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文的“人”的发现

第四次人的发现表现在人文的人的发现、日常的人的发现、爱与宽容的人的发现、生态的人的发现、神性的人的发现五个方面。

20世纪80年代末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理想主义和新启蒙思潮受挫，90年代初，商业化、庸俗化、任逍遥潮流来势汹涌，用王晓明的话说，“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缺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匾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6)危机不是这时候才出现，但人们对此问题关注的深度和广度在这时候最为凸显，于是，就有了历时五六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这个讨论实际上关乎一次重要的人的发现。这一发现是发现了人与人文内在精神的紧密关系，发现了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准和尺度，不是发现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人文精神之富有和在人生实践中之贯穿，而是发现其缺乏。

陈思和等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人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7)；王晓明等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失落了，必须重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因素应该被继承，应该与现代人生接轨(8)；王蒙等认为中国历史素来缺乏人文精神，本来没有，何谈失落，即便是有，也只是被阉割的伪人文精神，当下的要务是寻找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和终极关怀(9)；李泽厚等说，文化商业化潮流并不单纯是坏事，而是正好可以消解强硬意识形态包裹中的伪人文精神(10)；张汝伦等认为，应该注重自由思想的培育(11)；有人说，“痞子”作品也反应普通人的辛酸与苦痛，如果以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衡量之，以某种固定标准要求之，也可能导致潜意识中的“文化专制主义”；(12)有人认为需要人伦重建、情感重建、信仰重建与价值重建。(13)

这一发现究竟抓住了什么？王蒙说：“现在说的人文精神究竟是指什么呢？指人道主义？文艺复兴式的从‘神权’中把人特别是把个人解放出来？指东方道德的四方八维？指‘四个第一’，‘八项作风’？还是干脆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四有’新人的培养？”(14)。发现者是想抓住人，发现了人的内在精神方面的缺憾，发现了人的本质要素的沦丧，发现了人珍贵品质的失落，或者发现人还未达到或未拥有健全精神指标，想抓住已有的不让其沦丧，或向上提升使人达到标准高度。发现的核心，是人之为人的良性精神要素。

发现的一个起因“是90年代的中国现实，是对于伴随着市场经济和经商大潮而兴起的负面现象：拜金主义、见利忘义、理想沦丧、道德解体等问题的审视。用一种经典性表述，就是对于金钱的关怀远远大于对精神的关怀。”(15)这一起因及相关认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野中颇有特色。

人文精神讨论末叶，赵毅衡在一篇不经意的文章中轻描淡写地说，近来很多人谈论人文精神或人文重建，基本上针对当下市场经济大潮中“物欲横流”、“自我主义”、“低俗”、“痞子”、“赤裸裸”而惶恐人文精神沦丧，或渴望人文精神重建。赵毅衡说，如果这样表述，讨论的起因和诉向就矛盾了，他说，如果寻找源头探究原本理论意义上的人文精神，那么，理论上的人文精神追求的基本要素恰恰就是“人欲横流”、“低俗”、“赤裸裸”、“自我中心”，历史中，人文主义是叛逆宗教秩序之神圣、庄严、崇高等而追逐世俗、人性和物质，消解永恒、绝对和无限而拥抱暂时、相对和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毅衡说，我们人文精神大讨论中试图重建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究竟在批评什么？究竟要求到什么？

此次人文精神讨论中出现过3100余篇相关论文和较多著作(16)，我以为，赵毅衡的这篇文字是最具学理性的。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价值，是在第一层面人的发现的基础上，进入了第二层面的人的发现。在第一层面上，人们发现目下的人的状态不对劲，发现人的内在精神有不足，但究竟需要何种新状态，需要填补什么，需要捍卫什么，都不十分明确，也不十分准确。赵毅衡的第二层面人的发现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如果在呼唤人文精神，那么你呼唤的是不是人文精神的物欲横流和自我中心之类？如果你在指责物欲横流和自我中心之类，那你呼唤的究竟是什么人文精神或是什么精神？是与世俗物欲对应的神圣吗？是与虚无对应的信仰吗？是与相对、有限、暂时的道理对应的绝对、无限和永恒的道理吗？我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须考虑和参照两个重要的文化渊源：一、传统中国文化之正面精神内涵，比如唐君毅认为，“我们所谓人文，乃应取中国古代所谓人文化成之本义，‘人文化成’，则一切人之文化皆在内”，“中国儒家人文主义，以人为三才之中，上通天而下通地，所谓‘通天地人曰儒’，诚是一大中至正之道。”(17)二、人文主义人欲横流之前人的健康内涵之一：人的神圣性，这一点将在本篇论文第五部分展开论述并予以澄明。(前两部分可合为背景或者发展源流之类)

