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无党派人士，他害怕造成分裂的党派成见，写道，“最使我心烦的想法是，我们思想的一致性包括什么？怎样的观点能使我们大家，不管何种倾向，相聚在一起？”他自称是“俄罗斯的欧洲老人”，深信欧洲的“各种对抗在俄罗斯的思想基础上得以和解”。他全心全意致力于这种俄罗斯的团结：所有的党派都应该以对国家和对人类的热爱而融合起来。他从西伯利亚写道：“是的，我同意您的见解，俄国将了结欧洲，天职使然。这在我早已了然于心了。”他在别处还把俄国人说成是“空闲的民族，心中装得下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果他出于也许只是早熟的信念而对俄国人民的重要性产生错觉（这根本不是我的想法），那并非因为沙文主义的自负，而是凭着直觉和极高的智力，他认为，作为俄国人，他看出了造成欧洲分裂的原因以及各党派不同的激情。谈到普希金的时候，他对普希金“同情普天下的特性”表示赞赏，并添加道：“这种天赋普希金是与我们的人民分享的，正因为如此，普希金尤其是民族的。”他认为俄罗斯灵魂好比“调解欧洲各种倾向的场地”，继而惊呼：“哪个真正的俄国人不首先考虑欧洲！”甚而至于语惊四座：“俄罗斯流浪汉要看到世界得到幸福心里才平静得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俄罗斯对未来急切的热望，其特性应达到泛人类的最高程度，俄罗斯思想将来也许是欧洲全部思想的综合，尽管欧洲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地按不同的民族特性发展各自的思想。”他始终不渝地把视野投向国外，关于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的评论对我们来说是这部书信集最有趣味的段落。他旅行，流连意大利、瑞士、德国，起先出于了解这些国家的愿望，继而被连续不断的金钱问题所困滞留数月之久，抑或因缺钱无法继续旅行、还不起新债，抑或害怕返回俄国还不起旧债而重尝铁窗之苦……他四十九岁时写道：“按我的健康状况，哪怕蹲六个月的监狱都忍受不了，尤其是我无法写作了。”

但在国外，他很快感到缺少俄罗斯的空气，缺少与俄国人民的接触；斯巴达、托莱德、威尼斯对他都不合适，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适应气候，不感到开心。他给斯特拉克霍夫写道：“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生活在国外对我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一言难尽哪！”没有一封流亡信件不包含同样的抱怨：“我必须去俄国，这里我腻得慌……”仿佛他能在那边就地吸取其作品的秘密食粮，仿佛一旦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便缺乏活力：“我没有写作欲望，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要么下笔艰难。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心想肯定是我需要俄罗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回去。”别处写道：“我需要俄罗斯，为了我的工作，为了我的作品……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或德累斯顿或别处都无关紧要，一旦脱离祖国，到处都是异乡他国，这种感觉太清晰了。”他还写道：“您要是知道我感到多么一无所用多么渺不相关就好了！……我变得糊涂和迟钝，失去了俄罗斯习性。这里没有俄罗斯气氛，没有俄罗斯百姓。总而言之，我压根儿不理解俄国移民，他们都是疯子。”

然而，他在日内瓦、在沃韦写下了《白痴》、《永久的丈夫》、《群魔》，而自认不算稀奇：“您对我这里的工作真是过奖了，其实我很落后，并非落后于世纪，而是对祖国所发生的事了解不及时（当然比您更了解一些，因为每天我从头到尾读三份报纸，还订两份杂志），但快不熟悉人生鲜活的过程了。并非不熟悉人生的观念，而是不熟悉人生的本质了，但，熟悉人生的本质对文艺工作是多么重要啊！”

因此，“世界情谊”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坚定：民族主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他不知疲倦地不断声讨当时那边称之为“进步分子”的人们，“那帮政客族等待着俄罗斯文化的进步，但并非民族宝库有机发展的进步，而是加速吸收西方教育的进步。”“法国人首先是法国人，英国人首先是英国人，他们的最高目的是保持他们自己。这是他们力量之所在。”他站出来反对“那些使俄国人背井离乡的人们”，提醒大学生“不要脱离社会摈弃社会，不要远离人民，跑到国外某个地方，躲进欧洲主义里，即从未存在过的世人的绝对境界，进而自绝于人民，蔑视人民，轻视人民。”这种提醒比巴雷斯早得多。正如巴雷斯有关“不健康的康德主义”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领导的杂志序言中写道：“不管从外国引进的思想多么丰富，要想在我国扎根，适应环境，为我所用，只能在下列条件才行：我们的民族生活不受任何外来启示和推动，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思想，出于民族生活的急需，出于大家实际上公认的需求。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多少稳定的社会都不是建立在从外国进口的预订纲领之上的……”我不知道在巴雷斯的作品中有比此更鲜明更急切的宣言了。

