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喜欢肖恩·康纳利，只要是这位上个世纪全球最帅男性所演的电影，不管片子据说多烂也非看不可，然而，可能不是太多人看过他跟迈克尔·凯恩合演的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台湾当时把片名译为“大战巴墟卡”。

电影的故事非常有趣，话说两个在印度殖民地的骗子忽然异想天开，想起他们这一生由于骗人职业之必要，什么样高贵低贱的行业都充当过，惟独国王这个职位不知滋味如何，于是他们经过一番搜寻，找到兴都库什山海拔七千公尺以上的一处河谷，沿河由上而下居住着七个永远因河水起纠纷的部落(“他们总是趁我们喝水时在上游尿尿”)。历史上，这些部落只被外力短暂征服过一次，那是数千年前亚历山大大帝一路打到印度河边兴叹那一役顺带完成的，而据说亚历山大曾应允这些部落他会回来，于是悠悠千年，这七个小部落便代代相传痴等着他们的王也是他们的神回来……

肖恩·康纳利和迈克尔·凯恩购足了英国步枪，雇了领路的雪巴人，唱起他们的枪骑兵军歌，昂然向着皑皑雪山以及他们的奇怪梦想前进。

说这个有趣故事的人便是吉卜林，鲁德亚德·吉卜林，本书我们纽约之贼罗登巴尔引用他诗句的那个吉卜林，时为一八八八年，吉卜林二十三岁之时。

时空倒错的小说家

没记错的话，吉卜林应该是英籍文学家第一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从小说发展的主流来看，吉卜林其实是个蛮奇怪的人物——作为现代小说起点的这个老牌帝国，说真的一直不乏有相当好的小说家，但似乎英国人要拿诺贝尔文学奖总得是奇形怪状的人才行，比方说比较合适得诺贝尔战争奖(可惜好像没有这奖项)的二次世界大战英雄丘吉尔，居然也得过文学奖，反倒是写得那么好的格雷厄姆·格林被提名二十几次始终拿不到，瑞典皇家科学院那堆人的鉴赏力之可疑以及政治敏锐度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的品味还是比法国龚古尔奖的评审要好，好太多了。

为什么说吉卜林从小说发展的主流来看颇奇怪呢？因为他有点像个时空倒错的书写者，也像个不知有汉遑论魏晋、一头撞进来完全不知文明世界今夕何夕的书写者。

吉卜林生于一八六五年的印度大城孟买，开笔甚早，十几岁就又写诗又写小说，但就西欧的小说书写而言却一点也不早，吉卜林写作的时间落点约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段期间，我们晓得，彼时西欧的小说大河业已流淌过最成熟的高峰期了，那种放眼高旷天地的大作者大题材早已书写殆尽，或者说根本没人相信有其存在的可能。

用卢卡奇的指控来说大约是，欧洲原来那种雄强有力的叙事传统已萎缩成为自然主义细碎繁琐的描写，原来小说家那种同时扮演着先知、知识传递者、社会启蒙者、哲学思维者、历史记叙者，甚或现实世界革命的实践者以及旗手诗人，已被资本主义专业分工底下的“职业小说家”所替代；米兰·昆德拉的嗟叹则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开始，他说，“欧洲最早的小说家就是在人看来无限大的世界中旅行”，拉曼查的愁客骑士策马向着广阔不可知的华丽冒险，自由自在，任谁也阻挡不了；然后到巴尔扎克之时，开始有楼房建物兴起拦住了人的目光和去路，“那楼房是社会机构：包括警察、法院、金融和罪恶世界，巴尔扎克的时代不再有塞万提斯或狄德罗那种幸福的无所事事”；再往下到福楼拜和左拉之时，“视野缩小到如同一块围墙内的地方”，那个只属于人的、无疆界的欧洲大陆被不断分割并隔绝，外在世界的无限已然失落，人只能低头瞪视灵魂的无限来替代；然而，昆德拉悲伤地说，当社会那种不可一世的超人力量增长并夺取了人之后，欧洲小说还能如繁花怒放的人类灵魂无限之梦，也从此失去了它的魔力，便连包法利夫人那种困于斗室之中的自在梦想也保不住了，人只能想他自己的审判，和他的土地测量员职位，这便是卡夫卡的《城堡》和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的K。

吉卜林的小说便写在这个分工已然完成、城市鳞次栉比让每人形同孤岛的时代，但他的小说，乃至于他的书写身份和方式却完全不是大主流小说那个样子，不详查他的写作年表，很容易误以为他是笛福、菲尔丁那时代的作家。

他像出外冒险浪荡太久的昔日堂·吉诃德先生，从“社会发展时间”落后几个世纪的印度半岛，忽然闯回壅塞的欧洲，像个“过去的人”，也像个时空穿越者，因此，不合时宜，鲁莽，做出一些可笑的事(或如他领诺贝尔奖时一位瑞典记者写的，“啊，真希望他手里抓着一条蛇！”)，但气概逼人，栩栩如生，而且多少也携回印度人还保有的那种“幸福的无所事事”。