二、日常的人的发现

与世界文学状况不尽相同，一般环境中的常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些阶段却不便提说，在正常环境中不值一提的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却会构成重大主题，正常环境中被看重和珍惜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很可能被界定为无。比如关于日常，人类存在的首先状况就是日常的、个体的、私下的人，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日常的人常常被隐蔽、被压抑、被辱没，以至于日常的人的面目有时模糊，有时负面，有时淡去，以至于当有人发现了日常的人或发现了日常的人的价值点时，这样的发现就构成整个文学界面的亮点。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中，郁达夫的传记体小说多表达日常存在在现实人生境遇中的苦闷与彷徨，丁玲早期小说表达女性人格独立、个体自觉的社会人生矛盾，刘纳鸥的私人小说写都市人在现代节奏中的飘零感，冰心、林徽因、沈从文、废名、许地山等关于日常的诉说和探究都极丰富。应该把这样的文学事件与日常的人的发现联系起来予以梳理，但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脉络，由所涉及的日常人的要素之广、之深看，真正日常生活中的人的发现，是在启蒙和宏大叙事的时代基本结束之后，是在商业化世俗化潮流不可逆转的时代，是在欲望化被人们广泛回应的20世纪90年代。原因是：一、90年代日常写作时代，冰心时期真学理、真哲学、真启蒙的理念已经被边缘化；二、90年代日常化写作时代，文革时代假大空的伪道统基本被人们看清底细。这时候有非常突出的特点，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除非触及敏感政治，这是一个在日常生活谈论空间和想象空间前所未有的任逍遥时代，是一个真正可能把日常心思如实说出的时代，这个如实说真心思，就构成了把人生日常因素讲说到大过市场或多过欲望而讲说日常真正价值的历史可能。

新世纪之交，雷达说，“人的再发现，本是二十世纪贯穿至今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新世纪文学’在原有基础上深化着，那就是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19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19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来，一些作品更加注重‘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18)诸如：张洁的《无字》是有意绕开宏大叙述，有意在生活细节中体味真实人生，用生命血泪体验人生的个人化作品，表面上是女性的私人生活史，实际上是民族的心灵史；王蒙的《青狐》写一个“老是赶不到点上”的女人的近乎极限的细微的人生体验，《尴尬风流》是一部天问无解，风流自适之作，这些作品中蕴含了远远超出女人私生活的日常人生价值关怀点；《我的丁一之旅》探讨爱情哲学，《外省书》写精神救赎，《中国：1957》写苦难中的升华，《远去的驿站》写家族文化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浮，《解密》、《隐秘盛开》、《扎根》、《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抒情年代》、《爱人同志》、《命运峡谷》等都是以日常的眼光看见了人生的本来要素，发现了人心的发端和归宿，发现了人的落脚点，发现了人本身。

林白《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子弹穿过苹果》、《晚安，舅舅》、《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陈染《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等“私人化写作”或“欲望化写作”的文本展示着几乎“纯粹”的个人世界。有意义的是：这些个人的空间和场景，一是与“人类”、“国家”、“集体”、“民族”、“人民”、“大众”等宏大意向无关，二是与“启蒙”、“教育”、“唤醒”、“解放”、“理想”之类理念诉向无关；三是与“正确”、“光荣”、“英勇”等正面旗帜无关。如林白所说，这里表明的是“个人方式的纯粹性”(19)。这个纯粹性不可能是完全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相对而言，这个时代，人的本色内涵有可能被展示出来，有可能被看清楚。

私人的意义是基础、丰富和本色的，有人说，90年代的“私人化”至少包含三层意义：一是“性别立场”，构成女性作家与历史和当下对话的出发点，一切在女性之我的视域被定位；二是私人经验，自我既是自由表达者，又是被审视者，由此把人生引向深层经验，引向心灵世界；三是独特的个体性，私人化写作多表达强烈的精神品格、独特的女性生活、极端的女性体验等(20)。私人、日常的文学表达和核心追问往往是透过表层而深入到人的内心，陈染说，她寻索的是“人类精神的家园”(21)，她在关怀人的心。女性的、私人的、日常的发现最关心的是描写后面的人心。非常重要的价值点，看上去是大篇幅的性，归结点却是心。

心是人的根，心是人的开始和结束。日常写作述说的是当代社会与人生最本色、最真实的部分，或许是困境，或许是孤独，或许是迷惘，或许是欲望，或许是逍遥，或许是无根，或许是隔膜，或许是异化，或许是挚爱，或许是自由，而最终显露的是由日常承载的本来样子的人。对日常的人的发现关注了日常的人的珍贵性，肯定了日常的人的细微要素，一方面是对人内部软性要素、非理性要素力所能及的宽容、赞同与接纳，另一方面是在人生结构中对观念要素、理性要素予以缓解，让人尽量多地显露其内在本色，尽量少地表现出外化、社会化成分。如同心理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人的发现一样，文学表达中日常的人的发现展现着人的心里的最初的真实，对这个真实的人的发现意味着发现了私人的人的客观容貌。

三、爱与宽容的人的发现

中国现当代文学贯穿太多的仇恨与斗争，一直到上个世纪末，钱理群、摩罗、余杰等学者总结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学课文中贯穿的仇恨与斗争，总结现实的种种恶像，惊呼：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化教育、仇恨教育、教条化教育已经结出严重的恶果，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内中学教育内容及教育体制革新的讨论。

