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修辞例话 价值观之混乱

妇人(王六儿)道:“这不是有了五十两银子,他到明日,一定与咱多添几两银子,看所好房儿。也是我输了身一场,且落他些好供给穿戴。”韩道国道:“等我明日往铺子里去了,他若来时,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儿。如今好容易撰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

——第三十八回

《金瓶梅》凡一百回,末回中王六儿、二捣鬼叔嫂二人,于千里之外的湖州成其夫妇,虽大出读者意外,亦是乱世可想之局。而其根孽初萌,是在第三十七、三十八回。小说的结构章法和情节安排,常有神妙莫测而出人意表者,此为一例。

蔡太师的管家翟谦,给西门庆带信,让他在地方上物色一女子,送去东京侍奉起居。西门庆即找来冯妈妈,令她代为寻访。没想到,冯妈妈最终看中的这个女孩,正是韩道国的女儿韩爱姐。西门庆惟恐冯妈妈老眼昏花,看走了眼,亲自登门相看。当粉妆玉琢的韩爱姐出现在西门庆面前时,他却连正眼儿都不瞧她一眼,一门心思都在其母亲王六儿身上。王六儿不施粉黛,却也淹淹润润,眉如远山,眼若秋水,更兼体态妖娆,月意风情,西门庆一见之下即傻了眼,心摇目荡,不能定止。而王六儿与西门庆照面后,所说的第一句话,也很暧昧:

俺们头顶脚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费心,俺两口儿就杀身也难报大爹。

六儿一开口,就暧昧有情,句句撩人。西门庆见她如此美貌,且说话乖觉,爹长爹短,当即就动了将她占为己有的心思。于是接下来,便有了下面这一段值得玩味的文字:

西门庆临出门上覆他:“我去罢。”妇人道:“再坐坐。”西门庆道:“不坐了。”于是出门。

张竹坡评论这段文字时曾说:“三句九字,勾魂帖,定情书。”“我去罢”三字是明显的留恋之语,实际上心有不舍,不肯就去。王六儿一定是听出了西门庆的弦外之音,便说“再坐坐”,文字精省,语含私挑,却不露声色。而“不坐了”,则是既恨又悔,却又无可奈何。西门庆心中的无限惆怅,于三字隐隐见出。

《金瓶梅》写西门庆勾引霸占伙计媳妇的事端甚多。如宋蕙莲、贲四嫂、如意儿、惠元等人,各不相犯,各不靠色。不仅人人口角、秉性、意态各异,勾挑的过程也很不相同。此处写王六儿,又是一篇崭新的文字。套用脂砚斋的话来说,真不知道作者胸中,埋伏着多少伙计媳妇!

与蕙莲的“献身”以求上位,甚至要与“娘”们平起平坐的天真相比,王六儿要老成得多。给人的感觉,她只是时时刻刻想着要满足“西门大爹”一切过分乃至变态的性要求,却绝不给西门庆增添任何麻烦。即便是索要财物,也用暗示之法轻巧带出,出语老练且谨慎。她说自从女儿去了东京之后,凡事都要自己动手,西门庆立即给她买来了丫头锦儿使唤;她抱怨说自己住在偏僻的巷子里,连打个酒都不方便,西门庆便马上替她在狮子街买了房子;她一次也没向西门庆要钱,西门庆却主动给了她丈夫五十两。西门庆与她枕席欢耍之时,银托子、硫磺圈无所不用,胡僧药、后庭花无所不至,王六儿不仅甘心忍受,甚至口口声声自称“淫妇”,以助其性。当西门庆话里话外对韩道国心存顾虑之时,王六儿立刻宽慰他说“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里要处自情处,他在家和不在家一个样儿”。言下之意,西门庆无需考虑奸情外露的后果,更不必在意她丈夫韩道国的存在。这是一个成熟、世俗、“懂事”且又善解人意的妇人。自她与西门庆相识,直至西门庆死亡,她一直牢牢地占据着“大爹”的心,享受着“大爹”的照抚和宠幸。有人说,西门庆实死于王六儿之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西门庆死前最后一次纵欲的对象,正是王六儿,而王六儿、韩道国的“拐财远遁”,对西门庆的家道败落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样是被人戴了绿帽子,韩道国的反应与来旺也截然不同。西门庆第一次来家相看女儿,韩道国就躲了出去,将妻子一人丢在房中,明显地有“纵妻行淫”之嫌。王六儿之所以敢对西门庆打包票,说什么“他在家和不在家一个样儿”,想必夫妇二人对委身于西门庆这件事早已进行过一番商量。至少,王六儿对韩道国的乐观其成,有着十足的把握。反观王六儿与小叔子“二捣鬼”之间的私情,韩道国想必早知实情而眼睁眼闭,他所算计的,或许是弟弟手中靠赌博赢来的几个钱。西门庆死后,王六儿再次委身于湖州贩丝棉的何官人,可谓是故伎重演。也就是说,韩道国是对妻子的“不贞”全不在意且“心胸宽阔”的一类人。他把问题想得很“透彻”——他的妻子供“大爹”享乐,他再从“大爹”处弄来钱财,在杭州、南京一带包养情人,纵情声色。

正因为如此,在上述例文中,韩道国从东京回家之后,妻子就将自己与西门庆的私情(包括行淫的次数)都向自己的丈夫做了如实汇报。当韩道国听说备细之后,不仅不怒,反而喜上眉梢。“如今好容易撰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一语,明白无误地表现出韩道国心中的庆幸,且带有一点自嘲。他甚至于鼓励妻子在为大爹服务时不仅不要拘束,而且要服务周到。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王六儿与西门庆的私情,不仅仅是一个伦理行为,同时也是一个经济行为——即韩道国蓄意以妻子的身体作为资本,投入交换和流通领域,以谋取富贵钱财的商业行为。可怕的是,夫妻二人自以为得计,洋洋自喜,不以为耻,反认为自己行得正、坐得直,冠冕堂皇,甚至不屑于避人耳目。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中,在商业与经济伦理的冲击下,普通人的价值混乱已到了何种惊人的程度。作者在这里处处使用反讽之笔,其伤生悲悯之微意,读者自可细细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