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挽救艺术家 给画院副院长信
一
也许您对我的推荐和请求感到有些荒唐。您接着会原谅地一笑,因为我是您的朋友,还是一个门外汉。不过我拒绝您的宽容和谅解,因为我要更固执地坚持说:他是一个艺术家。
我的判断愿意迎接一千个大艺术家的挑剔,甚至愿意等候你我都难以亲睹的时间的考验。是的,他是一个注定了要把自己的一辈子交给艺术的人,是在人丛中闪闪发光的一个人物,一个只需用肉眼就可以鉴别出来的艺术家。
您看了他的作品也许会拒绝他。那样可真是太悲惨了。拒绝过他的所谓艺术家已经不止一个了,但愿您可不要去凑热闹。您拒绝他的理由我会想得出,那就是您会认为他的技巧尚不圆熟。如果是这样,我将无言以对。
不过我很快会直言不讳地问一句:对于一个艺术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在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诸多因素中,属于技术方面的东西到底有多少?不错,您会说一个人在技巧上的磨炼也许要花费一生的心血——但最终决定他是不是一个艺术家的,恰恰还不是这一切。决定的东西在于他是不是一个独特的生命。生活会自然地赋予这个生命很多很多,这个生命于是就成长起来了。反过来,一个人只要接受刻苦的严格的训练,常常都会具有圆熟的技艺。而以技艺相传的,只会是一种行当,或叫做一种职业。而艺术,我的天,你能叫她是“职业”吗?
世界上有什么还会比艺术更好地体现生命的冲动和力量;有什么比艺术还会更贴近生命的本色和原力?
对于一个艺术家,他不能容忍从职业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工作,因为那样就包含了一种侮辱。而这一切正是别人所不能理会的。
我正是从以上的意义去鉴别艺术家的。我有我的原则,坚定不移。技术方面的眼障顷刻坍塌,我不相信我自己莫辨真伪。我也许是一个低能儿,但我不能不忠于一种质朴的真理。于是,我只能毫无顾忌地向您进言:请您将世俗的一切偏见抛到一边,做一次勇敢的人,伸出双手去迎接一个有灿烂前程的人。
他的境况简直令人不能相信,可以说是步履维艰。他像很多艺术家一样,无法维护自己正常的生活。我想这方面的缘由您会理解。现在需要您做的是扶持他一把,尽可能地把他迎接出来。我想他在您的身边会工作得很好,您四周的人也较能接受他,因为大家都在搞艺术。在这个世界上,我想他是最适宜于栽培在您这样的花盆里,如果他在您这里也不能落脚,那真是令人悲哀。正像很多后来被公认的艺术家们一样,他现在还刚刚开始,一无所有,您当然要去看他的画,那是他的作品。您看吧,您可能一下子喜欢上了。不过他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您见了这个随便的、有几分拖沓的小伙子,见了他的忧郁的眼神、薄薄的缺少血色的嘴唇、说话时有些颤动的嘴角,您会感到一阵隐隐的震动。
一个真实具体的年轻人站在了您的面前,让人不敢正视。
他可以区别于您所看到的一切人。而这之前也许您很少见过这样的情景。不是吗,生活中那么多人,人流汹涌,面孔陌生,但您会漠然地一眼扫过。他们身上缺少真正能够触动您的一点什么。这就是说他们太平淡了,似曾相识,缺乏更深层的陌生感。您没有感受到更具体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从土地上生发出来的,带着丰富的汁水,欣欣向荣,而绝不是一个干枯的标本。他的任何像植物身上的茸毛和枝蔓都没被修削,完整无缺。他没有被打扮、被修饰,与身边的那一群无法调和混淆——您一眼就记住了他。
谁来鉴别他呢?让汹涌而过的人群去携走他吗?不,他们会自然地淘汰他,认为他是一个在未来的路途上连累别人的人。他站在那儿,极度孱弱,赤手空拳。可他对于人间的困苦特别敏感,见了悲伤和不平就会唱一曲抚慰的歌、抗争的歌。他纯洁无瑕,一辈子也不会饮酒。几乎所有的空余时光都被他牢牢地抓住了,他在那时刻里倾听天籁。您是个艺术家,我们的友谊也许很独特。我差不多等于手扯手地将他引到了您的面前。
您来鉴别他吧。
二
原谅我的冲动。也大概说了不少大而无当的话。不过那是我心中的谏言。现在我想,为了能把他尽快地调出那个荆棘窝,您只要让他进画院就行。您看一个画院中有多少杂七杂八的事情?他做什么都可以。
如果一开始就调来搞专业,恐怕周围会议论的,反而行不通。我们这儿的画院有一个门市部,经营书画纸砚,工作人员都是从待业青年中招来的,大多是女孩子。您那个画院是否有类似的地方?如有,杨阳去卖书画也很好。他在业余时间会学习画画。您是搞国画的,但在艺术上一定也会给杨阳很多帮助。
