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曾经，并且现在仍强烈地反对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但在接受四月中不期而至的去河内的邀请时，还是非常肯定地想，这一趟回来后我不会写东西。我既不是记者，也不是政治活动家（虽然我惯于在请愿书上留名并且参加过反战游行），更不是亚洲问题专家，只是一个顽固的、术业无专攻的作家，迄今也未能通过小说或散文来表达自己演变中的激进的政治信仰，以及作为一个美帝国公民的道德存疑，我怀疑自己对这样一次行程的记述能否为已经足够响亮的反战言论添加什么新内容。而为反战言论助威是现在作为一个美国人惟一值得去写越南的理由。

也许难题始自于此。对于去北越的邀请，我脑子里没有确定任何方向和目的。如果当时我对自己此行的无所助益（对我或对别人）抱定一些清晰的认识的话，我也很可能会比较容易地把我之所见加以筛选和分类。又如果我能偶尔提醒自己我是个作家而越南是个素材的话，我也很可能把一些令我困惑难受的事情摒除掉。然而，到那里后开始的一段日子里，我似乎一直处在一种深沉的沮丧中，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控制自己的郁闷心情不要突破忍受的极限。现在我回来了，既然回来总得写写北越，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正因为我没有给自己设定任何角色，也就无法掩盖自己的无知，免除一些个人的不快，这样才大智若愚地促成了我这一趟旅程最终的发现。

当然，拒绝给旅行预设一个职业化的目的这一最初的想法并不是导致我困惑的惟一原因。一定程度上，我的怨怼是直接且不可避免的，是被移位到另外一种文化之后的诚实的反应。我也应该提一下的是，在这种时候，很少美国人会独自去越南。为了方便越南人，通常的做法是组团前往。有时是两个，大多数情况下是三个、四个或五个行前不认识的人凑在一起。我是作为三个人当中的一个到北越去的。在四月末相聚柬埔寨之前，我没见过两个同伴——记者安德鲁·科普开恩德和康奈尔的数学家罗伯特·格林布拉特，后者在为反战运动做一份全职工作。但这次旅程需要我们毫不松懈地保持并非完全自愿的亲密状态，那种适于恋爱或突发性危机的状态，并且要不停顿地保持上至少一个月。（我们受到的邀请是两个星期。可由于耽搁和联络不畅，我们花了十天的时间从纽约途经巴黎和金边到了河内，然后只剩下一星期的时间，就要踏上回程。）自然，和同伴的相处占去了我相当大一部分的注意力。如果我是独自出行，我可能已经到了越南人中间：作为一种义务，更可能是一种荣幸。在这种突然降临的亲密情境中，学会与两个陌生人友好而明智地相处是一种实际需要，即便，或者更何况，他们是我久仰的人，比如安迪·科普开恩德，我拜读过并很钦佩他的作品。现在，身处对三人来说都很陌生的世界一隅，见不到别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除去来的路上在老挝逗留的四天里遇到的一个美国新闻总署的官员和一个美国记者，还有在我们到达后的第二个星期开头来到河内的四个由“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赞助的美国大学生），我们被进一步拉近到了一起。（我和罗伯特·格林布拉特都没有来过亚洲；安迪·科普开恩德五年前来过，造访了西贡、孟加拉、菲律宾和日本。）由于这样的因缘际会，我们似乎不可避免地要花上大量的时间去交谈，充满感激，病态般热烈地交谈。

不过，我并不是想说这些境遇因素导致了我在叙述对越南的初步印象时阴郁消极的调子。我不想把这归咎于作为一个临时凑合却又不能分离的三人组合中的成员在一片新土地上所面临的压力和烦扰，对此严肃的解释在于我自己能走近越南人的方式是那么有限和困难。四年来我因为我的国家政府一手造成的越南人民的极端苦难而悲愤不已，现在我亲身来到了这里，不停地被赐予鲜花、礼物、赞美辞令、茶和似乎过于泛滥的美意，我觉得这样并不能比置身万里之外时了解得更多。置身河内的情况远比我所期待的要神秘、难解。我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担忧和疑惑起来，我到底有多了解越南人，越南人又有多了解我和我的国家呢？

我问自己的这个问题，尽管答案令人沮丧，但却是至关重要和最有成效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因为我来这里不是为获取信息（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和其他任何近年来关注越南的人一样，我已经知道得很多；我不可能指望在两个星期里就收集到比现有的更多更有意义的信息。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关于他1965年12月到1966年1月的访问报道（后来扩充成了一本书，《河内：战线之后》），以及首批访问北越的反战运动人士斯道顿·林德、汤姆·海顿合著的《另一面》，到菲利普·德维莱尔和让·拉库蒂尔的法新社评论，到我回来后一直在读的玛丽·麦卡锡最近的文章，关于河内和北越大部地区在抱同情态度或者相对客观的局外关注者眼里呈现的面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细节生动的叙述。任何人只要想，就能知道这个国家在1954年法国人走后的成就：医疗系统的扩展、教育的重组、初级工业基地的建立、多样化农业的开端。更容易获知的事实是：美国连年来在北越除河内市区（这里也受到杀伤炸弹和碎片炸弹的打击，那些炸弹不毁坏建筑，却能把人炸死）外的人口集中区施行的无情轰炸，摧毁了几乎所有1954年以来建造的新学校、医院和工厂，还有大部分桥梁、剧院、佛塔、天主教堂和大教堂。就我个人而言，几年来，读到的报道和观看的新闻短片已经汇聚成了一个关于形形色色的越南印象的大文件夹：汽油弹烧过的尸体、骑在自行车上的百姓、茅屋村落、被夷为平地的城市南定和府里，河内人行道上滚筒状的一人位防弹棚、学校的孩子们头上用来阻挡碎片弹的黄色厚草帽。（难以置信的恐怖，在电视、《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提供的图片和统计数据里显示出来，你都不用烦劳自己去查找威尔弗雷德·伯切特那党派鲜明且直白的书，或是罗素基金会国际战争罪法庭收列的档案。）但与这些印象的发源地的遭遇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体验。亲眼见到并触及它们令人产生一种既兴奋又麻痹的感觉。将具体的事实与心中的印象联结起来至多只是一个机械累积的过程。而对于要从遇见的越南官员及普通百姓那里打探新信息的任务，我也没有准备得很充分。亲历越南对我来说将只是一次无甚意义的行程，除非我能促成自己的某些觉醒和体悟。而这恰恰是最艰难之处，因为我所能仰仗的只是自己那存在文化局限，并且被移置的感觉力。

事实上，问题在于，越南已经成为我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自我意识中如此重要的事实，要将其摒除在脑海之外是十分困难的。初到此地的第一感受，有点荒谬地近似于会见一位喜爱的影星，此人几年来在你的幻想生活中扮演一个角色。然而一见之后，你发现真人原来要矮小许多，不及那份生动与姿色，且多有不同。最有说服力的是那些最不真实的体验，比如我们到达的那晚。坐在迟迟从万象起飞的国际控制委员会的小飞机上，我一路紧张过来，直到几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夜色下河内嘉莲机场，才大气舒出：终于活着回到了地面上。因此几乎没有去想：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正与哪些人在一起。手拥鲜花，我穿过幽暗的着陆区，努力想要弄明白前来迎接我们那四个来自和平委员会，正在微笑着的男人的名字。如果我们的飞行和着陆具有一种幻觉的特质，那么，那晚剩下的部分看来就像一个广阔的后投影，时间、规模和行动都经过了超真实的缩与放。起先是我们在荒凉的机场大楼里等行李、笨拙地与越南人交谈的那几分钟或一小时。后来，我们被分散到三辆车里，开进黑暗中时，我感受到去往河内的车程中引擎的律动。离开机场一小段路后，汽车沿着凹凸不平的土路颠簸前行，接着便来到红河之上取代被炸毁的铁桥而建的普东桥，战栗着缓缓推进。可一到桥那边，车子就开得太快了，直驶进河内，在人影模糊的自行车流中粗暴地冲出一条通道，穿过昏暗的街，停在我们的宾馆前面。宾馆的名字叫Thong Nhat（统一），意味着越南的再度统一。有人说，那是一座巨大的建筑，风格不甚明确。十多个人坐在简朴的大堂里，大部分不是东方人，彼时并不太容易分辨。我们被领到了楼上，看了我们的大房间，之后便到一个废旧而空旷的餐厅里吃夜餐，成排的吊扇在头顶上缓慢地转动。“我们”的越南朋友在大堂等我们。我们见了他们，就询问他们是否介意陪我们出去走走，那时已经很晚了。于是，我们就出来，兴奋得有点腿软，大街上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了。我们经过了一辆辆停在帐篷之间的卡车。他们说，那些帐篷是给那些“流动的作坊”和“分散的工厂”过夜的。我们走到了小湖区的独柱寺塔，在那里徘徊了一会，听了一些在我看来乏善可陈的越南古代传说。回到宾馆后，英，显然是那帮和平委员会的人当中领头的，温和地劝我们去休息。他解释说，河内人很早就起床和吃早饭（自从轰炸开始后，大多数店铺早上五点开门，几个小时后就关了），第二天恰好是佛祖的生辰，他们上午八点会过来带我们去一个佛塔。我记得当时我不情愿地对越南人和我的同伴道了晚安；到房间里花了一刻钟摆平了罩在床上的高拱顶的白色蚊帐，终于沉入到艰难、不安然而快乐的睡眠当中。

当然，北越在第一夜是不真实的。但接下来的日子里，它仍然是不真实的，至少是无法理解的。固然，那晚关于战时河内最初的幻觉般的体验被白天里更具日常性的体验所纠正。统一宾馆缩回到正常的大小（你甚至可以据此想像它的前身，法国殖民时期的大都市酒店的形貌）；从那由骑车人和行人组成的沉默人流中，显现出来年龄不一、面貌各异的个体来。小湖区附近有树阴的街道成为日常游逛之地，我们常常散步到那里去，不用导游的带领，只要不是太热，只要我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两个或三个有个把小时的空闲。虽然它与我仅熟悉的那一类城市，美国和欧洲的城市相隔那么远，那么不同，但河内在我很快就具有了一种古怪的亲近感。但扪心自问，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地方是太陌生了，除去“在一定距离外”的时候，我真的完全不懂它。

在其非常出色的电影《远离越南》中，戈尔达这样沉思（好像我们听得到他的声音，看到他坐在一个散漫的电影摄像机后）：也许这样不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各自在心中造一个越南，尤其当我们不能亲身去那里的时候（戈尔达曾经想在北越拍摄那个故事，但签证被拒）。戈尔达的观点——用不同的句子重复了切的箴言：要打击美国霸权，革命者有义务去创造“两个、三个和更多的越南”——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过去四年来，我一直在创造和忍耐的是那个存在于我皮下、心中和头脑里的越南。但我思虑多年的越南却根本没有丰满起来。它只是一个模子，里面灌注的是美国内容。我的问题是，没有去更多地感受自己的内心。我的问题是，现在我（比戈达尔幸运）短暂地逗留越南，却不知怎的，未能建立起我与越南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一致性所暗含的那种智性和情感上的关联。

说明这些早期疑难的最简便的方法，我想，就是从五月三号到达后我在第一个星期里记下的日记里摘抄几段来。

5月5日

文化差异是最难估测和克服的事情。一种始于态度、方式，进而成为实质的差异。（那些给我带来震动的东西里，有多少是亚洲特质，有多少是越南特质，我在初次来到亚洲的行程中不大可能弄清楚。）显然，他们这里对待客人、陌生人、外国人，更别提敌人时，采用的是一种不同的方式。此外，我也深信，越南人与语言的关联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不应该仅仅归因于我所说的句子，比起平常不需要翻译来转达时，已经缓慢简单许多。因为，即便在和某个讲英语或法语的人交谈时，在我看来，那也好像是婴儿的交谈。

除此之外，制约还在于，我们被还原到了孩子的状态：被安排好的日程、被领着走动、被解释事情、被过分关怀、被盛情款待、被友好地监护。更可恼的是，不是作为个别的小孩，而是作为一群小孩。四个从和平委员会来的男子领着我们四处看，扮演着我们的阿姨和老师的角色。我尝试找出他们的不同，但是不能。我担心他们也看不到我的不同和特别之处。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努力取悦他们，想要给他们一个好印象，拿到班上最好的成绩。我表现出一副聪明、有礼貌、合作、不复杂的样子。这么做，不仅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而且，因为自己既不是小孩，也不是现在表现出来的这个简单易懂的人，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个骗子。（即便这个开朗、单纯的人也许是我乐于成为的人，也丝毫不能减轻我的自责。）

也许，如果说我是在欺骗，怀揣最好的意图，努力让他们轻松点的话，他们也许在为我们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我即便知道也无法超越表层面具去发现他们的不同的原因吗？英有着最个人化的权威，行走和坐下时都带着一种迷人的“美式”懒散，有时会显出忧郁而困惑的样子来。（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妻子自从50年代初被法国人俘虏并折磨了一年之后一直病着；他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修则在孩子气的举止和下级官员的沉稳派头之间摇摆。他有时会傻笑。潘有着最和蔼可亲的态度；他说话的时候似乎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可他又喜欢说话。他也是我见到的越南人当中少数的几个体态丰满的人之一。东看上去总是很热切，有点紧张的样子，他从不说话，除非你问他问题。还有什么呢？潘是年纪最长的，我想。今天我们才很惊讶地获知，英有46岁了。即便知道越南人普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尤其是男人，他们从来不秃顶，甚至头发都不变白），还是不能减轻我们的惊讶程度。

尤其让人难以把他们区分成个体来看待的是，在这里，所有人似乎都用同样的方式说话，说着同样的事情。这样的印象被我们每到一处受到的一成不变的友好待客的仪式所加强。一个光秃秃的房间、一张低矮的桌子、几把木头椅子，或许还有个沙发。我们握手，然后围着桌子坐下，桌子上放着几盘熟过头的香蕉、越南烟、潮乎乎的饼干和一碟中国产的纸包糖果，还有几个茶杯。有人介绍我们。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名字。我们又握手。停顿。无论我们到哪儿（工厂，学校，政府部门，博物馆），他们那群人里的发言人，总会和蔼地盯着我们，微笑起来，说“朋友们……”，然后便开始他的欢迎致辞。有人从一个帘子后走出来，开始倒茶。