摩罗认为，现在教育的主要弊端是教育内容的单薄和教育思想的单一，只要一个主题、一个目标、一个思想、一个声音，而使人类更多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被拒之门外，仇恨教育的指导思想在较长时间里被正面宣传，被正义化，被情理化，被体制化，最终由意识形态转化为全民浓厚丰富的日常潜意识，从家长、老师到整个社会，仇恨化成了一种主宰人生的力量，太多对人格的践踏、太多对人的尊严的凌辱，太多暴力，太多暴力的恶性循环，终于使社会卷入了蔑视和敌视人类的可怕境地，简单来说，这种教育最终导致人心的沦丧。健康的出路在哪里？就是放弃单一思想统治中人为的等级、敌意与仇恨，就是面向全人类的爱、关怀、怜悯、同情、体恤、宽容、人道(22)。摩罗《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等极力高举的就是这些人生要素。

余杰说，“1949年以来的半个世纪，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误，得到了太多的教训，有的失误是能够弥补的，有的失误却正在并将长期地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巨大障碍。”余杰评说冉云飞《沉疴》时说到中国教育的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中国当前教育的现状，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从大学教育到师范教育、成人教育，从宏观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到微观的师资力量、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等，都存在严重问题，一直深入到中国人国民性病根“整人压制人、把人当奴才使唤”。第二条线索是中国的教育发展史，病根在漫长的专制，“奴才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核心，传统教育是专制制度的帮凶。”第三条线索是对比西方人道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余杰说，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工具，教育的目的是把人教育成健康和幸福的人而不是教育成某种工具，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伤熊事件暴露的是当今教育的失败和社会状况的不健康(23)。呼唤爱是余杰教育思考的核心，余杰《爱应当成为教育的主要线索》说，“爱应当成为教育的主要线索，成为公民社会最坚固的基石。”他讲的一个故事对中国人来说，对中国的教育来说，是很有价值的，“1991年11月1日，一名刚刚获美国爱荷华大学太空物理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射杀了3位教授、1位副校长和1位同样来自北京、同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山林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犯罪成风，中国国内大中学生的犯罪也在迅速增长。有人惊呼，在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中，冷漠、放纵、自私、自我中心成为精神时尚。”“然而，就在安？柯莱瑞女士遇难之后的第三天，她的家属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信件：信中说，我们刚经历了突发的巨痛，我们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和热爱———她的家人，邻居的大人和孩子们，她遍及各国的学术界的同事、学生、朋友和亲属。……安生前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要分担你们的哀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时刻，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这时会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余杰说，“这封信战胜了邪恶与死亡，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宽容。这封信件展示了教育中最为宝贵的一个侧面：这就是爱的教育、人性的教育和宽容的教育。”(24)余杰《我的梦想在燃烧》、《光与影》、《香草山》等主要关注的就是爱与宽容等正面的人生要素。“人必须要做的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象的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共同追求。”“多一分宽容和爱、多一分对和平的渴求，也就少一分战争的危险，避免悲剧的诞生。”“没有信仰的人生、没有爱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25)

刘青汉《跨文化鲁迅论略》的核心是在基督教文化与汉文化基本要素的对比中分析中国文化要素的本质，认为，在中国，最重要的，不是在不健全的、负面的、不足够的和黑暗的文化精神资源里反反复复颠来倒去咒诅、揭露、批判、否定、颠覆、仇恨、斗争、痛苦、绝望，最重要的，是让人在健全的、正面的、足够的、光明的精神资源里滋养、哺育、茁壮、喜乐、肯定、相爱和蒙福。至关重要的，不是去揭露、怀疑、批判、毁坏作为果的不好的人心和不好的人生，而是光明地、积极地、清晰地、建设性地看取和吸收作为因的、健全的精神资源。鲁迅精神的人类价值告诉我们，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几近绝望，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一座高峰，而高峰的高处却是绝望。鲁迅确实是一坐桥，中国文化资源中的人要最终走向盼望，就必须走进鲁迅，然后出来。必须走进鲁迅，就是必须开始不再蒙和骗，就是开始象鲁迅一样正视和直面现实。走出鲁迅就是走离具体的鲁迅而走向鲁迅的眼前、鲁迅的盼望：爱的人间。这是中国文化资源中鲁迅研究最应确立的价值定位，也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精神资源自身不断净化的内在要求。今天，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心沦丧，人心出了问题是人生最可怕的状态，改变这种只有欺骗没有诚实的可怕状况的唯一有效办法是改善人的心灵品质，汲取人心健康成长的良性饮食。今天，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在健全的文化资源、精神资源、思想资源、心灵资源、生命资源里持之以恒地讲诚与爱的正确的道理，而不是在不健全的思想资源里一如既往地讲恶的、虚假的、欺骗的、指鹿为马的或掩耳盗铃的道理。中国人心的土壤最需要的是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培育、呵护。一点一滴，用爱、同情、善良、宽容、悲悯、仁慈、盼望、信念，去滋润、浇灌、喂养、培育和保守。道理是明摆着的，更需要的是希望(而不是绝望)，是祝福(而不是咒诅)，是培育(而不是揭露)，是信念(而不是彷徨)、是建设(而不是毁坏)(26)。

《圣经》箴言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27)

建议您把这两部分删去吧，余杰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而且争议很大，用刘青汉的观点统领百年思想史可能不妥，作为文化资源是可以的。