原单位放他走也是一个问题,这方面我正找人帮忙。他们不放他走主要是想捉弄他,让他精疲力竭,而绝不是喜欢他赏识他。这种勒索当然令人无比愤怒,不过我相信不会持久的。我正设法通过一个局长去解围,如果奏效,他就可以调出来了。因而找一个好的接收单位就变得迫切了。他如果再调到一个类似影院那样的地方就彻底毁掉了。
您如能调他去画院,他的生活将发生重要转折,也许一生都难以再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说起来太可惜,七七年刚刚恢复高考制度时他只差一点没考进省艺术学院,但他的成绩可以上中专艺校。一位美术老师看过他的画,断言这个杨阳肯定是艺术学院的料子,不要贪眼前小利进一所中专。杨阳于是放弃了一个机会。后来当然艺术学院没有考上,原因与上次相同,文化课的分数偏低。
有个事情倒值得告诉您:杨阳在中学时曾参加过一次地区级画展,中央美院的一位教授看过他的画,说杨阳的天赋极高。他现在仍与教授有通信关系。
三
您对杨阳很感兴趣,这使我获得了某种安慰。您问他与影院经理如何酿成了这样深的矛盾,我却无法使您得到满意的回答。我的另一个朋友也问过这个问题,并亲自去看过,同样没有结果。您怎么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我又怎么回答您呢?
当然,我明白一个接受单位总要关心这一类问题的。不能糊糊涂涂地调一个人来。
但这个问题连杨阳自己也回答不了。他至今闹不明白经理为什么那么恨他,处心积虑地要折磨他。最近经理又有了对付杨阳的新点子,就是让他专门负责打扫场子——广告画让邻近一个工厂宣传科的人画。这使杨阳不能容忍,与经理大吵了一架,接着病了好多天。杨阳在那个区里不用说是最厉害的画家了,这会儿却连画广告的资格也没有,这种侮辱太过分了。
我曾多次研究过他们之间的症结在哪里,但都搞不明白。我现在只能假设经理这个人有一种折磨人的癖好,是个虐待狂。不折磨别人,他就无法平静自己。我曾经听人说过乡间有一个狠毒的老太太,一生富贵,晚年令人咋舌。在告别人世前的五六年里,她残酷地蹂躏身边的人。她可以一夜一夜不睡觉,监督跪着的使女,让她头上顶个瓷碗。她发疯似的指使四周的一切,让整个大院里的人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奔波,别人不准大声说话,不准笑,连脚踏地都不准发出咚咚的声音。离她十几丈远的一个长工夜里打呼噜,她让人把他赶紧扼死——人们把长工偷偷赶跑,回来禀报说已经埋掉了,她这才舒了一口气。她要喝鸡汤,但不准许别人宰鸡,而是让人把鸡缚了翅膀和双腿递给她,由她亲自拧断鸡的脖子。她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也该记上一笔,因为这是绝无先例的。她大口呼气,眼看就不行了,儿媳抱着孩子说:“快哭奶奶!”小孙子伏在一张松弛的老手上,这只老手抖着,却越收越紧,死死攥住了一只嫩嫩的小胳膊。小孙子疼得大哭,老手还是不松。一家人吓得喊起来,好不容易才把她的手扳开,见她已经过去了。再看小孙子的胳膊,留着深深的指印,有好几处流出了血。
这就是那个老太婆的故事。有些人年纪不是特别大,心态与她却差不多。他憎恨一切比他鲜活的、真切的、生动的东西。任何东西以任何方式展示出美丽的姿态,都要引起他的刻骨嫉恨。要与他平安相处,也许只有装出一副临近死亡、畏畏缩缩、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不承认生命的规律,也不知道自己的来历,想像金石那样的刚劲不朽。他是世上最愚蠢的人,却要用这种愚蠢的刻度去统一一切。人类不能没有歌唱,就像绿色中必然要绽开鲜花一样。有些人喜欢寂死无声的世界,这样他的嚎叫才会显得惊天动地。你要让那样的人震怒是十分容易的,也是自然而然的。你的血液只要是鲜红的、滚烫的,只要还在奔流,他就不会容忍。这种恨看起来像是无缘无故的,但这种恨恰是最为可怕的。我之所以找不出经理与杨阳矛盾的缘由,其原因就在这里。为了什么事情闹到了势不两立、一个偏要将另一个制伏制死呢?谁也说不上来。
写到这儿我想与您讨论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人虽然也享受着艺术成果,但却常常对真正的艺术家表现出莫名的怨艾?这种怨艾甚至滋长蔓延,演变为深刻的仇视,他们并且乐于展示这种冲突,显得自己格格不入。而在一定的时机,又恰恰是这部分人最容易附庸风雅,装出一副十分在行的样子,像抓住了一只麻雀那样,要把艺术拳在掌心里。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并不罕见——您是画院的领导人,大概见得更多。我想一些心智苍白而又品性恶劣的人,必然会表现出这样的变态心理。