5月6日

当然，我并不后悔来。来到河内至少是一种义务，对我来说也是关乎自我肯定和政治肯定的重要举动。我现在还未能苟同的是，这也是一出小小的政治戏剧。他们在扮演他们的角色，我们（我）必须扮演我们的（我的）。那种沉重感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剧本完全是他们写就的，戏也是他们导演的。虽然，这事本来就得这样——这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殊死抗争，而我们是志愿者、临时演员、配角，保留着退出舞台，安全地坐到观众席上的选择——但我还是觉得，这让我在这里的行为显得相当顺从，而整场演出显得有点悲哀。

我们的角色是：越南抗战的美国朋友。（在我们前面，已有大约四十名与美国反战运动有关联的美国人造访过这里。）河内之行是一种回报或惠赠。我们因我们主动付出的努力而受到款待和感谢。然后带着一种更深厚的团结一致感回到家里，去继续我们各自的反对美国现行政策的努力。

当然，在这种合作身份中，存在一种微妙的礼让态度。我们没有单个或者一道被问起我们为什么得到这次邀请。我们受到的推荐（来自此前到访过这里并继续享有越南人的信任的那些美国人）和前来的意愿（这么远的路、自己出钱，并且冒了回国后受到追究的风险）似乎把鲍伯、安迪和我的努力置于同一水平之上。这里没有人问我们为反战运动具体做些什么事情，或者要求我们说明我们的活动道理何在。看来，他们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我们的越南主人知道我们都不是共产主义者，并且他们似乎也没有什么关于美国共产党的幻想——“我们知道我们共产党的数量在美国不大，”一个政府官员不动声色地说——可没人问起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全都是朋友。

每个人都这么说，“我们知道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只是现任美国政府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遇到的一个记者把我们的努力称赞为“捍卫了美国的自由和声誉”。虽然我尊重这种高贵的姿态，却为他们的幼稚而气恼。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吗？他们难道完全不理解美国吗？我心里不禁要把他们看成孩子——美丽、忍耐、英勇、经受苦难却十分顽强的孩子。我知道我不是个孩子，可这出河内之行的戏要求我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们在公园里经过的士兵、年长的佛学学者和宾馆餐厅服务员的脸上，都显出同样羞涩而稚嫩的微笑来，如同我们今天参观河内市外一所撤空的小学时，那些列队欢迎我们的孩子们脸上的笑容。而我们也这样朝他们微笑。每到一处，我们都会得到一些小礼物和纪念品，而在每次参观的结尾，鲍伯都要拿出一捧反战徽章出来分发（真庆幸他竟然记得带上了一袋）。他驳杂的收藏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去年五角大楼十月游行时得来的巨大的蓝白徽章，我们把那些留给特别的场合。在我们别上他们的红的和金色的小徽章，而他们戴上我们反战大徽章的那一刻，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又怎能不是欺骗呢？

我欺骗的根源在于：当我在这个我正在访问中的关于道德童话的二维世界中，为我的（他们的）事业奔走的时候，却在向往着那个在美国时生活其中的三维的、富含质感的成人世界。我相信它。

扮演角色（他们的或我们的）涉及语言的风格化：说的都是一些简单陈述句，所有的话语不是讲解性的便是提问性的。每件事都在一个层面上。所有的话都属于同一类语汇：斗争、轰炸、朋友、侵略者、帝国主义、爱国者、胜利、兄弟、自由、统一与和平。虽然我有强烈的冲动想要抗拒他们对语言的扁平化处理，但我已经意识到，如果我想说出对他们有用的话来，我就必须也这样说话，只是可以稍微缓和一些。这么做要求你使用一些含义更丰富的当地习惯称谓，比如“傀儡军队”（指西贡政府的军队）、“美国运动”（他们说的是我们！）。还好，对于其中一些关键词，我已经很习惯了。去年在美国时，我已经开始说“前线”（而不是越共）、“黑人”（而不是黑鬼）和“解放区”（而不是民族解放阵线控制下的区域）。但在他们看来，我说的远不能算对。我注意到当我说“马克思主义”，而我们的翻译却翻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他们也许会说起“社会主义阵营”，而我几乎不可能说出“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词出来。

我并不是认定他们的话语有错。有一度，我认为，政治和道德的现实正如共产党的辞令所表达的一样简单。法国人是“法国殖民者”，美国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阮氏政权是“傀儡政权”。可那又是什么样的个人古怪口味和糟糕氛围致使我犹疑不决呢？难道，是因为我过去对这种语言的不当性的深信不疑吗？作为政治早熟的孩子，我最初接触到这样的语言，是读《政党通讯》和科里斯·拉蒙特和韦伯斯关于俄国的大作时。那时我是北好莱坞高中的低年级学生，为华莱士竞选会工作，参加了美苏友谊协会的爱森斯坦电影放映活动。但是，不管是美国共产党的无知欺骗还是20世纪40年代政治同路人的哀切情辞都与此毫无关联，这里是越南，1968年春。可是，词语一旦遭受背叛，要再严肃地看待它们就很难了。只是在近两年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越战的冲击），我才能再度启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些词。十五年来，虽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不间断的事实，但这些词本身在我看来就是不可取，是死的、不诚实的（是不诚实的人手里的一个工具）。近来的语言决策中包含许多东西：与我的历史性记忆、我的审美感觉、我关于未来的想法之间的新的联系。我又开始使用这些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素材，这几乎算是一个奇迹，一种对那历史性喑哑的意料之外的宽恕，一个新的机会，重新叩问我已经放弃理解的问题。

当我在这里听到越南人讲的这些习语时，我还是不禁要感到，它们是一种官方语言成分。它们再次成为一种陌生的谈话方式。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一语言的真实性（这些单词指向的现实），那个我的确认同，而是它预设的感觉情境和程度。通过越南人的谈话方式，道德和审美之间的鸿沟令人痛苦地显现在我面前。就我所能察觉的，越南人具有一种生动的、强烈的审美意识，即便在被迫过着极端艰苦，物质匮乏的生活之时。比如，不止一次，人们很自然地表达了对美国炸弹破坏了越南乡野之美的愤怒和悲伤。有人甚至提到了“许多美丽的名字”，像雪松瀑、汇合城等，都被美国人“在南部施行了野蛮手术”。但是，在越南，主导的思维和谈话方式是无保留的道德说教性的。（我怀疑这对越南人来说是相当自然的，一种先于任何共产党话语的道德体系嫁接物的文化特征。）或许，这也是一种普遍趋势，审美意识发达之后，做出的评判就会复杂化和高度限定化，而道德意识的固有特性却是简单化，甚至是过分简单化，听起来刻板而老套——至少在被翻译后。这里有一个委员会（有人在宾馆里留下一封信笺），负责与南越的知识分子保持联络，叫做“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迫害南越知识分子委员会”。走狗！难道他们不是吗？在今天越南的通讯社的新闻简报上，美国士兵被称为“残酷的暴徒”。这些稀罕古雅的词汇让我不禁发笑，他们就是这样的，从遭受横冲直撞的铁鸟般的汽油弹突然袭击的无助农民的角度来界定。可是，撇去个别稀罕的词不说，这样的语言令我感到不适。不管是因为我迟钝还是游离，我在同意无保留的道德评判的同时，又羞于面对。我相信它是正确的。但同时，没什么可以让我忘记，在比越南复杂得多的事件中，它们是怎样被表述的。可是，我想要他们对怎样的复杂性作出反应呢？难道，客观地说来，他们的斗争，不是正义的吗？当他们需要调动每一份力量去对抗美国巨人的时候，还有精力来关注这种微妙之处吗？……不管我得出什么结论，看来都归结到我对他们的施恩心态。

也许，我所说的一切都只是作为一个演员（他们）和一个旁观者（我）的区别。可那是一个大差异，我不知道怎么把它们连通起来。我与越南人的团结一致性，尽管真诚实在，却只是一种在远距离处形成的道德抽象物。到达河内后，我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感觉，不太愉快地意识到这样的团结一致性将总是一种道德抽象物，与此同时，我还必须保持着团结感。对我——一个旁观者来说，这里是单色的，我觉得因此受到了压抑。

5月7日

现在，我想，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历史和心理学之间的区别。我忽略了心理学世界。（我昨天所指的“成人”世界。）他们完全生活在历史的世界中。

不仅是在历史中，而且是在主题单一的历史中，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提到它时总是或多或少地用到相同的词语。今天，在导游带领下参观历史博物馆的漫长游程中，我们充分领略了一点：四千年连续的历史，有两千多年处在异族入侵者统治之下。越南人反抗异族统治的第一次胜利发生在公元后40年，是由两个女将军，征氏姐妹领导的。我们的博物馆女导游补充说，这比贞德还早了一千多年，似乎在暗示我们听到女将军这样的事情时没有表示出恰当的惊讶。我开玩笑地回了一句：那么说你们有两个贞德哦。她微微一笑，接着介绍：“这两姐妹的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在今天的斗争中，许多女人已经显示了她们的价值。”说的时候一本正经，不带半点诙谐口气。英，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北越最著名的作曲家，写了一首关于两姐妹的歌，河内和附近的许多寺庙都是为纪念她们而建的。……如越南人所理解的他们的历史，其中只包含了一种情节，被一遍遍地播放。个别的历史性身份消解在有教育意义的等量物中。美国人=法国人（1787年起派传教士进入越南，1858年开始正式侵略）=日本人（二战）=“北方封建诸侯”。保卫国家的将军们发明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这种战术后来在1946年和1954年被武元甲将军成功地运用在抗击法国人的战斗中，现在则被用来对付美国人。在一个房间里，察看了一次战斗的军事地图之后，我们了解到，在对抗1789年马楚王朝一支20万人的军队入侵时，转折点是一次春节奇袭。在她借助地图和立体微缩图景，对938年和1288年发生在白藤江上，终止了其他抵抗战争的伟大战役进行详细描绘的时候，我觉察到奠边府战役采取的战略与其不容置疑的相似性。（某天晚上我们看了一个小时的关于奠边府战役的电影，部分是实况，部分是重拍的。顺便提一句，今天是那场胜利一周年的日子，但我在河内没有看到任何欢庆迹象。）

我对于越南人如此积极而又教条化地阐述他们历史的方式的第一反应就是：头脑简单（又是“幼稚”）。我必须提醒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还有着超出我想当然范围之外的目的：客观性和完整性。这是要致用的历史，说确切点，是要用来生存的历史。这是一种感知的历史，不是知识分子的超然的关怀范畴。过去以现在的形式延续，而现在又在时间中向后延展。当我在黑板上和墙报上看到这样的话“美国海盗侵略者”时，我看不到这样的对美国人的标准化称呼里有任何随意性，或一点点的稀罕意味（我曾经那么觉得）。最早的外族入侵者正是海盗。因此，过去的法国人、日本人，现在的美国人，以及任何对越南的侵略者也都是海盗。

即便和犹太人比起来，越南人充满苦难的集体生存体验也算是异常单调的。历史就是一次漫长的受难过程：就越南而言，就是一出一出沦为强权牺牲品的事件组成的链条。而他们最自豪的一点，用导游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成功地保持了“越南特质，即便我们与超级大国中国毗邻，又经过了80年法国人的全面统治”。也许只有这样屡遭厄运却存活下来的受难者民族，才能形成如此敏锐而个人化的历史关怀。而这种异常生动的历史感——感到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必定是越南人力量的重要源泉。

但是，这份要在苦难中不惜代价求生存的决心，却显然将其自身审美观、自身的独特而偏执的感觉力强加给了那些并不是有意识地受生存法则驱动的人。越南人的历史感，首先是对历史相似性的理解。这很自然地反映在他们的话语的相似性上——在他们说起他们的感受时，我们应当听取。我意识到在西方文化中，多样化的价值是多么被大加珍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在越南，显然，某样事情不会因为前面已经有人做过（说过）而发生贬值或者变得不那么有用。相反，重复却能赋予价值。这是一种明确的道德习性。因此，我们从拜访过的大多数越南人那里得到的关于越南历史的简要概括，几乎就和那些茶、香蕉、对我们（被认为）所代表的那部分美国人民的友谊的称颂之词一样，只是仪式的一部分。

但深究一下，这些我们几乎每日必听的关于历史的背诵也只是越南人的一个总体偏好中的一个征候。这个偏好就是，他们惯于把所有的信息都纳入历史性话语。我注意到，当我们在讨论或者问及这个国家的现状时，我们得到的每一番解释都是围绕某个关键日期展开的：通常是1945年8月（越南革命胜利，胡志明建立了政府），或者1954年（法国人被逐出境），或者1965年（“战争升级”的开始，这是他们对美国轰炸的称呼）。所有的事情不是在某件事情之前就是之后。

他们的构架是以时间为序的。我的既是以时间又是以空间为序的。我不断地触及跨文化比较问题，这是我大部分提问的背景。可因为他们并不知晓这样的背景，所以他们似乎被我问得有点糊涂了。比如，昨天，和那个和蔼的、受过法式教育的高等教育部长，谢光宝教授在一起，我想要他解释一下1954年之前的法式大学预科课程和越南人自己设计取代它的方案有什么区别时，是多么难。虽然他听到了我的问题，但他就是答非所问。他想做的讲解只是：大致介绍一下越南人的教育系统（幼儿园加上十个年级），再提到1954年之前各类学校是多么少，而自那以后建立的新学校是那么多（除了一个从法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优秀医科学校，几乎所有的大学层级的教育机构都是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的），引用一下识字的人的上升比率，并告诉我们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老师已经被培养出来，年轻人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年纪大的人也可以报名参加成人教育班。当我们在河内，同卫生部部长范玉石医生在他的办公室里交谈时，当我们在和平省薇丰一个小村庄遇到一个年轻医生时，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他们先是说明，在法国人统治时期，大部分越南人享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的情况，接着就急于告诉我们从1954年之后，有多少的医院和医务室建立起来，多少医生被培养出来，并详细描述1954年以来采用的方案已经使疟疾得到了控制，几乎完全杜绝了吸食鸦片的现象。但当我们想知道越南人的医疗是完全西化的，还是如我们所怀疑的，采用西方技术，但结合了中医的草药、针灸等方法时，他们似乎很吃惊。他们肯定觉得我们很浅薄，甚至可能把这样的问题看成是我们拒绝与他们紧密急迫的斗争保持完全的情感一致的一种方式。也许，因为安迪、鲍伯和我并没有和越南人一起经历历史，所以，这种历史性观照确实限制了我们的理解。要获得对越南人努力建构的事物的深度洞察，就必须把他们告诉我们的与我们已有的知识和观点联系起来。但我们所知的，当然，就是他们不知的。因此我们大多数问题是冒失的，他们却以不懈的礼貌和耐心来回答，不过有时言辞含糊。