四、生态的人的发现

徐志摩、沈从文、废名、许杰、冰心、许地山、彭家煌、台静农、王任叔、许钦文们的文学世界早都把人文关怀与生态公义相关联了，而且关联得气韵非凡。沈从文一个人的文学世界，就足以让我们把人文关怀与生态公义的道理看得通透。但实际的情况是，就中国大多数人的生命经验而言，沈从文们在我们称之为现代文学的那个领域为我们展示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公义的道理，高过、远过和深过了我们所能看得懂的程度。因为如鲁迅所说，我们忘心大，今天的人们，都是以史无前例的开拓者的饱满姿态，都是以旷古未有的第一个大救星的真诚心在重履昨天灾难的覆辙，我们很难把距离远一点的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只有当古怪的结果被一个极端醒目的原因立竿见影地引发出来时，我们才能通过眼睛看到部分究竟。而沈从文们描绘的田园牧歌式的美丽大地，沈从文们以心血和情感热爱和捍卫的自然状态的土地家园，与被沙漠化废墟化的家园之间存在着一个较远的，一个使我们的眼光难以粘连到一起的遥远距离。《狼图腾》弥补了一些我们心智的缺陷，《狼图腾》很醒目，很短时段和很明确的历史线索，70年代天堂一般美丽富饶的内蒙古草原，经过30多年轰轰烈烈的伟大建设，73%的草原变成了沙漠，这一图景较为直观，我们大多数人能够看得懂。在这样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在大自然中为所欲为的人，主宰、践踏和屠杀其它生命的人。

人的地位和人的道理被重新审视，由人组合而成的社会的道理被重新探究。宇宙自然的大道理与人为的小道理的关系非常微妙，如果小道理顺应大道理，使小道理与大道理和谐，那么，小道理会造福于人；相反，如果小道理逆大道而行，使小道理处在与大道理的矛盾冲突对抗当中，那么，小道理必将制造灾难。毕利格老人说，在蒙古草原，草原是大命，剩下来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连狼和人都是小命，草是大命。大命是大自然的规律，是天理，天理始终先于人的道理和政治的道理。毕利格老人说，草原狼是腾格里派来保护白音窝拉山和额仑草原的。(28)在人看来，消灭狼是为了保护羊和马，但天理是，只有保护草原才能保护羊和马。毕利格老人说，草的命最苦最薄，蒙古人最可怜最心疼的就是草和草原。(29)“草原是大命，可它的命比人的眼皮子还薄，草皮一破，草原就瞎了，黄沙刮起来可比百毛风还厉害。草原完了，牛羊马，狼和人的小命都的完，连长城和北京城也保不住。”(30)乌力吉说，草原太薄太虚，怕的东西太多，最怕的是不懂草原的人来管理草原。(31)

人可以制造超过人们想象和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灭绝性灾难，很多灾难是不经意当中酿造的，很多灾难造成的后果却不可挽回。社会化的人的行为更加会出离常理，社会的方针政策更加会忽略天理。人类最大的错误在于忤逆自然规律的行为，包顺贵是《狼图腾》的政治化身，他是一个以时政的小道理率性妄为的逆天理而行者。政治的道理是，今天他认准一件事，今天就“不惜一切代价”只做这件事，今天认准要砍掉山上的树，他就在一天之内用行政命令倾万巷万民把树挖光、烧光，第二天发现洪水来了，发现前一天错了，那么，他还是只管今天的事，而今天的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抗洪。包顺贵面对一场狼灾时就把所有问题看在狼身上。草原人乌力吉面对一场狼灾时更关注草原存在的综合因素和长久命运，包顺贵们认为，搞农业“才是内蒙长远的出路”，于是，在广积粮的政策下，拖拉机、汽车、卡车、机关枪、又烧又恳的兵团开进了草原，草原狼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曾经是那样美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天堂般的草原，11.23亿亩的草原，多有湿地、小河、湖泊，遍地野花，就象天堂。几千年的草原，到包顺贵们手上，仅仅30年工夫。(32)陈阵感慨说，“体制黄沙比草原黄沙更可怕，它才是草原沙尘暴的真正源头之一。”(33)

2005年，徐刚说，“以草原文化著称的内蒙古草原面积为11.23亿亩，已经和正在退化的草原达8.20亿亩，其比例高达73%，……因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内蒙古大草原已经徒有其名徒有其表，在最干旱的1999年，内蒙古大草原的羊在吃光了草根之后只好吃沙子和死老鼠，或者羊与羊之间互相啃吃羊毛，当有的死羊解剖后胃里的羊毛、死老鼠和两公斤沙子呈现在牧民眼前时，牧人的泪水夺眶而出，这片没有羊的土地，人怎么活下去啊！内蒙古是中国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省区之一，……荒漠化土地为6.3亿亩，占总面积的35.6%；水土流失面积2.9亿亩，占总面积的15.8%”。

