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话语的书写从新时期一开始就有，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即从需要到欲望，从情感到基本生存欲望到贪欲、肉欲、纵欲，从政治遮蔽下的审美化的欲望叙述，到客观化欲望叙述(如新写实、苏童、贾平凹等)，再到本体化欲望叙述(《废都》之后的欲望文本)，以及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下半身”、“肉身化”等。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们没有延用欲望化写作的提法，而是将1993年《废都》出现之后的欲望化文本称之为“欲望本体化写作”。对思潮的描述，不以作家群来划分，而是以文本来划分，因为并不是每个作家的每部作品都以欲望为核心来展开叙述，所以我们更愿意说某位作家的某个文本，而不给作家定性，某某就是欲望本体化写作的作家，因为作家的创作倾向和风格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简单定性对作家是不公平的，比如贾平凹的《废都》是写欲望的，谈欲望化写作大多会谈到他，你能将他划入“欲望化写作”的行列吗，显然是不现实，也不符合实际的。同样是写女性生存体验的，林白的小说是私语化小说，也可称之为欲望本体化写作，但张洁的《无字》也写了女性个体的生存体验，某些叙述还有作家生活的印记，叙述中也不乏女性的身体体验，然而小说丰厚的社会生活内涵和文化底蕴，娴熟的叙述技巧，富有节制的叙事风格，都使它无愧于评论界给予的高度评价。因此，我认为用文本的叙述主体(如欲望)和风格(私语化)来选取分析的样本更具有科学性，对作家和文学现象来说也更公正一些。

欲望本体化写作被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来对待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位批评家的一时判断和解读，这类作品在1990年代的大量涌现的确具有思潮的特点。在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细致描摹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其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做一个必要的回顾和追溯，因为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繁荣或泛滥都有其内在的规律，不是某几个人“振臂一呼”就会“应者云集”的，没有适合的土壤，是不会长出参天大树的，同样，不经风霜雨雪，也不会有天边灿烂的彩虹。所以，我们要尊重文学的内在生态系统，寻找其发展规律，引导而不是苛责当今的文学。

(一)都市：欲望本体化写作的温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文明形态逐渐退出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都市不再是纯粹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成为经济与消费的中心，都市的政治色彩淡化了，物质力量正在成长为都市生活的支配性力量。都市也逐渐成为文学叙事的中心，每一个大都市几乎都有自己的“代言人”，特别是“新生代”和“70后作家”纷纷以都市为写作对象，将敏锐的触角伸向了都市的各个角落，捕捉到了都市生活的生存镜像，并对之进行了细致的描摹。比如，王安忆、卫慧笔下的上海，邱华栋笔下的北京，张欣笔下的广州，贾平凹笔下的西京(西安)，方方、池莉笔下的武汉，何顿笔下的长沙，苏童、范小青笔下的苏州，等等，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品格，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都市文学的“地方性”特征。

19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商业浪潮引发了一个全民“下海”经商的狂潮，这股浪潮激发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对于金钱和物质的强烈渴望，人们恍然间明白了物质和金钱的意义和作用，它们也可以作为生命能量释放的途径，作为生命价值的确证，于是，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迅速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事实上，“获利的欲望，对盈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被政治热情所压抑，始终潜伏在人的潜意识之下，人们误以为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个体的人是不存在的，集体的人是不应该为个人谋福利的；1980年代，改革的热情遮蔽了人的个体欲求，人们怀着对现代化的美好憧憬，以为实现了现代化，个人的欲求就会无条件地、顺其自然地得到满足；19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才使人们彻悟，原来个体的生命欲求要靠自己去争取，于是，“获利的欲望”空前膨胀起来。洪治纲说：“在一个欲望极度膨胀的时代，都市生活总是首先被推上纷乱而无序的现实境域。”(2)都市作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消费中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物质的基本需求，还不断通过媒介和时尚的诱导创造出新的欲望，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一部人看来就是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承认和保护，这无疑为某些人的发财梦、发家梦的实现给予了政策和法律上的保证，从而激发了他们巨大的生命潜能，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被现行体制边缘化的人怀着发财致富的野心，涌向都市和“开放城市”淘金，深圳几乎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在一群冒险家的怀抱中茁壮成长，当然也成就了一大批新型的成功人士和商界精英。深圳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发财梦与都市梦成为一对孪生姊妹，成为欲望生成的中心地带。于是，作家们充满智慧地选择了都市作为自己创作的背景，并把物欲与性欲作为向都市腹地挺进的两条捷径。

