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女作家，“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父莱斯利·斯蒂芬（1832—1904）是著名的传记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原配夫人是小说家萨克雷之女，弗吉尼亚是他的续弦夫人裘丽亚·德克华斯所生。斯蒂芬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因此，弗吉尼亚不仅英文很有根底，而且博览群书，精通拉丁文，有高度的文化素养与审美观念。斯蒂芬经常在家里招待文艺界的名流，或邀请他们到他的海滨别墅避暑。每逢周末，他家中总是高朋满座、群贤毕集。哈代、罗斯金、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埃德蒙·戈斯等著名作家，都是他的座上佳宾。弗吉尼亚自幼耳濡目染，得益匪浅。后来她能卓然成家，与家学渊源不无关系。

一九〇四年斯蒂芬病故，弗吉尼亚全家迁居伦敦的文化中心布罗姆斯伯里地区。弗吉尼亚有乃父遗风，交游甚广，通过她的兄长索比·斯蒂芬，结识了许多青年学者，与小说家爱·摩·福斯特、诗人托·斯·艾略特、美术家罗杰·弗赖伊、文学批评家德斯蒙德·麦卡锡、经济学家凯恩斯、青年作家莫蒂默等时相过从，她家成了学者文人荟萃之所。弗吉尼亚经常与这些友人探讨文学、艺术、哲学诸方面的问题，后来人们就把他们称为布罗姆斯伯里集团。由于弗吉尼亚平时所交往的都是学术界的精华，在互相切磋之下，她形成了别致的创作风格，艺术水准极高，但是阳春白雪，难免曲高和寡。

一九一二年，弗吉尼亚与布罗姆斯伯里集团的伦纳德·霍加思·伍尔夫结为伉俪。伦纳德是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很有文学修养。一九一七年，伍尔夫夫妇创办了霍加思出版社，介绍了诗人艾略特、小说家福斯特、传记作家斯特雷奇、短篇小说家曼斯菲尔德和弗吉尼亚本人的作品。这些年轻的文坛新秀，后来都成为蜚声宇内的名家，可见这两位出版家的艺术鉴赏能力，的确不凡。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处女作《远航》于一九一五年问世，从此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她的作品有《夜与日》、《雅各之室》、《达洛卫夫人》、《普通读者》、《到灯塔去》、《奥兰多》、《海浪》、《岁月》、《幕间》等。弗吉尼亚是一位严肃的艺术家，孜孜不倦地在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探索改革小说形式的各种可能性。弗吉尼亚本来就患忧郁症，殚精竭虑地写作，使她的神经衰弱更加严重。一九四一年，《幕间》初稿完成，她对自己探索实验的成果感到不满，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又炸毁了她在伦敦的住宅和出版社，她精神上深受刺激，遂于苏塞克斯的罗得米尔投河自尽。

在本世纪的上半叶，“意识流”小说在西方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普鲁斯特、爱尔兰的乔伊斯、英国的伍尔夫和美国的福克纳。目前，作为一个流派虽然它已不复存在，但它的一些表现手法已被各种流派的作家广泛采用，并且扩散到电影、戏剧等各个领域，因此，它是我们研究西方现代文化难以回避的课题。法国著名作家莫洛亚说：“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它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它可以使当时看来是坚实牢靠的荣誉化为泡影；也可以使人们曾经觉得是脆弱的声望巩固下来。”伍尔夫逝世之后，她的著作仍陆续发表或再版，评论界与学术界对她的兴趣也持久不衰。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这三年之间，关于伍尔夫的专论和专著仅仅在美国就发表了一百多篇（部）。对于这样一位被时间和历史所肯定的作家，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加以研究。

如果我们要研究伍尔夫，那么除了她的小说之外，还必须兼顾她的理论，因为她不仅是有成就的小说家，也是著名的评论家。她是《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耶鲁评论》、《纽约先驱论坛报》、《大西洋月刊》等重要报刊杂志的特约撰稿者，在一生中共写过三百五十余篇论文、随笔和书评。在她死后，伦纳德·伍尔夫把这些文章收入四卷本的《伍尔夫文选》。伍尔夫的评论范围极广，但以小说评论为主。她以小说家的身份来讨论小说艺术，对于此中甘苦自有深切的体会，因此往往能够抓住关键的问题、发表独到的见解、避免浮泛的空论。甚至一些不太喜欢“意识流”小说的读者，对于伍尔夫的评论文章，也很欢迎，因为这些文章写得亲切、生动，可以帮助他们更深入地领会和欣赏小说的艺术。对于文艺理论和小说创作的研究者而言，它们更是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西方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了解西方现代小说的特征和局限性，以及小说体裁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因此，我选译了伍尔夫论小说和小说家的一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本书选译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开头的两篇，是提纲挈领之作。《普通读者》说明了伍尔夫所采用的批评方法和态度。她不是以学者、教授的身份来高谈阔论，而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和我们促膝谈心，以娓娓动听的言辞为我们指出一部作品、一位作家或一种流派的长处、缺陷或问题。《论现代小说》则表明了她的基本倾向。她指出，现代小说的重心必须转移，从见物不见人的“物质主义”转向强调心理活动的“精神主义”，从外部世界的反映转向意识结构的表现。

