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经济与法律 西门庆的“经济型”人格

历来评论《金瓶梅》者,论及西门庆形象,大多以“淫主”、“奸恶”目之。以传统道德立场而论,这本身并不错,但却不能充分解释西门庆这个人物身上复杂的人格构成,也无力解释这种人格的出现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法律、价值观以及社会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西门庆既无父母在堂,也无兄弟相伴,更没有从祖先那里继承一丝半点的亲族关系(不论是父系还是母系)。他从父亲那里获得的唯一遗产,仅仅是生意的本钱和生药铺子。他几乎是孤身一人来面对整个社会,并着手建构自己全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表面上,西门庆家大业大,其实,他后来数量庞大的家族成员与复杂的社会关系,大部分都由妻妾和伙计们携带而来,如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吴大舅、大妗子、潘姥姥、花大舅、杨姑娘诸人,莫不如此。而西门庆本人,仿佛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在以家庭、亲族伦理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作者的这一安排显得非同寻常。不论是从社会家庭伦理的层面来看,还是以反映这种伦理的同时代诸多小说作品而论,西门庆都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形象。他来到世界的目的只有两个:其一是不顾一切地积攒金钱;其二是利用这些金钱所得,取得良好的社会地位并纵情声色。这恰好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的普遍特征。

应当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相反,他身上有很多孩子气的任性、洋洋自喜乃至天真。不论是朋友之间的酒食征逐,还是在家中与妻妾相处,乃至在院中与妓女们周旋,西门庆都可以说是一个极为肤浅的人。了解这一点,对我们理解西门庆的人格非常重要。

在张竹坡或者崇祯本的批评者眼中,西门庆毫无疑问是一个“浅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对西门庆性格中的愚钝和天真感喟不已。与那些精明如李桂姐、吴银儿、应伯爵、吴典恩之流的人打交道,西门庆的这种肤浅和愚痴被衬托得极其醒目,几乎可以说是处处受蒙骗,时时被愚弄。而且西门庆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长记性。一次被骗,对方稍加安抚,他便立即芥蒂全消,眉开眼笑地主动投入下一场骗局。

但是,若与官场人物,特别是商业伙伴和合伙人打交道,涉及到现实或可能的经济利益时,西门庆便立刻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不仅有着敏锐的嗅觉——单凭直觉,往往就知道利益和利润的所在,同时他在执行自己的经济计划时,也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可谓精明过人,见识老到,判断准确,行动果敢且冷酷无比。他在与官员和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失误或失算,可以说长袖善舞、举止合度、游刃有余。简单地比较他在人情往来和经济事务中表现出来的性格差异,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西门庆似乎是专为金钱所生。

小说的第七回,一个卖翠花的薛嫂,提着花厢来到西门庆家门前,要给他说亲。薛嫂首先向西门庆介绍的,并不是孟玉楼的长相和善弹月琴,而是她守寡后可观的资产:死去的丈夫原是贩布的商人,家境富裕,南京的八步床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上千两,上好的三梭布有二三百筒……

西门庆在没有见过孟玉楼的情况下,凭着薛嫂的一番话,第二天就赶往孟玉楼的姑妈杨姑娘家中疏通关节。他送给杨姑娘的礼物暂且不论,光是雪花银就送了六锭三十两,并向杨姑娘许诺,将孟玉楼娶过门后,再给七十两。因此,毫无疑问,在西门庆迎娶孟玉楼的过程中,促使他下决心并立即付之于行动的,是孟玉楼的家财而非孟玉楼本人。好在孟玉楼脸上虽有几颗麻子,倒也身材高挑,长得粉妆玉琢,总算没让西门庆失望。

西门庆与李瓶儿的亲事也是如此。西门庆虽然与她一面之下就“魂飞天外”,并随即勾搭成奸,但李瓶儿的丈夫花子虚是西门庆新近结拜的“十兄弟”之一,李瓶儿的家产底细,倒也用不着薛嫂一类的媒婆来细说端详。在迎娶李瓶儿之前,花子虚尚在狱中,西门庆就从瓶儿手里偷运大元宝六十锭(共计三千两)来家。而在花子虚出狱之后,西门庆又用很少的钱买走了花子虚的房子。李瓶儿随嫁过来的衣裙、金银首饰、西洋大珠子、头面等物件,更是难以计数。单单瓶儿家中用剩下的胡椒和白蜡等物,就卖了三百八十两银子。这些物品堆在西门庆为李瓶儿新盖的楼房里,使得李瓶儿的婚房立刻具有了仓库的性质。西门庆有将李瓶儿带来的物品随手送人的习惯,可一直送到李瓶儿以及他本人死后,仍然还有大量的剩余。

李瓶儿过门之后,小说中有这样的归结:

西门庆自娶李瓶儿过门,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

当然,通过娶妻结亲而聚敛财富,并不是西门庆的发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乃至当今的世界中,这类现象都十分常见。然而,西门庆对于财富的贪求和搜取,渗入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不论是生意所得,姻缘所带,还是官府贪贿,凡是有利润的地方,西门庆总是眼疾手快,巧取豪夺,无所不至。小说第十七回,西门庆的儿女亲家陈洪,因事身陷囹圄。女婿陈敬济带着许多箱笼床帐家伙来投奔西门庆。箱笼里究竟装着什么东西,作者没有细说,但从陈洪的亲笔信中可以看出,应是陈洪一生为官所积攒下的全部家底。这些财物照例寄放在吴月娘的房中。西门庆活着的时候,女婿自不敢提及这份财物,但西门庆死后,陈敬济屡屡索要而不得,最终与吴月娘反目成仇。这笔财物的底细、数目和去向成了一大悬案。西门庆在南下贩货、开铺开店、人情打点时,有没有动用这笔财物,就不得而知了。

