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北京人文大学

英语系党总支书记

潘辰东教授

敬爱的潘教授：

首先请允许我对您研究西奥多·德莱塞小说的论文表示由衷的钦佩。我记得您的大作是三年前在上海召开的美国文学讨论会上被宣读的。现在我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赵宁绅，于两年前担任了木基市师范学院外语系的系主任。您可能还记得我：三十多岁，戴眼镜，中等个，腰身细长，头发浓密，胳膊上汗毛较重。您那天在锦江饭店读完论文之后，我们在大厅里交谈了几分钟，您还给了我您的名片。后来我又给您写过一封信，还给您寄过我研究索尔·贝娄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一篇论文。我想您一定收到了。

至于您来信询问我系方白尘教授的情况，我不想花费太多的笔墨来形容他的性格，因为他曾经教过我，而学生对老师总是不能做到十分客观公正。您大概也听说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言，说他是个傻瓜，妄自尊大，好色成性并且屡教不改，说他吹牛撒谎，欺世盗名，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等等。其实，这些形容词都不足以准确地描述这个怪人。我将在下面给您举出一些事实，您也许会得出您自己的结论。

我是1977年冬天进入木基市师范学院学习的，入校第一天就见到了方先生。那时候他还是个讲师，负责给新生做入学教育。我当时被分配到了英语专业。由于我对学外语没兴趣，所以对此抵触情绪很大。我高考时报的专业是哲学和中文，满心希望以后成为一个古典文学方面的学者。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命运之手当时是如何把我引入英语学习的领域的。也可能是高考的时候我居然有胆量参加英语考试—我指的是笔试，不是口试—省招生办公室的那些人大概就此决定我应该去学英语。我从心里反感他们的决定，但是又无处发泄自己的怨恨。我们入校的第一天晚上，所有英语专业的新生就在一个大教室里举行了一次听写测验。方先生朗读了听写的短文。

我还记得他用浑厚的嗓音念道：“新中国成立前，我爷爷给一个凶狠的地主扛长活。他昼夜苦干，累弯了腰，可是全家人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他清晰的发音让我赞叹不已，我从没有听过有谁念英语比这个小个子男人念得更动听。可是那次听写让我痛苦极了，因为我根本写不成句子，几乎交了白卷。我们英语专业的新生分成了优、良、中、差四个程度不同的班，而这次测验的成绩决定我们入哪个班，这使我更加失望。我们这年入学的新生是“文革”以后第一次经过高考的大学生。您也知道，在“文革”十年中只有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才有上大学的资格，所以社会上积压了很多人才。我们那届学生中什么样的人都有，程度参差不齐。在我们英语专业，有三四个新生可以直接阅读原版的《简·爱》《牛虻》和《双城记》。在入校后的一次英语考试中，他们的成绩甚至比那些毕业班的工农兵学员还高。可是我们中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新生，只知道几个英语单词，主要是因为其他科考试的成绩好而被分配来学英语的。我们班上有几个从内蒙古来的新生，他们高考时的数学和物理考的分数很高，英语却一个单词也不懂。他们被分来学英语是因为他们那个地区缺少英语老师。

我自然被分配到最差的班级。我反正也是破罐破摔，就开始逃课。方先生的口语课是从上午七点半到九点半，我就经常睡懒觉不上课。他是位好老师，对学生亲切认真。我对他本人并不反感。实际上，我很喜欢他教学的方法—他要求我们每个学生在课上大声说英语，这样可以克服一些同学的害羞并加强对英语的感觉。他特别喜欢“苹果”这个单词，因为它的开元音能够强迫我们发音时张开嘴巴。他张嘴时就会垂下滚圆的下巴，露出整齐的牙齿，冲着我们念念有词，“张嘴吃个大苹果”。他用这种方法逐步创建我们说英语的自信心。我后来才知道，方先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改了三年。我学英语的时间长了，也能分辨出他的英语发音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般完美。他在发唇间音th的时候，舌尖总是抵不到上下牙齿之间，所以他经常把“厚”发成“吊”，“三”念成“树”。另外，他的英语发音中带着一股僵硬的口音，可能是因为他最初学的是俄语。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大学里的外语教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从俄语转学英语。方先生自然也不例外。（我一直纳闷：在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中谁有这样的远见，当时就能够看出历史潮流的走向。难道他或他们已经预见到二十年中英语会取代俄语，成为我国人民对外交往的最有力的语言工具？）