5月8日

从头几天来看，我想那是无望的。有一道壁垒我无法跨越。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越南人作为异国人是那么的不同，我们要理解他们是不可能的，而他们要理解我们也是完全不可能。不，我这是在推诿。事实是：我觉得我实际上能理解他们（除去完全理解他们简单化的措辞）。但在我看来，事情似乎是这样，我的意识确实包含了他们的意识，但他们永远无法包含我们的。和我比，他们也许更高贵、更英勇、更大度，但我心中所思所想要比他们多——很可能就是这一点阻碍了我，不能做到那么有德行。尽管我崇敬越南人，并为我自己国家的行径感到羞耻，但我仍然自觉像是一个从“大文化”来的人在访问一个“小文化”。我的意识，滋长于“大文化”之中，是一头有许多器官的怪物，习惯了被喂以川流的文化商品，又受到了冷嘲的感染。虽然认为自己并不缺乏道德上的严肃性，我仍避免严肃性的丧失。我知道如果没有容纳矛盾和悖论的空间，我会觉得受到了限制，更别提岔题和消遣了。因此，我的意识那饕餮般的习惯使我在面对最崇敬的人时无法自在，同时，怀着对美国的全部愤怒，还将我与我所谴责的东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真的是“美国朋友”啊！

当然，我可以生活在越南，或一个与其类似的道德社会，但是无法不失去大部分的自我。虽然我相信，组成这样一个社会将大大提高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并因此支持这样一个社会的到来），我想像它将在各个方面使我的生活穷竭。我生活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中，这种社会使人感觉粗钝，扭曲大多数人向善的能力，只给少数人的消费提供宽泛得惊人的智性和审美愉悦。那些不能欣赏（从两种意义上讲）我的愉悦的人，从他们那方面来说，拥有全部的权利来认定我的思想为骄纵的、腐败的和颓废唯美的。我，从自己这方面来说，不能否认这些愉悦的无限丰美，以及我对它们的沉迷。今天下午我忽然想起塔列朗（Talleyrand）的句子，贝托鲁奇用作他优美而悲伤的电影之开首语的那句：“没有在革命以前生活过的人从来不知道生活的甜美。”我把我所想的告诉安迪，他知道这部电影，承认与我心有戚戚。我们在河内远离宾馆的一块地方散步，就我们两个，谈起了——略带怀旧地？——旧金山的摇滚乐队和《纽约时报书评》。

是这种智力上的、对于多样性的贪婪食欲使得我没有能力进入，至少是部分地，北越单一的现实吗？我怀疑是这样的，它已经做到了，正如我迄今为止面对越南人时困惑而沮丧的反应所显示的。也许我只适合保持一个舒适的距离，从一个远离他们和他们的斗争的地方来分享一个民族的革命理想——又一个来自不会战斗，只有激进同情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志愿兵。不过，在我放弃以前，我必须弄清这些感觉是否得到正确的解读。我有一种冲动，遵照古老严苛的条例去做：如果你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投入你的心（或头脑）所在的地方，那么你的所思所想便是骗人的。但谈论欺骗和虚伪还为时过早。如果测试的是看我能否把生命投入越南（即便只是想像性的投入），那就不是现在，而是当我对这个国家有一点不那么菲薄的了解之后。

即便我没能通过那项能否使自己对越南人有认同的测试，那我实际上证明了什么呢？或许我还未经历过这样普遍意义上的来自一个道德社会——或革命社会——的抑制，无论是实际上的还是想像中的，只此现在一例。或许我只是在说，我发现了北越一些不和谐的地方……而我确实喜欢越南人，与他们应答往来，相处很好，在这里有时很快乐。难道这些不全都要归结为一个荒唐的抱怨和愿望吗？一个真正的孩子，我的抱怨：这里的人没有让我很方便地观察他们；一个愿望：越南人向我清楚地“展现”自己，以便我不会将他们看得模糊、头脑简单、天真？现在我回到了我的出发点上。存在于我和他们之间的壁垒感。我不理解他们，他们不理解我。现在没有判断（至少我真的相信没有）。

5月9日

在这里，感觉到与越南远离是多么古怪啊，在美国时的每一天，越南都存在于我的头脑中。即便那像灵魂或思想的创口一样被我随时携带着的越南，没有被我在河内的见闻所勾销，它似乎也并不与此时此地非常协调。3月31日到达后，我们没有受到过轰炸，虽然在美国侦察机飞临的时候，我们和别的所有人一样，每天至少要钻一次防空掩体。那些老百姓被屠杀、村庄被烧毁、庄稼被毒害的地方，我们不给去。（不是因为军事保密的考虑，因为先前的美国访客被带到过轰炸区，而是出于对我们的安全的考虑：美国现在轰炸的地方，轰炸几乎日夜轮转。3月31日以来投放在北纬19度线以下区域的炮弹的每日吨位超过了“有限的轰炸暂停”之前投放在全国范围内的吨位。）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清秀、四下同样贫瘠，然而整洁的亚洲城市。我们看到体面可爱的人物，生活在物质匮乏中，应对着对他们的精力和耐心提出的最为严苛的要求。我们驾车做短途行驶去到的乡野中，被夷平的小镇和村庄构成了一片对过去的生动写照，一个全然被接受的环境，人们在其中继续忙碌，为胜利而工作，进行着革命。我对这一派平静感到意外。在美国时想起越南，似乎很自然地就想到毁灭和受难。但在这里不是的。在越南，也有平静的、拼命苦干的现在，访客必须要把自己和这些联系起来，而我没有。我想要他们胜利，可我不懂他们的革命。

一切都在我周围，当然，可我感觉自己处在一个玻璃盒子里。自从来的那天起，我们要去了解一切，就得通过英和其他人与我们商量后安排好的“各种活动”。原则上，我们想要看所有的，每一件。而事情正是这样进行的——虽然，个人的兴趣也得到了迅捷的照顾。（在我的请求下，我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观看一部在河内最大的电影工作室摄制的影片；因为鲍伯想要去会见几个数学家，于是便安排了一场与河内大学六位数学教授的会面，我们都不去。）我们真的看了做了很多：每个上下午至少都安排了一场参观，晚上常常也有，尽管我们午饭、晚饭时间各有一个半小时，还被劝说在午饭后休息到三点，那时一天最热的时候才过去。换句话说，我们到了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老练的官员手里。（是的，即便是我越来越喜欢的英。他尤其是。）好吧，我明白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谁能来管我们呢？但即便在这种安排里，我们也不能有所超越吗？我不认为我可以。我满脑子想的是我们这种境况下的礼节，这些使得我不能相信我眼前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原本面目的一个真实样例。这意味着，这样的旅程并不能教给我关于革命社会一些有用的东西，正如我猜测的一样，除非我能甩得开，像昨天一样，我质疑了我有没有表达一个激进政治观点的权利。

也许一个美国激进派人士从越南革命中能学到的东西并不多，因为越南人作为异族与我们太不相同了。相比之下，我认为他可以从古巴革命中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因为——尤其从这点来看——古巴人要更像我们。也许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我忍不住将越南人和古巴革命相比较。对古巴革命的了解，来自我1960年曾在古巴停留三个月的经历，加上近期去那里的朋友关于它的进展的报告。（我很可能理解不了这里的任何事情，直到我把古巴排除在思想之外。可我无法忽略一个在我看来与此次有可比性的体验，它于我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可以藉由想像进入。）几乎所有的比较都偏向于古巴，而不利于越南，比较的标准是：对于美国激进主义来说，它是否有用，是否有指导意义，是否可模仿。

比如，古巴革命的平民主义态度。我记得很清楚，古巴人是不拘礼节的、冲动的、易于熟络起来的亢奋而滔滔不绝的谈话者。这些也许不总算是美德，但在一个成功而稳固的革命社会中，它们似乎是。在越南，一切都是正式的、测量过的、有控制和计划好的。我期望这里有人会不那么谨慎，谈谈他的私人生活、他的情绪，跟着“感觉”走。事实正相反，每个人都十分礼貌，可不知怎的有点乏味。这种态度与越南人给人一种无性文化的印象相符。从我留意到的一切，从这个星期我在河内看到的三部电影，和我昨晚读的那本英译小说，我得出了这种印象。（我问修的时候，他确认说，越南戏剧和电影中没有接吻；显然在公园和街道上也没有。我还未看见人们哪怕是随意地互相触摸。）正如古巴所证明的，一个国家不必采取清教徒的生活方式来实行社会主义。很可能，越南人对性和谈论私人感情的态度早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到来之前，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了。不过，他们的确让一个像我一样的西方新激进分子感到不舒服。在我们看来，革命不仅意味着导致政治经济的公平合理，而且也要释放或激活个体（包括社会）的各种能量，包括性欲。这就是古巴革命所包含的意义，尽管有老派的正统共产党官员一波一波的干预，这些官员其时正受到菲德尔的挑战。

我忍不住要将我在古巴人（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责大小）身上看到的这种随意的平等主义拿来与这个社会中鲜明的等级制做比较。这里的人没有半点奴性，但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我注意到，一些人给予另一些人的尊敬总是得体的，很清楚，这是出于这样一种感情：因为某些人比别人更重要、更有价值，在现有的少得可怜的物质条件下，应该享受到多一点的舒适。于是，我们在第三天被带去仓库拿橡胶凉鞋，每个人还做了条越南裤子。修和潘带着某种适当的自豪，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特别仓库，为外国人（外交使节、客人）和政府要员而备的。我想他们应该认识到这种设施的存在是“非共产主义的”。不过也许我是在这里显示我是多么地“美国化”。

此外，统一宾馆的饭食也让我感到困惑。每顿午餐和晚餐都有几道鱼和肉做的美味菜肴（我们只吃越南食物），每当我们吃完任何一道在上菜大盘里的菜时，服务员就会立刻出现，给我们再添上一份。而今夜99%的越南人都将以豆腐和米饭作为晚餐，一个月才有幸吃上一顿鱼或肉。当然我什么都没说。如果我建议我们不应该吃超过百姓平均量这么多的食物，他们很可能会感到困惑，甚至是受了侮辱。显然，丰盛和（在我们看来）自我牺牲式的友好是东方文化中待客之道的准则。我真的期望他们违背自己的礼仪观吗？但是，这令我烦恼……使我气闷的还有，即便很短的距离，他们也要开车带我们去：和平委员会租了两辆车，是伏尔加，无论我们要去哪里时，司机就开来等在宾馆门前。我们那天去参观的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在河内的办公室离宾馆只有两个街区。一些目的地不过十五二十个街区远。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走路？我和鲍伯、安迪私下里都同意这样更舒服些。他们是否有这样一条规定：只给客人最好的？可这种礼貌，在我看来，应该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废除。或者，我们必须坐车去，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虚弱无力的外国人（西方人士？美国人？），同时还需要被提醒别晒到太阳？想到越南人可能认为走路是与我们的身份（官方的客人，名流之类）不符时，我便不安。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个问题他们都不会让步。我们坐在难看的黑色大车里，在拥挤的街道上慢慢前行，司机一个劲地按喇叭让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当心，让路……最好，当然是，他们会借或租给我们自行车。可我们虽然不止一次给英暗示，很显然他们不会把这一请求当回事。当我们讨论起这个问题时，他们至少会觉得好笑吗？或者他们只是觉得我们傻乎乎没礼貌还蠢笨？

我对这个地方的全部认识都来自一个美国人带到河内来的非常复杂的自我。至少这个美国人，我，有时委屈地觉得，我（我不会代表安迪和鲍伯）在这里是在大把浪费我们越南主人的时间。英本来应该把这些天的时间用来写音乐。潘可以重读莫里哀（在进入和平委员会做全职工作之前，他教授文学）或者去看他十几岁被疏散到乡下去的女儿。修，他的职业是记者，可以用越南通讯社那种令人生畏的文体写出有用的文章来。只有作为书记员的东例外，跟着这三个人出来玩，围着人高马大而迟钝的外国人忙碌，很可能比书记员的工作要好玩些。在越南人看来，我们在这里过得如何呢？我们理解的时候他们知道吗？我们不理解的时候他们知道吗？我特别想到了英，他显然很精明，游历过欧洲很多地方，可也是所有这些人中的一个，他们全都微笑着和我们交谈，奉承我们（“我们知道你们的斗争很艰难，”今天有人这么说），向我们解释。我怕他们不知道那些不同之处。他们只是太大度、太轻信了。

但是我也被这种善意的轻信所吸引。我喜欢走到河内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那样瞪着，甚至是直愣愣地盯着我们的样子。我感到他们在欣赏我们，对他们来说，看见我们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我今天问英，他认为街上的人们意识到我们是美国人了吗？他说大多数人不知道。那么他们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问。也许是俄国人，他这样回答。事实上，有几个人还对我们喊出了俄语的“同志”和其他俄语单词，虽然大多数人不会冲着我们的方向说什么。他们平静地瞪视，指点，然后和旁边的人讨论起来。修说我们闲逛或者看电影的时候，那些人的议论大多数都是表示善意的诧异——他们那么高。

