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欲、权欲、物欲、钱欲作为吞噬影响人精神的极大因素，在欲望化书写的不同文本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揭示与表现。本节就典型性的作品分析不同欲望在不同文本中的表现形态。

(一)《伏羲伏羲》：性本能的客观化书写

《伏羲伏羲》叙述了一个古老的乱伦故事，小说从民国三十三年延续到新时期改革开放，三代人的弑父情结在时代的变迁中，在宿命的循环中绵延着，杨金山的命运宿命般地被杨天青承续着。这种对时代背景的强调在事实上却强化了人的生命本能，淡化了人的社会属性。生殖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本能，是生命延续的根本方式，无论社会和时代怎样变化，生殖都是人生命中的第一要务，它既是人的生物属性又是人的社会属性，性欲与乱伦禁忌的冲突是一种本原的文化冲突，乱伦的恐惧与政治运动的恐惧相比是更致命的，它摧毁的是人的生存意志，而不仅仅是人的肉体和精神。以孕育或繁殖为首要目的的欲望比情欲更本源、更具有毁灭性，因为它纯属动物的本能，只要看一看动物界为了物种的延续至今仍在进行的乐此不疲、锲而不舍的争斗，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个乱伦的悲剧故事了。

小地主杨金山与前妻在炕上滚了三十年也没有完成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他用二十亩山地换回了比他小三十余岁的女人王菊豆。对杨金山来说，性的欢娱来源于生殖所带来的快感，性行为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生殖的压抑和外界的社会压力使他早已无法体验性本能的释放所带来的纯粹生理的快感。于是，他百般虐待怀不上孩子的菊豆，连新生的人民政府也奈何他不得，为了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他卖地吃肉吃药进补，不惜耗尽自己最后的阳气日夜奋战，在折磨妻子的同时，他内心也在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煎熬，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绝望与悲哀使他丧心病狂。菊豆与侄子天青乱伦的结果——天白曾使他欣喜若狂，重新找回了失去的自我和做人的尊严，然而，轮回的因果惩罚了他，他种下的“恶”生出了“恶果”，菊豆为了报复他的虐待和侮辱，不仅与天青乱伦生子，还当着他的面与天青纵欲狂欢；天青为了报复他对儿子天白的伤害，差点儿掐死他，天青伺候他是为了让他受活罪，让他为自己和菊豆的乱伦打掩护，天青最初的那一点点良知和愧疚逐渐泯灭了，剩下的只有对杨金山的仇恨。人性的恶在生殖欲望和性欲望的双重煎熬下蔓延开来，肆意挥霍，怨恨和恐惧笼罩着杨家三代人。

杨金山在自杀未果之后顿悟，他苟延残喘除了对死亡的恐惧之外，就是复仇，他要让天青永远得不到自己的儿子，他做到了。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质上，天青永远都没有得到过儿子，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是一个乱伦的故事，一个关于“本儿”(硕大的男根)的神话。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童年的原始的神话，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原欲与社会伦理规范的冲突的悲剧和悖论，拥有旺盛生命力、创造了两个生命的天青一生倍受性的压抑，精神上受到叔叔和儿子的折磨，一辈子被儿子叫哥，一辈子叫自己心爱的女人婶子，还要忍受周围环境和家族势力的无形的压迫，天白对他的决绝与仇视使他恐惧，天黄的出世意味着他又多了一个兄弟，他到死都是一个老光棍，他深知自己永世无法逃出命运的捉弄。俄狄浦斯得到神的启示，千方百计要摆脱命运的安排；而天青却被性欲、仇恨和恐惧所操纵，深陷原欲的泥淖无法自拔。这就是命运的残酷，或者说这就是刘恒的冷漠！天青爱上了自己的婶子，这是生命的原罪，他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孤苦和强悍的生命。这就是刘恒所理解的性，性就是一种最原始的本能冲动，是人的自然属性，是生命延续的最直接、最原始、最有效的方式。它创造着人，也毁灭着人。只要人类不消失，性就永远牵引着人、困扰着人、折磨着人，将人引向快乐的巅峰或罪恶的深渊。