第二组的四篇文章，是对于英国妇女小说的探讨。伍尔夫不仅是现代主义的信徒，而且是女权主义的先驱。她的民主思想使她对于受压迫的穷人和妇女深表同情。她在文章里论述了几位女作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指出了她们的局限性。一方面，她为妇女作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发出不平之鸣；另一方面，她又充满信心地预言：一旦妇女获得了她们一直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她们必将涉猎更为广泛的文学领域，写出质量更佳的小说。

第三组的六篇文章，是伍尔夫对于十八至二十世纪不同流派的几位英国作家的评论。人们往往认为，现代派作家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笔抹杀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伍尔夫对于现实主义作家笛福和哈代评价极高，对于现代派作家劳伦斯和乔伊斯却不无微词。她所反对的并非现实主义，而是物质主义或自然主义。从这一组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伍尔夫充分尊重本国文学传统的态度。

第四组论文表明，伍尔夫不仅善于继承本国的传统，而且从俄国、法国、美国的优秀作家那里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她认为，俄国小说家的目光能够穿透血肉之躯，把灵魂揭示出来，同时，他们又向人生提出了一些难以解答的重大问题，使俄国小说具有一种开放性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此外，伍尔夫在现代小说中发现了一种观察角度和透视方法的重大变化。传统的小说家站在一种“全知全能”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一幅客观世界的肖像，这是一种反映客观真实的透视方法。法国的普鲁斯特和美国的亨利·詹姆斯并不给我们提供客观世界的直接图像，而是给我们一种客观世界在人物意识屏幕上的投影，一种内心的记忆、感觉或印象，这是一种表现主观真实的透视方法。

第五组文章涉及伍尔夫对于传统的小说创作方式的批评，对于现代主义小说成就的估价，以及对于未来小说发展方向的预测。西方评论家普遍认为，伍尔夫阐述她的现代主义观点的三大论文是《论现代小说》、《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狭窄的艺术之桥》。我国的学者往往反复引述前面两篇论文中的某些观点，而忽略了后面那篇重要的论文。伍尔夫在《狭窄的艺术之桥》这篇论文中指出，由于时代的变化，传统的小说形式已不适于表现现代人的心灵，未来的小说可能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学形式，一种诗化的、非个人化的、带有戏剧性的小说。如果把这篇论文和前面几组论文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不难发现，伍尔夫是从伊丽莎白时代的诗剧、英国的传统小说以及俄国、法国、美国的心理小说中受到了启发，才提出她对于未来小说发展方向的这些设想的。换言之，伍尔夫的现代小说理论，决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于西方传统文化的某种继承和发展。

伍尔夫写的随笔和书评，要比论文多几倍。对于理论问题的论述，短小精悍的书评当然不及长篇论文来得全面、深刻。但伍尔夫的书评写得活泼、风趣，其中有许多形象化的比喻，对于一部作品，不论批评或赞扬，总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使人觉得亲切、生动而有说服力。我们在最后选译了两篇书评，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或许可以借此领略伍尔夫书评的特殊风味。

本书以介绍伍尔夫评论小说和小说家的论文为主，因此，有些著名的论文没有入选。例如，《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是讨论诗歌的，《斜塔》所讨论的不是小说创作本身，而是作家处境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不满和内疚的心情，像这样的论文，我们就舍弃了。《论斯特恩》是一篇重要的论文，但斯特恩的小说尚未翻译过来，而且伍尔夫在其他论文中已多次论及这位作家；《论屠格涅夫的小说》也是一篇很好的论文，屠格涅夫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优美动人的散文风格以及完美的结构形式，对伍尔夫是有影响的，然而，这影响与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像这样的论文，我们也割爱了。尽管如此，我可以说，伍尔夫论述小说艺术的比较主要的论文，我基本上已作了介绍。

此外，书后附录了译者论述伍尔夫小说理论的文章，把散见于伍尔夫各篇论文和日记中的主要论点条分缕析、加以归纳，使读者对于伍尔夫的小说理论能够获得一个比较清晰、完整的概貌，留下比较深刻、持久的印象。

伍尔夫素以文风优美著称。莫蒂默说：“谁也没有写过伍尔夫那样好的散文。”这或许并非溢美之辞。然而，伍尔夫喜欢写极长的句子，句法结构复杂，用词又往往偏于冷僻。要翻译这样的文字，的确令人感到棘手。首先，优美的风格在译文中难以传达，这一点伍尔夫本人在《俄国人的观点》一文中已经论及。至于很长的复合句，如果把它肢解成简单句，读起来固然省力，但这就变成中国式的句法，一点也不像伍尔夫的文章。因此，译者尽可能地保留原来的句子结构，这样读起来的确比较费劲，但是或许可以比较忠实于原文。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