现在我更经常自己出来散步了，只要不是太热。我试着迎合人们向我投来的目光，享受着自己模糊的身份。因为我不会说越南话，只能回望他们并微笑，这样的情形对我来说是种保护。一开始我曾有点吃惊，但现在再也不了：独自走在这里竟然这样舒服自在！即便我在远离宾馆的偏僻街区里迷了路，也是如此。虽然我知道，在我身处城市的另一处，可能会发生这样不愉快的小事：无法说明自己是谁，也看不懂路牌标示，但我仍觉得十分安全。除去统一宾馆周围的几个街区以外，河内的外国人一定相当少。我在街上还没有看到越南人以外的人。但我仍在这些人中间走着，没有人伴护，好像我有十足的理由这样徜徉在河内的人群中，同时希望他们所有人，直至最后遇到的那个蹲在路缘石旁卖横笛的老人，都能理解我，并以他们友善的方式忽略我。河内给人的礼貌和非暴力的印象非常令人震惊，这不仅是与任何美国大城市相比，与金边和万象相比也是如此。这里的人那么欢快、单纯地聚居着，很显然不喜争吵。即便街道上最为拥挤的时候，也很少有闹嚷的声音。虽然我看到许多个子很小，营养状况不算太好的儿童和婴儿，但我还未听到过有人哭。

也许我感觉如此安全，是因为我没有把越南人十分正式地看成是“真正的人民”，根据我来自的那个地方的严酷的观点，“真正的人民”是危险的、易激发的，和他们在一起，你从来都不够安全。我希望不是这个原因。我知道我可不会喜欢越南人变得刻薄，染上坏脾气。正如我如此喜欢河内的深沉恬静，身处越南人之中，我也确实想念某种暴躁属性，某种不需要太多，但能够赋予他们情感阈值以广度的情感。

比如，在我看来北越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不是够格的憎恨者。还能有什么别的理由来解释他们事实上这样喜欢美国的奇怪事实呢？石博士在和我们交谈时每每提及的一个话题就是他对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十分景仰。（这样的话，出自一个深受这种科技制造的残酷而精良的武器之摧残的国家的内阁部长之口。）从前几天我回答过的提问来看，我怀疑，越南人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通晓程度超出了必要和有利而为之的程度，不仅仅是为了对敌的知己知彼，而是出自于对美国单纯的迷恋。这些提问是关于内布拉斯加初选、林德赛在哈莱姆的影响，以及美国学生的激进主义的。这里的政府人士和专业人员都有收音机，经常收听“美国之音”，而且一定也在听到美国版本的战争报道时暗自发笑：这个星期，“美国之音”否认了在西贡有任何正式的军事行动在进行。但同时，他们看来对美国的政治程序相当敬仰，甚至对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面临的问题抱有一点同情。诗人给我们朗诵关于“你们的沃尔特·惠特曼和你们的埃德加·爱伦·坡”的诗文。今晚在作家协会有人问我是否知道阿瑟·米勒。当我回答是，并递给他一份刚刚有人给我看的一本越南版的《推销员之死》时，他羞涩而愉快地涨红了脸。“说说你们的诺曼·梅勒，”一个年轻的小说家问我，并随即说抱歉，因为梅勒还未被译成越南语。他们也全都想知道我写什么样的书，并要我答应回美国后给他们寄一些。“我们对美国文学非常有兴趣，”有人重复道。河内现在出版的翻译小说很少，但在今年很少的几本中，有一本是美国短篇小说选集：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多萝西·帕克，外加几个1930年代在东欧颇受欢迎的“进步”作家。当我提到美国人不认为霍华德·法斯特和阿尔伯特·马尔兹和集子中的其他作家同属一个等级的时候，一个越南作家使我确信，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在于，他们的书实在很少，他们主要的图书馆，在河内大学里的，被炸毁了。河内现在有的大部分美国文学书籍都是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选编本。“在与我们有正常联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找不到当代美国作家，”他说着笑了笑。另一个旁听我们谈话的作家也咧嘴一笑。

当然，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一些越南人不是没有意识到，归入“社会主义阵营”有其弊端——比如，文化疏离和知识界的褊狭。但想到这一点又不无悲哀：他们在怀有这样的意识的同时，又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越南就其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封闭而狭隘的国家。和我们交谈过的博士、作家和学术研究人员都提到了被隔离的绝望感觉。一个教授在讲述完1954年来的科研院所的成长之后，说：“但我们仍然无法把握世界其他地方开展着的研究工作的趋势。我们得到材料很迟，也不充足。”虽然讲起从法国人被赶走之后取得的进步时，人们很自豪，但是他们常常对我们抱有歉意地说，越南现在仍然是一个多么“落后”的国家。然后我便意识到，他们对我们来自世界上最“先进”国家这一点是多么清楚。他们对美国的尊敬就在于此，不管有没有说出声来。

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也会感觉自己像是从美国来的访客，虽然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感觉。这显然是因为我毕竟是如此美国化，骨子里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认为它的一切都是最伟大的。一个弱小国家的人民的自谦（也许是自傲）态度实在令我感到尴尬。他们对美国的强烈兴趣是如此显见而真诚，如果不回应他们就太粗鲁了。可不知怎地，我有些扫兴，因为他们这样的做法似乎有欠妥当。我现在领悟到，他们与美国这种出人意料地复杂而又天真无邪的关系，是如何覆盖了鲍伯、安迪和我与单个的越南人之间的每次相见的。但我没有那种洞察力和道德根据去把我们剥露至自己“真实的”情形，超越怜悯之外。就我在政治上的同情立场而言，也许对我，对别的和我一样的人来说，除去投入某种模式化的身份（作为一个“美国朋友”），没有别的方法来到这里，没有别的方法去避免变得自我隐没、被动、感伤，或者屈尊俯就；正如美国人，包括我自己，没法不比一般越南人高出六英寸一样。

在我逗留期间记录的前半部分日记中，还有与此相似的内容，夹杂着一页页关于我们每次访问和邂逅的详细记录。我的日记采用了严格的新闻报道式文体，包含了大量事实详情、体貌描写和谈话内容概述，传达出一种热切而不复杂的专注关怀。但是穿插其间的主观评论，比如我上面引用的部分，却表露出别的意味：我的回应中表现出来的稚嫩和单薄。

我并未期望北越之行轻松自在，或者发现越南人就像欧洲人和美国人一样。但我也并未料到自己会如此困惑，如此对在那里的经历充满怀疑，并且无法冲淡对自己的无知的强烈反应。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局限于作为美国意识中最丑陋东西的越南：“意志”的原则、自欺欺人的暴力倾向，以及用技术方法解决人的问题的无情威信。我对美国意志的风格有所了解，因为我在不同的时间住过西南部、加利福尼亚、中西部、新英格兰，近几年则住在纽约，并且十年来我观察着它对西欧的冲击。我不理解，并且一点思路都没有的是，越南意志的本质——它的风格、范畴和微妙之处。布雷顿区分了真正的革命斗争中的意志的两种形式：“革命的耐心”和“呼喊”。但没有抓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质中某些东西，你是无法去面对这些的。而那正是我发现在北越如此难以做到的。不管我把没能和越南人进行令人满意的沟通归结为我的还是他们的局限，结果同样无望。到第五天的时候，如我的日记选摘中所写的，我准备放弃了，放弃自己，同时也放弃越南人。

接着，忽然，我的体验开始改变。逗留此地的前半段时间里一直折磨着我的心理麻痹开始缓解，而越南人作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北越作为一个真实的所在，开始成形在我的视野中。

第一个迹象是，我在和人们交谈时，感觉变舒适了：不仅是和英，我们的导游队长——我逗留期间和他讲的话比和任何别的越南人讲的都多，而且在和别人说话时也是如此，无论是年轻女民兵、工厂工人、学校教师、医生还是村领导。我们与这些人相处不过一个小时，此后便再没见过面。我不再老是想着他们语言的局限（我知道，这些，很大一部分应该归为话语的“抽象化”或“模糊化”，西方人到每一个东方国家都会得出这样的评价），也不再想着我自己表达语汇的衰减，而是变得对越南人说话方式中的差异敏感起来。作为一种开端，我能够在宣传话语和一般话语之间做出区分了。我也学会了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去关注那些不断被重复的话语，发现标准化的语汇也远比我想的要丰富得多。

就拿“尊敬”这一概念来说吧。“我们尊敬你们的诺曼·莫里森”，在他们对我们在河内和乡村的每次访问发表的欢迎致辞里，这是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我们得知英写了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献给爱米莉的歌》。爱米莉是诺曼·莫里森最小的女儿，他把生命祭献在五角大楼前时，把她带在身边。在作家联盟，有人为我们朗诵了一首优美的诗（之前我已经读过了它的英语和法语版本），叫做《莫里森的火焰》。沿着危机重重的路线向北纬17度线运送给养的卡车司机们很可能会在他们的遮阳板上贴上一张诺曼·莫里森的像，也许旁边还贴有一张阮文追的像。那是一个西贡青年，他因去南越时曾密谋刺杀麦克纳马拉，几年前被处死。一开始访客们很可能被这种对诺曼·莫里森的崇拜所感动，同时又觉得不自在。虽然人们的个人情感是朴实真诚的，但却似乎有些过头、滥情，令人想起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文化中常见的样板英雄式的偶像。可在诺曼·莫里森的名字被第二十次提起时（人们总是稍带羞涩但满含敬意地提起，显然想要对我们，这些美国人，做到友好而大度），我开始理解越南人和诺曼·莫里森之间十分特定的关系。越南人相信人们的生命，以及它的意志，是由英雄的生命和意志所滋养和维系着的。在一种精确的意义上，诺曼·莫里森确是个英雄。（越南人没有像我原先怀疑的那样，高估了他为美国的良心而牺牲的实际影响。对他们来说，远比这一事件的实际效果重要的是，他的行为的道德成就，作为一次超越自我之举的完满性。）因此，在他们宣布对他的“尊敬”，并称其为“恩人”的时候，他们十分准确地传达了心中的情感。诺曼·莫里森对越南人而言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如此重要，以至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他对我们，他们的三个“美国朋友”来说，并不是同等重要的思想滋养。

“朋友”的定义于我，起初是某种尴尬和不安的缘由，现在却似乎变得可以理解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的又一个迹象。最开始，他们的友好盛情既让我感动，有时甚至落泪，也让我觉得拘束，而现在，我终于能平静地欣赏，回应起来时也更加真诚、自如。我显然没有理由怀疑越南人言不由衷，或者把他们的态度归为天真。因为，毕竟，我是一个朋友，为什么他们这么认为就是天真和轻信呢？我不再为他们超越自己作为美国受害者的处境和我们作为敌邦公民的身份的能力而惊奇，而是，开始具体地想像，越南人在他们历史的这一段，如何能把我们这些美国人当成朋友来欢迎？我意识到，不要为我们每到一处所受的鲜花和小礼物而感到窘迫，这是很重要的。在逗留期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允许自己付账，甚至包括我要的那么多的书，还有每隔几天就给在纽约的儿子发的报平安的越洋电报（尽管我坚持至少这些费用应该我自己来付）。渐渐地，我明白了这样拒绝或者对主人的大方馈赠感到有压力，是小气的做法。

现在，面对越南人的大方出手，我变成了一个更加得体的接受者，面对他们详备周到的礼数，我是一个更好的听众，但变化不止于此。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有待理解。通过与越南人更多的接触，我发现他们的礼貌与“我们的”很不相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礼数多。在美国和欧洲，讲究礼数（不论程度如何）常常暗含一丝不真诚的意味，稍嫌勉强和做作。在我们，礼数意味着人们都赞成实行的一种和蔼的行为和做法，不管他是否“真的”想那么做，因为他的“真实”情感也许不够文明大度到足以保证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从定义上来看，礼貌从来都不是真诚实在。它证明了社会行为和真实情感之间的分歧。也许这种分歧，在这里是关于人的处境的一条信念，却正是培养出我们的反讽嗜好的事物。反讽成为揭示真相，全部生活真相的要点。也就是说，我们所说所做的既是又不是我们所想的。我起初对越南人身上反讽的缺席感到不快。但如果我放弃，至少是想像着放弃对反讽之不可无的深信：越南人忽然便变得不那么难以解读了。他们的语言也不是那么局限而简单化。（因为要表述一个反讽真相，你需要许多话。而没有反讽，就不需要这么多。）

越南人的文明概念与我们所习惯的那个不同，这意味着对诚实的含义的一种替换。越南人理解的诚实，与被西方世俗文明几乎置于一切价值观之上的诚实的概念，很少有相似之处。在越南，诚实是个体尊严的作用。一个越南人，通过诚实的行为，加强和巩固他个人的尊严。而在美国社会中，真诚常常恰恰意味着个人尊严及颜面的丧失。它意味着没有了羞耻感。差别是严重的。美国文化认同一种经验主义的、描述性的真诚概念，它以一个人的话语反映他内心潜藏的想法和情感的准确和充分程度来度量一个人是否诚实。越南人的诚实概念则是有规则的，约定俗成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在一个人的言与行与内心世界之间建立起正确的联系和对应（假定讲话者所说出的真相在道德意义上是中性的，或者，因为讲话者承认的意愿，这真相被赋予了中性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道德意义），而他们的则是要在说话者的言和行和社会身份之间构建恰当的联系。诚实，在越南，意味着按一个人的身份来行事；诚实是一种道德理想模式。

因此，要猜测范文同在5月16号的下午与我和鲍伯、安迪进行的一小时交谈中表现出来的热情是否真诚，或者总理在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送我们出前门，越过卵石车道走到等我们的车旁之前，是否“真的”想拥抱我们，都是毫无意义的。他在越南人看来是真诚的：他的行为是有光彩的，是友好而善意的。而在他们已经说不之后，去询问越南人是否“真的”痛恨美国人，是十分不恰当的。而如果他们说的是真话，你却还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痛恨美国人，也是不恰当的。越南人的文化中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便是这种不寻常的，优美的姿态。但这种姿态不能以我们的道理阐释为某种故作的、戏剧化的姿态。越南人做出的姿态并非一种超越他的真实个性之外的表演。通过种种姿态，一些行为得以按照他所认同的准则来完成，他的自我就是这样构成的。在某些情况下，个性可以完全以一个单一而独特的姿态来定义：因为，一个把事情做得比以前好的人，可以把自己毫无保留地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在这个水平上，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可以经常做到的事情。（在越南，道德志向是一种真理——一种已经得到确认的真实，而我们不可能这样来确认，因为我们的心理准则是“典型性”和“前后一致性”。这种对比清楚地显出，在越南这样一个社会中，政治的和道德的说教所扮演的角色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归之为“宣传鼓动性的”和“操纵性的”大部分话语对越南人来说具有一种深度，而我们对此却不够敏感。）