刘恒没有赋予性“形而上”的意义，他展示的是性的形而下的自然意义，这种生物性的本能在与社会伦理规范发生冲突时，人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罪恶的深渊。菊豆一生受尽磨难和屈辱，爱和恨撕扯着她，她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地活着，养着她的雏和雏的雏，她不能像天青那样摆脱情欲的困惑，她还有母性，我坚持认为母性更多的是一种动物性，它的形而上意义是人类社会赋予的或强加的。从菊豆的故事很难透视出什么时代的主题或脉搏，她几乎就是一个自然人悲苦的挣扎与抗争的寓言，与社会文化习俗较量，个体的力量实在是微乎其微的，难道这就是女人的宿命？作者没有将之处理成一个红颜薄命的故事，也没有将之演绎成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他只是平静地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女人被男人的欲望和自己的欲望所牵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故事，父亲发家致富的欲望将她推进了杨金山传宗接代的欲海之中，杨金山的残忍、天青的爱欲和她自己的性欲、复仇欲将她推进了乱伦的陷阱和恐惧之中，并将她永远钉在了人们记忆的耻辱柱上。

(二)《废都》：各种欲望的集体展示

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发表，引发了一场文坛地震。1990年代温饱问题已经不是社会和大众关心的首要问题，只有对性欲的客观、写实性的展示才能引起轰动效应。这是众多文本将性作为核心展开叙述的主要原因，因为文学走向市场之后，作家就必然要考虑小说的消费市场需求，人们潜意识中的某种欲望膨胀之后也需要一个适当的渠道进行释放，文学作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满足了某些读者潜在的心理需要，人的某些欲望通过文学阅读在想象或幻想中得到释放，从心理学上说对人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废都》的出现恰恰满足了一部分读者的审美期待。《废都》不仅“是一次对纯粹的阅读欲望的最成功的煽动”，而且“有对欲望的革命性放纵”。(陈晓明语)路文彬也指出在《废都》里涌动着的，是对那个时代主流精神的必然回应。这种主流精神就是对欲望的发现和肯认。小说写出了全球化时代人们日益膨胀着的欲望追求，活脱脱就是一次人类欲望的大联展，但就庄之蝶来说，他的欲望其实是很实在的，也是非常具体的，是属于庄之蝶个人的，不仅包括强烈的性欲望，还包括生存的、艺术的、感情上的、物质上的，等等。他的物质欲求被遮蔽在名人外衣之下，他的权力欲在那场诉讼中严重受挫，他伪装自己维护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名人形象和尊严，在家里，他要保持家长的尊严，在社会上要树立精神领袖文化名人的高大形象，在周敏面前他要摆出大作家为人师表的姿态，在婚外性生活中要表现出浪漫激情性技巧和男人的雄健耐力，还要在几个女人中游刃有余，就像印家厚一样，每一个角色他都力不从心，各种欲望的围追堵截使他陷入欲望的泥淖无法自拔，他选择逃避——出走，然而在这个物欲的时代，他只有逃向死亡或混沌(中风)。就这样，理想和崇高被作者不动声色地、无情地解构，彻底地颠覆了，剩下的只有欲望。

《废都》的外在形态是庄之蝶和几个女人的性爱故事，其内在形态是借着庄之蝶在政治文化经济大潮的漩涡中艰难挣扎的生命形态，写出了中国1990年代现代化过程中现代观念对传统知识分子行为规范和内心世界的冲击，写出了知识分子在转型期对现代文明拒斥、对传统农业文明变态依恋的文化心理，以及两种文明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巨大冲突。小说的隐性结构是社会文化批判，把人物的政治遭际与性爱生活交融在一起展示人物命运，借个体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婚姻生活和性交往来审视时代的政治文化变化，这种结构模式为展开更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和人物的心灵世界提供了更广阔的叙述空间。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不屑于谈论物质欲求，而性是与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相关的，因此性较之物质欲求就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小说的中心事件是一场因报告文学引起的关于个人隐私和名誉权的官司，诉讼本身就是一个富有现代意味的事件，因为只有在法制日益健全的社会环境里，在人的自我意识充分觉醒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这样的诉讼。围绕着诉讼，当事各方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上，表现了人们对代表着现代文明的这场诉讼的不同态度，庄之蝶希望私了，上窜下跳，托关系走后门说情，他潜意识中认为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涉足官司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好事，千方百计阻止这件诉讼成为社会热点，这和当前的名人名星借隐私和“诉讼”大肆炒作相比，庄之蝶还算是一个羞耻心尚存的无行文人。景雪荫提起诉讼的目的一是显示自己的权利和高洁，二是借机自高身价。周敏本来想借名人发家，没成想“赔了夫人又折兵”。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性交往都是围绕中心事件展开的，在诉讼的间隙中发生、发展的。