与此相近的另一面在巴雷斯作品中却是找不到的，为此我感到遗憾，脱离本土一段时间以便无成见地自审，这种能力标志着非常坚强的个性，同时，善意地审视外国人的能力则是一种伟大而高贵的天性。况且，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不曾预见我们会是盲人瞎马，下列说法以资为证：“无法让法国人醒悟，无法阻止法国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再说，法国人很少了解世界……更有甚者，法国人根本不想了解世界。这是全民族共同的特点，非常典型的特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雷斯相比最明显最幸运之处在于他的个体主义，而与尼采比较，我们发现他是个了不起的典范：不自负不自满，有时则相信自我的价值。他写道：“这个世界上最最困难的是保持自我。”还说：“不应该为任何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因为在他看来，没有爱国主义没有个体主义，就根本不可能为人类服务。如果上述宣言曾打动过一些巴雷斯主义者，那么下面引述的宣言是否会激起巴雷斯主义者的反感呢？

“新一代人类的美学思想被搅得混乱不堪。社会的道德基础一旦陷入实证主义，不仅得不出结果，而且无法给自己下定义，其想望和理想越来越糊涂。是否事实还太少，不足以证明社会不能如此建立？这样的道路不能引向幸福？而且幸福不会来自迄今人们所想像的地方？但又来自何方呢？世人写了那么多书，却不得要领：西方人失去了基督……西方的沉落，正出于这个原因，仅仅出于这个原因。”读了这些话，法国天主教徒谁不拍手称快，如果不碰到下列插入句：“西方人失去了基督，错在天主教教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徒然企图“向世界揭示一个不为人知的俄罗斯基督，其本原包括在东正教教义中”——法国天主教徒根据自己的正统教义对此充耳不闻。至少在今天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接下来的话等于白说了：“我认为，我们未来文明威力的本原就在于此，复兴整个欧洲的原则也在于此，我们未来力量的全部本质更在于此。”

同样，如果德·沃居埃先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看出其人“激烈反对思考，反对生活的丰沛”，说他“圣化白痴、中立者、懒汉”等等，那么我们从别处，即，皮延斯托克未收入书信集的一封给他兄弟的信中读到：“这是些所谓头脑简单的人。但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比一个头脑复杂的人要危险得多。”有个姑娘想“成为有用的人”，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想做护士或助产士的意愿，他回信道：“……经常关注自己的文化修养，就是致力于一项百倍有用的活动”，接下来写道：“先关心您自己的高等教育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大部分专家都是些学识浅薄之辈……我们的大部分男女大学生完全没有任何学识。他们能为人类做什么哟！”诚然，我并不需要这番话语也懂得德·沃居埃先生错了，不过我们都可能出差错，故以资为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轻易表态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虽然霍夫曼有资格说：“从最为人道的意义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社会主义者，始终不渝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们却在书信集中读到：“社会主义已经侵蚀欧洲，倘若听之任之，它将摧毁一切。”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是保守的，但非传统主义分子；虽是沙皇制度的拥护者，但又是民主派；虽是基督徒，却不是罗马天主教徒；虽是拥护自由的，但非“进步人士”，他始终叫人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才好。在他身上找得到惹怒各种党派的东西，因为他从不相信除了承担自己的角色还有过剩的智力，或为了一时的目的有权倾向一方一派，有权使这类微妙至极的乐器走调。他写道：“所有可能的倾向（异体字是作者原有的）频频向我表示欢迎（1876年4月9日），关于这些倾向，我很想写篇文章谈谈因纷至沓来的信件所引起的印象……但经过思考，我突然发现这篇文章不可能写得十分真诚。缺乏真诚，写它干什么？”他想说什么呢？无非是说，写这类应景文章，要博得各方喜欢才可成功，那他就不得不勉为其难，迫使自己的思想极度简单化，不管其情理，把自己的信念抛到九霄云外。而他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陀氏的个体主义并非无情，而且与朴素真诚的思想浑然一体，他只在确保其丰富复杂、总体性的情况下才推出这种思想。所以，他的思想在我们当中未获成功，并没有什么更重大更隐秘的原因。

我不想暗示伟大的信念一般总带几分推理上的不诚实，而信念往往不需要头脑。不过，巴雷斯先生仍然有足够的头脑，很快就会明白一种思想不是面面俱到加以公正地阐明才不胫而走，风行天下，而是只通过一个侧面就可加以坚决推广。

为了使一种想法获得成功，必须单单提出这种想法，换句话说，为了成功，必须只提出一种想法。找到一个好方法还不够，关键在于抓住不放。公众看到每个名字都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容忍不了费脑子的东西。听到称呼巴斯德，便立刻想起：哦，狂犬病；尼采？超人；居里？镭；巴雷斯？土地与幽灵；坎通？血浆；正如平常所说，一提到博尼比斯就想起他的芥末，而帕芒蒂埃，如果他只“发明”马铃薯，单单靠这项蔬菜，他的知名度就超过他对我们整个菜园种植的功劳。

