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底，孔林从军事医学院毕业，来到木基市的这所医院做医生。当时，部队医院开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护士学校，学制为一年四个月，专门为东北和内蒙地区的部队培养护士。一九六四年秋天，吴曼娜进护校上学，孔林当时在那里教授解剖学。她是个生机勃勃的姑娘，在医院的排球队打排球。吴曼娜的同学大多数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生，只有她已经在海防部队的一个陆军师里当了三年话务员。她比她们年龄都大。因为护校里的学员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女的，木基市驻军的许多年轻军官周末都爱往这里跑。

虽然这些姑娘还是士兵，不允许交男朋友，但这些军官多数都想在这些学员中找个女朋友或是未婚妻。他们对她们感兴趣是出于一个不可告人、只能藏在心里的原因：她们都是“好姑娘”。这个词的意思是她们都是处女，否则参不了军。每个应征的姑娘都要经过体检，处女膜破裂的部队不要。

一个夏天的星期天下午，吴曼娜一人在宿舍的水房洗衣服。一个身材适中匀称、脸上有几粒雀斑的中尉走了进来。他没戴军帽，风纪扣也没系，敞着衣领，露出突出的喉结。他站在她身边，抬起一只脚，放在水磨石的水槽里。自来水冲在他的黑塑料凉鞋上，溅起一片水花。他冲完了左脚，又开始冲右脚。吴曼娜看着他没完没了地洗脚，有点好笑。他的呼吸中有酒气。

他回过头来咧嘴一笑，她也报以微笑。两人慢慢聊了起来。他说他是木基军分区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台长，也是护校彭教员的朋友。他一边说话，手一边比画着。他问她老家在哪儿，她说在山东。吴曼娜没有告诉他，她三岁时父母在西藏死于车祸，她其实是一个没有家乡的孤儿。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吴曼娜。”

“我叫董迈，上海来的。”

短暂的沉默。她觉得脸有点发烧，赶忙接着洗衣服。他却好像谈兴未尽。

“认识你真高兴，吴曼娜同志。”他突然说，伸出一只手。

她扬扬手，让他看看手掌上的肥皂沫。“对不起。”她顽皮地一笑。

“随便问问，你觉得木基怎么样？”他说着在衣襟上擦擦湿手。

“还可以。”

“真的？气候也还可以？”

“是啊。”

“冬天不太冷？”还没等她回答，他继续说，“当然，夏天还可以。那么……”

“你干吗一双脚要洗八九遍？”她咯咯笑着。

“哦，是吗？”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低头看看脚。

“凉鞋很漂亮嘛。”她说。

“我表妹从上海寄来的。哎，你多大了？”他龇牙一笑。

她没想到他会问这个，看了他一会儿，又转过头，脸红了。

他大方地微笑：“我是说，你有对象了吗？”

她又是一愣。她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一个女兵拎着桶来打水，他们的谈话只好中断。

一个星期以后，她收到了董迈寄来的一封信。他反复道歉说，那天在水房打搅了她，而且自己衣冠不整，不像个军官的样子。他问了她那么多令人难堪的问题，她一定以为他是个二百五。那天他有点反常。他请求她的原谅。她写了回信，说他并没有得罪她。相反，自己很开心。她欣赏他的坦率和自然。

两个人都是二十多岁，谁也没有谈过恋爱。很快他们就开始每个星期书信传情。两个月内，他们开始周末在电影院、公园和河边约会。木基有大约二十五万人口，董迈讨厌这个城市。他害怕这里严酷的冬天和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的裹挟着漫天雪尘的北风。天寒时节永远笼罩着天空的尘雾使他长期咽喉疼痛。他收发电报的工作毁坏了他的眼睛。他心情不快，牢骚满腹。

吴曼娜用好言好语安慰他。他的本性软弱温和。有时候她觉得他就像需要一个姐姐或母亲疼爱的小孩。

秋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们在胜利公园见面。他们并肩坐在湖边的垂柳下，看着一群孩子在对岸放一只大风筝。这是一条纸扎的蜈蚣，在空中爬上爬下。在他们右边，三十多米开外，一头驴拴在树上，不时甩着尾巴。驴的主人躺在草地上打盹，脸上盖着一顶绿色的帽子遮挡苍蝇。枫树籽飘下来，在微风中打转。董迈偷偷地伸出手，搂住吴曼娜的肩，然后把她拉到怀里，想亲她的嘴唇。

“你干什么？”她尖叫着跳起来。她勐烈的动作吓跑了水里的野鸭和鹅。她不明白他想干什么，以为他要耍流氓。她记不起来曾经被任何人亲吻过。

他慌了神，嘟囔着：“我没想到你这么生气。”

“以后不准这样！”

