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怪故事里，或在童话故事里，树，只要长得太大太久，好像就会有着奇特的魔法魔力，有时候是温柔的、智慧的、充满好意帮忙人的，像《龙猫》里住着龙猫的超级大栗子树，或像《风中奇缘》之中扮演智者的老柳树婆婆；然而，有时候也可能是狰狞的、可怖的、专门害人的，我们顶熟悉的就有徐克《倩女幽魂》系列电影里的姥姥千年老树妖，没事就想找人来吸吸血(用血和二氧化碳加阳光来进行光合作用，不知道是哪一种树)，顺便运动运动她的超级大长舌。

树这种“善/恶”二元背反性格，当然不来自它的本性(尽管不少树种会分泌化学物质来攻击其他的树，以取得生存空间)，而是人的神经质敬畏之心——想想看，树真的是我们生活周遭可见最奇怪的生命，首先，我们再找不出有谁比它更长命不死的，而寿命长便也罢了，偏偏它又一言不发，神秘得很，这么漫长的时间究竟都做些什么想些什么盘算些什么？而且，树又往往和人异常亲近，甚至就杂居在人家之间，敌明我暗，如此静静听得数以百年千年计的世间闲语闲言，冷眼惯看了一代一代生老病死物换星移，这总该有着一些很不一样或甚至某种历史洞见力量的心得结论是吧。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于是，某些爱做梦爱胡思乱想的人，以及某些神经质的人，总会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比方讲被某些不切实际的愿望如爱情所折磨之时，比方讲雷电交加的一人独居夜里，比方讲自己也无力控管的睡眠做梦之中，便开始期盼、怀疑、惧怕、相信乃至于幻觉，树，显然有着我们不知道也不拥有的奇怪智慧和力量。

当然啦，要说在如此的神经过程中树自身完全没参与，这也不尽持平。毕竟，树也和人一样，有些长得就是甜美可人，有些则怎么看怎么凶恶怕人，再加上生长地点的差异，更使人的主观感受有着天渊之别，像水边一株温柔干净的垂柳，或星垂平野阔里独立而直挺的大白杨树，或枯岩峭壁上老态龙钟的老松树，或就是寺庙前听惯了暮鼓晨钟以及无数善男信女虔诚祷告的长须老榕树，显然就和生在穷山恶水，比方说亚马逊河雨林里，那种看起来就像会吃人的树不同。

最近，听说台北市的评论家文化局长龙应台要立法保护台北市的树，这当然是绝顶的好事一桩，但如果龙局长也理解人们对树的善恶二元感受，那显然她该找棵好树、善良美好的树，来作为她政策的代言人。

如此，我第一感想到的不是哪一棵实存的树，而是画布上的，我说的是，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笔下的树。

生于水平与垂直的几何家乡

蒙德里安是荷兰人，他笔下的树也顺理成章是荷兰树，荷兰的树特别之处不在于树种，而在于生长之处几乎尽是低平之地。垂直的树，加上水平的大地，呈现出一种几近是几何形态的构图，稳定、安全、和平、坚实，蒙德里安所绘的树，就给人如此心思澄明、岁月静好之感。

万物均衡，流光冻结，仿佛乌托邦一般。

然而，The Burglar Who Painted Like Mondrian，画风像蒙德里安的贼——就算只是垂直的树和水平的大地，又怎么可能是我们伯尼·罗登巴尔先生所能画得像，画得可以乱真的呢？是的，一点也没错，罗登巴尔所画的，不是早期以荷兰的平野、农舍、风车，尤其是树为对象的牧歌氛围蒙德里安，而是他一九一九年之后所谓“新造型主义”时期的纯抽象画作。一九一九年后蒙德里安画布之上，不仅再不存在我们放眼可见的任何物象，事实上，就连一条曲线也没有，这个阶段的蒙德里安，我相信不少人见识过且印象深刻，只有直线和直角，颜色几乎只用三原色，画名也只抽象地题为“构成”：《白、黑构成》《红、黄、蓝构成》《菱形构成》云云。