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十分重视现代性与货币经济和都市生活的关系，他认为大都市的生活是现代性的关节点，成熟的货币经济是现代性在整个社会的扩散根源，二者相互纠结，分别代表现代性的强度和广度。他说：“分析货币是为了抽绎出整个时代的精神。”(3)他的哲学研究集中体现在都市生活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和内心生活的影响上，对现代性的研究偏重于审美和内心体验的层面，他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一种心理主义(4)

1990年代的都市欲望叙事，其话语模式可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的小说，王安忆对上海“怀旧式”的叙述，复原了老上海曾经有过的国际化大都市的繁荣与辉煌，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作为亚洲最大的商业、金融、文化中心，引领着亚洲的时尚潮流，中国作家对都市的幻想总是难以超越老上海的辉煌与光荣。1990年代的都市是一个物化了的欲望世界，它“企图将世界上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都统统纳入市场机制的交换机制中，并把它们放在金钱的天平上来衡量，最终也将导致人本的物化和异化。”(5)都市在作家们笔下被最大限度地“符号化”了，充斥于都市小说中用来吸引眼球的都市象征物是：高楼大厦、超级市场、高档酒店、写字楼、酒吧、茶楼、咖啡馆、KTV包房、桑拿房、美容院、专卖店、股票交易所、高级别墅、公寓、出租屋、汽车、地铁、出租车、立交桥、电视台、网吧、手机、度假山庄、高耸的广告牌和闪烁的霓虹灯等等，都市中四处游荡着的是暴发户、贪官、成功人士、都市白领、中产阶级、冒险家、小资、美女、帅哥、吸毒者、卖淫者、黑帮老大、小弟、保镖、性无能者、施虐狂、强奸者、洗头妹、下岗职工、网虫、酒鬼、民工、保姆、无业游民等，这些人构成了都市的主体，单是上述符号就足以构成一个庞杂的话语体系。都市是一个物化的存在，它满足了人们对欲望的丰富想象，追求物质享受成为一种价值追求和生活潮流，都市就像一个欲望的祭坛，物是唯一被崇拜的神灵，为了物，人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作为牺牲来献祭，最终被无所异化，成为物质的奴隶。对物的崇拜集中体现在对金钱的盲目崇拜上，马克思说货币“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很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6)金钱成了都市话语的核心，金钱＝物质，“在物质时代，女人追求物质，男人在创造物质”。(7)物不再是生存的手段，而成为生存目的本身。面对物质的诱惑，人们在挣扎、困惑、迷茫之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堕入物质或金钱编就的“铁笼”或“金屋”，成为金丝雀、“小脏孩”、单面人。

广西作家凡一平的小说《女人漂亮 男人聪明》就是对物质世界的绝对认同，人物的命运总是被金钱所左右，自由、理想、个性、爱情、尊严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追求都成了金钱的附属品，主人公宋扬说：“我连爱情和荣誉都不要了，再不要钱，我就太傻了。”在他看来，金钱就是“一般等价物”，可以用来交换一切，包括自由、理想、个性、爱情、尊严、青春、美貌、身体等。只要交换双方认为两者“等价”，就能成交。上海作家唐颖的《丽人公寓》写了一个年轻漂亮、精明能干、矜持自尊的都市女性宝宝由鄙视为钱出卖自己的女孩到心甘情愿做了金钱的俘虏这样一个成长堕落的故事。宝宝对富商安迪的热情最初是谨慎地保持距离，最后安迪吸引她的是成功男性的魅力，这种魅力源自于他的富有，源自于他花钱的方式——为她买价值20万美金的公寓。纯粹为钱出卖自己的女人是让人鄙视的，但钱可以让一个衰老、身患绝症的男人充满魅力，让一个女人以为自己“被他深深地吸引”，为他焦虑，渴望成为他的情人。自尊与物欲的天平，在金钱砝码的不断累加下，终于突破了量的变化，形成质变。这就是现在流行的“疑似爱情”，金钱可以消解人的自尊，使人自以为产生了爱情，在本质上，这种爱情的对象不是富商安迪，而是价值20万美金的公寓，换句话说，能付出20万美金的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可能让宝宝为之焦虑，被他深深吸引。