“好吧，我不这样了。”他不高兴地扭过身，往草地上吐唾沫。

从那以后，她虽然不再责骂他，但是坚决地抗拒他的进攻。她的道德和名誉感阻止她屈从于他的欲望。她的拒绝反而点燃了他的激情。他不久告诉她，他对她昼思夜想，眼前总是有她的身影出现。有时候在夜里，他会腰上别着五一式手枪在军分区司令部的大院里游荡几个小时。上天才知道他多么想念她，他夜里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就在她从护校毕业的两个月前，他出于绝望向她求婚，要她立刻嫁给他。

虽然她现在每天夜晚也在思念他，但她还是认为他简直疯了。她早晨起来头疼，学习成绩下降，常常怨恨自己。她会无故地对人发火。独自一人的时候，眼泪会充满她的眼眶。尽管他们相爱，但立即结婚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她不知道毕业后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可能是东北或内蒙地区任何一个偏远的部队单位。此外，这个时候结婚就表明她一直在谈恋爱，这将招致惩罚。部队所能给予的最轻的惩罚是把他们俩尽可能远远地分开。最近这些年里，部队领导就曾经故意把一些恋人分配到两个不同的地方。

她把董迈求婚的事只告诉了她的教员孔林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心肠的结了婚的男同志，许多学员把他当成兄长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她需要有人给她客观的意见。孔林也认为现在结婚是不明智的，他们最好等到她毕业之后再作决定。他保证替她保守秘密，还告诉她，他如果也参与毕业分配方案的话，会尽力帮助她。

她劝董迈打消立刻结婚的念头，并让他放心，她早晚会嫁给他。毕业临近的时候，两个人都变得紧张不安，希望她能够留在木基市。他垂头丧气，而这种消沉反倒使她更爱他。

毕业分配的结果是她留在医院里，在内科做护士，属于行政级别二十四级的低级军官。这个好消息并没有使董迈和吴曼娜高兴多久，因为一个星期之后，董迈接到通知：他的无线电台要移驻到福源县一个新组建的团里去。福源县在木基市东北二百多里的地方，靠近中苏边境。

“沉住气，”她对他说，“在前方好好工作和学习，我等着你。”虽然她自己也难过，但她觉得他感情太脆弱。她希望他坚强些，成为她能在困难的时候依靠的男人，因为生活中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挫折。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问。

“快了，我保证。”

话是这么说，但她也不清楚他是否还能回到木基市。她想等一段时间再说。

随着分别之日的临近，董迈变得更加愤忿。有几次他提到宁愿转业回上海。她劝他别瞎想。从部队退役也许会把他分配到一个边远的地方，比如油田，或者到内地修铁路的筑路工程队去。他们最好还是离得越近越好。

在军分区司令部大门口为他送别的那天，她忘了戴手套，只得不断地在手指上哈气。他脱下自己的皮手套给她，她没接过来，说他更需要。他站在电台车的后门，绿色的车身已经挂满了冰雪，变成灰色。车顶的无线电天线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发出刺耳的呼啸，但是仍然时时反弹起来，重新直立。雪下得更大了，寒风刺骨。车里的士兵挤到窗口，都想看看吴曼娜什么样。董迈向手下的士兵吆喝着命令，呼出的白气在他面前打转。车外，一个人在往车厢侧面的行李箱中装大块的木头，用来防止汽车在冰封的山路上爬坡的时候打滑。司机使劲踢着后轮胎，看看防滑链是否装牢。他的皮帽子全白了，落满了雪花。

车子开动了，董迈向吴曼娜挥手告别。他的手从后车窗伸出来，好像要拖住她一道走。他想喊：“曼娜，等着我！”但是在部下面前他不敢这样做。看着他那被痛苦扭曲的脸，吴曼娜泪眼模煳。她咬住嘴唇才没有哭出来。

木基市的冬天好像没有尽头。雪一直到五月初才融化干净。四月中旬，松花江开江，冰封解冻。大人孩子聚集在江边，看着江里的大冰坨子嘎吧嘎吧开裂，在泛黑发绿的水里浮动。冰块撞死的鱼被春水冲起来，漂在江上。半大小子们在浮动的冰板上跳来跃去，捞起鱼扔到拎着的筐里，有狗鱼、胖头鱼、草鱼、鲟鱼苗和鲇鱼。在码头里猫了一冬的小火轮船，这时候也时不时拉响汽笛。等到整条江的冰化了之后，小火轮船悄悄开出来，在江里慢腾腾地驶来驶去。见到岸上看船的人们，就把汽笛放得又长又响，惹得孩子们又是叫又是挥手。