这解决了我们优雅贼子的一个技术问题：没错，罗登巴尔是画得来，只要他有画布、画笔、几管颜料和一根大尺。但这头才压下去，另一边的问题立刻翘了起来：如果就连罗登巴尔都能画得来，这样的画还有什么价值可言？这值得买值得偷吗？要的话干吗不自己画个三张五张呢？

是啊。

不再是工匠的绘画者

事实上，这个问题通常会被问得更直爽更不保留：这样的画家到底会不会画啊？意思是，他究竟是不是唬弄人的？是否骗子？

问题若转成这样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当下就能大声回答：会画，而且真的很会画——蒙德里安此人生于一八七二年，至于他受到毕加索、波拉克立体派的启示、画风丕变向抽象，则是一九一二年他到绘画王国前进之都巴黎参展之后的事了，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他已勤勤恳恳在画布上和具体的实相拼搏了三十年以上的时光。蒙德里安自幼就有天才之名，十七岁拿到小学绘画教师的资格，二十岁又转头进入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立艺术学院深造，过人才气加上严谨完整的正规训练，使他才二十岁出头就成为荷兰新一代的最重要画家，三十一岁又以《静物》一作拿到艺术家画会的Willink van Collen大奖。

然而，这样一个实力派的画家，又为什么甘心放弃他苦心淬炼的圆熟技艺，放弃他所拥有最具威力的武器，下凡到我们正常人皆能的世界来呢？这且让我们阵前易将一下，用一个比蒙德里安更熟悉、也更夸张的实例来试着回答，这就是毕加索，一个比蒙德里安更会画，但也更多变的伟大奇才，人类绘画史上的百变金刚。

如果大家没能亲临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如我个人，希望至少也曾在画册上见过毕加索“幼年期”的画作，如十五岁时的《额发蓬松的自画像》或十六岁时的《科学与慈善》，那你也一定会像我个人初见这几幅画的感受一样，有种如遭雷殛的可怖惊吓之感——因而，你也会相信以下这事绝对属实：据说，成年后的毕加索有回参观某个儿童画展后表示，他这辈子绝无可能画出诸如此类的天真童稚之作好参加此类画展，理由简单得气死人：“因为我九岁时就已经和拉斐尔画得一样好了。”

他那位同时是画家、艺术学校绘画教师、博物馆馆长的可怜父亲，反应和我们相去不远。他在毕加索不到十三岁时，就把自己生命志业所寄的画笔画具全给了这个可怕的儿子，至此封笔一生不再画画，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让我们设身处地为人家想想罢，如果一个人九岁就拥有拉斐尔般全套究极古典绘画技艺，偏偏又造化弄人让他整整活了八十几岁，你能希望他这辈子怎样？如白老鼠踩轮子般埋头重复又乏味地照着画七十多年？还是他一定会不安分地想点做点特别些的，比方说把线条扭曲拉长，让实相拆解堆叠，在颜色上搞点变化什么的？

我想，只有当一个绘画者的身份自觉是工匠时，这样的甘心重复才可能发生，就好像我们上班族的职业身份自觉一样，每天朝九晚五重复几十年的同样乏味工作直到弄到一笔退休金养老，或让不肖儿孙套牢在股市房市血本无归为止。拉斐尔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画者，彼时他们的身份主体显然是工匠，依存于教会、国王贵族或新兴权贵巨商家族，老板要你画祖先的肖像就肖像，要你画圣经人物就圣经人物，想想，老板家客厅缺了沙发要你敲敲打打做出来，你能费心费神搞出个高倍显微镜要他们一家子就坐这上头喝茶聊天吗？

麻烦便在于，历史一路走到毕加索、蒙德里安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彼时西欧社会的持续发展赋予了这些画者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立创作者、艺术家身份：画家。如此，变化的尝试看起来不可避免了，不管这个面向未知世界的变化是好是坏、有理没理、提升或者沉沦，就是非变不可了。

改变有理的蒙德里安

冯内古特的《蓝胡子》小说中，有如此几句缺德的对话：

“我要画里头有树。”