广州作家张欣的小说《爱又如何》写一个被发财丈夫甩掉的女人，挣钱后为自己包养了一个所谓的浪漫诗人拜伦，她认为只有“钱是好东西”，“可以买来舒服，可以买来一切”。这里隐含着一个“永恒轮回”的宿命论的叙事模式，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符号是：爱和钱。女主人公有爱的时候没有钱，丈夫有了钱就抛弃了她，她有了钱就去包养小白脸，但“拜伦”给她的是“舒服”，她有爱吗？爱和钱就像阴阳两极或者说“白天和黑夜”，主人公永远也不能同时拥有，这似乎是人的宿命。作者有意用了一个替代性的词语——舒服，而回避用爱情这个神圣的字眼，或者说作者在逃避“宿命”。所以为小说取名“爱又如何”，无爱就是一种缺憾，有缺憾就会产生新的欲望——对爱的渴望，而欲望得不到就必然痛苦，对女主人公来说爱和钱就像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也不会相交，人生的痛苦就永远不会终结，人就永远无法摆脱“西绪弗斯”的命运，追求——失败——追求，永不停息。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说：“人的一切欲望的根源在于需要和缺乏，也即在于痛苦。因而，人生来就是痛苦的，其本性逃不出痛苦之股掌。”(8)在消费社会，对每一个生命主体来说，爱和钱都是毕生追求的东西，两者同时拥有时人的欲望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否则，生命主体就会感到痛苦，就会产生缺乏感，仿佛受到致命的打击。生命主体为了摆脱痛苦，就会向现实社会妥协，放弃或转移主体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欲望，比如在追求爱情不可得时，主体也许会退而寻求生理上的满足——性满足或进行爱情游戏，于是，“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买故我在”、“我欲故我在”。人一旦丧失了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就有可能寻求形而下的自我满足，这是人性堕落的重要表征。有人说“金钱买不到爱情，却可以浇灌爱情。”(9)这句话是相当深刻的，想想《麦琪的礼物》中贫贱夫妻那苦涩的爱情吧。现代人早已将麦琪的爱情颠覆了，他们主动拥抱物质和金钱，没有丝毫的做作和矫情，“我们都抓住了世界的本质，我们都爱物质文明，我们不作茧自缚。”(10)这就是现代人的宣言，金钱和物质的挤压早已粉碎了现代人独立的精神自我，爱情、人格、尊严、自由、身体都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20万美元换来的就不仅仅是身体，可能还有爱情。在张欣的小说《亲情六处》中简俐清说：“贫困时，我们不懂爱情。”她果断放弃了“优秀但贫困的男人”焦跃平，做了赵总的包姐，换来了“卡迪拉克”、一件高档时装屋、上层社会的生活，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事业。面对求爱者，单身贵族丰媚媚(张欣《岁月无敌》中的人物)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不讲爱情，而是任何一个女人都是有价码的，我不是奉献型的女人，我值这个价，绝不低就。”“人生苦短，我需要的是享受人生。”她们的人生观是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是功利主义的，实现欲望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实现欲望的方式是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她们的选择是自觉自愿的，是生命主体在欲望中的自我放纵，生命主体主动将自己物化了。恰如弗洛姆所说：“他已从他自身中分化出去，这正如某种商品的出卖者从他想推销的那些商品中分化出去一样。……这时候他的‘自利’已转变为专心致志地把‘他’塑造成为能雇佣‘他自身’的主体，塑造成为在人格市场上能赚到上好价钱的商品。”(11)