从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交往模式来看，他们的关系几乎都是建立在庄之蝶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他的文化身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遗留物，他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是传统的，他缺乏商品社会的应有平等意识和开放自由的品格，他与女性之间缺乏心灵的平等交流与对话，即使在性行为中，他也始终要处于主导地位，一旦性对象有了需求，他就会产生挫折感，并在生理上表现出来，在妻子面前性无能就与他在经济上对妻子的依附有关。他是西京四大文化名人之首，还有老婆借他名气开的一家小书店贴补家用，无论从文化修养、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来看，都该被列入十年后权威人士所开列的中产阶级的指标了。他的生活方式、精神困惑和崇尚清静的心境，也都是中产阶级才可能有的。因此，庄之蝶做什么事都放不开，连伤感和自怨自艾也生怕被他人知晓，处处以假面示人，他最怕别人触及他的心灵深处，习惯成自然，他自己也害怕触及自己的精神世界，举步维艰地躲藏着，许多人指责作者在小说中过多地保留了自己的影子，作者也说小说的创作是为了“安托自己的灵魂”，是自己的一段“心迹”，那么，作者越是回避庄之蝶内心的苦痛和悲凉，我们就越能感受到作者所未能言说的或不愿言说的属于作者的独特的心灵感受和体验。小说是对社会转型期都市文化生态的一种白描，四大文化名人借都市这座舞台展示自己生命的原欲，他们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精神世界，都使人难以认同，更不要说激起人的崇高感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深陷于形而下的世俗生活，沉溺于金钱、肉欲、名声等欲望的旋涡，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操守和社会良心正在丧失。庄之蝶在人格上缺乏应有的道德能力来约束自身的欲望，调节主体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迷失了自我。

贾平凹说《废都》写性“只是写了一种两性相悦的状态，旨在说庄之蝶一心要适应社会到底未能适应，一心要有作为到底不能作为，最后归宿于女人，希望他成就女人或女人成就他，却谁也成就不了谁，他同女人一块毁掉了”［31］小说“大肆描写”、“过度渲染”的性，实际上是一种在现实包围中的偷偷摸摸的可怜的性，一个名人将自己的灵魂寄托在“两性相悦”上，又生怕因此而影响他现有的既得利益，他用成功人士和文化名人的外衣遮蔽着他内心的痛苦，在外在行为上他是“偷情”，在精神维度上他的痛苦也处于黑暗中，见不得光，见不得人，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隐藏起来，连与他“两性相悦”的女人也要回避。他一心要融入社会，适应社会，从没有想过要站在社会和现实的对立面，他珍惜和看重世俗社会给予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精神苦闷是中年知识分子的苦闷，他的精神颓废和虚无是有分寸的，小心翼翼的，需要算计得失的，他做不到彻底的放浪形骸，所以作者用放肆的笔墨书写被主体自觉压抑的性，是“反讽”技巧的完美运用。他要所有与他有关系的女人都来遮蔽保护他，维护他的名人形象，竭力对外塑造他完美的外在形象或者公众形象，你说他虚伪也好，说他玩弄女性也好，说他自私也好，反正他自我中心的神话不能打破。当一切昭然若揭时，他精心构建的“求缺”的理想生存境界被现实击得粉碎，他的精神也随之崩溃，他选择了逃亡。面对精神的苦闷和现实生存的困境，他采取的人生态度是“求缺”、逃避，具体表现就是颓废伤感和自恋自怜。