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听评剧。听见有人敲宿舍的门，我也懒得起来。门被推开了，方先生出现在门口，这可让我没想到。他有点喘着粗气，羊皮帽子夹在腋下，左手提着一台浅蓝色的录音机，至少有三十来斤重（那时候轻便的盒式录音机还很稀罕）。在他冒着热气的脑门上，一个大痦子非常显眼，旁边还落着一大片正在融化的雪花。他围着一条厚厚的灰色羊毛围脖，显得他好像没脖子，身子也矮了一截。我赶忙从床上跳下来。

他在一把破椅子上坐下来，对我说：“小赵，你今天上午咋没来上课呢？”

“我病了。”

“哪儿不舒服？”

“肚子疼。”

“你不能走路了吗？”

“走两三步可以。”

“那好，你现在能说能听，我就在这儿给你上课。”

我惊呆了，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把椅子挪近了些，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油印的教材，说：“我们从第四课学起。”

我不情愿地从床头摆着的单层书架上取下课本。

“翻到第三十一页。”他说。

我找到了第四课。他接着说：“请跟我读：‘这是一只蜜蜂。’”他用舌尖舔了舔厚厚的上嘴唇。

课本上的这句话印在蜜蜂的图形下面，我跟着他读出来。那画得哪儿像蜜蜂啊，活像一只牛蝇子。

“这是一棵白菜。”他拉长了声念道。

我又念了白菜画下面的那句话。我们一块练习了一些简单的句型变换—把陈述句变成疑问句，然后再变回来。我一边跟着他学，一边琢磨着他为啥要这么积极主动地来给我补课。

做完了朗读练习，他插上电源，打开录音机让我听一位英国人朗读这些句子。方先生咔嚓咔嚓地按着按键，在录音带上翻来覆去地找着准确的位置。他对我说：“这段课文你的同学们每天要跟著录音练习至少两个钟头，而你却一个单词也不念。你要是继续这样下去，离退学就不远了。你在浪费你的才能。”

“我没有学英语的才能。”我说。

他扬起粗长的眉毛，平静地说：“其实学外语并不需要才能，需要的只是坚持和勤奋。你花的时间越多、越努力，你的英语就越好。这没有什么窍门。”

那位英国绅士的标准发音终于响起来了。每句话的后面都留有让学生朗读的一段空白，我只得跟着绅士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他的句子。方先生坐在一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很快宿舍里就烟雾腾腾。我跟著录音机把课文朗读了好几遍。这次补课整整持续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我的一个室友回来睡觉他才离开。我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我们把小窗开了好一阵，才把屋里的烟散出去。

可我没想到他第二天晚上还会来，看到他又出现在宿舍门口，我心里很不痛快。他知道我是在装病，可是我逃课碍着他啥事了？他虽然表面不动声色，心里一定恼恨得要命。如果我继续不上课他会不会期末考试的时候让我过不了关呢？说实话，把我分到外语系也不是他的过错。他肯定是把我当作头号的捣乱分子了。我脑子里胡思乱想着，嘴里念着英语句子，也不知道都是啥意思。

第二次的补课比上一次缩短了一小时，让我有些欢喜。方先生临走时把手放在门把手上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英语。可是你想想：在这个学校里有啥专业能让你将来分配个好工作？去年我们有两个最好的学生考上了去非洲当翻译的工作。他俩从非洲去欧洲就像去趟哈尔滨一样便当，每天都吃牛肉奶酪。咱系的另一个毕业生现在在北京的《中国建设》当英语编辑。省政府的人事处每年都跟咱们要人。咱们送去的学生不是干外贸、文化交流，就是分到外事办。现在他们都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了。你还年轻，将来有的是机会。可是你英语不好，只能眼看着别人把好机会都捞走。现在只有学好英语才是最实用的，明白吗？”

我没吱声。

“好好想想吧。明儿见。”他说完提着那个笨重的录音机走出去，压得他的腿都有点弯。

他的话确实有点打动我。我还真不知道我们系的毕业生将来能跟外国人打交道，还能到外国去，这是多么风光的工作。一想到我将来能出国开眼界，我心里就升起了一线希望。现在我想改换专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那为啥不把英语学好？将来还可以出人头地。我耽误的功课还不太多，要赶上还来得及。

方先生第三天晚上到我们宿舍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身体已经全好了，明天就去上课。

