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只是扫清道路。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之前，我想提请大家谨防陷入谬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一生最后十五年间花了很大精力从事编辑一本杂志。他为这本杂志撰写的文章汇集成册，定名《作家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该著作中阐述他的思想。因此不断参照该书似乎再简单自然不过的了，但，可以马上告诉大家，这本书令人大失所望。我们读到社会理论的阐述，其理论模糊晦涩，表达极不高明；我们读到一些政治预言，没有一项预言得以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图预测欧洲未来的状况，几乎总是估计错误。

苏代先生不久前在他的《时代》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辟了一个专栏，乐不可支地挑陀氏的毛病。他同意说陀氏的文章只不过是通常的新闻体之作，这我完全赞成，但我反对他认为这些文章为我们了解陀氏的思想提供了再好不过的资料。说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探讨的问题并不是他最感兴趣的，应当承认，在他看来政治问题不如社会问题重要，社会问题又不如，大大不如道德和个体问题重要。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最深刻最罕见的真知灼见是属于心理学方面的，我补充一句，在这个领域他提出的想法往往停留在问题、疑问阶段。他不寻求答案，只作陈述，只陈述那些通常处在紊乱状态的问题，正是因为它们极其复杂，纵横交错，混乱不堪。总之一句话，严格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小说家。他最宝贵最敏锐最新颖的思想，我们应当在其人物的言论中寻找，而且不一定总在主要人物的言论中寻找，往往最重要最大胆的思想，作者让次要人物说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旦以自己的名义说话，总是笨口拙舌的。我们可以认为他通过《少年》中维尔西洛夫之口道出他自己想说的这句话：

“发挥？不，我宁愿不发挥。奇怪吧：每当要发挥我深信的一个思想，几乎总是没等陈述结束，我的信仰便动摇了。”

我们甚至可以说很少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陈述自己的思想之后不马上加以否定的。在他看来，思想一旦得以陈述就好像立即散发死物的臭味，好似佐西马尸体散发的恶臭，而人们恰恰期待着出现奇迹，其时这种恶臭使得他的弟子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夜间守灵变得不堪忍受。

不言而喻，对一个“思想家”来说，如此这般，是相当糟糕的。他的思想几乎从来都是不完全的，几乎总是让有关人物表达出来的，甚而至于，不仅关系到小说人物，而且关系到人物生活的某个确切的时刻。可以说，思想是由其人物某个特定和暂时的状况所获得的，因此是相对的，就是说，直接关系到思想所导致的行为或举动，抑或是行为或举动必然导致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讲理论，就叫我们失望。拿他论述谎言的文章来说吧，当他让说谎的典型人物（与高乃依的典型人物迥然不同）在小说场景中活动时，是多么得心应手，天衣无缝。他善于使我们通过典型人物明白是什么东西迫使说谎者撒谎，然而，一旦作者企图向我们作出解释，把他的人物理论化，就显得平淡苍白，趣味索然。

这本《作家日记》向我们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小说家到家到了何等程度。如果说他写理论和批评文章相当平庸，那他一旦把某个人物引入场景就十分高明了。正是在《作家日记》中我们发现精彩的记叙《庄稼汉克罗奇卡亚》，一部陀氏的力作，类似小说的，确切地讲只是一篇长长的独白，很像差不多同时期写的《地下才子》中那篇独白。

更妙的是，我想说，更有启示的是，在《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两次让我们观察小说情节的安排，几乎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意识的。

他给我们讲他观看街上行人，有时尾随他们的乐趣，之后，笔锋一转，便抓住某个遇见的行人不放了：

“我注意到一个工人，他胳膊上没有挽着老婆，只牵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两人都像孤独者那样愁眉苦脸。工人约摸三十岁，面容憔悴，一副病态。他穿着节日礼服，但外套的接缝处都已磨损，纽扣的包布全脱落了；衣领油兮兮的，裤子洗得倒顶干净，但像刚从旧衣店买来的；大礼帽破烂不堪。脸部表情阴沉，冷峭，近乎凶恶。这个工人在我看来像是个排字的。他手拉着孩子，小男孩有点儿跟不上。小家伙两周岁，再大也大不了多少，非常苍白，非常孱弱，穿着短上衣，踏着红高帮皮靴，戴着插一片孔雀羽毛的帽子。他累了。父亲向他嘀咕什么，也许嘲笑他缺乏腿劲吧。孩子没有争辩，五步之后，父亲弯下腰，把他举起，抱在怀里。男孩似乎很高兴，双臂搂住父亲的脖子。他刚抬高身子便瞥见我，吃惊好奇地望着我朝他微微点头示意，他却皱起眉头，更紧地扣住父亲的脖子。父子俩大概是好朋友吧。