在《废都》中，性是一个相对纯洁的概念，它是牵涉男女双方的生理和心理快感，还很少涉及性交易，权力、金钱、名气都可以直接进行交换，但性还停留在“两性相悦”的生理层面，其社会资源或经济资源还未得到充分开发，至少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性还没有堕落成可以交换的商品，唐宛儿、阿灿从庄之蝶那里除了得到肉体上的欢愉之外，就是心灵上的满足或者说是虚荣心的满足，庄之蝶与她们的关系还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唐宛儿和阿灿与庄之蝶的性交往还应该算是非功利的。也许正因如此，作家才会让庄之蝶用性去拯救自己的迷失的灵魂。而当柳月以下嫁市长的残疾儿子为代价帮助庄之蝶渡过难关时，性的纯洁性在逐步蜕化。如果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会发现从一开始柳月就在利用庄之蝶，诱使他一步步落入自己预设的陷阱，这个小保姆倒很像中国当代的女拉斯蒂涅，她用自己唯一的资本——性挤进了上层社会。与庄之蝶有过情感和性纠葛的女性中，柳月是动机明确、具有强烈功利性和目的性的，她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自我意识，是一个清醒的、颇有心计的现实主义者，她成功地利用别人的欲望实现了自己成为城里人的原初欲望，她善于利用身边的每一个人，并随时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

在小说中，女人是庄之蝶欲望的对象；庄之蝶又何尝不是他人和那些女人们欲望的对象。作者对庄之蝶冷眼旁观，客观冷静地描述他的生存困境，看着他在欲海中挣扎，一步一步走向毁灭而不伸出援手，不仅如此，还把他置于矛盾的漩涡，四大名人之首，每个人都对他寄予厚望，从市长、朋友、岳母、黄厂长到刘嫂，和他有纠葛的女人们更是如此，牛月清充分享受了名人妻子的虚荣尚不知足；唐宛儿渴望有一天能成为作家夫人；柳月作为一个小保姆也不时做着作家夫人的美梦，而且认定作家是不会亏待她的；阿灿渴望借名人的青睐找回即将失去的青春和自信；景雪荫则通过与名人的官司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只有汪希眠的妻子与他“发乎情止乎礼义”，他内心对这个女人充满了欲念和爱意，他打心眼里敬重她，他们彼此都把爱藏在心里，颇有张洁笔下爱情的纯洁性，以至于在他中风之时，这个女人翩然而至，为读者留下无限的遐想，也许这是作家有意留下的美丽的“花环”，想让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现代文明的土壤中顽强地生长。遗憾的是，作者精心描摹的这个完美的理想女性因其未与庄之蝶发生性关系和绞缠不清的纠葛而很少引人注意，两人的关系总是那样若即若离，又心有灵犀，反倒使那些批评者忽略了她在小说中的象征和隐喻意义，她的脱俗、柔弱、虚幻，总像生活在梦中或隔世的情态，恪守着自己的本分，犹如一个传统中国女性的影子飘荡在现代社会之中，有时显得那样格格不入，有时显得那样微不足道。这个有节制的美丽女人就像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一样，虽然美好，让人怀恋，但已是昨日黄花，难以抗衡开放、青春、激情四射、充满肉欲诱惑的唐宛儿之流。这就是1990年代中国大陆都市人的现实生存处境，庄之蝶身陷其中，没有勇气和能力进行自我拯救，就只有毁灭。

小说不厌其烦、细致入微地叙述庄之蝶的日常生活，很少触及人物内心深处的隐密，即使偶尔涉及也迅速荡开笔墨，这也成了小说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有评论家认为，这恰是小说的成功之处，“它不写这个人精神上的问题，写的都是庸常的琐事，有心的读者却应该能够不时地感受到这个人物精神上的茫然与危机”，［33］的确，庄之蝶一直试图用性来排遣精神上的茫然、苦闷和危机，但这种艺术处理未必能被所有的读者所领悟或认可。一个为人类创造精神食粮的作家在极力逃避精神和灵魂的拷问，逃避自己神圣的启蒙者的使命，而又无处可逃，他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无论多么深刻的思想，都要通过一定的审美形式来传达，《废都》的外在形式之所以引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小说的艺术形式。