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就象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或空气里的“一粒尘埃”，有自己固定的角色定位。现代教育体制批量化地生产着符合市场需要的规范化的“劳动机器”，人类个性的自由发展早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人被机器所异化，成为“单向度的人”。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都市人都具有鲜明的角色意识，这种角色意识是被异化和物化了的自我意识，他们严格遵循都市生活的运行法则，将自己推向市场，接受市场的挑选，并依照市场给予的社会角色进入社会生活，否则的话，他就要被市场和都市边缘化，成为边缘人。人在都市中必须以特定的社会角色出现，与他人交往，人的个性被彻底压抑，扭曲变形，卡夫卡的《变形记》正在中国的现代都市生活中频频上演。我们看看邱华栋的《公关人》、《时装人》、《直销人》吧，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单一的角色定位使他们失去了自我和个性，终日带着面具生活，以至于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人之所以沦为奴隶，是被他们自己创造的无和环境所奴役”。(12)刘心武说邱华栋“写的是一种业已成功的人物，他们居住在别墅群或是豪华公寓，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那种非常考究的品位等等。”“他还写出了另一类人，就是充满着物质的、欲望的向往，很渴望富起来的境遇中的青年，一些像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拉斯蒂涅那样的人。”“这些新富人或是新的欲富者是邱华栋小说中相当重要的角色。”(13)这些人为了成为富人或更富，就只有继续做工业社会机器的精美的零部件，个人只有主动屈从于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他认为“在城市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单面的”，(《城市中的马群》)“我发现我正在沦为平面人，没有深度的人”(《所有的骏马》)。对物化城市的批判上，邱华栋明显接受了马尔库塞的思想影响。何顿的小说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市民特别是执著于原始积累的、渴望发财致富的个体小商户，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加上他们个人文化心理素质低下、自身法制观念淡漠，在物欲的诱惑下，总有一种暴富的愿望、盲目的违禁的原始冲动，而且公开为这种违禁情结进行自我辩护。王安忆的小说如《富萍》、《妹头》、《发廊情话》等，也将触角伸到了都市下层人的生存空间和内心世界。在晚生代作家、80后作家那里，都市所有的社会阶层，从富人大款成功人士都市白领到里弄里的小市民下岗工人发廊妹民工小保姆，他们的现实需求、人生理想、价值追求等都得到细致的叙述和描摹。都市是欲望的生成之地，它象征了人类物质文明的最高形态，又是人世间一切罪恶的渊薮，它既成就人又毁灭人。

(二)“后现代”理论是欲望本体化写作的坚强后盾

按照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需要和欲望进行了区分，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中的欲望话语，更确切地说，应称之为“需要”话语叙述，因为它还停留在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上，这些基本的生存需要被“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压抑，成为“文革”后人性复归的主要言说对象，这种需要层面上的叙述，其主流的文学精神是“五四”新文学启蒙精神的继续。1990年代以来，文学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从王朔的“流氓式”的解构，新写实“原生态”的还原策略，到《废都》把性作为文本叙述的核心，文学彻底完成了从“需要话语叙述”到“欲望话语叙述”的过渡。此后的文学文本中，欲望是被作为社会文化生产的源泉和动力来叙述的，在某些场合，压抑欲望就像“极左”一样让人厌恶。这一变化与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思潮的进入有着密切的关联。

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三位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伊哈布？哈桑、弗？詹姆逊、杜威？佛克马的访华和讲座进入中国，但影响主要在哲学界对“理性牢笼”的警惕，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化语境也发生的相应的变化，理想主义失落，市场主义、消费主义悄然兴起，人们的欲望被空前调动起来，文学的启蒙性、神圣性被消费文化的运行规范无情地解构了，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在彷徨、迷茫的失落中试图用“后现代”来拯救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命运，在逃避精神和崇高的自暴自弃中把市场作为唯一的价值导向，欲望化写作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走进我们的阅读视野的，怀着一种与世界接轨的伟大幻梦，怀着一种全球化的妄想狂的夙愿，晚生代作家们投入了后现代的温暖怀抱，但是后现代在欲望化写作中不是用来反叛“理性牢笼”的，而是用来标榜前卫、新潮、深度，用来作为文化市场卖点的。

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两种文艺思潮是历时性产生的，在我国，却几乎是共时性进入的，也就是说西方后现代批评家们所批判的对象在中国正在产生或压根就不存在。伊格尔顿就说后现代是一个幻象，后现代批评家们所批判的对象根本就不存在。后现代在某些人那里被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地使用，或有意识地“误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后现代”及其文化精神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是整个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底蕴。所谓解构，并不是无谓的消解，颠覆一切意义；而是通过细读或拆解文本来显露文本之中所隐藏着的价值观及其建构的动机。解构主义不相信终极本源的存在，藐视一切权威和假想的中心，并从拆解语言开始了颠覆形而上学大厦的根基和“在场”的优越地位，并通过文本的书写还原被文明秩序所压抑的历史无意识，从而使那些成为现代文明中不证自明的堂皇叙事归于失效。这为后现代文化氛围中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开放和多元的环境。在西方，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后现代天性就具有从根本上颠覆现代文明秩序和权力话语的功能。后现代强调局部性、多元化、小叙事、不确定性和差异性等。

