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引两段插叙，以示教训为鉴，然后一口气把故事讲完。

七月，就在我赴彼得堡前两个月，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差我去邻近一个地方办件事，至于什么事无关紧要。在回莫斯科的车厢里，我注意到一个褐发青年，脸上长粉刺，穿着相当讲究，但肮脏不堪。每到一站，他都下火车，跑到酒柜台喝烧酒。他所在的车厢分隔室有快乐而粗野的一群围着他。这群喧闹的旅客欣赏年轻的酒鬼能够大喝不醉，竭力纵容他喝更多的酒。干这勾当最起劲的是一个微醉的商人和一个德国穿着的瘦高个子，商人的男当差，废话特多，口臭难闻。贪杯而海量的年轻人寡言少语，他听着同伴们瞎嚷嚷，脸带傻笑，有时失声大笑，但总是笑得不合时宜，其时发出几个含糊的音节，“哼……嗯……噜”，一边用手指摁着鼻尖，逗得商人、仆从和所有的人乐不可支。我走近凑热闹，说实在的，尽管他的行为愚不可及，我却不讨厌弃学的大学青年。很快我们便以你相称，下火车时我记下他当晚九点在季维尔林荫大道等我。

我准时赴约。此兄让我合伙玩耍，玩法如下：我们看中一个良家妇女，一声不吭，一左一右夹她而行。我们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旁边根本没有妇女。我们一丝不苟地讲猥亵话，问答自如，滴水不漏，尽管我当时对性事只知词语（童年之美谈），不通技法。妇人惊慌失措，加快步伐，我们也加速行进，并继续诲淫的对话。受害者怎奈何？没有证人，再说报告警察总是棘手的事情……

这种庸俗的玩笑我们一连闹了八天。其时我觉得很有趣吗？现在很难说：起初这种闹剧叫我开心，因为出其不意，再说我厌恶女人……有一回，我对那个大学生讲，让·雅克在《忏悔录》中供认在少年时代他喜欢埋伏在某个角落里把生殖器弄得高高勃起，吓得过路的女人瞠目结舌。他的答词是“哼……嗯……噜”。他对此一窍不通，两眼一抹黑，而且毫无兴趣。我坦率给他出的主意他全然不通，他胡闹的艺术单调得要死。这个混蛋越来越叫我讨厌了，终于断绝了来往，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我们照常无理狭狎女人，这回是个行色匆匆的姑娘，在夜间的林荫大道上。她最多十六岁，也许刚下班，没准母亲在家等她，可能还是个负担全家的可怜寡妇哩……我突然多愁善感起来……我们的脏话竞相交换……姑娘好似一头走投无路的牲口，在夜色中加快步伐。突然，她戛然止步，上气不接下气之间，一把扯下裹着瘦脸的围巾，双眼猛然炯炯发光，说道：

“嗯！恬不知耻的孬种！”

我以为她要失声痛哭了。不然，说时迟那时快，她挥手朝大学生打了个响亮的耳光，正中那傻蛋的嘴脸。他正想反扑，被我拉住，姑娘得以逃脱。

只剩我们俩时，便吵开了。我把心里的厌恶统统倒出来，说他无知无能，卑鄙下流。他骂我杂种（我自己私下告诉他我是私生子）。我们破口对骂，互吐唾沫。从此，我和他不再见面了。

我气急败坏，但第二天气恼消退，第三天便忘得一干二净了。到了彼得堡，我再回顾那个场景，羞愧难忍，失声痛哭，今天想起来心里还怪难受的。我怎么会卑劣到如此程度而且竟把劣迹忘掉？现在我明白了：“理念”把一切不属于理念的东西都视为无意义，过早地清除我应得的痛苦，使我聊以自慰，并宽恕我犯下最恶劣的错误。这种理念我是从娘肚子带来的，但伤风败俗。

现在讲第二件事情：

去年四月一日，几个人来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家参加节日晚会。突然阿格里皮纳一阵风似的跑进来报告她刚在厨房外门发现了一个弃婴。大家争先恐后前往观看，但见一个三四周大的女婴躺在篮子里哭泣。我拿起篮子，提进厨房。女婴身上别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亲爱的恩人们，可怜可怜小阿丽妮娅吧！她已经受过洗礼。我们永远为你们祝福。此祝节日幸福。——你们不相识的人们。”尼古拉·西梅奥诺维奇使我伤心，虽然我十分敬重他，因为他表现得不近人情：他没有孩子，却硬要立即把女婴送往孤儿收容所。我把婴儿从篮子抱起来，闻到一般呛人而带酸的气味，我把婴儿抱在怀里，宣布由我抚养她。尼古拉·西梅奥诺维奇，不管心地如何善良，立即表示万万使不得，竭力主张送去收容所。但最后还是按我的意愿办了。

同一院子的另一幢房子往着一个酒鬼老木匠，但他的妻子还年轻而且健壮。这个贫苦人家结婚八年好不容易最近有了个独生女儿，可没断奶便夭折了，天缘巧合，他们的女婴也叫阿丽妮娅。我说“天缘巧合”，因为妇人闻声进厨房来看热闹，当听到女婴的名字时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她的奶水还未干涸，她当场解开上衣，掏出乳房喂小阿丽妮娅。妇人是否同意领薪照管孩子？她不能立即答复我，得由丈夫做主，但至少她答应当夜看管小阿丽妮娅。第二天，我跟那对夫妇做了交易，我预付了第一个月的八卢布，丈夫立即拿去酒吧花掉了。尼古拉·西梅奥诺维奇好意为我的偿付能力做担保。我执意交给他六十卢布，但他硬不肯收，这么一来我们小小的口角倒是烟消云散了。玛丽娅·伊凡诺芙娜什么也没说，但很明显她内心惊异我自告奋勇挑这么重的担子。他们俩谁也没乘机打趣，我很感激他们这份厚道。

我一天三次往达丽娅·罗迪沃诺芙娜家跑。一周后我背着她丈夫偷偷给她三卢布，再花三卢布买了被褥和襁褓。但我当了十天父亲，小女儿就病了。我去找了医生，我们整夜折腾阿丽妮娅，让她吃药。翌日，医生宣布她不行了。对我的提问，确切地说对我的质问，他答道：“我又不是神！”小病人窒息了，满嘴泡沫。当晚她便死了，死时黑黑的大眼睛盯着我，仿佛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为什么我没有想到给小死者照相呢？那天晚上我不仅失声痛哭，而且抢天呼地，这在我是前所未有的。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好言相劝。木匠亲自做了口棺材。大家把阿丽妮娅埋了……我忘不了这些事。

这件倒霉事儿引起我的深思。阿丽妮娅并没有花掉我多少钱：寄养，医生，棺材，葬礼，鲜花，总共三十卢布罢了。这笔钱我在离开莫斯科时便捞回来了：我从维尔西洛夫寄给我的旅费中省下一些，再卖掉一些小物件。这样，我的资金就完整无损了，但我心里想：“不过如此闲荡徘徊下去我是走不远的。”从我跟大学生的奇遇得出这样的结论：“理念”可能把我周围的一切搞得一团漆黑，使我失去现实感；从我偶遇阿丽妮娅的倒霉事儿来看，“理念”的主要关注点则任凭感情用事所摆布。两个结论互相矛盾，但两者都是正确的。

——《少年》第二十二至二十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