我渐渐变成了一个用功的学生。我每天早上四点半就爬起来，在宿舍的楼道和门厅里来回走动（冬天待在楼外面太冷），大声朗读课文，背诵单词、习语、短句和句型。我们班上有的同学比我起得更早，还有人嫌每天晚上回宿舍睡觉太耽误时间，干脆就在教室黑板下面的长台阶上和衣睡三四个小时。他们只是隔一天才回宿舍睡个囫囵觉。表面看起来，我们拼命学习是珍惜上大学的宝贵机会，这是我们大多数同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系里几次表扬了我们刻苦学习的精神。但是同学们心里都清楚，大家是在较劲比赛，因为谁的分数好将来毕业时就能分配到好工作。我因为练习英语发音太刻苦，使坏了嗓子，每天都要吃止疼片。

方先生很快就升为教授。令学生失望的是，他不再教课了。当时系里只有两个副教授，方先生是其中一个。他在学生和年轻教师中很受尊重，因为他经常教大家跳交际舞和探戈。每到星期四下午，外语系的一些老师就举行舞会，我们这些学生只有从锁孔里，或者从半掩的门缝里向舞场瞥几眼。方先生一直是我们系里最优秀的男舞者。他本来肚子并不凸出，但是在舞场上他就会挺起腹部，像一个派头十足的富商那样翩翩起舞，而且这样他还可以更紧地贴住他的舞伴。我们对他的风度羡慕得不得了，认为他的确是多才多艺。在系里举行的外国文学讨论年会上，他宣读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论述的课题是《丧钟为谁而鸣》，让我们大开眼界。后来这篇文章还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在那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海明威这个名字。

我念本科的四年一直没有从低级班跳出来，我的自尊受到很大伤害，心情因此十分郁闷。我们这些低级班的同学还搞了一次罢课，要求重新按照成绩分班。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们低级班中的许多同学已经跟了上来，英语程度并不比一些高级班的人差。高级班一直是由英国或加拿大老师来教的，我们低级班却从来没有一个高鼻子的洋人教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口语水平当然可怜了。系里拒绝考虑我们的请求，但为了防止再来一次罢课，刚升为系副主任的方教授同意和我们对话。于是，我们集结在一间教室里，听他解释为什么这种把学生分成四等的制度应该保持下去。他的理由是：系里只能雇一个外国专家，所以要留给最好的学生。他还讲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的大道理。我们并不是反对这种精英教学方法，只是抗议高级班成员的终身制。

我们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方先生后来耐不住性子，脸变成猪肝色。他的声音越来越粗重，把手一挥宣布说：“不行，我们要保持教学的延续性。如果高级班的学生三天两头地换，谁还能教这样的班啊？根本行不通！”

长着水蛇腰、弯弯眼和卧蚕眉的张明辰是三班的班长。他站起来微笑着说：“方教授，您这话不是很可笑吗？您让我们觉着自己跟痴呆儿一样。为啥我们就得永远当二等公民？为啥我们就不能发展了？就拿您来说—您不是每年也得长点个儿，加点分量吗？”

我们听了哄堂大笑。方先生怒视明辰，捶着讲台吼叫：“少跟我来这套！你以为你是马克·吐温？你别忘了你在跟谁说话！”他慢慢转过头来，瞪着台下的学生。

我们笑得更欢了。方教授宣布散会，气冲冲地走出了教室。他的黑色人字呢上衣的袖口挂着一根白色的棉线头。我没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现在好像变了个人，再也不是那个和气勤勉的老师了，倒仿佛是个当了一辈子高级干部的官老爷。实际上，除去他这个新出炉的英语系副主任，他只有一个官方的头衔—地区桥牌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有二十来个会员，都是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

第二年春天，方先生入了党。在讨论他的入党申请时，我表示持保留意见。可是我只是学生党员的代表，在党支部里不占多数。我一直怀疑他过去帮助关心我是因为我是少数学生党员之一，在党支部会上有赞成他或反对他的发言权。换句话说，他到宿舍来给我补课，就是有意要我感激他，将来讨论他入党的时候他就多了一票。这个人多么有心计啊！但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所以我也不可能跟别的党员透露我的疑问。