在解构主义者看来，不存在任何对真理和思想的垄断，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和学说都必须接受批评的检阅和被永无止境的质疑，意义不是先在给定的，而是在解释的过程中生成的。人们坚信：关于事物的意义的一切说明都具有有限性。消费时代的中国文学也成为现存社会合理性和意义的一种阐释和证明。在后现代语境里，解构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精神气质，解构是为了更好地建构。

在西方，后现代主要有两种类型：解构性后现代和建设性后现代。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却是理性的，它强调后现代与现代性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主张后现代对现代的否定是一种辩证的否定过程，后现代实际上是现代的发展，或者说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后现代”并不是指一种无法无天的社会状态，而是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理性制衡下的多元共存的状态。

美学也不再是少数精英和天才的事业，而是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后现代文化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人的历史感愈趋浅薄微弱，米歇尔·福科就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犹如“沙滩上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后现代主义文化实践不仅消解了美学和艺术的自律性和自恋情结，也消解了艺术和现实、艺术和非艺术乃至高雅艺术和大众艺术的界限，导致风格和韵味的丧失。一种以机械复制为特征的文化生产行为成为控制美学话语生成的力量机制，艺术符号的意义变得多元和宽泛起来，同时又受制于一种以消费逻辑为特征的新的他律论。这一转变，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前所未有的后现代式的生存困境和生存焦虑，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颓废和绝望，产生了一种无主体、无对象的漂浮和游移感。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Bauman)有一句名言：“生活在碎片之中”(Life in Fragments)，集中概括了后现代文化的美学特征。后现代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结果导致它对本能的完全依赖。在大众社会，“如果没有适当的道德秩序的框架出现，如果人们不具备一种可靠的道德价值感，那么一种欺骗性的无效的秩序就将取而代之，人们将转向替代的和虚假的道德。”(14)在文学艺术领域，作家艺术家的批判现实的道德立场是不能丧失的，因为文学艺术是神圣的、审美的、充满道德感的、灵性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肉体和欲望的个人化的主观展示。

对后现代来说，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实和肯定的生活，其余无非是精神病和死亡。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就是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文学创作不是为了读者而是为了作者，创作主体放弃了文学客体——现实生活，而注重作家的心态。作家自觉放弃了精神启蒙者的使命和责任，如果说文革期间是被迫放弃的话，那么90年代之后就是作家对自我、对文学价值的主动离弃。作家“向内转”的幅度太大，转而沉溺于对本能欲望的书写，将欲望本体化，对人的原始欲望和本能无条件认同，将之作为人生唯一的价值和意义，以“新写实”为突出表现。传统现代主义不管有多么大胆，也只是在想象中表现其冲动，而不逾越艺术的界限。他们的狂想是恶魔也罢，凶杀也罢，均通过审美形式的有序原则来加以表现。王蒙笔下主人公对信仰的追求与迷狂；张贤亮对人类原始欲望与精神追求之间矛盾的渲染；张承志对理性与人类精神的狂热；路遥对普通人生存境遇的叙述；张洁对女性爱情心理的细致描摹；高晓声对中国农民国民性的深刻揭露；以及改革小说对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不同层次的民众肉体和精神上的洗礼和蜕变。这一切，都是在审美的形式下，用传统现实主义的方式进行表现的。诚如有些评论家所说，那是“共名”下的文学，这一向是被批评的，事实上，1980年代的文学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时的文学艺术即使对社会起颠覆作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人心的丑恶，它仍然是站在秩序这一边的，并在暗地里赞同形式(尽管不是内容)的合理性。“归来者”都在自己的作品中为“文革”的灾难寻求辩护，包括知青作家对那一段生活的“理想化”叙述，将“文革”的苦难崇高化，将曾经的革命热情和青春“审美化”。后现代主义则溢出了艺术的容器，抹煞了事物的界限，坚持认为行动本身就是获得知识的途径。“事件”和“环境”、“街道”和“背景”，不是为艺术，而成为生活存在的适当场所。人活着就是为了生存，生存成了人的第一要务，活着成为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像方方笔下的七哥、余华笔下的富贵一样。