越南——至少是官方自我观照下的越南，可能会令世俗的西方人吃惊，它是一个十分道德化，也就是心理化的国家。不过，这样一个判断完全建立在我们关于人类能有多少美德的现有的宽松标准上。我记得，我们开车去河内以北的山区省份和平两天行程中的头天下午，在乡野某处稍作停留，去参观一个美国飞行员的墓，当时我感觉受到了当面的冒犯。我们下车在高草丛中走了大概50码远，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F105战斗机的飞行员的墓，大约一年前一个农夫用来复枪击落了它。飞行员没来得及弹射，飞机就在这个地方撞毁了。一些村民从废墟中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我们来到一片空地上，看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墓，而是一个高高的坟冈，上面装饰着几块飞机发动机的残骸，还有一片扭曲了的机翼，像一个宫廷大臣的塑像，坟前还有鲜花，顶上竖着一块木牌，上书飞行员的名字和卒日。我在那里站了几分钟，焦虑不安，简直不能理解这自发的埋葬行为。面对现场的景象，以及这里还有人照管的迹象，我大为震惊。后来，和我同车来的这个省的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解释说，这个飞行员是用“一口上好的棺木”埋葬的，这样他在美国的家人战后可以过来带他的尸体回去，听到这里我简直无法忍受了。怎么会有人做这样令人惊讶的事情？这里的人们，他们的父母妻儿都被这个飞行员以及他的战友给害死了（一架F105的装载量是四罐集束炸弹，能杀死方圆一公里内的所有无遮蔽的生灵），怎么能够安静地拿起铁锹，精心地为他筑墓呢？他们是什么感觉？他们是不是意识到，无论他客观上犯下什么样的罪行，也和他们死去的同胞一样，是一条本不该死去的、珍贵的、不可替代的生命呢？他们会同情他吗？他们原谅了他吗？也许这样的问题是误导性的。很可能，这些村民只是觉得埋葬飞行员是一件美好的（他们可能会说是“人道的”）事情，就这件事情来说，这是一种凌驾并转变了他们个人情感的准则。

将心比心，这样超越个人情感的姿态很难令访客相信。当然，我也不能完全把我自己对人类作为的惯常理解放到一边。在那两个星期里，我不断地设想着关于越南人的心理性问题，同时又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充满着随意的西方道德猜想。比如，“自我”对越南人意味着什么？即便这样的问题是有意义的，我发觉，它也不具备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富有表达力的形式。北越人似乎平静得令人惊讶，虽然他们除了战争很少谈论别的事情，但他们的话语中却出奇地不带憎恨意味。即便在他们使用共产党夸张的怒斥式语言时，听起来也有点儿恭顺和平淡。他们谈论暴行，他们历史的本质，语气是淡淡的哀伤，仍旧带着惊讶。他们的态度好像在说，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吗？法国人真的将那些参加过罢工的带着手铐的种植园工人给开膛了吗，就像我们在革命博物馆展出的照片中看到的那样？为什么美国人不会为他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在河内一个小“博物馆”参观一个美国近三年来在越南使用的种族灭绝性武器的汇展时，这个未出口的问题一直回荡在整个行程中。真的，我想，他们不太理解。毕竟，当一个建立在耻辱中的文化正被另一个建立在深重积孽中的文化所攻击时，这种不解是你能预料到的。

越南是一种建立在耻辱中的文化。在越南人的表现里，耻辱说明了你所看到的和没看到的大部分事情。而我成长于一个建立在罪孽之上的文化中的事实也定然是我如此难以理解他们的一个原因。我猜想，罪孽文化很典型的一点是，利于产生智性的怀疑和道德上的复杂性。因此，从罪孽的观点来看，所有建立在耻辱中的文化的确都是“天真的”。在耻辱文化中，道德要求的表述明确得多，而集体行为和公共标准的存在也具有一种内在的有效性，这是我们所不拥有的。

这些公共准则中最显著的一条便是体面，一般说来，就是一种关怀，要在和所有人的交流中保持严格的道德格调。如果没有在柬埔寨和老挝看到一些事情，我可能会把这种关怀简单归结为亚洲特色。与他们相比，越南人的举止要体面和保守得多，甚至有点故作正经了，他们的穿着也更为谨慎。不管天气有多热，你在越南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有男人（像柬埔寨和老挝一样）穿短裤或者不穿衬衫。就算是衣衫破旧，每个人也都穿得整齐干净，从脖子到脚踝都遮在衣服下面，女人和男人一样穿着长裤。并且，他们把整洁看得很重要。在那丰，人们领我们看他们的两间砖混公共厕所，这是村子里第一个这样的设施，一天前刚刚盖好。人们的自豪不仅仅与卫生和方便有关。新的厕所是一种道德的胜利。“全部的东海之水也洗不净敌人留下的秽迹。”无疑，北越人看待美国人三年的侵略时也怀着同样的痛苦：又一次，非常可怕地，他们的国家被玷污了。关于整洁和污秽的道德隐喻在所有文化中都普遍存在。然而，我觉得在越南，它尤为强烈。在越南最著名的文学作品，18世纪的史诗《娇》中，隐喻的力量得到十分有力地表达。（这首诗在学校里被条分缕析，在广播里朗诵，几乎每个越南人都能大段地记诵。）故事开始时，主人公娇是个年轻姑娘。一个年轻男子看到她便爱上了她，偷偷地但很有耐心地追求她，可是家庭责任让他来不及解释就离开了。她以为自己被抛弃了。在一次家庭危机中，为了替父还债以免去牢狱之灾，她把自己卖给了一个富人做小妾。二十年后，她受尽折磨和屈辱，做过妓女，又逃出来当了尼姑，终于回到家中，与她爱的男人再度相逢。他求她嫁给她。最后的一幕是他们的婚礼之夜。娇告诉她的丈夫，虽然她深爱他，并且从未喜欢与别的男人的性生活，但他们不能圆房。他声明，他对长期的分离中她的不幸遭遇毫不在意。可她坚持她是不洁的。正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他们才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最后，出于对她的爱和尊重，他同意了。诗篇在对他们婚后生活和谐欢乐的描述中结束。在西方人看来，这样一个幸福的结局根本算不上幸福。我们宁愿在他们团圆之后，让娇死于结核病，倒在爱人的怀里，而不会安排他们在一起度过克制的一生。可是对越南人来说，即便是今天的越南人，这个故事的解决方式也是令人满意和合理的。在我们看来他们“封闭”、守口如瓶和不善表达，我想，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十分讲究的民族。

无须明言，今天的标准和《娇》中提出的标准已然不同。可是，性的自我克制，仍然是大受推崇的。在今天的越南，女人和男人在一起工作、吃饭、打仗和睡觉，却没有出现任何性诱惑的问题。现在，越南人了解到西方人在性方面有不同的标准。英告诉我越南人的夫妻之间很少见到不忠于对方的情况，即便在战争引起的长期分离状态下。他又说他知道婚姻中的忠诚在西方“不是普遍的”。带着一丝自嘲，他提到第一次去欧洲时，在俄国，听到人们在聚会上互相讲着“不体面的”笑话时，他是多么吃惊。现在，他告诉我，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困扰他了。以他们无可救药的礼貌方式，越南人得出结论，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同。因此，安迪、鲍伯和我在乡村旅行时，不论住宿的条件多么原始，空间多么狭小，我们总是被安排在分开的房间（或被隔开的空间）里。但其中一次，鲍伯在从河内出发的前一天生病了，因此有一个护士与我们同行。我注意到这个年轻漂亮的护士与我们的导游和司机这些男人一起睡在一个房间里……性的自我约束，我想，在越南必然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越南人要求个体保持尊严，为了普遍利益而把自己置于别人的处置之下，而这仅仅是这个总的要求的一个方面。与老挝和柬埔寨形成对比的是，处在派生于佛教和印度教折中混合影响下的“印度的”和“南方的”氛围中，越南却成为一个悖论：一个有着相似的严酷热带气候的国家，却恪守着一个温带或寒带气候下的国家的传统价值——辛勤劳作、自我约束和严肃正经。这些“北方的”氛围无疑是那些“北方封建诸侯”的遗留影响。（我猜这种氛围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可能不那么浓重。河内人说西贡人更随和、更情绪化、更有魅力，但不那么诚实，性方面要放纵些——总之，都是那些北方人对南方人的一套惯常评价。）

因此，虽然，处在被侵略状态下的“左”派革命社会的准军事精神特质，无疑强化了目前越南人对自己严苛要求的形式，但其基本形式却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尤其在于儒家思想中，它与越南文化中的佛教徒影响截然不同。在某些社会里，这两种传统被实践证明是尖锐对立的，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可在越南，我怀疑，却不是这样。大多数越南人，当然，除了大批的天主教徒，都是佛教徒。虽然我们看到大多数老人在佛塔中祈祷，但是大量的仪式也会在家中举行（我们看到许多人家里有佛舍）。除此之外，显然还存在大量佛教观念的世俗延续形式。无论在越南延续着的是什么样的佛教精神——它的宿命论、它的智性游戏、它对仁慈的崇尚——看来都与儒家思想带有自律气质的精神相当和谐。越南人的行为反映了儒家思想：个人的健康与幸福都有赖于养成正确而合理的行为规范。而同样被完全遵循的是荀子的儒教观点：“凡礼仪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儒家认为一个民族要依靠其圣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越南人对胡志明，他们诗人领导人的敬仰。但只是一定程度上。胡的生日是一年一度北越人表现他们对胡的感情之从容合度的主要机会。“我们爱戴我们的领袖，”去年胡过生日时，《学习》月刊评论说，“但我们不会将他神化。”他们没有把他当成形象高大得超越实际的英雄，或全能的领袖。我遇到的人说起他时好像是在说起某个他们认识的人，他们感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这种感觉令他们为之触动和着迷。关于他的羞涩和谦虚有无数的逸事在流传。人们发现他很有魅力，甚至有点古怪。他们说到他时都会感动地回忆起他在流放时期度过的艰苦岁月，以及整个三十年代在中国的监狱里受过的苦，并且为他的虚弱的体质而担忧。胡大叔，不是什么特殊的头衔，虽然听起来有点奥威尔的“老大哥”的意味，却是平常的称谓。任何年纪的越南人都可以用它来称呼那些比你长一辈，又不是你叔伯婶娘的人。（瑞典人也有同样的用法，但只是给小孩或者少年人用来称呼不认识的大人，中年人不会用它们来称呼老年人。）越南人对于胡志明是一种亲切的爱戴与感激，是一种情感高潮，它存在于一个弱小而受困的国家中视彼此为一个大家庭之成员的人民之中。事实上，几乎所有越南人崇尚的美德——比如勤俭、忠诚、自我牺牲和性方面的忠诚——都是以家庭为根据，以家庭为它们的主要隐喻的。这一点也可回溯到儒家思想——因为与佛教截然不同，佛教推崇僧侣式的离群索居和弃绝家庭关系纽带——并且背离了越南文化中的俭朴和“清教主义”，而这些被认为是相对的新事物、革命者意识形态的嫁接物。（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越南社会主义似乎十分含混而方便，并且全都是陈词滥调。）虽然到访者倾向于把这个国家异常严整的纪律性大都归功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这却很可能是相反的一回事：社会主义者的道德要求从越南人原本对高度道德化的社会和个人秩序的尊崇中获取了根据。

不过，我的叙述让越南人听起来比他们实际上要庄肃，而实际上尤其值得注意的却是，他们追求这些目标时表现出来的优雅态度。在谈话中，越南人是低调的，即便在公共集会中，他们也言辞简洁，不带太多的劝告成分。当一种热情的意识缺乏我们所知的种种热情的迹象时，比如焦虑和哀切，就很难让人识辨了。你意识到这些人正在经历他们意识中最兴奋的时刻，四分之一世纪的持续斗争中的高潮。在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他们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地打败了法国人。（法国人最早把凝固汽油弹带到越南。1950年到1954年间，法国战争预算的80%是美国人支付的。）现在，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证明了他们能够承受任何美国人施加的惩罚，作为一个民族仍然团结着，繁盛着，而国民解放阵线正在南方平稳地收复和控制领土。但在大多数时候，持同情态度的观察家只能由猜测推断出这种兴奋的情绪——不是因为越南人没有情绪起伏，而是因为他们习惯性的情绪表达技巧，一种保存情绪能量的文化准则。我们被告知，在轰炸密集的乡村，农民们很普遍的做法是，每天去稻田时带上棺材，如果有人死去，他可以被马上掩埋，而其他人可以继续劳作。在撤离的学校里，孩子们每天早晨离开临时宿舍去上课时，要把个人物品和床具打成小小的包裹，整齐地堆放在最近的泥土掩体中，以防白天有飞机来轰炸，临时棚屋被烧毁。每天晚上他们从掩体里拿出包裹，解开，又把宿舍搭起来。……不止一次，看到越南人以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淡定面对事实，我想到了犹太人在接受他们长期斗争和苦难的历史性命运的时候，他们那更具破坏性的、更引人注目的方式。也许，作为一个苦难的民族，越南人优于犹太人的一点正是任何以农民为主导的文化之于一个已经成型的城市资产阶级文化的优越之处。不像犹太人，越南属于这样一种文化，它的各种心理类型还没有达到高度明晰的程度（迫使他们去反思彼此）。这个优越之处也在于，越南人拥有历史，尽管主要是受迫害的历史，却泊定在一块土地之上，人民以国土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而不是简单地（因此更复杂地）泊定在一个“身份”之上。