(三)《一个人的战争》：女性言说欲与表现欲的极端宣泄

1.女性私语化写作的特点

戴锦华认为女性私语化写作是个人化写作的一个方面或组成部分，是具有自传意义的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具体为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因为女性个人生活体验的直接书写，可能构成对男性社会的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的颠覆。”(37)简言之，凡是以女性私人经验为叙述中心，大胆袒露女性肉体和心灵隐秘的写作，在一段时间内都被称为私人化写作。戴锦华的界定，排除了那些打着“女性主义”旗号，以暴露个人隐私吸引眼球，赚取经济利益，陶醉于肉体欲望的宣泄与狂欢，寻求强烈的感官刺激，迎合社会上某些人的“窥视癖”和低俗趣味，靠传媒和商业炒作自娱自乐的所谓的“女性写作”。女性写作通常指带有鲜明性别意识和文化立场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文中的私人化写作指以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徐坤等为代表的纯文学女性写作活动。

个人化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蔚为大观，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的，除了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消费主义、欲望本体化倾向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中国社会形成了高度专门化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启蒙作用被逐渐消解和分化，在客观上造成了个体生活空间的缩小，人越来越被固定在一个狭小的社会空间里，就像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人的社会角色被社会所决定，生命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必须受制于整个社会机制的运转，从而导致个体的社会经验独特而繁乱，个体难以胜任国家民族代言人的身份。人的自我分裂意识，社会部门功能的专门化，使小说家越来越难以摸清工作世界的性质，很难对外部世界进行宏观的把握，于是，他们主动选择了“小叙事”，选择了边缘化的叙事立场，即向人的消费生活和私人生活开掘，或以异化与官僚化为主题来反映作家对蜂窝一样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反感，却有意回避或很少反映工作经验，个人化写作的作家总是选择自己熟悉的生活向纵深处开掘，而不在反映生活的宽广度上过分纠缠，这既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女性的生活空间相对于男性显得更加狭窄，她们最熟悉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和内心，而这又恰恰是被“文明”遮蔽最久的一块文学“处女地”，在这块文学的蛮荒之地，还有丰富的可供开发的丰富矿藏。

私人性写作，纯粹个人化的写作，表达女性内心世界的爱欲，以及对男权的某种优雅的反抗，常伴有“绝望的诗情”(陈晓明)，走向心灵的景象与“腹语”(夏语诗)，在孤独中漂泊进“忧郁的荒原”(孟繁华)。他们只有站在无人的风口无言地守望着空心的岁月寂寞地进行着一个人的没有结局的战争，或者坐在“回廊之椅”上“与往事干杯”然后再进行“致命的飞翔”。这是男性对女性私人化写作的调侃式的概述，却很值得我们回味。“我所理解的‘私人写作’，是摆脱了宏大叙事的个体关怀，是私人拥有的远离了社会和政治中心的生存空间，是对个体的生存体验的沉静反观和谛听，是独自站在镜子前，将自我视为他者的审视，使自己的身体和欲望的‘喃喃叙述’，是心灵在无人观赏时的独舞和独白。”(38)郭春林的理解相对于前面几位的男性话语就显出了一些客观与冷静。沉溺于自我想象的诗性空间，追求极端精神状态的女性内心生活，保持遗世独立的生存姿态，这只是女性作家所选择的叙事策略，用来颠覆和反叛男权话语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扭曲和压制。通过对女性个人经验的主观叙述来揭示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深层意识空间，改变女性被言说的命运，实现女性的自我拯救，建构健康和谐的两性关系，才是私人化写作的终极追求。