西门庆不独大笔赚进银两,出手也很大方阔绰乃至随意。说到西门庆银子的去向,固然有一部分用于日常消费——包括家人用度、自己寻欢作乐,他偶尔也周济穷朋友、冷亲戚,甚至赞助地方修缮寺庙。但大笔钱款的主要去向,无非有以下两个:一为官场行贿送礼;二为再生产性质的投资,通过流通或流转,进入钱生钱的资本运行轨道。前者为他带来的丰厚回报自不必言,而后者则是他的立身之基。

前文已提及,西门庆用于家人朋友往来方面的开销,几乎没有不受骗的,这固然衬托出当时社会道德颓败、人情冷漠达于极端化之情景,同时也反映出西门庆在人情世故上的肤浅和天真。而在官场和生意方面的付出,总是为他带来更大的利润。自始至终,西门庆从未做过任何亏本买卖。

第七十七回,花子由(李瓶儿的大伯子)介绍一个无锡的米贩子给西门庆。此人急于在运河结冰前将米卖完回家,价格相对低廉。花子由建议西门庆买下这批米等着涨价。可西门庆的见识完全不同:南方的稻米收下来,抢先运往北方发卖,说明这个无锡米商是个精明人,目的在于趁大批粮米尚未运抵北方时卖出高价。而所谓“冻河前卖完回家”,不过是商人的说辞,西门庆一眼就看穿了。他对花子由的告诫是:冻河还没人要,说明眼下北方并不缺粮,倘若买下这批大米,等到运河解冻,南方大批的卖粮船来了,价格将会跌得更惨。更何况,花子由平常与西门庆很少往来,此时忽然上门推销,难免有与无锡米商暗中勾结之嫌。因此,西门庆对花大的建议一口回绝。

西门庆在经济事务方面的敏感性与智商,不仅高于花子由,甚至也高于有“天下第一玲珑人”之称的应伯爵。

小说至五十回以后,西门庆出款的速度明显加快。其中尤以李三、黄四的借款最为醒目。李三、黄四来历不明,由应伯爵带入西门庆家中。伯爵屡次怂恿西门庆向李黄二人放款,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暗中收取二人的佣金,并不考虑西门庆的资金安全。在放贷过程中,西门庆对李三、黄四的来历不管不问,对投资细节也不加审核,有求必应。考虑到应伯爵的为人,读者自然会为西门庆捏着把汗。有意思的是,至六十七回,李三、黄四撇开应伯爵,径自上门与西门庆交易时,伯爵恼羞成怒,反过来揭李、黄二人的短。他提醒西门庆,他二人揽债太多,充满危险,他们与徐内相之间的债务也很有问题,不要再放银子给他们了,以免亏了本钱。至此,伯爵的小人嘴脸毕现。

而西门庆是怎么回答的呢?

西门庆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么徐内相、李内相,好不好把他小厮提在监里坐着,不怕他不与我银子。”一面教陈敬济:“你拿天平出去,收兑了他的就是了,我不出去罢。”

西门庆举重若轻的腹内乾坤,立刻使得应伯爵显得猥琐而可怜。这是典型的补充叙事,即通过后文的结果和结论,衬出前文中诸多暧昧不明之处。由此可见,前文西门庆全凭应伯爵一句话,即大胆向李、黄二人放款,并非对他们的行径、底细不了解,其实心里已经有了通盘考虑。对于万一出现资金被骗的情况,西门庆也已想好了应对的万全之策——由于自己在衙门里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万不得已,他可以直接动用官衙的力量。甚至,西门庆对应伯爵一力主张此事的背后目的,也早已心知肚明,只是碍于朋友情面不予点破,佯装不知而已。这也显示出西门庆在朋友交往方面,确有远胜应伯爵的厚道。而只要涉及经济或与经济有关的事务,西门庆立即就像是换了个人。其深谋远虑,精明过人,判断之精准,行事之老辣,远非伯爵一类帮闲可以比拟。

西门庆虽说从官场上获得巨大的好处与收益,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本行。经由行贿以及与官员结交,西门庆本人也加官进爵。先是提刑副千户,后又升为正千户,掌管一县刑名,大权在握。可西门庆对当时社会的权钱畸形关系的实质,有着十分明晰的判断,他心里完全清楚这些官衔是如何得来的。所谓“穷官无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升了官固然高兴,但即便是在庆贺晋升的宴席之上,他的立身之本(经济事务)一刻也没有放松。他的标船常年游弋在通往南方的运河上,他的店铺也从未歇业。小说写到第六十六回,西门庆因最宠爱的李瓶儿病故,哭得死去活来。丧礼举办的同时,又有六黄太尉突然降临,众多地方官员蜂拥而至,可以说是鸡飞狗跳,手忙脚乱。西门庆在酒席上偶然瞥见伙计韩道国,即刻从悲伤中回过神来,催促他动身与来保去“松江下五处”贩布。崇祯本的眉评称许西门庆“只以生意为本,不尽改换门闾,大是高处,恐今人有不及者矣”,可谓一语中的。第七十六回,因照管铺子的贲四要帮夏提刑送娘子家小赴京,铺子无人照看,吴月娘便劝西门庆关两天,西门庆立刻正色道:

关两日,阻了买卖。近年近节,绸绢绒线正快,如何关闭了铺子?

西门庆对贲四的妻子垂涎已久。现贲四随夏家娘子赴京,贲四嫂落了单,两人正好“做成一处”,西门庆心中喜不自胜,自不必多说。但即便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也一刻没有忘记他的铺子和买卖。

西门庆对经济事务的敏感和用心,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本能。这种“经济型人格”的出现,不仅深刻反映了明代社会的一般商业经济状况,实际上也预示着一种新道德或新信仰的悄然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