帝国主义者

在这部《喜欢引用吉卜林的贼》书中，布洛克选用吉卜林，我个人不知道是否有更深一层或直觉般联想的对照意涵，包括吉卜林笔下那种自在冒险的趣味，包括吉卜林挥之不去的成人童话特质，甚或吉卜林那种对现代社会科层建构的全然无视等等，这些是否和罗登巴尔这个虽然落脚于全世界最“进步”最高大楼林立壅塞的曼哈顿一地，却力图保有冒险、保有成人童话、保有一家时间停驻的二手书店、乃至以一身老小偷技艺穿透千家万户的幸福自在相映成趣——至少，我们看到他对吉卜林这本反犹诗作《拯救巴克罗堡》以及其他相关行径的嘲讽看法，大体上是正确无误的，吉卜林一直有可笑的行事习惯，也写一些可笑的东西。

吉卜林从来不是个“专业的”小说家，如卢卡奇说的那样，他也写诗，而且一直保持写诗，甚至差点在英国受封为桂冠诗人的荣衔(差点是因为他自己拒绝了)，而不像诸如福克纳之类的那样，只是在十七八岁春情勃发且慨叹生命的“诗的年龄”写写就算了。其中最有名但却也最可笑到令人齿冷的，是一八九八年他已三十二岁时所写的《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一诗，诗中毫不掩饰地赞扬帝国力量的伟大及其正当性，并以此为白人的“天命”：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Send forth the best ye breed——

Go bind your sons to exile

To serve your captives& need

To wait in heavy harness

On fluttered folk and wild——

Your new caught， sullen peoples

Half devil and half child

……

请原谅我们这里既没耐心引完更没耐心帮大家翻译出来，真对帝国主义有兴致的人，不难用作者名Rudyard Kipling在国外网站查到全文——吉卜林还把此诗寄给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赢来老罗斯福“从扩张主义的观点来看，很有道理”的赞赏。

就算在小说的书写领域里，吉卜林也一直出入徘徊于“正统”小说和早期的冒险传奇故事之间，他可能最有名也流传最广的小说Jungle Books，台湾译为《丛林王子》，写一个在森林里被野兽养大的小孩毛克利，还有又剽悍又温暖的黑豹巴希拉，强大而且聪明狡猾的大蛇卡，还有大熊巴洛，白眼镜蛇奈格，以及那一群吱吱喳喳吵死人的坏蛋猴子。也许吉卜林书写时心里想的是某种优胜劣败式的丛林残酷法则，以为这是人生真相，更是种族国族交锋的真相，但Jungle Books的成功显然不在这些过时的偏见，而在于他精彩绝伦的说故事和角色创造能力。于是多年之后，Jungle Books几乎完全被看成只是一则有趣的森林童话故事，甚至书中到处可见的残酷成分被彻底除去，而成为迪士尼卡通那种样板式的勇敢、坚强、人与动物合一的卡通影片傻故事，给全世界的儿童看。

郑重推荐这一本书

好啦，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吉卜林的是非，往下有必要来一些吉卜林的好话——请注意，这绝不是虚伪的所谓“平衡报导”，而是真话。

吉卜林真的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异想天开，高潮迭起而且元气淋漓得不得了，作为一个暂时忘掉自己念过且同意萨义德《东方学》一书的读者，其实读起来极其舒适；作为一个理智上不得不苦K当代欧洲美国乏味小说的读者，那更是有松口大气的活过来之感。

这里极乐意推荐吉卜林的另一本名作《基姆》，正好台湾的坊间有译本，不论购买或阅读都极其方便。

基姆是个小孩的名字，英国白人小孩如吉卜林自己，却生于印度长于印度。他的父亲是爱尔兰小牛团队的旗手，流落东方殖民地，在基姆三岁时抽鸦片死去，把孩子留给一个欧亚混血的穷女人，但他这位潦倒的父亲坚信，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转的，有一天会有骑骏马率领世界最精锐部队的上校来迎接基姆，会有九百个奉绿地红牛为神的健儿吹号欢迎基姆，这个预言遂像咒语般，被封存在基姆脖子上所挂的护身符里。护身符里其实是三份文件，一是他老爸的退伍证书，一是基姆的出生证明，另一份只是他老爸的签字。

年幼的基姆成长于贫穷大街，生存伎俩无一不精，被街坊所有人称为“世界之友”，有一天，他意外结识了一名来自北方雪山的西藏年老喇嘛，莫名其妙成为喇嘛的徒弟。这位道行崇高的肃仁寺住持德秀喇嘛有个悲愿，他千辛万苦打算走遍印度，寻找一条传说中的河，一条可涤尽人世罪恶的河，相传是释迦牟尼还身为王子时射出一箭所涌现出来的河，这奇怪的一老一少、一白一黄便由此结伴而行，在广阔无边的印度找寻自己的召唤——

在无限大的世界中一种幸福无所事事的冒险旅行。

也一定会是阅读者从纽约到印度、从西方到东方、从二十世纪末的当代华丽到殖民地时代的印度神秘幽邈的一趟幸福无所事事的冒险之旅——如果你在看完罗登巴尔破案之后打开《基姆》一书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