春天一下子就来了。柳絮漫天飞舞，行人走在街上吸得满鼻子满嘴，需要不停地把手在脸前挥来赶去。丁香花的香气刺鼻又醉人。上了年纪的人仍然用皮袍棉袄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望不到边的黑土地上长着东一堆西一簇嫩黄的草。肥得冒油的土壤开始蒸腾起温暖的雾气，在阳光中闪烁，如同紫色的烟雾。杏树和桃树一夜之间开了花，蜜蜂把树上的花朵蜇得膨胀肿大。两个星期后，夏天就开始了。春天太短了，怪不得人们说木基只有三个季节。

吴曼娜在信里给董迈描绘了这些时令变化，好像他根本就没有在木基待过。他的回信还是老一套，抱怨在边境上的生活。许多战士吃不到蔬菜，患了夜盲症。他们在营房里不能洗澡，内衣裤上净是虱子。整个冬天和春天他只看过两场电影。他掉了十二斤肉，瘦得跟鬼差不多。吴曼娜每个月给他寄一小包花生酥糖，让他打打牙祭，心里也好过点。

六月的一个傍晚，吴曼娜和另外两个护士正准备到医院大楼后面的排球场去打球，在收发室管邮件和报纸的士兵王奔平找到她，递过一封信。两个队友看见信是董迈写来的，跟她起哄：“哎哟，情书哇！”

她打开信封，读着那两页纸，心里像是被人狠狠地打了一锤。董迈在信上说，他已经申请转业，领导也批准了。他实在受不了边境上的苦日子，一分钟也不能挨了。他想回上海，那里气候温和，饭菜也可口。更让吴曼娜心碎的是，他决定同在上海当售货员的表妹结婚。没有这张结婚证，他就拿不到上海户口；没有上海户口，他不能找工作，没有房子住，大上海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在申请转业之前，已经同表妹订了婚。不这样做，部队领导也不会批准他回上海，因为他的家在上海郊区，不在市里。他在信里说：曼娜，我对不起你。你恨我吧，忘掉我吧。

她看完信，半天没缓过神。

“你没事吧？”护士小沈问。

吴曼娜点点头，嘴唇紧闭。三个人向排球场走去。

吴曼娜平时在排球场上对输赢并不在乎。这天她格外卖力，扣球特别凶狠，队友们第一次冲她喊：“好球！”她的脸上满是汗水、泪水。为了救起一个球，她整个身子脸朝下重重摔在铺着石子的球场上，右胳臂肘也被划破了。场外的观众大声为她叫好，她慢慢爬起来，看到血从皮肉里渗出来。

打完了一局比赛，大家劝她到医务室上点药，包扎一下伤口。她离开球场，心里还想着要回来打第二局的比赛。走在路上，她改变了主意，径直走回宿舍。她草草地用凉水洗了洗胳臂肘，也没有找绷带裹一裹。

屋子里只有她一人。她掏出信又看了一遍，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涌出来。她把信往桌上一扔，扑到床上，扭动着身体，咬着枕头套，泣不成声。一只蚊子在她头顶上嗡嗡叫，落在她脖子上，她也一动不动。她觉得自己的心碎了。

等到九点钟，同宿舍的三个室友回来了，她还在哭。她们十起桌子上的信看了看，一边安慰她，一边骂这个良心让狗吃了的混蛋。她们骂得越狠，她哭得越伤心，甚至颤抖起来。那天晚上，她牙没刷，脸没洗，和衣而卧。室友们早已进入梦乡，呼粗气，咂嘴唇，嘟囔着梦话。她时时惊醒，无声地流泪，眼睛像掏不干的两口水井。

她病了几个星期，感觉自己老了许多。她整天无精打采，木然绝望，后悔没有在董迈离开木基市之前嫁给他。她的四肢疲软无力，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她借口身体不好退出了医院排球队，对同志们的抗议也无动于衷。她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独处，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个中年人。她变得不在乎自己的外表，穿衣服也不讲究了。

大多数人都把二十七岁当作女人的一个槛儿，过了这个岁数就变成了老姑娘。吴曼娜现在已经快二十六岁了。医院里有三个这样的老姑娘，吴曼娜看来注定要成为第四个了。

她虽然不十分漂亮，但是身材苗条修长，有种大方自然的风韵。她的嗓音也很动听。正常情况下，找个男朋友并不发愁。但是，医院里总是窝着百十来个女护士，多数刚刚二十岁出头，正是青春健康的好年纪。年轻的军官们要想在她们中找个对象，不是什么难事。这样一来，看上吴曼娜的人就少了。只有一个大头兵对她有意思。此人是个炊事员，一个又矮又胖的四川人。她每次在食堂打饭，他总是把她的饭盒装得满满的。吴曼娜可不想找个当兵的男朋友—部队里规定，只有干部才可以谈朋友找对象，她不想破坏纪律。另外，这个男的长相实在看着憋屈，脸像猫头鹰，贼眉鼠眼。只要排队买饭的时候看到是他在卖饭，她就换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