私人化写作是一种极端的写作姿态和方式，带有自传或半自传的性质，或者说作者有意识让人产生类似的联想，以封闭性的私人生活为唯一的写作或话语空间，以女性本能欲望为核心的个性化叙事体现了女性作为生命个体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和话语方式，身体和性是私人化文本叙述的重要内容，她们试图反叛女性曾被讲述的命运，叙述经验世界中的女性，而非理想中的女性，比起“张洁式”的精神恋爱的“圣女们”，她们充满了肉体的诱惑，有时俨然是欲望的化身，她们未必符合传统的道德审美价值规范，她们未必可爱，但她们比传统女性多了一份真实和坦率，更贴近人的自然本性，也更具有人性的魅力。

私人化写作代表着一种前卫激进的写作姿态和文化立场，“私人化”叙述的中心是“私人经验”，自我既是文本的书写者，又是自我审视的对象。这种私人经验融汇了作家独特的审美经验和强烈的自我意识，虽有自传性质，但却非纪实意义上的自传，它经过女性作家的体味、追思、想象和智慧的整合，是一种极端个人的女性生存体验。女性作家总是将叙述的笔触深入到女性自我心灵的神秘领域，将叙述者及其对象的内心生活与外部世界进行隔离，形成一个封闭的自我空间，让她们充分展示自己被长期遮蔽的女性意识。她们笔下的女性总是先天地与世隔绝，在幽闭的私人空间自由游荡和想象，她们自觉或被迫独处，无父或父母离异，未婚或丧偶，内心深处对男性充满敌视或恐惧，她们通常较少受到父权的压制，有女性自我意识充分成长的相对自由的心理空间，她们的外在形象往往是长发飘飘，凄美绝伦，孤独纤弱，灵气逼人，有旺盛的情欲和丰富的想象力，她们通过自慰和想象消磨和转移自己的生命能量，或在同性或动物身上营造一种美的氛围，缓解自己对男性那种即渴望又恐惧逃避的矛盾心理，或以玩弄男性为乐，畸形变态的爱又使她们产生虚无厌世绝望的情绪，总是逃向自我封闭的内心，并最终逃向死亡。失踪、死亡是女性的永恒的归宿和家园，这样独特的生存状态(我将失踪和死亡也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状态)才让她们有安全感，才让她们狂躁的内心得到宁静和安详，犹如林白笔下那在烈火中获得心灵宁静的孤独而又美丽、穿着月白色绸衣的女人(《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2.镜像中唯美化的女性空间

人总是通过对象来实现自我的审美关照的，女性放逐了外部社会和男性之后，就只有通过女性自身来实现自我关照，这时女性的眼光和女性用以关照自我常用的道具——镜子就成了女性发现自己的重要途径。在纯粹女性目光的关照下，镜子成为女性自我认知的道具，通过镜子女性把纯粹肉身的镜像置换为自恋的绝对精神的镜像，实现了多重镜像的主观置换，实现了女性对自我的主观关照。在博尔赫斯那里，镜子指涉时间与命运幽暗玄妙的迷宫，隐喻意义十分明确。对于女性来说，镜中之像与真实之像常常交融、揉合在一起，亦真亦幻，她们乐于缠绵其中，并巧妙地将女性肉体的美提升到精神人格的审美层面，进而对女性自我人格的完善迷恋、陶醉和崇拜。多米“在镜子里看见自己，既充满自恋的爱意，又怀有隐隐的自虐之心”(《一个人的战争》)，主体透过镜像深入到自我的内心隐秘——对美的崇拜、怜惜、占有、毁灭等潜意识之中。镜子本身就是不真实的，作家通过镜子对生命主体进行“回望式”的主观审视时，又经过了个体经验和记忆、虚构和想象的浸润，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成为一幅神奇瑰丽充满诗意和知性的审美想象空间。“女孩多米犹如一只青涩坚硬的番石榴缀在B镇岁月的枝头上，穿过我的记忆闪闪发光。”(《一个人的战争》)多米就是多米，她身上也许有林白个体生命的折射，但她决不是林白，她是林白的创造物，是林白智慧、本能欲望和生命痛苦的结晶体。