(三)消费主义：欲望本体化写作的丰厚土壤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只有经济能改变人的生存境遇，人们也只相信经济利益构成全部生活的意义。商品拜物教与消费主义构成社会的外表，没有人相信精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15)消费社会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它不断为大众制造着新的需要、新的欲望。“对我来说，市场经济是像空气一样自然和理所当然的东西。毕竟，这样一种人类经济活动的制度是经过数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摸索而建立起来的。这是和人类天性最相协调的制度。但是尽管这是如此行之有效，它也并不可能建立一种世界观，不可能成为一种哲学或一种意识形态，也更不可能作为一种生活的意义。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悖论的，是对那些多年来从未对计划经济发表看法的人)，经济忽然变成一种崇拜、一堆教条，必须不容妥协地为之辩护和弄得比这种经济制度服务的对象即生活本身还要重要，事情就会变得不仅滑稽而且危险。”(16)然而在欲望本体化倾向的推动下，消费和市场已经在世纪末的中国成为一种“崇拜”。张颐武说：“今天的中国都市既是文明的消费中心，又是文明的消解地——那里活跃着人生的各种欲望。都市，那是欲望的百宝箱、欲望的燃烧炉、欲望的驱动器。在这被驱动着、燃烧着的欲望里，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被烧毁了，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在火中生存着。”(17)现代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和工商业、金融、文化产业和消费的中心诱惑着人们，淘金者、农民工等自觉或被迫离开家园，纷纷涌入都市寻求新生活。人们在燃烧欲望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并自觉地认同和亲近现存社会，现代主义那种与世界的紧张关系逐渐消失了，先锋作家余华说：“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现在“世界在我的心中变得美好起来了”。(18)物质的丰富使人产生亲近感和满足感，平面化的生存方式让人觉得轻松、安全。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现代化的代价：“在政治方面，最明显的莫过于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在伦理道德方面，……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滋长蔓延，毒化着人的灵魂”，“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诚信、正直、公平、仁慈、和谐等人类共同的社会公德，为一些人淡忘，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公然嘲弄。”(19)在社会转型期，经济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给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打下了深刻的印记，作家刘心武曾谈到他内心的感受，他说1985年前后他还“觉得当时中国社会有一种亲和力与建构的倾向，因此我也倾向于人性温暖的描写，相信人性是善的，可随后的社会发展却仍有一种全面解构的态势，而且今天还在解构，我也认识到人性犹如一个幽暗深渊，其恶的东西同样是深邃的。”(20)这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中国社会10年来变化的真实感受，信仰、理想、真理，一切理念性的东西都解构完之后，解构身体，“下半身写作”连上半身都解构了，再解构，人只能变回猴子了。建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艰巨的使命。

哈维尔认为，消费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行其道，主要是由于中国经历了一个后极权主义时期，这种环境下的人冷漠、绝望、得过且过，对政治的绝望直接导致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加之1989年的政治风波又使中国人的“广场情结”彻底幻灭，“干预现实”和政治参与的惯用渠道被切断，政治热情严重受挫，政治参与成为例行公事式的表演。他说：“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例行公事的表演——它可以作为‘群众性政治参与’的印证。所有这些制造‘正常’行为的概念是一个本质上深深悲观厌世的概念。”(21)正是这种政治冷漠直接导致了消费主义的盛行：“一个人越是放弃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既‘内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22)这就是哈维尔说的人的能量的“内在化”，他认为这是后极权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与极权主义时代的禁欲主义完全不同，感官的享受和欲望的不断满足使人们乐此不疲。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来说，这种倾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一定社会历史意义的。他说：“从经济的眼光看，它是一种富有意义的推动力的源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而这是僵硬的、官僚化的、非生产性的国家经济成分几乎不能指望完成的。”那么国家为什么要鼓励这种消费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什么要支持这种能量的内在化呢？其一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其二是为了把民众的注意力从政治社会问题那里转移开，以便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国家有系统地引导民众将生命能量转换到私人领域，并将之作为“世间人性满足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是有心理学依据的那就是生命能量“从社会领域的一种逃脱。为了正确地将这种剩余能量分流——如果导向‘外界’(指社会公共领域，引注)将或早或迟转为反对他们，反对他们顽固依恋的权力的特殊形式——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实际上是绝望的生活代用品描述成一种人类生活。为了平稳地操纵社会，社会的注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即脱离对社会的关怀。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23)这段话要说明的是民众实现“消费自由”的代价就是在事实上失去政治自由。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由度被局限在了“消费自由”领域，人们用政治自由(自由参与的自由)、精神自由(精神个性自由发展的自由)换取了“自由选择某一种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通过这种压力的等级制度，人们被设法变成一种消费品中的一个顺从成员。”(24)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需要人们沉溺于日常生活的琐屑之中，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营造，因为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越大，社会就越具有稳定性，而国家的责任就在于对现有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分配。因此，与其说是民众主动拥抱消费社会，不如说民众是被迫回归个人的小圈子，热烈拥抱世俗生活和本能欲望，当然，世俗生活的乐趣还是应该肯定和提倡的，那么精神呢？