2001年，钱正英带领中国工程院专家学者调研的结论是：“内蒙古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牲畜数量增加，草原不合理开垦，植物资源的过量采挖，使草原植被和土壤不断沙化、退化，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目前已全面处于严重荒漠化的威胁之中。”(34)“1994年-1999年，内蒙古土地荒漠化的面积以每年平均增加3125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是同时期另外11个土地荒漠化区年增加面积总和的90%。”“更让人心惊胆战的是，这种恶劣的态势一度曾迅猛扩张危机北京、天津、华北平原，由此可见大地的完整性一旦破坏，丧钟就是为所有人敲响的了”。(35)

如果没有正确的理念，如果没有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之心，人的负面形象就会彰显，人就会变成破坏与作恶的机器。近半个世纪，中国的森林“被毁绝”，基本国情的报告数字让人触目惊心。在素有“林海”之称的黑龙江，曾是占全国森林总量1/4、木材产量40%的省份，到1980年代后期，“木材资源已面临枯竭”。居全国森林面积第三的四川在建国后的30年时间里森林面积锐减，沱江、涪江、陵嘉陵江等长江主要支流流域的川中53个县的森林覆盖率锐减到不足3%，其中19个县不到1%，致使近年来这些地区连年洪水滔天，水灾面积是60年代的9倍。“80年代末，一位经济学家曾列举了以下形象化的数字：用形象的语言说，就是在我们这个树木就不多的国家里，学校每上一堂课的时间，有4000亩森林被毁；每吃一顿饭的工夫，有2000亩森林被砍伐一空；甚至，每眨一下眼睛，有12亩森林从我们的土地消失……目前，中国森林资源已濒于枯竭。”(36)“中国已无森林。”(37)

没有爱心时，人会是麻木的和残暴的。现在的中国，水土流失已使许多地方的人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黄河每年夹带20亿吨侵蚀土壤，(38)长江每年土壤侵蚀量达40-50亿吨。50年代，长江土壤侵蚀量相当于39厘米厚的耕地830万亩，长江流域流失面积36万平方公里，到80年代，流失面积增长了103%以上。(39)水土流失的另一危害是河床增高，水患连连。现在，黄河已高出济南5米，高出开封10米，高出新乡15米，高出郑州20米，这种高度的灾难性是不言自明的。更可怕的是，中国的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等其它大河也都成了悬河，“半个中国成为洪水滔天的泽国的危险便潜伏在我们身边。”(40)

沙漠化的程度极端严重，半个世纪的时间，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各翻了约一番半，我们的生存空间已被压缩到原来的1/5。(41)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人肯定是逆天而行的人，中国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人造的”和“人找的”，水资源枯竭、江河湖库干涸、污染泛滥、垃圾成灾、物种灭绝等万劫不复的灾害基本上都是体制性的、人为的。曾经的人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战天斗地上，现在的人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抓经济效益上，都是只看见一部分人的道理，看见特权的道理，都是没有权衡自然的道理、天理、世间的公理、人类的良心。通过特权、破坏、掠夺、行亏、罪孽和不公义的各种道理和行动，纵然有一部分人可以横天霸地，纵然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被横霸天下毁坏得遍体鳞伤的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我们共同的生存基础在灾祸濒临绝境。不能把责任都推给自然，不能在人为的恶果之后不思悔改而继续向天耍赖，而是要冷静地思考自己，思考人，思考社会，要进一步发现人、认识人，改进人。

19世纪2-30年代废名、沈从文、艾芜、师陀、叶灵凤、丰子恺、冰心、周作人等的，如周作人的《喝茶》、《故乡的野菜》、《野草的俗名》，废名的《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桃园》，艾芜《南行记》、《南国之夜》等充分表达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达着人在自然中的本质。19世纪末开始，徐刚《伐木者，醒来！》、《沉沦的国土》、《拯救大地》、《长江传》等，苇岸《大地上的事情》，曲格平的《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王治安《人类生存三部曲》、《三峡大移民》、《呼唤大地》、《血祭黄土地》等，哲夫的《世纪之痒：中国生态报告》、《中国档案》、《黄河苦旅》、《长江怒语》等，陈桂棣《淮河的警告》，郑义《中国之毁绝》，张炜《古船》等，张承志《荒芜英雄路》、李林樱《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等，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生命之源的危机》，沙青的《北京水危机》、《北京失去平衡》等，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杨志军《藏獒》，贾平凹《怀念狼》、郭雪波《大漠狼孩》，雪漠《狼祸》，刘庆邦《喜鹊的悲剧》，叶广苓《狗熊淑娟》，阿来的《空山》，陈应松“神农架生态小说系列”，张炜从《古船》到《刺猬歌》在生态的人的观察和讲说方面作很多工作，给人们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源。鲁枢元主编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2006年版)、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年版)、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版)、王茜《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2007年版)、袁鼎生的《生态视域中的比较美学》(2005年版)、曾永成的《文艺生态学引论》、何怀宏的《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2002年版)、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尊严》(2001年)、王学谦的《自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1999年)、盖光《生态文艺学与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2007年版)、韩德信《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回顾与向生态文艺学的转向》(2008年版)、江汉大学文艺学学科近来推出了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吴锡德《城市乡土生态文学》、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杨素梅的《俄罗斯生态文学论》、程虹的《寻归荒野》等在在方面有突出贡献。

对生态的人的发现就是发现人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就是发现人应该敬畏自然，就是发现人应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就是发现人应该顺从自然大道，顺应自然天理。