女性自慰或自渎现象及其给女性带来的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快感，在过去的文化语境和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的，它被男性话语传统遮蔽与掩饰着。私人写作对女性身体、自恋和自慰等生理现象和内心隐秘进行了唯美的诗意的叙述，那是女性本能欲望的诗性表达。女性作为自然的生命体，和男性一样有着源于生命本能的各种欲望。千百年来，女人正常健康的生命欲望被“文明”和“男权”所压制，被遮蔽扭曲变形，直至重新塑造定型。女性对自身生命体验的肯定，对身体欲望的书写就成为她们觉醒和解放的重要步骤，但在表现女性身体欲望时，女性作家在审美上还是有节制的，文字也力求雅致纯净，她们更注重女性在性行为和自慰过程中的生理体验和主观的内心感受，而不是对性行为的过程或操作细节进行生动细致的客观描述，她们用缥缈灵动的想象将女性的感性体验诗意化，使之富有一种处于生命原始状态下的巨大的张力，既痛快淋漓又细腻柔软。林白的叙事风格细腻缠绵，富有张力，在她笔下，女性的生命体验显得真实、清澈、透明，充满了动感和美感，那是一种原始生命的坦荡的放纵和堕落，超越道德界限的生命狂欢换来的是瞬间的快感和高峰体验。“冰凉的绸缎触摸着她灼热的皮肤，就像一个不可名状的硕大器官在她的全身往返。她觉得自己在水里游动，她的手在波浪形的身体上起伏，她体内深处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奔流，透明的液体渗透了她，她拼命挣扎，嘴唇半开着，发出致命的呻吟声，她的手寻找着，犹豫着固执地推进，终于到达那湿漉漉蓬乱的地方，她的中指触着了这杂乱中心的潮湿柔软的进口，她触电般地惊叫了一声，她自己把自己吞没了。”(39)这是林白对于女性自慰行为的主观描述。毋庸置疑，自慰作为一种性行为在传统道德规范下是被禁止的，从生理和心理科学的角度看，也决不是一种健康的行为，然而，那种女性被长期压抑的生命能量的突然迸发，猛然间闪现出的却是一种让人震惊的美。这是一种道德的混乱，是作家新旧道德冲突下对自我欲望的认同，作家似乎在有意回避文本的道德意义。陈思和认为，林白在纯粹意义上完成了女性的自觉，她在文本中坦荡不耻地表达了人类淫荡的本能，将色情转化为女性的自娱自乐，让读者从阅读中感受到情感的净化，这都得力于作家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其创作上的唯美主义倾向。(40)

身体是女性作家探测女性无意识隐秘欲望的切入口，她们对女性身体器官及其感觉的描述，没有停留在器官感觉的表面，而是深入到女性的潜意识。私人化写作的身体叙事挣脱了现代国家、民族等宏大的现代性话语叙事模式，女性作家从下半身入手，是为了完成对上半身(女性意识)的阐释。她们笔下的身体是被女性化、私人化了的女性身体，是女性独立意识的外化，虽然在客观上满足了男性的“窥视癖”，迎合了文化市场的“猎奇性”，但她们的身体叙事并没有完全肉体化。要摧毁男性话语中心体系，“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41西苏所提到的女性的特征恰恰是当时女性文学所欠缺的，此前对女性的叙述都是在男性文化语境遮蔽下的由男性对女性进行叙述或者由那些尽可能以男性或社会性视角进行文学创作的女作家小心翼翼地、尝试性对女性的情感世界进行一些浅层次的叙述，对女性身体进行唯美化的诗意叙述，是从私人化写作开始的。1980年代，残雪最早深入到女性的心灵深处，探求她们潜意识下的深层隐秘，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有一种被“窥视”的恐惧，如《山上的小屋》中的“我”，总是把自己严密地包裹起来，害怕他者(包括社会、外部世界、他人等)侵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现自己的隐秘(身体的、主体意识的)；1990年代，女性作家典型的叙述模式是暴露隐私，唯恐漏掉了某一个细节，唯恐叙述得不够全面细致深刻。这两种心态在女性经验世界中都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叙事策略的不同实际上是由当时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的宽容度决定的，与作家的思想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也有很大的关系。私人化写作是对女性私人经验和话语模式的一种启蒙，或者说是对女性躯体的一次开发和启蒙，它尚且具有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和启蒙意识，其文本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和审美价值；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则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的特征，其存在价值更多体现在文学史上。