他们面对五光十色的生活,麻木不仁,百无聊赖,往日的放纵使他们如今已是无可挽救。但他们又不甘心让人们听到呻吟的声音,于是就放肆地谴责他们嫉恨的一切。艺术是心灵旺盛的泉水滋养出来的,所以那些心底枯干的人最容易迁怒于艺术。他们可以标榜自己是与艺术家格格不入的“另一类人”,而绝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颓废衰败的人。其实艺术家最为神奇又最为平凡,就像一粒沙子那样普通:他只是人类当中应有的一种现象,就像天空必然要发生的放电现象一样;他说到底是一种劳动者,是人的最本能的创造欲望的体现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仇视艺术家的人不仅天性顽劣,而且不可理喻。说到底,对艺术家的那种怨艾和仇恨也可以看做一部分人的本能,那就是出于对一种旺盛的生命力的恐惧和嫉妒。
再比如说,为什么艺术家的行列里能够潜下更多的浑蛋和无赖?他们奇怪的是偏偏要打扮成一个艺术家。这些人好比花蕊里的虫子,伪装成花朵中间活动的生命。这是不是因为一种劳动复杂到难以言说的地步,反而更容易掺假?它不可言说,只能用一颗心去默默体察,因而沉思不语。一个伪艺术家是难以识破的,即便辨认出来,也不容易说得清晰。人们提出的证据只能是一种感觉,而人世间的任何法庭都是排斥感觉的。有的人说到底是人世间最懒惰的人,游手好闲,惧怕劳动。任何物质生产都是可以触摸的,实实在在,可以用尺量,也可以以数计。那儿没有他的藏身之地。于是他就选择了精神劳动。这种人的贪婪是远远超出一般人的,他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常常使用最残酷的手段,用真正陌生的方式去把艺术家们击倒。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是那些仇视艺术者的天然盟友,内外勾结,险恶非常。
我不知道要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有多么难。他们除了因为沉浸在那样一个瑰丽的世界里痴迷忘返、懵懵懂懂、不知不觉被脚下的自然坎坷绊倒而外,还要提防另一类人从后脑那儿伸出的棍子。任何打击都首先指向大脑,因为那是人的核心地带。他实在太需要保护了,太需要谅解了。这样的艺术家不仅在熠熠生辉的时刻里需要援助,而是从刚刚起步时就要有人扶持。杨阳就是这后一种情形。你问他与经理矛盾的原因,我不能回答得再具体了。您是副院长,您比我更有资格回答——请原谅我的刻薄。我只是要求您能赏识他,帮助他。我觉得您在献身给艺术——既然这样了,那么我的要求就不过分了。
我这次唠叨得可不算少。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您可以微笑着看待我的激动。您只要明白,我的激动是因为我要给您推荐一个艺术家,他很困难,他很年轻,他很危险!您明白这些也就行了。就写这些。
四
把他来这个大机关以前的情形告诉您吧,您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和他的处境。整个过程简直是一个悲剧,我极不愿意谈它。
那是杨阳两次高考失败之后的最沮丧的日子。街道上请他画一些宣传画,他干得非常卖力。为了排遣心中的不快和焦虑,他把那些画画得又大又亮。各种颜色向人直逼过来,看上五分钟,像被各个方向伸来的拳头揍了一顿似的。他握笔的姿势让街道上的人觉得好生奇怪。他们认为的画家只是平常在街头阳光下给人画肖像的人——那些人两眼如鹰,戴着老花镜,小心地捏紧一根碳梗硬描。那才是画家哩!而杨阳瘦弱不堪,站在竹皮做成的长条脚手架上,衣服被风吹得皱到了一边去。小家伙的大笔往上一捅一捅,一会儿就捅出一轮太阳一片田野。围着观看的人真不少,老太婆们吸着嘴,发出“夫夫”的声音。
观看的人当中有一个络腮胡子的人。这个高个子,五十多岁,两眼生得很厉害,看上去醉眼蒙眬。当时谁也不知道,就是这个人要决定杨阳的命运。
他一连几次来看杨阳画画,他是省里一个大机关下来招选干部的,是一个处长。他毕竟在大城市工作,并且他的儿子也学油画,他慢慢看出了面前这个小伙子是个“好材料”。当时他的心有些痒,走开两步又退回来,最后大概下了决心。
第二天,他向当地有关领导提出:这个人要带到省城里去。
这个消息震动了半个城市。人们都为杨家的人高兴。那个大机关的名字可是吓人的,去那儿工作当然了不起。杨阳的父亲是退伍军人,老人无比兴奋,没有商量就一口答应了。杨阳当时也觉得非常愉快——虽然他已经感到了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因为他酷爱画画啊。他高兴的是作为一个人,可以初步结束在十字街头上徘徊的尴尬了。走吧,去省城!去那个大机关!