“在街上，我喜欢观察行人，端详陌生的面孔，研究他们可能是何许人，想像他们怎样生活，并在生活中可能对什么感兴趣。那天，我对这父子俩特别关注。我设想，工人的妻子，即孩子的母亲，刚去世不久。鳏夫一周中在工场干活，把孩子扔给某个老妇人照看。他们必定住在地下层，这男子租了一间小房，也许只租房间的一角。今天星期日，父亲带着孩子走访亲戚，很可能去亡妻的姐妹家。我希望孩子的姨在小说中不常出现，她嫁给一个下级军官，住在地下层的大兵营里，但单独住一间房。她为去世的姐妹伤心哭泣，但时间不长。鳏夫也不显得大悲大恸，至少在走访时是如此。不过，他一直忧心忡忡，寡言少语，只谈利害有关的问题，讲完就默不作声了。之后，便等着上茶炊，等着喝茶。小男孩待在一角的长凳上，蛮不懂事地噘着嘴皱着眉，最后昏昏入睡了。姨妈和父亲对他不大在意，给了他一片面包和一杯牛奶便不管了。军官起先一言不发，等到某个时刻突然甩出一句粗野的玩笑，挖苦父亲正在斥责的小淘气。孩子急于离开，无奈的父亲把他领回位于利季埃奈亚的维鲍格斯卡娅家里。

“第二天父亲照例去工场上班，小家伙依旧跟着老妇人。”（《作家日记》第九十九至一百页）

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我们读到他遇见一名百岁妇人的记叙。他上街时看见老妇坐在一条长凳上，跟她搭讪后便走开了。但晚上“完成工作之后”，又想起老妪，想像她回到家人身边以及家人跟她说些什么话。他叙述老妪仙逝。“我乐于想像故事的结尾。毕竟我是小说家嘛。我喜欢讲故事。”

再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胡编乱造。就在这本《日记》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及科尔尼洛夫寡妇的诉讼时，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组合和安排故事。当司法调查结束，罪行水落石出，他写道：“我几乎全猜对了，”接着解释道，“一次机缘巧合，我去见了科尔尼洛夫寡妇，惊异我的猜测竟这般符合实际。当然，有些细节阴差阳错了，譬如，科尔尼洛夫虽然确是农民，但欧式穿着，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出结论，“总而言之，我的差错都无关紧要，猜测的实质内容是对的。”（《作家日记》第二九四页和第四五〇至四五一页，副标题为《一桩既简单又复杂的事情》）

有了观察的天赋，虚构的天赋，重组真实的天赋，如果再加卓越的敏感性，就可以产生一个果戈理，一个狄更斯（或许你们还记得《老古玩店》开头狄更斯讲他自己忙于尾随行人观察行人，离开之后还继续想像他们的生活）。但这些天赋，不管多么神奇，却不足以产生一个巴尔扎克，一个托马斯·哈代和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肯定不足以促使尼采写下列的文字：

“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比发现斯丹达尔更为重要，惟有他教我学到了一点心理学。”

很久以前我就摘录过尼采的一段文字，我想念给你们听听。尼采在写这段话时未必想到正好指出伟大的俄国小说家最独特的价值，他原本用来批判许多现代小说家的，譬如暗指龚古尔兄弟之流：

“对心理学者的训诫：切勿制造商贩心理学！千万不要为观察而观察！否则就会产生错误的观点，产生某种‘恶习’，产生某种牵强附会的东西。硬想体验某事而去体验，绝不会成功。事发时是不可自审的，任何一瞥都会是变形的。天生的心理学家本能地提防为眼见而观看，天生的画家亦然。他从不临摹自然，而依靠自己的灵感自己的‘暗箱’去筛滤去表达‘案情’，‘气质’，‘经历’……他只意识到概要结论，结果，而不熟悉对个别案情的任意推断。倘若另搞一套会有什么结果！譬如按照巴黎小说家那种办法，不就大办商贩心理学了吗？他们可谓窥伺现实，每天晚上报道一堆报闻猎奇。但瞧瞧结果是个什么样子哪……”（《水星》，一八九八年八月刊第三七一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为观察而观察。在他，作品并非产生于对现实的观察，或至少不仅仅产生于此，但也不产生于固有的想法。所以，陀氏的作品不是从理论构思出发的，而是浸沉在实际里，产生于思想与实际的会合，产生于这两者的混同（blending，英国人语），思想与实际浑然一体，简直说不上哪个占上风，以至于陀氏小说最为现实主义的场景也是最富有心理学和伦理学意义的章节。确切地说，陀氏的每部作品是由思想通过实际孕育的产物。“这部小说的构思寓我三年之久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七〇年写道，他指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但九年后才写成。他在另一封信中说：