女性是在不断逃避中成长起来，她们逃避社会，逃避男性，逃避责任，逃避道德，逃避爱情，逃避婚姻，直至逃避自己的灵魂，终日生活在幻想和镜像之中，陷入孤独、空虚与绝望的境地，这是女性现实的生存处境。女性作家从男性社会逃向女性的封闭、自足、自由的内心世界，以私语化的叙事策略，试图实现女性的自我救赎。林白说：“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和智性、记忆和想象、心灵和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中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42)用身体的感受和想象书写女性的历史，女性通过身体和性发现自我，确立自我意识。在男性社会，女性总是处于“被看”的地位，当她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对象进行审视时，她惊异地发现了女性躯体的自然美，于是疯狂地爱上了自己的躯体，这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从类似自己的某个女性身上发现了女性独特的美；一是从镜子中发现自己的女性美，镜子是女性进行自我关照的重要工具。对女性美的发现，导致了女性的自恋和对男性的拒斥，这种拒斥导致女性对男性的失望。当女性失去爱的对象时，就会发生移情现象，女性将全部的生命能量转移到女性自身，爱自己或另一个女性，这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自恋或姐妹恋现象。

3.女性私语化写作的误区

私人化写作的作家大多在个人生活中受到过某种挫折，人格和个性有某种缺憾，自恋、幽闭、离群索居是她们现实中的生存选择或存在方式，她们沉湎于自己所营造的诗意化的想象空间自我欣赏，自我玩味，不愿或不敢与男性和外部世界展开公平对话，封闭的生活空间和孤芳自赏的性格使女性作家无法正确处理男女两性的关系，男性在她们笔下几乎都是类型化的、残缺的，要么身体强悍、性欲旺盛，却粗暴蛮横像个暴徒；要么才华出众、尊重女性，却是阳萎；要么精神、肉体都很完美，却愤世嫉俗不愿结婚；要么造化弄人，理想的男性总是早夭或莫名其妙地失踪。在她们那里，美满的婚姻是女性永远的乌托邦，是女性永恒的追求与梦想，只存在于彼岸世界。她们试图将女性从两性世界中抽离出来，再从多维空间微缩到隐秘空间，将女性还原为自然感性的人，抽绎其社会性和理性的成分，从而凸显女性的独立自足。

私人化写作不如说是“呓语化写作”，因为女性作家有意将记忆与现实叠合，将现实与梦境揉为一体，有意混淆意识与潜意识，林白惯用的伎俩就是把一个女人分裂成若干个独立的生命个体，让每一个个体表现自己内心的某一种欲望，或拥有自己梦寐以求的某种美丽、个性或品格，甚至人生的某段经历。她笔下的女性是被她残忍撕裂的无数碎片，每一个女性的“意象”都是不完整的，包括她们的生命意识，她们的美丽，她们的身体，她们的自怜自恋自虐。她们是作家的玩偶泥塑，作家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捏造，绝不给她们完整的自我，她们都不是具有主体性的人，而是一个个符号，作家用她们来象征自己内心隐秘的欲望，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都是作家臆想出来，作家没有足够地勇气解剖自己内心的隐秘和丑陋，于是，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剖开，一点一点地拿到阳光下去暴晒，所以，有人说私语化写作真实反映了作家的内心世界，其实我们看到的恰恰是被作家精心撕碎又重新拼贴起来的，经过过滤、筛选、美化、虚饰的隐秘世界，是作家自我意识遮蔽下的欲望话语，是作家想要表达的那一部分隐秘。这种对女性的言说也许更不真实，或者说是被“政治化”(作为对男权社会的颠覆)或“女性化”的叙事。它只能代表具有话语权与言说能力的那部分女性的自我意识，这种关于女性的言说与阐释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对男性社会，对不具备自我言说能力或不愿表达内心世界的那部分女性的意志来说，它歪曲了他人的生命意志，将自己的所谓女性意识通过文本阐释强加给所有女性，当然也包括男性，这也是女性主义和女性私语化写作的一个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