另外一件事加深了我的疑虑，并且给了我很大震动。第二年我们毕业的时候，方先生的眼中钉张明辰被分配到双鸭山的煤矿里工作。他是当年我们系里分配得最差的一个毕业生。毕业聚餐的时候，明辰喝醉了，扬言要和方先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掀开衣襟露出腰带上别的一把牛骨头把的尖刀。那是他花了十五块钱从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挑子上买的。我赶忙看看系领导吃饭的桌子，幸好方先生没来参加聚餐，要不然肯定会让明辰给放了血。明辰那天也醉得人事不省，我赶紧把那把大刀子藏起来，要是给他带在身上非惹出娄子不可。也难怪明辰要找方先生拼命，两天前他的女朋友已经放出话来要和他散伙。她被分配在沈阳的一所军校里当英语教员，明辰认为她的变心也是方先生报复他的结果。

我自己的运气不错，考上了哈尔滨大学英语系的研究生。我因为不参加毕业分配，方先生也就没法惩罚我。要不然我也会落个像明辰一样的下场。我肯定方先生知道了我在讨论他入党的时候投了反对票。另外，他一定以为是我策划了两年前的罢课。

我虽然在哈尔滨念了三年研究生，但是对于母校外语系这几年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的未婚妻在这里毕业后留校教日语。

方先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他创办了一份叫作《叙事技巧》的学术杂志。我想您也许看过这本刊物，因为在那几年它一直保持着九万份的发行量，在青年读者中，特别是文学青年中很受欢迎。方先生在东北三省的许多大专院校里都讲过课，主题是“西方文学中最先进的叙事技巧—意识流”。他甚至自己还写小说，其中有一个讲三角恋爱悲剧的短篇小说《雨山之南》还在省里的一个比赛中获了奖，编选进好几个小说集子。公平地讲，他是一个有才能的小说作者。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你常常能感到一种原始的激情和农民式的狡诈，这在学者写的小说中是很少见的。事实上我常想，如果他专注于小说创作，也许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他花了很多时间编辑这本杂志，精力都浪费在这上面了，也就没有趁几个短篇的成功而趁热打铁地多写一些小说。也许他缺乏艺术眼光，也许他误以为自己干啥都行，他只满足于比他的同事们先行一步，沉浸在短暂的虚名之中。他没有走那些大师的路子—写一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一部里程碑式的杰作，一部志在创新开拓从而改写小说史的文学名著。他没有才力写这样一本书，只是埋头于鼓捣那些小玩意儿、小摆设。一句话，虽然他是老树新花，但是从没有结出硕果。

我定期给他办的学报投稿，和他的关系也就逐渐改善。他待我不错，不仅来稿必用，而且经常按最高的标准付我稿酬。同一般的外国文学刊物不同的是，《叙事技巧》不仅刊登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评论，而且还开辟了一个发表国内作者创作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的园地。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学术刊物要发表原创的诗歌？方先生从来没有研究过诗学，为啥每期要用十几页的篇幅来刊登诗歌？他肯定知道这样做有多么不协调，我估计他肯定另有所图。

1984年夏天，我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回到了母校。我刚结婚的妻子已经升成了讲师。我听说方教授办的杂志停刊了，原因是一些年轻妇女指控他耍流氓。这些女人中有老师、有学生，有人说他用发表文章作诱饵来勾引她们和他睡觉，还有人说他拒登她们的来稿因为她们拒绝他的引诱。说实话，我怀疑有些女人是自己心甘情愿和他勾搭的，当然肯定是他主动勾引她们。他妻子多年卧病在床，两人不能有性生活。他一定是感到冷清寂寞、欲火难耐。但是在他干的风流韵事中有一桩却令人无法原谅：他因为使用的避孕套质量太差，把一个学生弄怀孕了。女孩子到医院去做人工流产，一个上了年纪的护士把这事传了出来，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我认识这个女孩，她比我低两年级，是我一个哥们儿的妹妹，这姑娘人很好，平时喜欢写写诗。有一次她在礼堂朗诵她写的一首诗歌，把我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当时就有好几个小伙子对她感兴趣。我还记得那首诗的题目叫作《我能给你的只有爱情》。那首诗写得非常好，学校广播站每天播送两遍，整整广播了一个星期。她外表文文静静的，动不动就脸红，一双眼睛流露出羔羊一样温顺的神情。我简直不能想象这样一个柔美的姑娘能跟方先生那样一个老头子胡来。她那么出色，什么样的好小伙子都会心甘情愿地供她驱遣。我后来从她哥哥那儿知道，方教授用“美人鱼”的笔名发表了她的许多诗歌，还保证说给她争取到奖学金，把她推荐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的比较文学系去深造。方先生说那里的系主任和院长他都认识。唉，年轻女孩子多么容易上当啊！