“贯穿该书各部分的关键问题正是我有意无意为之痛苦了一辈子的问题：上帝存在！”

这个思想在他脑海久久飘游，直到与社会新闻相遇，在这种情况下总是由一件家喻户晓的诉讼案或一桩刑事官司这样的杂闻来使思想受精。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说作品构思完成。“我所写的是一件有倾向性的事情，”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当时谈及《群魔》，该书与《卡拉马佐夫兄弟》同时酝酿成熟。《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小说也是一部有倾向性的作品。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非无动机的，“无动机”一词是指现今流行的意义而言的。陀氏的每本小说都是一种事实论证，可以说是某种辩护，或更确切地说是某种讲道。如果我们敢于对这位了不起的艺术家求全责备，也许可说他太执着于证实了。咱们有言在先，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强求影响我们的主张。他力求点拨开导，使某些隐秘的真理显露出来；他为这些真理目眩神迷，认为至关重要，很快我们也会认为至关重要：大概是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至理，并非抽象的真理，亦非超出人类之外的真理，而是私密的真理，隐秘的真理。从另一方面看，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免遭种种带倾向性的歪曲，这类真理，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思想，始终服从事实，深深根植于实际。面对人类现实，他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顺从的态度。他，从不强扭事件，从不歪曲事件；好像他把福音书的告诫归为己有的思想：“谁欲救之必失之，谁欲弃之必扶之。”

在力图通过陀氏的著作追踪陀氏的某些思想之前，我想给你们讲一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工作方法。斯特拉克霍夫告诉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专门夜间工作，他说：“时近子夜，万籁俱寂，费奥多尔·米凯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孤身守着茶炊，一边小口呷着不太浓的凉茶一边工作到清晨五六点钟。他下午两点或三点钟起床，晚些时候接待客人，散散步或探望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总是满足于“不太浓的凉茶”，有人说他晚年放纵自己酗酒。还有人对我说，某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作室创作《群魔》，才智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多少是人为地濒临这种状态的。那天正逢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接待客人。费奥多尔·米凯伊洛维奇一副疑惧神态，突然出现在客厅，好些夫人聚集在那里，其中一位端着一杯茶竭力献殷勤，不料他大声嚷道：“端着你们的臭茶统统见鬼去吧！”

你们一定记得圣雷阿尔那句简短的话，要不是斯丹达尔硬拿来掩护自己的美学，很可能显得荒唐可笑：“小说是一面镜子，鉴以照之一路行去。”诚然，法国和英国的许多小说属于这个程式，诸如勒萨日和伏尔泰的小说，菲尔丁和斯摩莱特的小说……然而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更远离这个程式了。陀氏的小说和我上面列举的小说，乃至托尔斯泰本人或斯丹达尔的小说截然不同，就像一幅画和一幅全景图之间的差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画”时首先注重光线的分布，光线只来自一个辐射源……在斯丹达尔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光线是恒定的，均匀的，漫射的：所有的物件由同一种方式配置明亮色彩，从各个侧面都可见到，根本没有阴暗部分。而陀氏著作恰如伦勃朗的画，尤为重要的正是阴暗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物和事件结集起来，投以强烈的光照，只从一个侧面使之突如醒目，每个人物都沉浸在暗部。我们同时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奇特地需要集聚集合集中，在小说的全体成员中创造尽可能多的联系和相互关系。在他那里，事件的流动不像斯丹达尔或托尔斯泰作品中那样缓慢和均匀，流程中总有那么一刻，涡旋迭起，事件纵横交错，盘根错节；旋涡中故事的因素——道德的，心理的，外部的——时而沉没时而重现，时而丧失时而复得。在他那里看不到任何简约，他好搞复杂，乐此不疲，并老于此道。情感、思想、激情不纯粹地显现。他不孤立描写什么。我终于要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布局了，要评论他对人物性格的构思了，但请允许我就此问题先念几段雅克·里维埃尔的评论：