犹太人经受苦难的方式是直接、激动人心和有说服力的。从响亮的宣言到冷淡的自嘲，犹太人无所不用。他们企望得到别人的同情。同时，表现出一种对争取别人同情之困难程度的绝望。犹太人的顽强，以及奇迹般的生存才能的源泉在于，他们对一种复杂的悲观主义的屈服。也许，在我来到越南时，潜意识里希望看到的就是某种类似于犹太人（亦即西方人）的公开的、富于表现力的受难方式。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开始我把越南人经历类似的悲剧历史时采用的十分不同的方式当成了愚钝和天真。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越南人在给我们看他们经受的难以言说的苦难时，是真的感到拘谨和羞怯。即便在描述美国人的暴行时，他们迟疑着要不要强调——似乎不这样就不太好——美国人对越南的战争造成的全面恐惧并不是在整个北越都随处可见。他们说，必须看到，那只是“发生在我们的南部同胞身上”。我们听到1965年2月7日以来的平民伤亡的统计数据：遇害的人中60%是妇女儿童；20%死亡和伤情严重的人是老人。我们被带去参观那些原来居民不下两万，甚至多达八万的城镇，现在那些地方没有一幢建筑物是立着的。我们看到照片上的尸体被弹片打成了筛子，被燃烧型武器烧成了炭。（除了凝固汽油弹，美国人还在越南投放了白磷弹、铝热弹和镁弹。）我们短暂地会见过一些悲惨的“升级战”受害者，他们当中有一个24岁的姑娘，她的丈夫、婆婆和孩子们在同一次袭击中丧生；还有一个年长的女修道院院长和两个修女，她们是河内南边一座天主教修道院在轰炸中的幸存者。可是，我们的越南主人看来一点不急于让我们看到暴行。在我们参观一个又一个的废墟时，他们似乎更乐于告诉我们，那些没有伤亡的例子，比如和平市郊外那座170个床位的新医院被炸毁的那次。（这座医院在1967年9月的第一次轰炸来临之前就撤空了，之后又受到几次轰炸，当然再没住过人。）越南人乐于给人和他们实际上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平和的、能独立生存的、乐观的社会。胡志明甚至在1945年8月后的一次讲话中，列举了一个五点方案，要让“生活乐观起来”：每个人必须（1） 通晓时政，（2） 会素描和绘画，（3） 懂音乐，（4） 进行某项体育运动，（5） 至少懂一门外语。由此，说到越南人的乐观，我指的不仅是他们相信他们会赢的不变信念，而且在于他们把乐观主义当作一种认识方式来信奉，在于全社会的重点都放在持续提高之上。

事实上，越南最显著的一点是，他们处理几乎所有问题时的积极方式。高等教育部部长布教授就不带任何反讽意味地说道：“美国人教了我们很多。比如，我们明白了教育所必需的不是美丽的建筑，比如河内崭新的工艺学校，1965年升级战开始时我们就不得不丢弃它。当我们进入丛林，建立起分散式学校时，教育质量得到了提高。我们喜欢吃好的东西，穿鲜艳的衣服，这是自然，但这三年里我们知道了，一个人没有这些也能做很多事情。我们不认为那些是基本必须的，当然同时也很重要。”河内的大学被迫撤离到了乡下的一点好处就是，大学生们得自己建盖自己的校舍，学会了种植自己的食物（每个撤离的学校和工厂都形成了一个新的社区，他们被要求不要依赖近处的村庄，而是做到一种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水平上的自给自足）。通过这些考验，“一个全新的人”出现了。不知怎地，越南人欣赏他们的境遇之财富，尤其是它对人的品格的影响。当胡志明说轰炸增强了人民的“精神”力量时，他的意思不仅仅是一句僵化的道德说辞，里面还包含了这样的观点：战争促使人们的道德水平有了一个永久性的提高。比如，在越南，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被赶出家园，家财尽毁（许多家庭藏有十个世纪前的古董）一直被看作是最坏的运气，可是现在这事已降临在成千上万的家庭中，人们已经从被夺去所有的经历中发现了肯定的一面：你变得越来越大度，不再那么被“身外之物”所牵绊。（这是《谈小姐的森林》，我看的一部电影的主题。在影片的结尾，为了抢修一条受到轰炸的卡车路线，一个老农自愿砍掉了两棵他花了一辈子时间养起来的树。）又比如，轰炸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人们学得更镇定，更有条不紊，锻炼了指挥才能。每个大小村庄都通过一个选举出来的团队，做出自己对轰炸的报告。而在河内和海防，是由来自每条街道的居民们组成的代表团来做出详细的报告。我记得，在我们视察河内被轰炸的区域时，接到了这样一份报告，出自关安街（离宾馆两公里远）“调查组”组长之手，他是一位老教育工作者，自从被街坊们推举来做这个工作后，已经学会了一整套的工作新技巧。战争使人更加聪明，也使得智识的应用更加大众化，因为每个人从根本上讲都面临同样的任务：保卫国家，赶走侵略者。在整个北越，自助和合作已经成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常规模式。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像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常规模式。但北越不只是一个更弱小、经济上更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深受一些标准制约因素之害：殖民地统治所形成的过于单一的经济、文盲、疾病、在文化起源上先于主要人口并难以同化的部落民族（越南有六十个“少数民族”）。毫不夸张地说，它还是一个被钢铁、有毒化学物质和大火所砍斫、毒害和夷平了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给自足几乎是不够的——如果越南人不具备在灾难中养育自己的惊人能力的话。

这里的人们说法要简单得多：这只是一个需要灵活头脑的问题。用越南人的说法，美国在人力、武器和资源方面压倒性的优势，以及他们的国家遭受到蹂躏的国土之广，都构成了一个明确的“问题”，但却是一个他们满心期望可以凭着他们无限的、“创造性的”专心工作来解决的问题。我们所到之处，都看见人们为了使北越维持下去，正在付出量度惊人的辛苦劳作。劳动，似乎均匀地分布在这个国家的整个层面——就像那些巨大的木条箱，不加卫护地躺在河内许多街道的人行道旁（“这是我们撤空的仓库，”英说），躺在乡村公路上；又像那些露天堆放在铁道旁的工具和材料，以便在轰炸过后能马上开始修理铁路。虽然越南人这样情愿用铁锹和锤子一寸寸地修复他们的国家，在依次处理的过程中，他们的安排还颇具雅意。比如，B52炸弹在玉米地中炸出的弹坑通常是在袭击后的几天，由农民们来填满。可我们看到过几个大坑，是由2000到3000磅的炸弹制造的，如此之大，要填满它所需要的人工和时间令人望而兴叹。于是，这些坑就被改做了养鱼塘。虽然，越南人现在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修复被炸毁的场所和设施，兴建保护更完善的新建筑这样持续而无尽头的工作中，但他们对未来考虑得很多。考虑到战后对于熟练技术人员的需要，越南人没有动用教师、教授和20万大学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事实上，1965年后，注册高等教育课程的学生人数在持续增长。建筑师们已经为战后要建造的全新城市绘好了蓝图（包括河内，越南人预料美国人在最后撤出之前，会将其夷为平地）。

一个到访者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项工作，以其全部的谋略来看，其首要目的还是保护性的——一个社会为存留下来而采取的手段，其次才表露了一种革命的远见——一个决意激变的社会的工具。但这两个目的，我想，是分不开的。战争似乎比1954年到1965年间的任何一次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都更加深刻地使越南得到了民主化。比如，战争粉碎了越南社会中最坚实的几大关节之一：城乡之关节。（农民依然占越南人口的80%。）当美国轰炸开始时，150多万人口离开河内、海防和其他中小城市，分散到了乡村里，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生活好几年了。仅河内一地的人口已从1965年前的一百万降至不到20万。有几个越南人告诉我，这次大迁徙已经引起了人们态度和感觉力的显著变化，不仅农民从混杂的移民人群里学到了都市的习惯和品位，而那些从河内和海防来的人，原先对村落里普遍存在的十分原始的日常生存状态一无所知，现在却发现生活在乡村简朴的物质条件下和社区思想中，自己变得健壮起来。

战争还通过摧毁大部分有限的物质财产，限制越南人可以利用来进行各种分工生产（我指包括从工业到艺术的各种生产）的社会空间，将越南民主化了。这样，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同一水平——纯手工的水平上进行生产。乡野中撤退学校里每幢矮小的建筑都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建造出来的：泥墙，草顶。而连接每幢建筑的那些几公里长的整齐壕沟都是费力地从红色黏土中挖出来的，以备在受到袭击时把孩子们转移出来。无处不在的炮弹掩体，遍布在河内每一个村庄，每条公路的每一段，每块耕过的地里。它们都是住在附近的人们，在他们的空闲时间，一个一个地搭建起来的。（从1965年以来，越南人已经挖了5万公里的壕沟，为1700万人口修建了2100万个炮弹掩体。）有天晚上很晚，在我们从北部回河内的路上，我们参观了一个分散式工厂，安置在山脚下一所简陋的棚屋里。几百个女人和小伙子在煤油灯下操作机器，而十几个男人单用锤子在加宽一个毗邻的小山洞，用来存放最大的机器，躲避炮弹的轰炸。在北越，几乎每件事情都必须借助最少量的工具，用手工来做。我们不用急着去奇怪中国和苏联的援助到哪里去了：不管有多少援助，都不够。在这个国家里，医院的基础设备如消毒器、X光机、打字机，基本工具如车床、钻头和电焊机这样的物资都匮乏到了可怜的地步。这里看来有足够的自行车和半导体收音机，可是各类书籍、纸张、笔、电唱机、钟和相机都很稀缺。即便最朴素的消费性用品都几乎不存在。衣服，也只有很有限的供应。一个越南人如果有两套衣服和一双鞋就很幸运了。按比率分摊，每人每年可分到六米长的棉布。（棉布只有几种颜色，并且所有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剪裁：女人是黑裤白上衣；男人是棕色、灰色和米色裤子和棕色或白色衬衫，从不系领带，夹克衫也很少见。）即便是政府高官的衣服也是磨损的，染着暗色渍迹，且因为洗得太多而发亮。石博士，前傀儡皇帝保大的堂亲，在投身革命与之共患难以前，曾是越南最富有的地主，他说自己两年里没添过任何新衣服。虽然没人饿死，食物仍非常短缺。产业工人每月定量是24公斤大米；而其他人，包括政府最高官员，每月只有13.5公斤。

由于什么都缺，越南人被迫把他们拥有的每样东西都拿出来用，有时还派多种用途。这种机动灵活性部分地源自传统；比如，越南人把竹子派上了多得令人惊讶的用场：房子、桥、灌溉设施、脚手架、扁担、杯子、烟筒、家具。当然，这里面也有新的发明。由此，美国人的飞机实际上变成了空中矿床。（供应远未停歇。我们停留河内期间，3月31日以来，越南人摧毁了十几架一天飞来好几次的无人驾驶的协和式飞机；在北纬19度线以南，轰炸比“有限的轰炸暂停”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密集，他们因此缴获了更多的飞机。）每架被打下来的飞机都被很有条理地拆开。轮子被切下来做成大多数人穿的凉鞋。发动机上任何完好的部件都被加以改造，重新用做汽车发动机的部件。机身被拆卸开来，金属被熔化后做成了工具、小机器部件、外科手术器具、电线、自行车轮辐、梳子、烟灰缸，当然还有那作为送给客人礼物的著名的刻有数字的戒指。飞机上每一个螺栓、螺帽和螺丝钉都得到了利用。美国人扔下来的其他任何东西也都被如此以待。在我们参观的几个小村子里，挂在树上召唤人们集会或鸣响空袭警报的钟是一个没有被炸毁的炸弹外壳。我们被带去一个位于傣族小村子里的医务室，那里的手术室自轰炸以来就迁到了一个岩洞中，我们看到手术室的遮护篷其实是一把张开的降落伞。

在这样的情形下，“人民的战争”的概念不仅仅是一句宣传口号，而是具有真实而具体的内涵，正如现代的社会策划者最希望看到的那样，是分散式的。人民的战争意味着这个国家里每一个有行动能力的人都全部地、自发地被调动起来了，每个人都准备着接受任何任务。它也意味着把国家分成数不清的，自给自足的小社区，它们能在封锁和孤立中生存，能做出决定，并继续为生产做贡献。比如，在地方层面上，人民要去解决敌人轰炸后留给他们的任何问题。

对于一个来自建立在巨大浪费基础上的社会的访客，去观察一个建立在“充分利用”原则上的社会日复一日的运转机制，得出的印象是尤为深刻的。这里有一种邪恶的辩证关系：强大的浪费型社会把它的垃圾、它征来的失业无产者、它的毒药、它的炸弹倾倒在一个弱小到几乎没有还击能力的节俭型社会之上，而这个社会的公民，那些有幸存活下来的人们，都四处捡拾垃圾，以此制造出自己的日常用品和自卫武器。

“充分利用”的原则不仅用在具体的事物上，还用到了思想上，领会到这一点，促使我不再呆板地为越南人话语中智识意味的薄乏而感到郁闷。正如每样实在的物体都得造得能用上很长时间，每种思想也是。越南的领导人擅长的是经济而简洁的智慧。就拿我们经常听到的胡的一句话来说：“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宝贵的了。”直到我把这话听了许多许多次之后，我才开始真的思考起来。而我一思考，就想，是的，它真的说明了很多。像越南人一样，你确实可以在很长时间里以这个简单的句子作为精神指向。越南人把胡看成是一个实干的人，而不是思想家。他的话是拿来用的。同样的标准被应用在关于越南斗争的意象营造之上，就其视觉效果和意境来说都不够出色。（当然，实用的原则不会在所有的情境中都一样起到很好的作用，越南视觉艺术的低水平就是一个例证，不过海报除外。谈到艺术，在目前的越南，与绘画、电影、小说和舞蹈的窘迫现状形成对比的是诗歌和戏剧。在我看来，它们是仅有的相对成熟的艺术形式。）把每样物品都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的原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北越至今还有相当多的斯大林像，挂在一些（但不能说是全部）政府机关、工厂和学校的墙上。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人头像组合中，斯大林通常都是排在右边的那个人物。越南人缺乏时间和动因来进行关于象征的争议。这四件套的作品是在1954年现政府掌权时安上去的，是一种向那些“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大国和挂名领袖表达礼貌的形式。北越人十分清楚这些图像在1968年已经过了时，许多越南人在我面前表现出对苏联的内外政策，甚至苏联人品格的十分有保留的看法。（胡志明的头像很少出现在公共建筑物上，他几年前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列宁奖章。）不过，无论越南人，尤其是在河内的越南人，对于苏联是怎么想甚至私下里是怎么说的——苏联人在和美国人合作，他们没有真正地支持越南的斗争，他们已经放弃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理想，他们动不动就变成醉鬼和粗野的人——他们都还没有让这些旧图像过期作废。至少现在它们还被保留着，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统一之理念的致礼。