五、神性的人的发现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对人的发现的第五个层面，是对人的神性存在的发现，发现，完整的人由动物性、人性、神性等多个层面的属性构成，缺少哪一层面，都会导致人的本质的单一化，导致人生的不幸福，导致人生的危机和灾难。刘小枫是最早站在足够的精神资源进行谨慎思考的学者。刘小枫主编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包括古代系列：希腊化时期至十五世纪基督教思想文献；现代系列：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基督教思想文献；研究系列：十九世纪末至今以人文学角度研究基督教思想之学典 下载刘小枫主编情况)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视野是一个大的拓展。刘小枫自己的著作，如《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圣灵降临的叙事》、《沉重的肉身》、《这一代的爱与怕》、《拣尽寒枝》等为中国人生思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另一种深度，另一个空间。比如五四以来的思考者似乎认为某一种哲学或是某一些先驱或某一个为人最拉不起的地方是发现了人生的无意义，似乎认为，最顶级学者境界是绝望。刘小枫在基督教文化资源背景下，就进入了实质性的思考，刘小枫说，发现人的绝望没什么了不起，即便人们真的深陷恶中，也不肯定恶的价值意义，即便人们不能改变恶的事实，也不认同和屈从恶。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索尼娅的典型问题是：“没有上帝我怎么活”。亦即，没有爱、同情、悲悯、公义、拯救及对上帝的永恒信仰，我怎么活。而在鲁迅精神中，“要反抗世界的恶，人就得恶。”(42)刘小枫说，鲁迅觉悟后向虚无和无情低头，给黑暗捣鬼，而不是用爱和信念来拯救世界，那么，鲁迅的“觉悟”就并不显得“深刻”和“犀利”。虽然鲁迅从未放弃希望，但如果没有把希望寄托在爱和永恒真理的信念，而是给予姑且的复仇、斗争和毁灭，那么，这样的希望实际上就是绝望。(43)“在现世恶中承负恶而又不被恶吞噬的希望，来自上帝在现世中受苦的爱。领受这种爱，首先要求人的灵魂对神圣美好的东西谦卑和恭顺。既然怨恨已经占据了这个灵魂，鲁迅所说的希望实际上是坟墓。”(44)而在这一点上，鲁迅自己其实也有极为清晰的自我认识，鲁迅“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45)鲁迅对自己的精神缺陷有清晰的认识，但鲁迅身后的研究者却多忽略之。

刘小枫说，在卡夫卡等西方思想者看来，找不到承负恶的力量是人不幸的本质，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他们认为，上帝是区分善恶的价值根源，区分善恶是上帝才有的能力。人承受不起分辨善恶这个事实的重量，人分辨不了，又承受不起，于是，人会在一个极端境域里干脆把善恶一笔勾销。在卡夫卡们看来，人如果放弃分辨善恶的准则，人必将死得连狗都不如。“上帝不是形而上学的善恶原则，而是逾越了善恶的神圣爱体，善恶原则不过是上帝之爱在现世中的体现。”(46)关于拯救的道路，刘小枫说，鲁迅与基督教文化语境中的卡夫卡等思想者不同，鲁迅认为，地上本没有路，人可以随便踏出一些路；而卡夫卡们则认为，“我走向哪里呢？”如果离开上帝而完全由人做主，那么，“目的唯有一个，道路则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而已。”(47)解决现世恶的问题，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信靠上帝，就是信靠上帝给人类的律例、典章、诫命、法度和永恒的爱，“这意味着，人无法自救，只有上帝能救人，上帝救人走的是甘愿受苦的至爱的道路。借助于十字架记号，一息生命才得以与上帝相遇”。(48)刘小枫说，中国人如果一直以鲁迅这根“人的脊梁”为最可靠，而不祈祷求告上帝的救恩，那么，人的拯救便总陷于貌似真实、勇敢、可靠的怀疑、否定、抗争、毁灭、彷徨和绝望的反复轮回之中。

何光沪、杨慧林、陈村富、张庆熊、张志刚、梁工的一系列论文、译著、专著，摩罗《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余杰《香草山》、《我的梦想在燃烧》、《光与影》、《沉默的告白》、刘青汉《跨文化鲁迅论略》等，北村《施洗的河》、《愤怒》、《我与上帝有个约》、华姿《德兰修女——在爱中行走》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什么是神性？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语境中需要探究清楚的问题。基督教文化认为，“人的全部知识，可以分为两部分，即认识神和认识自己。”(49)在基督教文化资源中，神性就是“神的本质”、“神的性质”、“神的属性”。关于神性，天主教神学认为，“天主的本质(Physical Essence)就是天主的一切完善之总和”，(50)其主要内涵是“只有一位上帝，他是灵体，永恒，无限，全智，全慈，全义的，一言以蔽之，是全善的；而在那独一和纯全的体中有一位：即父，子，圣灵”，(51)关于上帝的属性，一、上帝是荣耀，上帝是无限存在，存在于无限之中，自有永有，永不改变；二、上帝是主权，上帝是时间上的昔在、今在和今后永在，是全知全觉；三、上帝是圣洁，上帝是圣洁和良善；四、上帝是爱，“上帝就是爱”。(52)简言之，上帝具有的一切性质就是神性。神性纬度的存在是人的各种善的品质产生、保守和延续的原因和条件。远离神性的人生是由人的任性而为和由人的共同体的血气主宰的人生。