“小说家在脑子里构思人物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手法：抑或一味使人物复杂化，抑或突出其结构的严密性；他要塑造的生灵，抑或可以任其扑朔迷离，抑或可以拨云见日，惟妙惟肖地向读者描绘；抑或藏之待时，伏兵待用，抑或不厌其详，和盘托出。”（《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刊）

你们看得出雅克·里维埃尔出于什么想法了吧，那就是法国派小说家探幽发微，拨云见日，而有些外国作家，尤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尊重和保护其人物藏于密雾浓云。里维埃尔接着写道：

“不管怎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关注人物的深度，有如深溪洞壑，精心策划峰回路转，使人感到深不可测。

“……

“我们则相反，每每面对人物内心的复杂性，随着我们千方百计再现其复杂性，我们本能地把它巧作安排。”（同上）

这已经非常严重了，但他还补充道：

“必要时，我们助上一臂之力，抹去分枝岔节，把几个模糊的细部加以描绘，其意义最有利于构成一个心理统一体。

“……

“总之，把通往深溪洞壑的路口统统堵死，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倾向。”（同上）

我倒并非如此死死认定在巴尔扎克著作中就找不到几处深溪洞壑、悬崖峭壁和不可思议的幽邃，也不完全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邃就像人们起先想像的那样不可思议。不妨给大家介绍巴尔扎克著作中一个深溪洞壑般的例子，你们看怎样？我是在《绝对的探求》中找到的。巴尔塔扎尔·克拉埃寻找点金石，表面上完全忘记了幼年所受的全部宗教教育。他醉心于探求，把虔诚的妻子约瑟芬丢弃一旁，而妻子为丈夫的自由思想提心吊胆。某天，她突然闯进实验室。门开后，穿堂风引起了爆炸。克拉埃夫人昏倒了……巴尔塔扎尔脱口喊出的那一声说明什么呢？这声喊叫突然再现了他幼时的信仰，冲破了思想的层层积淀：“谢天谢地，你还活着！圣灵免你一死！”巴尔扎克点到为止，未作发挥。如果有二十人读这本书，肯定有十九个根本不会注意巴尔塔扎尔的失态，这一断层裂缝让我们隐约瞥见的深邃与其说未作阐明，不如说不可思议。实际上，巴尔扎克对此不感兴趣。在他，重要的是使其人物前后一致。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和法兰西种族的情感是息息相通的。因为，咱们法国人须臾不可离的正是逻辑。

我还可以说，不仅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人物，而且我们活生生的人间喜剧人物，都表明我们全体法国人，只要我们还是法国人，总是自己勾画自己，按巴尔扎克的某个理想勾画自己。我们气质的前后不一致性，不管有多少，都使我们感到难堪，可笑。于是干脆不予承认，想方设法不予重视，把大事化小。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单一性，自己的延续性；遗留在我们身上禁欲的东西无意识的东西就像我们看到克拉埃身上突然再现的情感。我们之所以不能使其泯灭，至少说明我们是不断予以重视的。我们一直就像我们设想作为人作为信仰中的人所应当做的那样做事。支配我们大部分行动的并非出于我们的喜欢，而是出于需要，我们需要模仿自己人，需要把我们的过去投射到未来上。我们为世系的延续性和纯洁性而牺牲真实，即真诚。

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描述了什么？他描述的人物根本不把保持前后一致放在心上，乐于自相矛盾，对矛盾百出满不在乎，其本身的气质就能承受各种各样的否定。好像最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兴趣的正是前后不一致。他非但不遮不藏，反而不断突出，为人物前后矛盾点拨疏导。

在陀氏的著作中肯定有许多未经阐明的东西，但我不认为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东西。一旦我们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开导，即人的身上并存着矛盾的情感。在陀氏著作中这种并存往往显得特别不合常情，以致把人物情感推至极端，甚至推到荒谬的地步。