方先生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外语系副主任的职位也给撸掉了。他见人都抬不起头来，但是我并没有疏远他。有一天，我请他到我家来喝啤酒。那几天我妻子不在家，她到齐齐哈尔南边的一个油田上去教日语暑期班。我刚好因为翻译尤金·奥尼尔的一个剧本得了点稿费，就买了一只烧鸡、两斤牛肉肠、五斤西红柿、一包白糖和十个咸鸭蛋，又到街边的酒铺里要了十升干啤酒。我也没请其他人，因为那时候系里的人都躲着方先生，不想和他搅和在一起。我俩边吃边喝，他的话就开始多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妻子心脏有病，儿子刚从南京大学毕业，很快就要去中国和德国合资的上海福斯汽车厂工作。他妻子对儿子要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去很伤心，虽然这是一个收入丰厚的工作。她指望儿子能回到木基来，找一个当地的姑娘结婚，在父母身边成家立业。

我注意到方先生看起来一点也不老。他的头发仍然浓黑茂密，脸上的肉还很有弹性。他穿一身白色短袖衬衫，肚子仍然结实扁平。人们很容易会认为他只有四十出头。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怎么会保养得这么好，他抬起一只手摸摸胸膛，很诚恳地说：“首先你得心胸开阔，遇到啥事儿也不能悲观。吃好睡好。另外，你每天早上都要锻炼身体，不管酷暑严寒都不能间断。”他微笑着，眼里闪着狡黠的光亮。我没想到他能给我这么实在的回答。他知道我是个夜猫子，每天要到深夜以后才睡觉，早晨从不锻炼身体。我只得又称赞他懂得养生之道。

几杯啤酒下肚，他就有点醉了，嘴上开始没有把门的了。他叹了口气说：“我已经五十三了，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别那么悲观嘛。”我说。

“我活不了多久了。唉，两鬓斑白一事无成啊！太可悲了。”

“得了，得了，您不是刚说过要心胸开阔吗？”

他眼泪汪汪，一副可怜相。我劝他说，他现在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前途不可限量。但是我越劝他越伤心。“我大学毕业以后，一心梦想去苏联学习美学。”他拉开了演说的架势，好像一屋子都是听众，“后来苏联成了咱们的敌人，领导又让我改行学他娘的什么英语。我是直到能看懂D.H.劳伦斯的原文小说以后才开始喜欢英文的。现在咱们国家总算是开……开放了，可我也太老了，不能去国外留……留学了。我比不了你们年轻人啊，太老了。”他说完已经是泪流满面，不住用短粗的手背擦腮帮子。“唉，我应该拿一个博士学位，至少也应该像你那样是个硕士。”他拍拍我的胳膊。

这简直是扯淡。他现在已经是副教授了，还嫌不满足。我赶忙转移话题，故作轻松地说：“您快别哭了，行吗？有那么多女孩子围着您转，您是越老越吃香。谁像您那么有艳福啊！”我的话中带着几分讽刺，他却当成好话听了，这正中了他想要吹嘘自己艳遇的下怀。他得意地笑了，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

他开始如数家珍地说起这几年和他有过关系的年轻妇女。令我吃惊的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居然也在其中。这个女孩子一直是我们学校羽毛球比赛的冠军，曾经被列为全省第二号种子选手。她后来嫁给了一个专门驯犬的军官，丈夫经常出差不在家。方先生这样一个小老头在床上怎么对付得了那个人高马大的娘儿们？我想到这一点就头疼。他满嘴的下流语言让我有点尴尬，可是我心里兴奋得要命，巴望着他多说一点。最让我不能相信的是一个姑娘居然提出来，只要他和老婆离婚，她就嫁给他。方先生是不会抛弃自己妻子的。他解释说：“小赵，我可不是没有良心的人。我老婆有病啊，咱咋能那样干呢？当年我下放到农村的时候，她每两个月就来看我一次。换了别的女人早就把我蹬了。她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可是从来没有埋怨过一个字。现在我们的儿子就要远走高飞，我就是她唯一的亲人了。”他说完盯着我，眼里闪着泪光。