在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的导向使得文化在摆脱了国家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又落入商品交换的逻辑之中，工作劳动本身已不再是人们欲望满足的源泉和社会理想行为的标准，“生活方式”成为衡量人们身份地位的首要表征。大众消费文化在逻辑上要求人们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全面地理性化，因为生存竞争已经遍及生活的各个角落，每一个他者都有可能成为生命主体的竞争对手，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知己知彼，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自己，人们被迫将自己封闭起来，以假面示人，所以，人的情感不是非理性，而是更理性化了，其特征是恐惧、冷漠和封闭。人的情感表达不是失去了控制，而是出自于一种更大、更自觉的自我控制，现实的生存法则要求个体在交往中表现出较大的相互尊重，对他人的行为举止和情感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和谅解，而且还要有能力和智慧去判断他人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的“实质”，或者说透过他人的外在行为、话语方式去解读他人的深层心理或潜意识。还要想尽千方百计包装自己，用大众流行语说就是“保持自己的公众形象”，目前，人们之所以对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如此关注，就是因为公众形象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是美好的、包装过的，即未必是真实的。在动物界，只有弱小的生命体才想尽办法将自己封闭起来以免受天敌的伤害；在消费社会，只有当人失去安全感时，才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封闭起来，以分裂的人格出现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

(四)身体：欲望本体化写作的核心

哈维尔对消费时代的解释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当代的身体热。正是在中国1990年代开始的消费主义语境中，五四以来作为政治的身体迅速地转化为消费的身体，带有政治意味的身体叙事迅速转化为围绕时尚与市场旋转的欲望化叙事，女性文学作家将身体和性作为颠覆男性中心话语的武器，激进的青年作家们的身体叙事打出了“反文化、反道德、反理性”的旗号，骨子里却被欲望和文化市场所操纵，他们的文本成为欲望宣泄和释放的土壤，满足或迎合了文化消费者的“窥私癖”，市场成为文学创作内在的协调杠杆。“身体”和“性”的政治性、批判性和颠覆性，实际上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赋予它们的。因为长期以来，工具理性在人类的性交往中不断在剥离人的生命原欲，人给予了“性”无法承受之“重”，比如封建王朝惯用的“和亲政策”。当然人类也赞赏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殉情悲剧以及“宝黛”式的纯真爱情，它们虽然违背或超越了性的生物学规律，但人们仍然在执著地、痴迷地追寻着。性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它的非生理意义是人的自由意志强加给它的，人追求原始的欲望满足在事实上成为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无意识的或主观刻意的反抗。欲望本体化写作是后现代文化语境和消费社会共谋的产物，后现代对感性的推崇在文学文本中直接落脚在了人的身体欲望上，“身体”成为观念的“代罪羔羊”。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身体的发现与确证是深受工具理性压抑之苦的现代人在“哲学肉身化”运动中的重要成就之一，刘小枫认为那是一场“系统的冲动造反，诗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感性的冲动脱离了精神的整体情愫”，即“本能冲动逻各斯”。(25)费尔巴哈说：“旧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们的自我，我的实体自身。’”(26)新哲学出发点的确立为“哲学肉身化”奠定了基础，经过尼采、弗洛伊德、福柯、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西方思想家的发展，身体已经成为一个哲学的重要范畴，与身体相关的欲望也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得到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弗洛伊德说：“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它只能造就一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27)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张扬在新时期文学中正是作为人性解放的旗帜高高飘扬的，弗洛伊德的这段话也曾作为欲望话语书写的理论依据频频出现在作家评论家的文本中，英雄人物或成功人士就顺势增加了一种自然文化品格，即他们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无穷的欲望，而且不仅是形而上的欲望，还包括形而下的本能的原始的欲望，否则的话，这个人物就一定是备受压抑的，这种类型化的故事迅速成为一种新的叙事模式，不仅被接受者广泛接受，而且被文化市场大肆兜售。但是，并非所有文本中的欲望叙述和身体叙述都是必要的，欲望和身体经常被用来作为卖点来兜售。阎连科说：“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性，是作家最好的一块试金石，是作家的灵魂的镜子。一个作家的灵魂，是黑暗的还是闪光的，通过写性，是可以考验出来的，不光是考验他的艺术能力，还考验他的灵魂的纯净度。”(28)李国文也说过：“……当代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活塞动作式的性描写，很大程度上属于商业操作，而非文学行为，一句话，是金钱在作怪。”(29)世俗化社会是欲望尤其是物欲狂欢的社会，它处处以生存性快乐为价值准则，是典型的追求“瞬间快乐的享乐主义”文化，而最能给人以生理快感和精神麻痹的就是原始性本能的释放，于是，性成为世俗社会欲望的焦点，也成为世俗社会文学表现的焦点和文化生产和消费市场的最大看点和卖点。

