得还不赖，可不知什么缘故，六个月之后，勃朗特先生又把他带回霍沃思。很快又在利兹到曼彻斯特铁路的索沃比桥车站给他找到一份主管牧师的工作。他无聊又孤独，大量饮酒，最终因严重失职而被开除。与此同时，夏洛蒂于1835年返回罗海德当老师，把艾米莉作为学生也带来了。但是艾米莉想家想得实在厉害，以至病倒了，不得不把她送回家。性格更加平和温顺的安妮取代了她的位置。夏洛蒂干这份工作足有三年，三年后身体衰退，也回了家。

她二十二岁了。布兰威尔不光不让人省心，也不是个省钱的主儿；夏洛蒂身体一好，就不得不当起了保育员。这活儿她可不喜欢。她跟妹妹们都不怎么喜欢孩子，这一点跟她们的父亲一模一样。“拒绝这些孩子的无礼亲近可真够难的，”她写信跟埃伦·纳西说道。她痛恨寄人篱下，而且时刻防备着别人的冒犯。这个人可不怎么好相处，从其信中也看得出来：雇主们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她做的事情，她却觉得是在帮忙。她在三个月后离开，回到了教区，但是大约两年后，又给罗顿（靠近布拉德福）的怀特夫妇做起事来。夏洛蒂觉得他们没什么品味。“真不敢相信怀特太太曾经是税务官的女儿，我确信怀特先生的出身很低。”不过她在那儿过得还算顺心，但在写给同一位密友的信中说道：“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当一名家庭女教师有多么辛苦——因为只有我知道自己的整个身心是多么反感这项工作。”她长期以来就有同两个妹妹办一所学校的玩笑念头，如今又重拾旧念；而一直以来感觉都很善良正派的怀特夫妇也鼓励她，但同时向她提示：她必须具备某些资质才能指望获得成功。虽然她能读懂法语，但却不会讲，对德语也是一窍不通，于是决定去国外学习语言。布兰威尔小姐被她们说服，为这笔开销预付了款额；而后夏洛蒂和艾米莉由勃朗特先生在路上照看，动身前往布鲁塞尔。两个姑娘（夏洛蒂二十六岁，艾米莉二十二岁）成了黑格寄宿学校的学生。十个月之后，由于布兰威尔小姐病重，她们被召回英格兰。她去世了，由于布兰威尔行为不端，她剥夺了他的继承权，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留给了侄女们。这些钱足够她们实现其谈论已久的创办学校的计划；可是由于父亲年事已高、视力下降，她们决定就在教区内办校。夏洛蒂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周全，于是接受了黑格先生的邀请返回布鲁塞尔，在他的学校里教授英文。她在那儿呆了一年，刚一回到霍沃思，三姐妹就往外发计划书，夏洛蒂还写信给朋友，让他们推荐自己想要开的课。至于她们打算如何为教区内的学生提供校舍（总共只有四间屋子，她们自己都已经占用了），从未有过任何说明，而且由于根本没学生来，也永远不会有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