我一直琢磨不透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在那些女人眼中的形象如此高大神秘。是他的学识？他的权势？他超人的床上功夫？他的如花妙笔？他勾引女孩子的手段？他的乐观幽默？他到底施展了什么魔法把那些年轻妇女迷得神魂颠倒？我想起了我朋友的妹妹，那个丹凤眼的女孩子。她做了人工流产以后，被发配到一个边远的乡镇去当中学老师。在去那个学校报到之前，她伤心绝望得差点跳楼自杀，是她父母硬生生把她从阳台上拉了回来。难道方先生对毁了人家女孩子的一生不感到羞愧吗？

“唉，那些写诗的姑娘实在是太可爱了！”他揉着他宽阔的鼻子，说了实话。

“您为啥喜欢写诗的姑娘？”我问。

“你不知道那些写诗的姑娘有多温柔、多天真。她们的心……心肠都很软。给她们几句甜言蜜语，你……你就能让她们如醉如痴，心里像驾了云一样飘……飘起来。”他嘎嘎笑着。

“这么说一定要是写诗的女孩子，写小说的不行。对吗？”

他又咧开嘴笑了：“没错。老天爷要是能让人托生，下辈子我真想做个诗人。小赵啊，你哪天也应该认识一个女诗人。”

“不，我想要个少女。”我说。他使我想起了纳博科夫笔下的那个好色的汉伯特。

“好吧，那就给你一个少女诗人。”他哈哈大笑起来。

您看看，潘教授，这就是他给自己教过的学生提出的忠告。我这辈子也不想认识什么写诗的姑娘。我老婆虽然不是什么美人，但是配我还是绰绰有余。再说，我身体不好，还要攒着点精力和时间完成我那本研究尤金·奥尼尔戏剧当中东方神话的专着。自从那次在我家喝啤酒之后，方先生见到我总躲躲闪闪的，好像我身上带着肝炎病菌似的。那年夏天我们木基市暴发了流行性肝炎，又凶又勐。显然他很后悔跟我说了那么多他的秘密。但是我并没有把那次谈话当作整治他的把柄，甚至三年后我当了外语系的系主任，也没想过要把他的丑事透露出去。我还是很感谢他当年帮我补课的热心，他的隐私也没有改变我对他的感情。

《叙事技巧》停刊以后，我们系接到了几千封订户写来的抗议信—人家要求退钱。那些钱老早以前已经当作过节的奖金发给系里的教师了，我们只好向订户保证马上复刊。但是除了方先生，谁也没有编辑这份学报的能力。到了秋天开学的时候，《叙事技巧》又重新与读者见面了，方先生还是总编。这一次他被迫在杂志里去掉了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新的《叙事技巧》变得更专注于外国文学的学术研究，发表的文章也更有分量。每期杂志的封面都是光纸印刷，封底上都有一位现代文学大师的照片。方先生的声誉又慢慢开始恢复。他比以前更加勤奋了，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还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鲜花盛开的桥上》。他在扉页上把此书献给海明威，好像这位美国作家还活着，经常和他通信交流创作心得似的。他可能是想表明海明威是他文学灵感的源泉。这本书在文学界获得了不少好评，方先生还作为当代杰出作家风光了一阵子。第二年他就被评为正教授，是外语系里的第一个。他好像命里注定要在文学上干一番成就，但是在接二连三的成功面前，没有几个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方先生在我们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又栽了跟头。那是1987年刚开始放暑假不久。他和我都被挑选参加省里的文化代表团，访问四个美国城市。我被选中是因为我的英语口语不错，又多少了解一些美国文学的情况。方先生是作为一个作家和文学专家加入进来的。赞助我们这次访美的东道主之一是康涅狄格州的威灵顿大学，那时候正热切地想和我们木基师范学院结成姐妹学校，所以代表团里的一半成员都来自我们学校。