陀思妥耶夫斯基差点儿饮誉法国，当德·沃居埃别出心裁地称道“忍痛的宗教”，从而把《罪与罚》最后几章所包含的学说概括成一道口头禅似的轻便公式。我不怀疑这道公式寓于作品之中，提炼得恰到好处……但不幸的是，没有包含其人，而其人超出一切限界，无处不在。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这样一类人，对他们说来，“惟一必要的事是认识上帝”，至少很想把这种对上帝的认识贯穿到他的作品中，散播在他复杂而焦虑的人道感受里。

易卜生也不容易概括，也是这样一类作家，他们的作品多为提出疑问而不是提供答案。《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敌》这两个剧目相当成功，并非因为无比卓越，而是易卜生搞了个似是而非的结尾。观众很不满意，因为作者未给出明显的结局，他们认为不明确是造孽，是思想懒惰，或信念薄弱。公众通常很少欣赏才气，他们衡量作者的信心光凭力度，光凭坚持不懈和千篇一律的确认。

我不打算再扩展已经很广的主题，今天不想明确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说，只想指出他的学说在西方学人眼里所包含的矛盾，而西方学者对这种调和两个极端的愿望通常不大适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深信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以及个体主义和忘我精神之间的矛盾，仅仅是表面的。他认为，为理解这个根本问题的某一面，各对立的派系与真理都离得一样远。请允许我再引一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大概比一段评论更能阐明他的立场：“非得泯灭个性才能得到幸福吗？灵魂得救寓于自我消失之中吗？我说，正好相反，不仅不应该自我消失，还应该加强个性，甚至加强到西方达不到的高度。请明白我的意思：自愿的牺牲，完全有意识和不受任何约束的牺牲，为大家的利益所做的自我牺牲，在我看来，标志着最高发展的个性，最优越的个性，最完美的自我把握，最自由的主宰……高度发展的个性是完全相信有权威为个性的，不再为自身担心，不可能朝三暮四，就是说不可能为任何其他人支使，而只可能为他人牺牲，为的是使所有其他人都完全成为自我主宰的和百事顺利的个性。”我摘自《论资产阶级》一书中《国外旅行》一章，皮延斯托克先生把它附在该《书信集》译本中发表做得很对。

这个答案吸取了基督的教诲。基督说：“谁想拯救自己的生命必将失去它，谁为自爱献出生命必将使它享受永生。”

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冬，五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他给雅诺夫斯基写道：“应当承认老了，但不去想它，还想重新创作哩（他当时正准备《卡拉马佐夫兄弟》），打算发表些东西，以便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对生活还处在翘企之际便可能一切如愿以偿了。我指的是我自己，嗨，我非常幸福。”这种幸福，这种超越痛苦的喜悦潜伏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一生和全部作品，勃勃可感，就是尼采早已卓然预感的那种喜悦，也是我总括起来指责德·沃居埃先生视而不见的那种喜悦。

这个时期，陀氏书信的笔调突然改变了。老的通信者跟他一样住在彼得堡，他不再给他们写信，只写给陌生人和偶然的通信者，因为他们有求于他，以便得到感化、安慰和指引。几乎所有的信件都值得引述，不如请大家自己去看书吧。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引导读者去看这本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摆脱了金钱的困扰，暮年重整旗鼓，领导《文人报》，但该报时出时停。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即他逝世前三个月，他给大名鼎鼎的阿克萨科夫写道：“我承认，作为朋友向您承认，我有意明年出版《文人报》后，经常跪着久久祈祷上帝，愿上帝赐予我一颗纯洁的心灵，赐给我纯正完美的语言，无邪无欲的语言，不惹众怒的语言。”

这份《文人报》在德·沃居埃先生眼里，只是“暧昧不明的颂歌，缺乏分析和辩论，不登大雅之堂”，幸亏俄国人民另眼相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感到，各种思想可以不经横蛮统一而达到一致，这一梦想围绕着他的著作差不多已经实现了。

他逝世的噩耗使各种思想的交融鲜明地显示出来。如果起初“捣乱分子企图抢夺陀氏的尸体”，那么很快人们看到，“帝国各种政党各路敌手各类支离破碎的旗号统统被这个死者狂热地会聚在一起了，俄罗斯一旦为一种民族思想所激励，便拥有突如其来的融合的秘诀。”这段文字出自德·沃居埃先生之手，我在对他的论著表示种种保留之后，很高兴引用这些高雅的话。此公后面还写道：“正如人们常说，老沙皇们不断‘归并’俄罗斯的土地，这位精神之王则归拢了俄罗斯的人心。”

目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正在欧洲归化着各种有生力量，缓慢地推进，几乎神秘地推进，尤其在德国，陀氏著作的出版日益增多；在法国，新成长的一代比德·沃居埃一代更好地确认和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德。推迟他成功的隐秘因素，将成为持久地确保他成功的隐秘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