这些全都是越南风格的组成部分。这种风格看来被一种几乎原则化了的避开“厚重感”、避开不必要的复杂性的倾向所引导。没有人不承认越南人在安排大规模行动时的细心巧妙，武元甲将军非凡的战略头脑就是一个例证。但是，当要表达什么或者做出姿态的时候，直接和明了仍然是其规则，不需要任何更深层的造作。我的印象是，越南人真诚地认为生活是简单的，这是一种文化心理。他们也相信，生活是快乐的，尽管考虑到他们的现状，这有多么令人难以相信。快乐要在那已经十分异常的生活表象之下才能被察觉到：在于人们面对令人腰酸背痛的长时间劳作，面对每日里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死去的可能性时，持有的那份淡定和绝无自怜的态度。存在主义式的苦恼和疏离就是没有出现在越南人当中——也许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自我”和我们被赋予的随意流淌的罪恶感。当然，一个访客很难在表层观念上接受这些。我刚来越南的日子里花了大量时间来思考，越南人那表面的心态平衡的“背后”有什么？深深植根于越南文化中的那种庄肃自重、儒家风范和无私品格，对于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手持心理解构工具的访客来说，是很难辨识，很难完全相信的。越南人的纤小身形和纯然平和的心态一上来就能把人高马大的粗笨型美国人弄得十分紧张。越南人以一种不可动摇的个人尊严来行为处事，我们总是倾向于将其怀疑为天真或装模作样。他们看来是这样胆略非凡，勇往直前，并且抱有崇高而勇敢的生活理想。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不相信英雄主义努力为其特征的年代，因此，对这个国家里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抱有的意识，不管他们是否被这样的生活吓倒，我们都将其视为陈腐和乏味。但在越南，你却遭遇到这样的局面：整个民族都抱有一种信念，劳伦斯称之为“难以捉摸并持续终生的英雄主义冲动”。受过教育的美国都市人，浸染着英雄主义精神之衰微的情绪，定然十分难以察觉是什么激励着越南人，也十分难以把他们关于解放国家长期而坚韧斗争的“已知”历史档案与关于这个民族你所能真正“相信”的事物联系起来。

说到底，一个人在访问北越时所遭遇的困难反映了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弥漫的信任危机。越南人不仅仅确实拥有在世界这一边的那些思虑重重的人们已不再相信的美德。他们还汇融了那些我们认为互不相容的美德。比如，我们认为战争从本质上是“非人化的”。但北越作为一个为武装斗争而彻底动员起来的军事化社会，同时又是一个十分文明的社会，十分崇尚温文尔雅和内在修养。潘讲给我听的一个关于越南人重视内在修养的例子最令人吃惊。那是1954年河内从法国人手中被解放出来时，他们对待被集中起来的成千上万的妓女们的做法。她们被交给妇联负责，妇联在乡村为她们建立了康复中心，她们在那里度过了被精心护养的最初几个月。她们听童话故事，学做儿童游戏，并被放出去玩耍。“这样，”潘解释说，“是为了唤回她们的童真，重新建立她们对男人的信任。你想，她们看到过人性那样可怕的一面。使她们忘却的惟一方式就是让她们重新做回小孩子。”只有在经过这个被哺养的阶段后，她们才被教以读书写字，教以一样让她们能够自立的手艺，并被赠以嫁妆来增加她们最终嫁人的机会。无疑，一个能想出这样的治疗方式的民族确实具有一种与我们不同的道德想像。正如越南人的爱之内涵有别于我们，他们的恨之本质也与我们不同。当然，越南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恨美国人的，但不是像美国人那样恨，如果我们也被一个强权施于等量的惩罚时。北越人真诚地关心上千名被俘虏的美国飞行员的福利，提供给他们高于越南人平均量的待遇。“因为他们比我们高大，”一个越南军官这样对我说，“习惯上吃的肉也比我们多。”北越人真的相信人心是善良的（“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好的，”胡1945年说，“只是政府坏。”），相信道德沦丧者永存的人性复归的可能性。他们死敌，甚至包括美国人也都有这种可能性。尽管越南人传播这些思想时所用的句子有些刻板，但你也不可能不对他们的用心之诚感到信服。

还有，对在越南这样的社会中的西方访客来说，除了一般的信任问题之外，还可能在面对任何对越南人的深层肯定反应时会加倍小心。你开始为越南人的道德之美，更别提他们的仪态之美，所感动的那一刻，内心就会有一个嘲弄的声音将其称为虚伪的多愁善感。可以理解的是，你会害怕屈从于对越南这种地方的一种次等同情，这种同情缺乏任何心理的和历史性的理解，成为尚古主义的观念形态的又一例证。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许多人的革命政治只是穿上了新衣的旧保守派文化批评：摆出反对过于复杂的、虚伪的、失去生气的都市社会的姿态，被在一个分散式的、非强制性的、热情的社会中，凭借有限的物质原料过着简单生活的简单民族的思想之丰富给噎住了喉咙。正如18世纪的哲人将描绘出的理想田园置于太平洋的岛上或者美国印第安人之中，而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认为它可能存在于古希腊，20世纪末纽约和巴黎的知识分子们则倾向于将它安放在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异国特色的革命社会中。如果我所写的某些东西让人想起的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将土地革命理想化的那套陈词滥调，而这是我所不想写成的，我将这样回复，陈词滥调就是陈词滥调，真理就是真理，而直接的经历嘛，是一个人要冒很大危险才能驳斥的。最后我只能坦率承认，抱持这些自疑想法，我发现，通过亲身体验，北越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许多方面，值得被理想化。

但是，在以尽可能直白又易于招人攻击的方式表明过我对越南人（人民、社会）的敬仰之后，我应该强调，所有这些都比不过这一条：北越是正义国家的典范。你只要回忆一下现政府犯下的更多臭名昭著的罪行：比如，对托洛茨基派的迫害，1946年处决了其领袖；1956年强制性地将农业集体化，其残暴和不公性最近被一些高官们承认。不过，一个外国人应该努力避免将一切话语都与这些可悲的事实联系起来。在得知现在北越的每个人都属于至少一个“组织”（通常是几个）时，一个非共产党访客很可能猜想，越南人被严格管制着，被剥夺了个人自由。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近两个世纪里上升到主导地位，欧洲人和美国人都认为公共组织中的成员身份会让你变得“非个性化”，并将实现个人生活的自治奉为人生最有价值的目标。但是在越南，“非个性化”的威胁并不是这样产生的。在这里，当人们没有以常规的集体形式互相联系在一起时，他们才会觉得自己被“非人化”和“非个性化”了。而且，一个独立左翼分子很可能在越南人每次提到“党”时都有点退缩。（1946年宪法允许多元化政治团体的存在。他们有一个社会党和民主党，它们出版各自的新闻周刊，在政府中都有代表。但在中央委员会有着将近一百位代表的劳动党，工人的党派，才是“党”。它治理着国家，它推举的候选人在选举体制中是极受欢迎的。）但在一个不了解多党派民主的新独立国家里，一个单一政党对政府的优先选择权所引起的反应是应当有分歧的，而不是习惯性的反对。我遇到的几个越南人主动说起了一党统治的危险性，并声称，尽管这些危险存在，劳动党已经证明了它是有能力通过对人民具体的、地区性的要求做出回应，来执掌政权的。对越南人来说，“党”就意味着从胡志明到党校里出来的年轻干部的卓有成效的领导。胡志明1930年创建了独立国家和政党。那些年轻干部们则冒着炮火来到村庄里，向村民演示如何修建掩体，或者自愿去大山中和苗、芒等少数民族一起生活，教他们读书写字。党就是一支由有技术、道德高尚、几乎不拿工资的公仆组成的庞大队伍，教导人民，与他们一起工作，共渡难关。当然，党作为公仆队伍这样一个概念也不能使得越南的政体杜绝可怕的滥权。但它也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目前的政体施行仁政，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做到真正而充分的民主。

无论如何，我注意到“民主”这个词在越南频繁地被提起，远远多于我访问过的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古巴。越南人说民主在他们的文化中有深厚的根源，尤其在十分独立的农村习俗中。（一句古老的谚语这样说：“国王的律法也要顺从村庄的律法。”）即便在过去，石博士说，政权的形式——国王和官员们是权力的代表，而它的内容却是村民生活的传统——是民主的。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经得起客观考量，越南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而且一直是民主化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北越是我知道的惟一一个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所有别的事情摆在那里，它的人民还是经常称赞美国的“伟大民主”。（正如我业已指出的，越南人显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批判理论时不够先进。）在评价北越公共机构的本质以及他们所扮演的提升或压抑个性的角色，所有这些，谜团也好现实也好，都一样要加以考虑。一种机构的生命力不能通过对其结构蓝图的考察来评定。在不同情感的支撑下，相同的结构也会具有十分不同的品质。比如，如果爱进入了社会关系的实质，那么，人们与一个政党之间的联系就不需要是非人性化的。虽然，我的第二天性倾向于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怀疑为压抑而刻板的（如果不是更糟的话），但我关于北越的政府权力被滥用的大部分先入之见实际上是抽象的。当我身处越南时，这些抽象的怀疑，就被我的亲眼所见给驳斥和否决掉了：北越人真诚地爱戴他们的领袖，而更令我们难以想像的是，政府也爱人民。我记得范文同在说到越南人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所经受的苦难、他们的英雄气概、从容态度和纯真信念时，话音是那么亲切而辛酸动人。一生中头一次看到一个总理眼含泪水称赞他的人民的道德品质，修正了我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观念，激起我对于平常可能被我仅仅理解为宣传策略的某些事情的更复杂的反应。

尽管北越人没有提出宣传不足的问题，但使你绝望的是，这种宣传只是以一种迟钝的、可怜的、令人难以信服的方式传达着这个1954年建立起来的社会的最可敬的品质。任何人去查询在河内的外文出版社以英文和法文出版的关于北越的出版物（关于教育、公共健康，妇女的新角色、文学和战争犯罪等等），不仅无法了解到任何关于北越人民的社会的微妙特质，而且肯定会被这些文本言过其实、尖刻而过分泛化的风格所误导。在行程将结束时，我向几个政府的人提到，外国人读到这些书和出版物，可能没法形成一个与北越真实面貌相符的印象。我解释说我的总体印象是，他们的革命被其语言出卖了。虽然听我说的几个越南人看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指出我不是第一个这样对他们说的外国人——我感觉他们还远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它。（我了解到范文同在三年前的一次讲话中批评了他称之为“修辞的病害”在政治干部中非常流行，并呼吁对越南语言进行“改善”，但他给出的惟一具体措施就是让人民少谈政治，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越南古典文学。）

难道越南真是这样一个例外的地方吗？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但我的确知道，北越虽然肯定不是香格里拉，却是一个真正异乎寻常的国家；北越人是一个非凡的族类。虽然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任何尖锐的斗争，极度严重的危机，常常会激发出一个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和空前的同胞情谊。但越南人的非凡却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越南人的可敬之处比这个要深沉。越南人是“完整的”人，不像我们这般“分裂”。不可避免地，这样的民族容易给外来的人以十分“简单”的印象。但当越南人在被掠夺的时候，他们的简单决不是那种我们所同情的“简单”。

要平静地去爱，毫不含糊地信任，毫无自嘲地去希望，勇敢地行动，以无穷的力量之源来承担艰巨的任务，是不简单的。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很少有人能稍微想像一下所有这些可以达成的目标，即使只是他们的私人生活。但在越南，美国认为理所当然的公私之明确界限没有得到明确地强调。越南人这种公私不分明的特点也使得他们在进行革命时，采用了敏于行、讷于言的风格。通过对比，对于公私之别的强烈感觉在西方可能部分地解释了伴随每一个革命姿态的许多有趣的言论。在我们的社会中，言说也许是私我个性的最复杂和成熟的表达。在这种高调的指导下，言说成为一种双刃的活动：既是一种积极的进攻，也是一种尝试性的接受。谈话经常证明着我们情感的贫乏和禁忌；它繁盛起来，替代了人们之间更多有机的联系。（人们真的相爱时，或真诚地接触时，他们倾向于沉默。）可是在越南文化中，人们还没有发现谈话那最后的破坏性意义，没有测量到语言那微妙暧昧的源泉，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体验到“私我”的隔绝状态。言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十分平常的工具，一种联系他们周围的环境，更是引导情感和爱的方式。

公私领域明确界限的缺失也使得越南人与他们的国家形成一种在我们看来必定奇异的关系。对越南人来说，热爱他们国家的每一寸土地，这是公开的。你无法再夸大他们极度的爱国热情和他们对每个地方的强烈依恋。我注意到，大多数人，很快便主动告诉你他的家乡在哪里，那些生在南方的人，因为多年被禁止回去，所以语气里带着忧伤。我记得英描述过他在下龙湾叔叔的渔船上度过的童年。那是法国殖民时期的一处名胜。（英回忆起1920年代末他还是小男孩时，保利特·戈达德去那里度假时，他是如何地激动。）但当英接下去讲到湾上现在已被严重炸损的壮丽的岩岸时，他停了下来，几乎有点抱歉地说了好像是这样一句话：当然，你们的落基山脉一定也很美。