我认为此处最好再强调一下，因为你们也许会想：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哪，不就是激情与义务之间的对抗嘛，高乃依的作品已显示过了。事情并非如此。高乃依笔下的法国英雄把自己投置于一个理想的楷模，使自己与楷模一致，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楷模，强迫自己成为这样的楷模，并非自然而然地成为楷模，并非天真未凿就可成为楷模。高乃依给我们描绘的内心对抗是在理想的人、典范的人和自然的人之间展开的，而英雄则竭力摈弃自然的人。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离儒尔·戈尔蒂埃所称的包法利主义相去不远了：他根据福楼拜笔下的女主人公包法利夫人创造了这个理论，认为某些人倾向于用想像的生活使自己生活双重化，倾向于中止自己现实的人而成为自己所设想的人所期望的人。

每个主人公，每个人，只要不离群索居，总是朝一个理想奋进，并且俯首听命于这个理想，都会成为人格两重性的典型，包法利主义的典型。

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看到的人物，即他向我们展示的双重人格典型，与包法利主义的典型是迥然不同的；也同病态典型毫不相干或关联甚少：病态典型相当常见，一个人物进入另一个人物，前者与后者交替出现，两组感觉的联合，两组回忆的联合是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形成的，很快我们发现同一个躯体包含两个不同的人格，两个寄宿的客人。两者各让其位，一先一后，轮流坐庄，互不相识。斯蒂文森在其精彩的魔幻故事《化身博士》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出色的典型。

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令人困惑的是双重人格并行不悖，每个人物都意识到自己前后不一致，意识到自己有二重性。

偶有这样的情况，陀氏某个主人公被极其强烈的感情折磨时顿生疑虑，不知因为恨还是因为爱。两种对立的感情交集一身，难解难分。

“突然，拉斯科尔尼科夫觉得自己在恨索妮娅，但又对如此奇怪的新发现感到惊异，甚至惊恐，他猛然抬头，定睛端详姑娘。憎恨立即从他心头消失了。不是那么回事。他搞错了体验到的感情性质。”（《罪与罚》第二卷第一五二页）

关于个体对感受到的情绪所产生的这类误解，我们在马里沃和拉辛的著作中也找得出几个例子。

有时候，某种情绪经过分夸大之后反而衰竭了，好像这种情绪的表达使表达者自己狼狈不堪，那样就谈不上感情的二重性。但在陀氏著作中却别有一番天地。听听《少年》中的父亲维尔西洛夫说的话：

“说什么我人微言轻并为此愁肠百结……不对嘛。我知道我无比坚强。你会问，我的力量在何处？恰恰在于异乎寻常地适应一切人和一切事，我这一代聪明的俄国人高度具备这种能力。我岿然不动，坚如磐石，处之泰然。我有看家狗般顽强的生命力。我身上悠然自得地包藏着两种相反的情感，毫不勉强，自然而然地同时存在。”（《少年》第二三二页，参见附录一）

《群魔》的记叙者特意强调：“我不负责解释相反情感的共处”，那么我们再听听维尔西洛夫的话吧：

“我有一肚子的话，就是说不出来。我觉得自己一分为二了，”他审视了我们大家一番，脸色非常严肃，语气真诚，令人信服，“是的，真的嘛，我一分为二了，为此我真的害怕起来了。这感觉就像您的替身站在您身旁。您自己既聪明又通情达理，但另一个您却硬要干荒唐事。突然，您发现是您自己要干荒唐事。您竭尽全力抵制，却身不由己。我从前认识一个医生，他在父亲的葬礼上，在教堂里，情不自禁地吹起口哨来。我之所以今天没来参加葬礼，正因为我确信我会像那个医生那样吹口哨或失声大笑，况且那个不幸的医生下场相当凄惨。”（《少年》第五五二页）

……

“维尔西洛夫当时没有想到任何固定的目标。突然，相反的情感狂风般打乱了他的心绪。我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是疯狂症发作，尤其今天，他一点儿也不疯魔。但我姑且认为是他的‘替身症’。一名专家的新书证实了我这种说法……‘替身症’标志严重的神经错乱的第一阶段，可能导致相当悲惨的结果。”（同上，第六〇七页）

《群魔》奇怪的主人公斯塔夫罗金宣称：“我能够，迄今一直如此，产生做好事的愿望，并为之感到快乐。但同时，我也想做坏事，并同样为之感到满足。”（《群魔》第二卷，第四十七页）我们在波德莱尔的书中也看到：“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具有两种祈求，一种向往上帝，另一种向往撒旦”。（波德莱尔《私人日记》第五十七页）

我想借助威廉·布莱克的几句话来设法阐明这些明显的矛盾，特别关于斯塔夫罗金上述奇特的声明。但我把这一解释的尝试留到晚些时候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