在创作中，许多作家公然宣称：“我更关心的是人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生存价值。”(30)“和我的智力相比，我更信任我的身体”，(31)因为“肉身是活着的唯一证据”。(32)私语化写作的代表林白亲身实践着“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的论断，美女作家卫慧则坦率地说：“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地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33)自述者自以为自己洒脱清高，与一般的小市民不同，当然也不同于自认为是痞子的王朔。

那些作家的创作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自身的生存性目的：情感宣泄的生理欲望或经济利益，这些都是功利性的、非审美性的需求，王朔就坦言他写作就是为了赚钱，他认为作家和妓女一样都是从事卖这个行业，“只是出售的东西不同而已”，(34)如果他有个亿万富翁的父亲，他就会为艺术而艺术。事实上，王朔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资源分配中已靠卖文跨入小康，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为艺术而艺术的优秀作品，相反，倒有一种江郎才尽的颓势，成了文坛的“匕首”，逮谁骂谁，从鲁迅到金庸，一个也不放过。邱华栋说：“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那么多，那么就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下层人就很难跃入上层阶层了”。(刘心武 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文学创作成为赚钱的工具，纯粹功利的行为。这样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商业运行法则的制约和利用，以至于“在一般人的眼里，欲望和文化成了一组二元对立，二者永远处于颠覆与被颠覆的关系之中。似乎不是欲望打败文化，就是文化打败欲望一般。其实文化与欲望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任何时代的文化创造都必须面对当时的欲望表现。不能对当时的欲望发言，谈什么文化创造？当然，放纵欲望，更没有文化创造。这就需要正确处理欲望与文化的关系。”(35)在某些作家的欲望叙事中，作家人为地抽去了感性与理性、欲望与文化之间的张力，试图将二者揉合在一起，从而造成了文本道德的含混。叶兆言的小说《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写了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老四企图用纵欲来证明自己与老婆之间的感情是经得起考验的。这种将纵欲与爱情放在同一水平面上的创作动机本身就表现出了作家价值理性的困惑和道德感的薄弱。竟然还有评论者为之歌咏，称之为“纯情的欲望故事”，(36)难道在纵欲时心里想着老婆就是男性的纯情，就呈现出了“绚烂的形而上之美”吗？李唯的小说《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将动用公款嫖妓作为主人公冲破思想束缚的表现，将嫖妓被捕作为主人公太傻的证据，小说还借众人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很多人更加放荡，可是人家不傻，所以没出事。似乎嫖妓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就像吃饭睡觉，纯属个人爱好或个人隐私，一旦被捕就成了坏事。结果“坏分子”一死，一伤心，他们充满遗憾的人生好像还有点令人同情，作家在小说中缺乏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毕竟是有底线的，突破了这个底线就很难得到接受者的认同。从古到今，嫖妓在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中都是不提倡的，更何况还要动用公款，“公款嫖妓”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违法行为，作家在创作时连这种最起码的法律常识都忽略了，抑或作家压根就是个法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