可是，现在还可能这样去感觉美国吗？这是我经常与越南人争论的问题。他们一再对我说，我必须爱美国，就像他们爱越南。正是爱国主义促使我反对我的国家的对外政策。我想要保护我的国家的荣誉，我珍视它胜于一切。他们所说的话里蕴涵着真理：所有的美国人——哎呀——相信美国是特别的，或者应该是这样。可我知道我感觉不到越南人归于我的这种正面的情感。愤怒和失望，是的。爱，不。以我和他们沟通的幼稚语言（我使用得已经相当熟练了），我这样解释：现在很难爱美国，因为美国正在把武力输出到全世界。人类的利益高于任何个别民族的利益，在今天，一个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应当首先是个国际主义者，其次才是爱国者。有次我在作家联盟，当我提到这一点时（不是第一次，所以我的语调可能有点悲伤），一个年轻诗人用英语令人安慰地回答说：“我们是爱国者，这令我们快乐，你的爱国主义却令你受到折磨。”有时，他们似乎理解，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不理解。也许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困难在于他们非常喜欢美国本身。看来，越南的人民理所当然地这样认为，美国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最富有、科技最先进、文化最活跃、最强大，甚至最自由。他们不仅对美国抱有无穷的好奇——英几次说起他多么希望战争一结束便去访问美国，而且真诚地仰慕美国。我先前已经描述过那些诗人和小说家对美国文学的热忱。范文同很景仰地提到“你们的《独立宣言》”，胡志明1945年9月2日宣布越南人从法国人手中独立的时候，引用了它。黄松，最大的日报《人民报》的编辑说到他对美国的“喜爱”时，当着我们称赞“你们的自由传统”使得像“静坐”和“宣讲会”这样有创新的政治举动成为可能。他说，美国，拥有着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媲美的可能性以及好处。

如果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最初看来是那么不可思议，继而又天真动人，那么越南人对自己国家的感情似乎就十分奇特，甚至是危险了。但在行程接近尾声时，我开始感到不那么疏离了。对他们的爱国主义纯洁本质的发现，让我看到这样一种情感不可以等同于沙文主义。当然，我十分清楚为什么越南人期望我的态度实际上是这样难以做出。自从二战以来，美国的爱国主义话语权就掌握在反动分子和野蛮人手中。通过垄断话语权，他们已经成功地将热爱美国的理念等同于偏执、狭隘和自私自利。但也许一个人不能这么轻易放弃。当作家联盟的主席，唐泰迈在对鲍伯、安迪和我致的欢迎词里说“你们就是真诚的美国人的形象”时，我为什么要感到有些畏缩呢？如果我感到，那些摇旗的军团士兵、爱尔兰警察和会投乔治·华莱士一票的小镇汽车推销员才是真正的美国人，而不是我——我害怕我的一部分正是这么想的，难道这不算是懦弱、浅薄和不真实吗？为什么我（我们）不认为我自己（我们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呢？带着更多一些纯粹的远见——但是，一个人将不得不把自己渗漏的绝望情绪转化成公众的悲伤——也许，一个关心人类其余96%人口，关心这个行星的生态未来的美国知识分子也会爱美国。可能没有任何严肃的激进变革在美国会有前途，除非它能使被玷污的爱国主义思想重获力量。在北越停留的最后几天里，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尝试一下，看是否可行。

不幸的是，对我的誓言的第一次考验出人意料地早早到来。5月17日晚我们离开河内，其后的几个小时里，考验便来临了，而我立刻就失败了。我希望会有一些措施来保证，那些来北越的访客在离开后的前几天里，有一个适当的“着陆”过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北越民主共和国的前度客人遭遇了一系列残酷突击。出河内才三十分钟，就看到这样戏剧化的一幕：国际监督委员会中喝醉的波兰人都围坐在飞机前部一张桌子旁分发着一副色情扑克牌。当我们在万象的小机场第一次降落时，看到停机坪上满是标记着“美国航空”（中情局专用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它们每天从这里起飞到爱国阵线控制下的老挝北部的村庄投放汽油弹。接着就是乘出租车进入万象，美国河畔之城（这是安迪对它的戏称），美帝国肮脏的军事基地。奴颜婢膝又放肆的老挝人力车夫想强要车费，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游客，一个举止怪异的嬉皮士，或一个美国士兵摇晃着从美国商人或者老挝政府人员驾驶的凯迪拉克里上来下去。我们经过了为美国大兵们放映色情电影的电影院、“美国式的”酒吧、脱衣舞廊、就像是直接从时代广场搬来的卖平装书和杂志的商店、美国大使馆、法国航空公司和扶轮国际社的每周聚会标牌。在澜沧酒店，万象的一座“现代化”宾馆的大堂里，我们买了几份《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以了解我们不在的两星期里，在我们的世界里发生了些什么。几分钟后，鲍伯、安迪和我坐在酒店有空调的鸡尾酒吧里覆着厚厚的红色塑胶的长凳上，喝得醉醺醺的，猛灌红酒，无助地瞪着眼睛，急切又难以置信地翻阅杂志。我们开始讲歇斯底里的笑话，安迪又更加夸张地讲起关于龙骑士和唐托的接连不断的笑料来，自从行程开始以来，这一直是我和鲍伯的一大乐趣，只是现在笑话不再好笑了。我们讨论着出去买些大麻（在这里还有什么别的好做？），又决定不去，主要是因为我们都犹豫着不想上街，因而变得更沮丧。半夜，我们都感到非常恶心。当黎明在失眠四个小时后到来时，我从房间的窗户看出去，正是平坦的、几乎干涸了的湄公河。河床是一条无人守卫的边界线，线的那一边是泰国，这一边，是重要得多的美国殖民地、军事基地，许多飞机每日从这里起飞去轰炸我们刚刚离开的国度……就这样，越来越远，我们远离了北越。

由于国际商会航班常见的意外事故，我们在去河内前已经在万象停留了四天，住在同一家酒店，走遍了城里我们刚才驶过的每个地方。虽然已经被它的肮脏恶劣所震撼，但现在看来，我们当时还没有充分领略到这一点。当然，它原先也是这样，只是我们没看到。与它在西欧更微妙细致的处理方法相比，美国向东南亚输出的只是它文化中最堕落的一面。在世界的这个角落，美国威力的标记无须粉饰和掩藏。虽然，一个美国人在一趟北越之行后，至少十天戒绝《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无论如何总是有用的，可是我想，他还是必须让自己做好准备经受一次大的文化冲击——逆向文化移位，如果他在离开河内之后见到的第一个环境是万象这样的地方。

想到在北越时我曾经有过关于爱国可能性的心理暗示，我非常希望不要不加掩饰地反应，不那么道德说教，不要滑回到疏离的老姿态里去。过了一会，我的愤怒中最强烈的那部分确实消退了。因为美国人容易把这种愤怒导向美国的帝国象征上去，但这种愤怒不仅仅是建立在他们内心固有的排斥之上的（这种排斥只会引发恶心的反应），而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绝望的信念之上：拥有现在的形式和指导目标的美国势力是不可战胜的。但现在事情也许不是，很可能不是这样的。比如，越南人，就不这么认为。而且他们更大胆的判断，的确是应该被严肃以待的。毕竟，除了越南人自己以外，还有谁能预测到1965年2月7日，这个弱小贫穷的国家能够抵抗住美国军事力量那令人恐惧的、残酷的毁灭性攻击呢？但是他们做到了。三年前，文明社会同情越南人，知道他们不可能与美国人抗衡，那时人们反对战争的口号是“越南的和平”。三年后，“越南的胜利”是惟一可信的口号。正如河内的人们告诉我的，越南人不想要任何人的怜悯。他们想要团结一致。“悲剧”属于约翰逊和美国政府，关于美国人继续战争，黄松这样说。“在战争结束前，还有许多的困难，但我们会保持乐观，”他补充说。对于越南人，他们的胜利是一个“必然的事实”。

越南人最终击败美国侵略的影响不难预见。大部分影响都是对目前状况的彻底改进：一切轰炸的停止，美国军队从南方撤出，阮氏傀儡政府的垮台，民族解放阵线主控下的政府上台，而这个政府，有一天，但不是不久以后（根据民族解放阵线目前的领导地位），会和河内政府联合起来，这样这个分裂的国家最终会重新统一。但你却只能大致猜测这次失败对美国的影响。这也许会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不管是好是坏。也许，这可能什么意义都没有，只是一次对错误投资的停业清理，好让那集军事、工业于一体的统治集团可以放开手脚去进行别的更顺风顺水的冒险。美国的事态可能会走向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在我看来似乎不容过分乐观。如果，美国至少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期盼激进变革的人民不应该选择在1968年这个错误的时机失去信心。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历史问题就是思想问题。我近来在河内停留期间所做的心灵之旅使得这条宏大原理的真谛清晰而具体地呈现在我面前。我现在想来，在那里，在北越，那表面上显然是一次被动的接受历史性教育的经历，实际上是对我自己思想之极限的一次积极挑战。

在去河内访问之前，我通过自己的想像与之相连的那个越南，在我到那里后，被证明是不现实的。最近几年来，越南已经作为一个经受苦难，具有英雄主义的“弱者”的典型形象驻扎在我的意识里。但实际上，我终日思虑的依然是美国这个“强者”——美国力量的轮廓线、美国的残酷、美国的自以为是。为了最终能直面越南的真相，我必须忘记美国，甚至，更有野心的做法是，突破作为美国人的那一个我派生其中的总体上的西方感觉力的界限。但我一直明白，我只不过是对越南现实做了一次简短的、业余的考察而已。任何从我的行程中得来的真正严肃的东西都将把我送回到起点：作为一个美国人，一个没有派属的激进分子，一个美国作家的困境。

当然，最后，一个美国人没有办法将越南交织到自己的意识里。它可以像指引方向的星星一样在远处闪烁，它可以是撼动我们脚下的政治地面的地缘性震动的发源地。但是越南人的美德肯定不是美国人能够直接效仿的。它们甚至很难说得清楚。而这个国家接下去还要进行的革命必须以美国话说出来，而不是以一个亚洲农民社会的语言说出来。激进的美国人从越南战争中受益，而一个明晰的道德问题也不无裨益地提供给他们转移不满情绪，揭露体制中矛盾的机会。在因美国背叛了其理想而萌生的个人孤立的幻灭和绝望之外，越南提供了一把通向系统批判美国的钥匙。在这种使用方案里，越南成为一个理想的他者。但这样一种地位，只是使文化上已经如此相异的越南，更加远离了这个国家。因此便有了去到那里的任何具有同情心的人面临的任务：去理解那些因受到阻碍而无法理解的东西。当美国激进分子访问越南时，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疑问——他们对社会主义、对革命，对爱国主义、对暴力、对语言、对礼仪、对爱欲必然的美式态度，更别提他们身份中更普遍的西方特色了。我可以证明一点，最起码，自从我去过北越后，世界似乎变得比之前要大得多了。

从河内回来，我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净化。这里的生活看来更丑陋却也更有希望。要说明什么是有希望的，也许不该轻率地去援引杂乱的革命理想。不过，低估这个社会中脉动着的、弥漫着的对于激进变革的渴望则是错误的。越来越多的人确实意识到了我们一定要有一种与人相处的更加大度、更加仁慈的方式。而要产生这样的心理转变需要剧烈的社会大变革。要为激烈的社会变革做好智识的准备，需要的不仅仅是诚实通透的社会分析：比如，更好地了解世界上加固美国目前霸权的那些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分布现状；一种同样有用的武器是对地缘心理和历史的分析：比如，从更多角度透视西方社会经由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再到后工业社会逐渐成为占优势地位的人类类型。几乎所有人都认同，这不会是人类演化的惟一方式。但只有极少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真的自然地认为一个人还有别的方式，或者想像他们是什么样子。毕竟，他们或多或少就是这样，又怎么能做到呢？跨越自己是很难做到的。

然而，我想，道路并没有完全阻塞。当然，大多数人不太可能直接醒悟到他们自己代表的这一人类类型的狭隘性，更不可能去理解它是那么专断和极端贫乏，亟需变换。但是他们确实知道别的事情：他们不快乐，他们的生活压抑、乏味、苦涩。如果这种不满没有被疏通，并通过剥夺其社会、政治、历史维度的治疗性意识来加以修复的话，那么，西方现代文化中广泛流传的这种莫名的不快将会成为一种真正认识的开端——我指的是认识到那将同时导向行动和自我超越，认识到那将导向一个全新版本的人性本质出现在世界的这个地方。

通常，人类类型的改变（也就是说，人类关系的质量的改变）进行得很缓慢，几乎是无法察觉的。不幸的是，现代历史既然这样危急，我们不能满足于坐等自然改变的进程。因为这个社会强烈的自毁倾向，我们也许没有足够的时间。即便西方人抑制自己不去毁掉自己，那么他按老样子继续下去，也会使得世界上其他的人生活得十分艰难，很快就无法忍受。他们占世界的大部分，有20多亿人。他们既不是白人，也不富有，更不是像我们一样的扩张主义者。只是有可能，通过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自己具有已被这种文化的价值观所模糊和歪曲的情感和行为能力，将欧洲和美国盛行的人性的特定历史形式加以重铸的过程才能够加快一点点。

一桩能够使你领悟到新感觉的事件总是一个人能拥有的最重要的体验。现在，这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当务之急。我想，我非常幸运，我的无知、我的同情心和对自己不满意的习惯，合在一起，使我在五月北越之行的尾声获得了这样一次体验。（虽然我现在明白，就历史而言，这些新情感无疑是十分古老的，但我个人从未体验过，也无从名之，更没有相信过。）现在，又一次，我远离越南，想要使得这些情感在这里以一种合适而可靠的形式持续下去。这听起来很难。不过，我觉得需要的可能就是不懈努力，“坚持下去”。这样的体验就其本身来说，是会变换形态的。它是无法抹去的。

7月初我在巴黎和一些5月里上过街垒的熟人一起谈话时，留意到他们与我目前的状态颇为类似。我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革命的失败。我想，他们不够“现实主义”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仍被那些新感觉所占据。在那几个星期里，那几个宝贵的星期里，大批的平日里多疑且愤世嫉俗的都市人、工人和学生，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度、热忱和真诚彼此相待，人们从中体验到一些新感觉。于是，在这一点上，那些年轻的街垒志愿者是有理由不承认他们是完全失败的，也有理由不完全相信事情又恢复到了5月前的常轨上去了（如果没有更糟的话）。实际上，他们的态度是极为现实的。这些品尝过那种新感觉的人——从这个社会加诸爱与信任之上的种种限制中得到短暂的解脱——不再是和以前一样的人了。对他而言，“革命”才刚刚开始，还在继续。因此我发现，在北越时发生在我身上的转变并没有随着我返回美国而消失，而是仍在继续。

（1968年6—7月）

（周丽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