在美国的时候，我又发现了方先生身上另一个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性格特点：吝啬。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是尽可能地在大家付钱的时候上厕所。有两次是我替他付的账。虽说他妻子常年卧病在床，但是他一点都不穷。他儿子每个月都给家里寄不少钱。和我们这些真正的穷教师不一样，他在银行里甚至有一个外汇账户。他如果只是占我们这些中国人的便宜也就算了，最让我无法容忍的是他居然在人家美国人的身上也耍这一套。他有好几次喝完了咖啡、茶或是其他饮料后等着美国人帮他付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该他似的。我真不明白他干啥要像个要饭的那样丢人现眼。我们出国的时候，国家每天给我们二十二美元的零花钱。这点钱虽然不多，但一个人总要有点尊严吧。我不明白像方先生这样一个小气鬼怎么会是勾引女人的高手。有一次他在餐厅里点了一客果馅奶酪卷以后，居然要一个美国女作家替他付钱。他漫不经心地说：“我没钱了。”那位高个子美国女作家的头发是红色的，为了见我们还刻意打扮了一番：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的对襟小袄，耳朵上戴的耳环是一对中国明朝的铜钱。她有一个很讨厌的习惯—每句话说完以后还要加上一句：“懂我的话了吗？”她听了方先生的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本来微笑着的脸变成了鼻眼扭结的苦瓜。她朝我转过身来，一双深陷的绿眼睛好像在发问：他是不是神经不正常？我愤怒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用中国话对他说：“拿着。明天早上还我。”那一次他倒是自己掏了腰包。

他这样做也可能是误解了资本主义文化和所谓的美国精神，搞不懂自我意识和自私自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临出国的几个月前，我们邀请了一个名叫阿伦·雷德斯通的教授到我们学校来讲解福克纳。这个肯塔基州来的红脸汉子花里胡哨的名堂真不少。他留着马尾巴头，穿着红红绿绿的花汗衫，还从美国拎来一把班卓琴在我们的课堂上又弹又唱。他跟我们的学生说，在美国，个人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要尽一切努力来强调自我意识的存在，还说什么自我中心的本能是任何个人成功最本质的因素，等等。他甚至还宣布：个人利益是美国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你自己生活的中心就一定是你自己。我起誓：如果他是个中国人，我会不等他说完就派人把他从教室里拖出去。但是方先生听了他的讲课后对我说，他很欣赏雷德斯通的理论。很显然，这个美国佬的一通歪理已经弄得他晕头转向了。眼下在哈特福德，他在这位美国女士面前毫不羞耻地要证明他自我的存在，中国人的脸面都让他丢尽了。他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像他这样一个有知识的人，怎么会连一个没有文化的人都不如呢？我到今天也搞不懂。

我们的美国东道主通知我们说，星期六大学里有一个作家会议，组织者愿意搞一个中国主题的座谈会，请几位中国作家发言。当然，这是指我们代表团里的作家。我们很为这一友好的邀请所感动，答应到时候一定参加。代表团领导指定由我来介绍当今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情况，其他的六位作家不用讲话发言，但是要准备回答听众提出来的关于他们的创作活动和经历的问题。我们都非常兴奋，准备要在那天穿上最正式的服装与会。为了强化一下我的英语口语，我在出发去会场之前整整朗读了一个小时《纽约书评》的文章。

威灵顿大学位于一个青翠山谷里的小镇上。校园里到处都十分整洁，而且出奇地安静，也可能是学校里正在放暑假的原因。校园的道路两旁都栽着高大的落叶松和枫树。一辆奶白色的面包车载着我们来到一座不高的两层红砖楼房前面，作家会议就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共有好几个分会场，同时进行不同主题的座谈。因为我们中国作家的座谈会不像其他主题的座谈会那样事先宣传过，所以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不知道我们来的消息，都朝别的会场走去。我很紧张，跟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小声说：“哪怕只来十几个人就蛮不错了。”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女剧作家甘兰绞着手指说，我们真不应该同意来参加什么座谈会。

突然，方先生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大声向走廊里的人群吼叫起来：“请注意了，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方白尘教授，我是中国当代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快来听我的讲座！”他用一只手指着我们的会场，另一只手招呼着周围的美国人。

人们一下子愣住了，然后就听见有些人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几个中国人也被惊呆了，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我想他可能是在做最后的努力招揽观众。只见方先生振臂高喊：“十一号房间，快来啊，来听一个伟大作家讲话。”

当时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们几个赶紧闪到一旁躲得远点。不过方先生的这番表演还真引来了一些好奇的参加者—三十多个人走进了我们的会场。我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以便等一会儿能够开口说话。

更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当座谈会的女主持人把我们引见给观众之后，方先生从我手中一把夺过麦克风，掏出预先写好的稿纸，大声念开了他的演讲。他的声音铿锵顿挫，语调十分专横，活像一个大干部在给台下做报告。我的头皮被震得直发麻，口里木木的，好像失去了知觉。

“他这是要干啥啊？”甘兰悄声对我说。

另外一个作家说：“这简直是搞突然袭击嘛。”

