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小说一百回故事，始于山东清河，终于千里之外的浙江湖州。到了末回，小说中唯一的痴情女子韩爱姐，一路怀抱月琴，由清河经徐州、淮安辗转千里来到湖州，割发毁目，出家为尼。故事的主要地点依托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临清，由运河这条暗线北至北京、辽东，南至淮安、扬州、南京、无锡、杭州、四川、湖广，至此，小说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完整的明代经济与商贸地图。小说中的北方与南方，一明一暗，一实一虚，相资为用。不仅如此，作者似乎故意模糊了南北方的界限，南北交汇混杂。地理如此，经济、商业如此，人物如此，风俗、器物、食货、方言、戏曲、游戏也莫不如此。这种虚实结合的构思，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明末社会由于商业的巨大发展、社会形态和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而导致南北文化交相融汇的基本面貌，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全新的地理、人文和社会视野，展现了作者独辟蹊径的崭新叙事气度和格局，揭示出作者在艺术表现手法及修辞方面的巨大野心。

南方，在《金瓶梅》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和时尚符号。潘金莲虽有一句口头禅叫做“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湾”，但当时中国的文化、经济和时尚中心，集中在南京、扬州至杭州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许还可以算上在明代经济地位极为特殊的淮安，以及丝绸业特别发达的湖州。不论是日常用度，还是器物工艺、文化潮流，《金瓶梅》中的南方，总是时尚、奢华与精美的代表。

孟玉楼那张众人羡艳的八步雕花大床，就是南京出产；春梅要替陈敬济找葛员外家女儿做娘子，这员外也是开缎子铺的，走苏杭南京，陪嫁自然是“南京床帐箱笼”。至于杭绢、湖丝、苏绣、川扇之属，作品中更是随处可见。第七十四回，宋御史（乔年）在西门庆家偶然看到一座八仙捧寿的流金鼎，亦来自淮上。每逢生辰婚庆、迎来送往，在酒宴之上“筝排雁柱、歌按新腔”的戏子，也多是“海盐子弟”。他们所唱的戏文也多染南调，曲牌中也时常可以见到“驻马听”、“驻云飞”、“黄莺儿”一类的南方曲调。至于说到日常饮食，南方物产更是极一时之盛。

比如说小说的第五十二回，黄四为答谢西门庆的借款之惠，送来了四样礼物，计有：一盒鲜乌菱，一盒鲜荸荠，四尾冰湃的大鲥鱼，一盒枇杷果。这些物品基本上产于南方，为北方罕见。否则的话，当应伯爵在现场见到这四样礼物时，就不会发出“还有活到老死，还不知此是甚么东西儿哩”这样的感慨了。尤其是鲥鱼，即便对见多识广的应伯爵来说，也都是稀罕之物：“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里，剔出来都是香的。”

据史料记载，鲥鱼被列为朝廷贡品，是明万历年代的事。但《金瓶梅》中写到鲥鱼的地方不止一处。它在西门庆家中宴席之上，已成为寻常之物。鲥鱼原为海鱼，每年春夏之交洄游至长江产卵，淮安、淮阴等地多有出产，而尤以南京至镇江长江段的品种最为优良。此鱼上市之时，天已渐热，故而极难保存。黄四送给西门庆的鲥鱼，由“冰湃”二字可以推测，此物在江南捕捞之后，用冰块保鲜，再转运到千里之外的临清，整个过程绝非易事。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漕运物流的发达程度，也据此可以想象当时南北方的物产经由运河航道往来穿梭的盛况。

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漕运所带来的巨大便利，使得南北方的物产流通更为便捷，南方珍稀物产源源不断地转运北方。而当时商业的繁荣，也使一部分商人开始享有特权，商人的地位也悄然发生变化。在《金瓶梅》中，像西门庆这样的巨商大贾，实则已开始分享原先属于皇家的贡品。应伯爵在品尝由江南转运来的冰鲜鲥鱼时，曾对西门庆这样夸赞道：

公道说，鲥鱼就是朝廷还没吃哩！不是哥这里，谁家有？

伯爵很会说话。此话奉承的对象，一为西门庆，一为黄四、李三。既暗示了礼物之稀缺、珍贵，也在夸耀作为商人的西门庆堪比王侯的豪奢生活。

从叙事线索来看，小说的主要故事发生于山东阳谷、清河以及河北一带，应当没有什么疑问。不过，临清作为一个“商人走集、五方杂处”的“四达之国”，实际上也是南方文化、风俗、物产抵达北方的中转站。同时，因大运河之便，西门庆的商船和伙计们也常年游弋在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抵达南方各地购物经商。不仅如此，作品中也有多处故事情节直接于南方展开。除了小说末回，韩爱姐息影湖州寺院终老而归结全书之外，第八十一回韩道国请盐客游览“宝应湖”、第九十二回陈敬济在湖州贩了半船绸绢后前往严州府等情节，也都在南方发生。其中尤以第四十七回所描述的“苗青案”最为奇特。作者一反常态，让叙事脱离主要线索，另辟蹊径，再起炉灶，直接由扬州写起。随着人物的行踪，情节铺展从南至北，由扬州、淮安而至徐州洪、新河口。最后，随着人物在清河落脚，插入性故事与主体故事合二为一。

应当说，虽然《金瓶梅》故事的主体部分发生于以临清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但作者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南方。全书实写北方而暗写南方，主要写北方而次及南方，直接描述北方而间接勾画南方，终至于南北合一：这样的线索设计，既是当时商业、交通、经济及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也体现出作者不拘泥于局部地域、全景式把握社会现实的宏阔视野。

正因为《金瓶梅》这种南北兼顾的特点，作为读者，我们也会时常对作者（尤其是词话本的作者）的籍贯、身份、交游、职业、阅历进行各种猜测。客观地说，小说中所涉及到的南方地名固然极多，但不论是地理、风俗、方言还是饮食宴乐，北方元素仍要远远多于南方——毕竟，故事主体被安排在了北方。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可能的结论：

其一，作者为北方人，但曾在南方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作品中涉及的风土人情，固然可以通过史志文献、道听途说而补足，但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口角逼肖，既有山东和河北方言，又杂糅了太多的南方方言。如果作者没有长时间的南北方两地生活经历，仅仅借助于文献、知识和传闻，是难以做到的。

其二，作者为南方人，但常年客居于北方（很有可能就是山东临清一带），这从作者对临清地理、城内街道、风俗人情的熟悉程度可以看出端倪。

其三，作者本人或许就是一个走南闯北之人，很有可能是“经纪人”一类的角色，并时常与商人、职业和半职业的经纪人打交道。作者对西门庆的商业活动十分熟稔，对应伯爵、谢希大等帮闲的心理及口吻样态也描绘传神，若自身从未涉足此等事务，是很难想象的。

关于作者身份问题，后文还要涉及，这里暂不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