“哦，绿色和褐色。”

“还要有天空。”

“蓝色。”

把摇曳生姿的树和变幻不定的天空，只简单表现为大块扁平的绿、褐和蓝，这是聪明洞视的本质回归呢，还是一种令人不堪忍受的粗暴化约呢？

然而，这里我们得话说前头，不管我们决定如何看待蒙德里安的转变，都得当个大前提来承认：他绝对是个认真、诚恳、而且极其正直的人，更是个可堪长时间寂寞而且不会想哗众取宠的人，也许顽固多了点，但绝非我们印象里当代画家那种口沫横飞、善于经营展示自己、自我规范能力薄弱、还刻意放纵以作为才气卖点的表演家推销员。蒙德里安走入高度简化的怪异世界，其实嘘声远多过掌声，但他完全服膺着自己的认知，矢志不回，有过程、有步骤、有清晰的变化理路，甚至还一幅画一幅画地留下了几乎不能再完整的每一个变化阶段环节，他绝不是那种抹口水于手指头，时时测风向好决定往哪走，换信仰比换衣服还快还方便的弄潮之人。

我们从他以“教堂”“沙丘”“风车”和“海潮与防波堤”为主题的系列画作演进，都能清楚看到这个轨迹，而其间又以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树”的造型变动最彻底——蒙德里安先让颜色剥落凋零，呈现出单纯的深浅单色；再来则是蔓生枝桠的大胆砍伐，成为规律性的几何形态粗胚；然后曲线逐步被拉直成斜线，斜线又进一步演化成水平和垂直的线条，就这样，莫奈不回头成了罗登巴尔。

这样的转向，诚实的蒙德里安当然有一整套相应的理论，只是，有理论并不保证就一定有道理或说是好的，尤其是面对未知微妙世界的创作者，有太成形太顽强的理论指引，常常还是挺危险的。

蜀道难的创作图像

在人类诸多创造性领域之中，很奇怪的，画家似乎是最爱揭橥理论、最爱解释自己作品和创作意义的一种人——比起来，使用文字最多最纯熟、思维续航力最持久的小说家对此反倒戒慎恐惧，比方说，最热衷在小说中滔滔讲理的托尔斯泰，便曾在答复一名贵妇人有关《战争与和平》意义问询之时，婉转地说，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整部《战争与和平》同样的篇幅规模，因而无法应命；而一样拥有强大论辩实力和纵向历史视野的米兰·昆德拉则直接讲，小说家不好解释自己的作品，因为“作品通常要比它的创造者聪明一点，如果一个小说家比他的作品聪明，那他最好考虑转行”。

这是极漂亮的一番话，引人深思。

我个人的体认大致是这样：理论，大体上可以视之为人类思维的秩序化，基本上在某种明晰的、普遍意味的思维层面上工作，然而，面对着未知、不确定、宛如迷雾笼罩的创作世界，即是某种太初的混沌状态，在此阶段，思维“暂时”觉得自身是空的、一无所有的，而以各种合理不合理、可能不可能、成形不成形的方式尽其一切可能的漫射突穿而出，其中包含了洞见、感悟、直觉，甚至只是模糊飘忽的一点点灵光，这些他日(或说下一个阶段)理论在秩序化过程中不好容纳、不方便承认、可能必须予以割舍的思维方式和路径，却是创作者和创作阶段无可替代甚至是仅有的装备武器，可能发现并捕捉到一些人的聪明始料未及的猎物——我想，作品比原作者多一点、更聪明一点的地方，可能就是由此而来，以一种难以规律性语言的微妙样态被掌握的。

如果我们可以用某种跋山涉水的冒险旅程来比喻面向未知世界的创作世界，那么，眼前应该是如李白《蜀道难》所描绘的那种原始险恶景象，没任何既有的路，或仅仅是一两人走过又被丛生蔓草重新占领的小径，是地摧山崩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联，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猱猿欲渡愁攀援，是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这样的路径，通常仅容一人，不足旋马，更遑论重装备的理论体系。当创作俯首听命于理论时，它便不再轻灵，这样其险也若此的栈道小径便只能从它的地图里划去，标示上“此路不通”的戳印。