“学术歇斯底里。”我补充了一句。

那个主持人为啥不制止他呢？我怀疑地向她望去，只见她那张褐色瓜子脸正冲我理解地微笑着，她一定以为方先生和我商量好了，让他替我发言。

方先生正在大谈他如何在小说创作中成功地运用最新的写作技巧（其实这些技巧在西方都已经过时了），他的小说如何启发了一整代中国作家学习和掌握意识流。起初，观众们似乎被他的大嗓门给镇住了，接着有几个人开始窃笑，有些人甚至笑出声来。更多的人脸上是觉得好玩的神情，就像在看马戏团里的猴子一样。我们觉着真丢人啊，他把我们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我在心里把他的祖宗三代都骂了个遍。

他足足讲了半个多钟头才结束。当他终于闭上了嘴，观众席里响起了笑声和调侃声。方先生居然站起来向稀稀拉拉鼓掌的观众鞠躬致意，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冲他吹起了口哨。他难道听不出来那掌声是在讽刺他吗？

我没有把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拿出来在会上宣读，因为我心神已乱，哪有讲话的心思？我们这些中国人坐在两张折叠桌子边上直发呆，方先生这时候还一个劲地冲他的同胞们微笑。他那张扁脸因为出汗显得油亮亮的，眼睛得意地闪着光。从一座高大的窗户里射进一片长方形的阳光，方先生舒服地沉浸其中。我注意到他不时转过头来看着我们，眼神里有一丝轻蔑，好像在对我们挑战：“你们在座的有谁能用英语做这样的演讲？”我当时要是能伸手够着他，非得掐他的腿让他清醒清醒。

观众问了几个沉闷的问题，我们三言两语回答了他们。我们这些中国人还都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劲来。我打起精神把观众的提问和我们的回答翻译成英文，但是我的英文前言不搭后语，净是语法错误。实际上，我嘴唇哆嗦，结结巴巴，因为我正拼命压抑着满腔怒火。我当时的心跳起码每分钟一百二十下。

座谈会终于开完了，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活下来了！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您可以想象我们对方先生有多么厌恶。没有人跟他说话，更没有人愿意跟他有任何瓜葛。让他自己顶着那个“伟大作家”的高帽子去吧。甘兰甚至提议我们悄悄去旧金山，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回程机票，那才解恨呢。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做。即使他死在这儿，我们也得把他的骨灰带回中国去，因为如果他留在美国，国内的领导就会以为他叛逃了，我们也会落个失察之罪。

回国以后，我们告了他一状。学院党委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让他做出深刻检查。他乖乖照办了。省作家协会开除了他的会员资格。他又一次成了灰熘熘的过街老鼠。《叙事技巧》也不让他办了，这回他是永远靠边了。他回到外语系教基础课，系里规定不准他参加任何学术会议和发表演讲。

潘教授，您可不要以为他就此一蹶不振了。不，他活得有滋有味的。这个人有一种非凡的素质，那就是压不垮打不烂，浑身充满了活力和韧劲。最近他刚刚把已故彭德怀元帅的传记翻译成了英文，即将由友联出版社出版。他拿了不少翻译稿费，发了一笔财。有传言说，他声称自己是咱们国家最优秀的英语翻译家。这也可能是真的，您想想看，北京上海的那些翻译大师不是已经去世，就是老得不能动弹了。看起来方先生又要重新崛起，很快就能翻过身来了。这些日子他到处吹嘘他在北京有许多关系，明年要调到您的系上去教翻译和英国现代小说。他还要担任贵校英语学报的编辑。

潘教授，请原谅我这封回函篇幅过长。跟您说实话，我也没想到能拉拉杂杂地写这么多。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在计算机上写文章。用机器写作的感觉很特别：它无疑加强了我的表达能力，或许还使我有点夸夸其谈。我觉着计算机好像能够自己组词造句似的。您看，写着写着又离题了。在这封信结束之前让我总结一下我对方先生的看法，我对他不做道德上的判断：他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一个有学问并且工于心计的人。虽然他已经快六十岁了，但仍然精力充沛，还可以干很多年的工作。只要您有办法能够让他做事不出格，他会对您很有用，会在您领导的英语系出很大的力。换句话说，对他只可用，不可信。他和我认识的知识分子一样，是个得志便猖狂的小人。

致以崇高的敬礼！

木基市师范学院

外语系系主任

赵宁绅

三月二十九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