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尾声 (四)

我在前面谈到的这些小说,彼此很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所讲的都是好故事,作者的讲述方法也都直截了当。他们叙述故事、探究动机,并未借助那些无聊的文学伎俩,像什么意识流、闪回,这些手法把很多现代小说搞得令人生厌。他们把想让读者知道的事情径直相告,而不是像时下流行的这样,叫读者自己去猜人物是谁、干哪一行的、处境如何:事实上,他们尽力让读者读起来简单轻松。他们似乎并不想通过什么深奥玄虚来打动他们,也并不想用什么标新立异来震撼他们。作为人,这些人都非常复杂;可作为作家,他们又简单得惊人。他们深奥玄虚、标新立异,就像儒尔丹先生满嘴散文一样自然。他们试图道出事实,却又不可避免地透过自身癖性这个变形镜来观察事实。凭借可靠的直觉,他们故意避开当时关注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话题均已失去意义);他们所涉及的,都是那些人类永远关心的话题:上帝、爱恨、死亡、金钱、野心、嫉妒、傲慢、善恶;简言之,就是涉及那些从一开始就人所共有的激情与直觉,正因为这个缘故,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都能从这些著作中发掘出适合自己的某些价值。正是由于这些作家用自己非凡的个性来揭示生活,并据此对其进行观察、判断、描述,他们的作品才有了持久的、强烈吸引世人的气息与特性。作家所呈现出的一切,归根到底还是他本人,而正是由于这几位作家能力超群、性格独特,他们的作品才能经得起岁月的流逝,以及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崭新的思维方式,依旧魅力不减。

然而有这么一桩怪事:虽然这些人一再重写自己的作品,而且通常还不断地加以修改,可他们都算不上是什么文体大家。似乎只有福楼拜一个人在文笔上花过心思。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付出巨大艰辛才完成的《包法利夫人》,正是由于其文体的缘故,居然还不如那些随意写就的信笺受法国知识分子的赏识。数年前,克鲁泡特金公爵在跟我谈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托尔斯泰的文笔像一位绅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笔则很像欧仁·苏。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托尔斯泰用的是文雅得体的传统风格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小说家采用这种文笔倒是很好的选择。我得说,奥斯丁小姐的文笔,跟我们想象中那个时代的淑女所说的话非常相像,这种风格极其适合她的小说。小说不是科学文献,每部小说都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点福楼拜很清楚,因此《包法利夫人》的风格跟《萨朗波》不一样,而《萨朗波》的风格又跟《布瓦尔与白居谢》不一样。就我所知,还没有哪个人声称:巴尔扎克、狄更斯和艾米莉的文笔上乘。福楼拜曾说,让自己阅读司汤达的作品绝无可能,因为对方的文笔实在太差了。而哪怕是翻译出来的作品,也能明显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笔实在是不修边幅。好的文笔似乎并不是小说家的必备素质,更重要的是生机与活力、想象力、创新力、敏锐的观察力、对人性的洞悉,以及对人性的关注和怜悯,还有创作能力与聪明智慧。可不管怎么说,文笔上乘总是比文采平平好。

然而奇怪的是,这些杰出的作家,一个个并未写出比实际好到哪儿去的语言,而更为奇怪的是这些人是怎么当上作家的。从其家传当中,根本看不出他们何以能够拥有才华。他们的家庭倒是或多或少有些身份,但尚属平凡,既没什么特别的智慧,也谈不上如何高雅。他们本人在年轻的时候并未接触过什么热衷文学艺术之人。他们不认识任何作家,也算不上格外用功。而他们参与的娱乐活动,也都是那个年龄和身份的孩子们玩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人具有非凡的能力。除了托尔斯泰出身贵族之外,其他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照理说,在这种环境和教养下,他们应该成为医生、律师、政府官员或者商人才对。这些人动笔写作,恰似羽翼初丰的鸟儿飞向高空。可同一家庭里的两个孩子(比方说卡桑德拉与简·奥斯丁,费奥多尔与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其成长经历一样,过着几乎相同的生活,面对同样的环境,彼此又有着深深的感情,却居然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这确实奇怪得很。记得我已经说过,伟大的小说家需要各种各样的才能,不光是创造力,而且要有敏锐的知觉、留意的眼光、从体验中受益的能力,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对人性的全情投入,以上因素幸运地结合到一起,他才能成为这类小说家。可是,为什么这些才能被赋予到一个人而非另一个人身上,为什么这些才能的拥有者,如此匪夷所思地居然是一个乡间牧师的女儿、一个无名医生的儿子、一个诡辩律师或者一个靠不住的政府职员的儿子,对于本人而言,这真是一个解不开的谜。这些小说家究竟是如何获得这些奇才的,谁也说不出。此事似乎取决于个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个性好像都是由可估测的品质以及阴险的缺点构成的。

艺术家的特殊才能,他的才华,或者说他的天赋(假如你愿意用这个词的话),就像沉睡中的兰花种子,偶然落到热带丛林中的一棵树上,马上就要发芽,它从树上得不到任何养分,而是从空气中获得养分,结出了一朵古怪而美丽的花;可是树被伐倒用来做木材,或是沿河漂流到锯木厂,于是,这块长着绚丽而奇异花朵的木头,就跟原始森林中成千上万的其他树木没什么两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