鲁迅对人性的态度充满矛盾，极尊崇之，又极怀疑之。鲁迅尊崇“人类之尊严”、“个性之价值”、“自我”、“此我”、“个人”、“个性”、“自性”、“主我”、“我性”、“人性”。他说：“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53)“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54)“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55)“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56)。鲁迅说“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57)但另一方面，鲁迅对人性又极其怀疑和绝望，在揭示世俗的重负、专制的压迫、迷信的欺骗时，他呼吁人性中的“真”和“诚”；以进化论观点，他认为青年必胜于老人，将来必胜于现在，最终会使当下的非人变成“真的人”；以阶级论观点，他认为被压迫者求得解放之后，压迫者的“狗性”改掉之后人性会好；但当他看见革命的同一战阵中的人还是那样出卖、残杀时，他对人性又困惑起来；当他投身于改造人性的努力中，发现一切都不可信时，就进入盲目的、赌博性质的反叛和斗争。以绝望反叛绝望，以恶攻打恶，以恨消灭恨，最终进入绝望。

人性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汉文化资源中，汉文化认为人性的脆弱、易变、软弱；(58)杨雄“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59)；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60)；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人性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61)“认为，人性中的礼仁等成分都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62)而人性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是脆弱的。荀子说，人“可以为尧舜，可以为桀拓，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王夫之说：人性“未成可成，已成可革。”(63)道家认为健康的人性就是不悖逆宇宙规律、不被人为规矩所囚的自由的人性。佛家认为，人性好坏在乎修炼，“得理为善，乖理为不善。”(64)“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计是佛。”(65)因而，传统中国文化资源对人性较少进行是非论断，更多着眼于这一存在的事实探究。认为，人性善变、无常、脆弱、可毁、可造。

人性的本质是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的本质是非理性的。(66)基督教文化认为，在源头，人是神创造的，这一形象有“包括人类的知识、道德意志、未堕落之前完善的德性和不朽的本质”。(67)即，最初的人性也共享神性品质。(68)但后来，人犯了罪，在旧约中，罪主要意指矢不中的、达不到标准、走错路、故意反叛、侵犯、越轨、违法、迷途、偏行、犯错；在新约中，罪的意思指达不到标准、失败、过失、不公、不义、违反法律、无法无天、心中无神、道德败坏等。(69)基督教对罪的基本定义是：凡人在思想、言语、行为一切方面悖逆神的旨意的，都是罪。(70)人类犯罪之后人的本性是败坏，罪完全彻底改变了人，罪完全打垮和辖制了人，罪遍满人性，在范围上渗透到所有人，渗透到人的全部理念、情感、行为，使人类“完全败坏”(total depravity)、“完全无能”(total inability)；罪直接改变了原初之人的本性，中断了人与神的关系，即中断了人与永恒真理的关系；罪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类陷入纷争、掠夺、杀戮；罪使人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分裂，使人格自我反叛、自我敌对、自我张狂、自我矛盾，陷入绝望；使人与其它受造物的关系恶化，进入不和谐、污染、毁灭。

在神性与人性的对照中，一条思路展现出来：相对于人性的脆弱、败坏、暂时性、相对性、有限性和盲目性，只有神性本质是圣洁、公义、永恒、爱、信实、拯救、绝对和无限。

使徒保罗说：“他们不知道上帝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顺从上帝的义了。”(71)而脆弱和罪中的人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义，所立的无非是自以为是的义。到头来，立人自己的义的结果是迷惘、困惑、盲目、虚无和绝望。

“人的本质是他与上帝的关系。”(72)就是说，人的品质好坏完全决定于他与上帝是否同在。当人以上帝的心为心，有上帝神圣公义的保守和眷顾时，人的本质就是好的，人做什么事都会是有益的；当人远离神，让各种恶主宰时，人的本质就是堕落和败坏，人做什么事都恶果难料。

比较一下人性与神性的本质，如果像鲁迅那样总体上并不信靠人性，那么，他究竟是信靠什么？如果像鲁迅那样有时候完全信靠人性，那么，看一看人性的本质(“完全败坏”、“完全无能”、“坏到极处”，“是非理性的”)，那么，你的人生追求，比如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这里非常关键：那么，鲁迅究竟是要以人的什么品质改造人和社会？鲁迅是要把人和社会的品质改造到哪一个目标上去(73)？