拙劣的理论者

因此，创作世界的突破创新，比较好的方式总是以美学形式先到达，而不是以持重、得万事齐备的理论形式。

这也正是蒙德里安，以及更多满口天大理论等而下之画家的麻烦所在，更不巧的是，他们还通常是很拙劣的理论者。

我们该谦卑地说，就绘画技艺而言，我们当然不会是蒙德里安的对手，但当他放弃了他最强大的武器，转而使用他并不熟悉的理论来交锋，那我们便不怕他了，这就跟三连霸后的篮球之神乔丹决定改打棒球一样，于是，那些在篮球场上替他提鞋子都不够格的大联盟投手，尽管对他仍尊敬有加，找机会就想跟他握手讨个签名，但通常只需要三四个球，就可以把这位另一个领域的天神三振出局。

蒙德里安这种“减法”的、把现象的芜杂细节砍去，以简单找到几何式的“事物真实本质”的理论，老实说，整整迟了人类理论认知达两千年以上，这是什么？这是古希腊“做多”、“做一”两派哲学思维中的巴门尼德，是柏拉图。

甚至，我们该公平地说，瞧不起现象界、认为现实世界只是精纯完美理念世界粗劣摹本的柏拉图，可远比蒙德里安复杂多了，事实上，我们光从《理想国》一书的辩证中就可看到，柏拉图并未“涅槃”式地找到他的理念原型就不动停在那里，相反的，柏拉图仍再次回到现实的细节来，不厌其烦地一点一滴试图在现实世界建构他不可能的完美哲学家王国，他甚至说了“洞窟理论”这个重要的故事以言志，要那些挣开铁链、上升到清明理念世界的哲人再下到堕落的尘世中来，认为这是哲人的使命和责任。

细节仍是要讲究的、是有意义的，它绝不仅仅是“事物真正本质”体现时必然的失误、堕落和不必要的变形而已，相反的，它是人间语言的主体形式，它也是美学语言的最主体形式，它弥补了理论框架的不连续和必然遗漏，也让美的知觉可感，而不仅仅是可知，它更令文学、绘画乃至于一切创作不臣属于理论，独立地面对、探索，并回答更多理论无力处理、予以搁置的问题(如美的、信念的、价值的、宗教的，乃至于昆德拉所言，人类存在的问题)——它让寻求秩序者痛苦不堪，但它给我们一个始终变动惊奇的万花筒繁复世界图像。

列维施特劳斯如是说

看着蒙德里安新造型时期的几何抽象画作，我总想，有哪个小说家做了同样的事呢？有没有任何一位小说家“发现”人类的一切思维和现象，很奇妙地皆由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组合表现出来，因此，他从此只反复书写这二十六个单一的字母，以为这是小说最极致、最精纯的表现形式？——我想到最接近的是我们国内的王文兴，和他那古怪的《背海的人》。

这不就是《一九八四》或《美丽新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到来吗？

画蒙德里安的罗登巴尔老兄又怎么想呢？

我想，人类是永远不会放弃对终极的、简单的、如神一样干净存在的事物本质作追求，这也是好的，但这里也就带出了一种“自大”的危机(不管这追求者本人是如何谦逊，如蒙德里安、如斯宾诺莎)，因此，我把列维施特劳斯的两段有关绘画艺术的发言抄在这里，作为结束：

我对艺术技艺情有独钟，这是人类在几千年时间里创造出来无可替代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它形成的基础是人对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一种认定。艺术提出的问题，像其他问题一样，绝对不是单一层面的。

人必须让自己相信，他在宇宙的地位十分渺小，宇宙的丰富多样性充斥了一切；人的全部审美创造才能永远不及一块岩石，一只昆虫，或一朵鲜花所给予人的多——而我们的眼睛却丧失了辨别能力，我们不再知道怎么去看待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