故而，发现神性缺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人生关怀中的重要发现。

当代文学创作方面，北村是一位执着寻求灵魂安宁和人生价值意义的作家，是一位探寻神性正面价值的思想者。如北村《愤怒》，北村的《愤怒》是当代中国文学领域里少有的，以基督教文化为认识、判断和引导人生的思想资源，以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光明的而不是灰暗的、爱与宽容的而不是仇恨斗争的、盼望的而不是绝望的、理性的而不是情绪的、稳健的而不是卤莽的、心灵的而不是概念的眼光和心态看取和把握人生的一部极具思想价值的好作品。一、人心变坏的社会是最可怕的社会，一个社会没有公理，就象宇宙间没有法则，社会必然陷入混乱。混乱人生的骇人本质是，人的心会因着没有人生起码的准则而变得不好，变得坏，变得冷酷，变得荒诞和残暴。人心一旦变坏，社会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北村没有讴歌和追随。二、以恶报恶只能毁灭人生而不会改善人生，张德彪是一个理直气壮的坏人。他展示着现当代中国人生与文学精神生态的重要一翼。张德彪解放穷人和自我翻身的思想是，这个社会中没有公义，公义在这个社会中行不通，他们在贪赃枉法，我为什么要守规矩？他们能包二奶，我为啥不能玩女人？他们公开抢，我为啥不能偷？一报还一报，他强，我比他更强，他恶，我比他更恶，谁伤我一指，我就伤他十指，当人都是鬼时，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你自己也变成鬼。(74)通过张德彪，北村说，正是以恶报恶的中国思想资源、文化心态和行为模式把中国现实人生反复推向了没有拯救而只有毁灭的灾难。三、谁没有罪？谁有杀人的权柄？没有人可以凭着一己的判断而去杀任何人，人没有杀人的权利。人的生命掌握在创造者上帝手中，掌握在上帝赐给宇宙自然及人类的律例、典章、戒命、法度当中，亦即在世俗所说的天理和规律当中。而上帝对人类是永恒的公义、无限的爱、无限的赐福、无限的眷顾、无限的怜悯、无限的拯救。人人都有罪，上帝恨恶罪，上帝为人的罪忧伤，上帝不以有罪为无罪，上帝会惩罚人的罪。但上帝同时也赦免和涂抹人的过犯，为了拯救人类出离罪，上帝甚至化成肉身亲自来到世间在十字架担当人类的罪。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爱所有人，上帝要人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李百义先前自我的道理在上帝永恒的道理面前再也立不住了，百分百的公正不在自己这里，也不在周围的人为环境里，而在上帝的永恒真理里。“你难道不会弄错吗？你弄错了怎么办？”，“如果你杀错了呢？你也可能错的。”(75)问题切迫地逼向李百义的心，作为问题，这已不再是钱家明与李百义之间的问题，已不再是这个具体案件的问题，而是真正的公正在哪里、真正的公正源于何、真正的公正由谁保守、真正的公正保护谁、真正的公正如何实施的问题。这个追问的声音已不再是钱家明的声音，而是永恒真理的声音。也不再是向钱家明交代的问题，而是向永恒真理交代的问题。现在面对的是永恒的公义，而不是某个人，面对的是真理，而不是一个借口，面对的是自己的心，是对自己的心的切实的说服，是真正使自己的心相信，而不是敷衍搪塞。在基督教文化资源中，只有上帝是永恒的公义，那个真理的审判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只有在上帝的审判面前人类才有真正的心里平安，因为上帝是永远的公义、永远的信实、永远的爱、永远的怜悯和永远的拯救。人能把自己交托于谁？交给变化无常的人吗？不，是交给永远爱人类的上帝。只有当人与上帝的道同在时，人的心才会处在正确的状态，只有当人与上帝同在时，人的心才能平安，平安中的人，就象李百义一样，“不是怕死，而是怕不公，不是怕别人不公，而是怕自己不公。”(76)李百义安然地说：“我交出了我自己，让命运引导吧”。(77)四、相信、信仰，顺从真理而不是顺从人。那我相信什么？相信法庭吗？不，如果相信法庭，那我早就自首了。自杀吗？我凭什么，我有什么权力杀害自己？如果自首，就是等于把自己送出去，让自己被杀掉。“这里有两个问题：你相信别人的审判吗？你相信自己的审判吗？”(78)无论在汉语文化资源还是在基督教文化资源中，这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不同的是，在汉语文化资源中，问题容易被回避、绕开，人总在真正的问题之外超脱着；而在基督教文化资源中，问题显明在你心里，叫你无法绕开。当问题在两种文化资源中都不好解决时，李百义认同了基督教思想资源，他首先选择了直面，然后选择了顺服。是他的女儿帮助他跨过了最后一步：“让我完成了最后的顺服”。(79)这个顺服是向谁顺服？向人吗？向法庭吗？向自己吗？不，是向永恒的真理顺服，是向上帝顺服。顺服，是向心中的上帝。“我的法庭在我的心里。”(80)除了上帝之外，世上别无公义，除了向上帝顺服，别的选择都可能出错。顺服的一个前提是面对上帝的觉罪、认罪和悔罪，是忏悔，是净罪离。(81)

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有了相对的人生自由，有了相对能够安静下来的时间，有了对人生真相予以思考和自觉体验的起码可能。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神性的发现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强硬拒绝人道、断然否定爱、默然无视灵魂的时代基本过去，人们有可能对灵魂予以反观了；二是现实的无理、冷酷和灾难让人们对天理倍感渴望，所谓神者，天理也，永恒之道也，中国人也想和全人类共同拥有天理，共同享受永恒之道的赐福与保守。

发现神性的人就是发现人的神圣性，就是发现永恒真理，就是发现上帝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