就这样,杨阳被处长带走了。他启程之前曾在被窝里想过:这回要亲眼见到那座更大的城了!他要把城里的所有楼房,甚至是所有的窗户都画下来。他会见到很多很多的画家,结识很多很多的画伴。什么也别想阻挡他,他要画个天昏地暗,不停地画,把居住小屋的天棚、地板、四壁,全都画上鲜亮优美的图画。那时他就算居住在图画之中了。他甚至想过要在将来寻找一位美丽的体积很大的姑娘,把她也画到画里;如果她愿意,他完全可以把她的身上也画上画,画上美妙的阳光下的水滴和绿色的蜻蜓,画上红艳艳的果子……第二天启程了,第三天就来到了省城。
他不觉得省城有什么好,黑色的烟雾漫在空中,他从车窗往外看了一会儿,后来一抹脸,抹下两点油灰。油灰是从哪里来的?
开始分配工作了。处长把他交给了副处长,副处长又把他交给了一位科长。科长是南方人,说一口古怪的普通话,并用这样的话扼要介绍了机关的性质,此次招选干部的标准、目的、其他要求,等等。接着,与杨阳同来的一大帮子人,都被送到一个机要训练班上去了。
杨阳这才知道大家都来做机要工作。训练班的纪律难以想象的严明:吃饭和上操按时准点,站队报数;一个人不准外出,走得稍远了必须报告;信号灯一亮,要马上坐在操作台前;一分钟内拍打多少码子;准确而迅速的换算……杨阳适应起来也快,半年下来,就像个机器人一样准确无误。在整个训练班上,他的各项成绩最好。又停了半年,训练班结束了。生活虽然依旧紧张,但毕竟不是在接受训练了,这就松弛了一点。杨阳于是又想到了他的画。
接下去的日子里他像害了热病似的,坐卧不安,口渴烦躁,一双眼睛里有什么在燃烧。周围的人找来了科长,又找来了那个目光蒙眬的处长。处长看了他一会儿,当证实了人们报告的事情属实时,就慢声慢语地说:“杨阳,你可要努力啊,不要使领导失望。”杨阳紧紧地盯着处长,几乎是喊了一声:“处长!我要画画!”处长一愕,立刻摆手:“不行,你是个好材料……”
杨阳哭了。他再没有吭声。
最可怕的要算值夜班了。那时候整个大楼漆黑一片,只有杨阳一个人。他害怕极了,但夜里偏偏记起的是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他一闭上眼,就看见无数的鬼在长长的走廊上跳舞,五颜六色,好不容易睡着了,突然信号又响起来,“哇哇哇,哇哇哇”,像小孩子哭一样。紧接着红灯绿灯交错闪亮,自动呼叫系统也发出声音来。杨阳搓揉着眼睛,一颗心嗵嗵跳着奔向操作台。工作时间也许只有短短的时间,也许只是演习,但杨阳从工作台上下来,再也睡不着了。白天要照样上班,因为值夜班轮流安排,每人在工作室睡一个星期。
杨阳在跟我叙述那时的情景时,常常要不时地回头看看,好像那段生活就在身后一样。那时他已经不做机要工作了,离开了操作台,做了机关资料员。那个处长好像失望得很。
他被调离机要岗位是必然的。因为他后来不顾一切地画了起来,疯迷了一般。我曾见过他画的一张操作台的油画,那真是一幅杰作。我认为肯定是杰作。我不相信有人可以产生如此奇异的联想。在机要操作室里,一切都是依靠坚硬的逻辑而存在的。每一个衔钮都是严厉的,冰冷的。而杨阳却让它们有了热情,有了生命;连飞旋的电波也有了光色和性别。您如果看到这幅画就好了。这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当时望着这张画,身上一阵阵燥热。您看到的会是人间一块特殊的田野,上面衍生了一些特殊的生命。生活中灰迹处处,蛛网丛生,只有火热的电波在歌唱。那些密密的按键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击中了,痛苦欲裂,嚎叫声使人发疯。红的灯绿的灯摇曳不停,像升上半空的水莲。自动呼叫系统的鸣声器像人的眼睛,怪异、深邃,蕴含了深深的愤怒,张望着所有的人。看不见的黑暗处好像存在着另一只独眼,那仿佛是一个老人的目光,一会儿善良一会儿狠毒,无声地笑着。风在吼叫,机关大楼的尖顶摇震起来。只有操作台正上方的工作灯像一只蜜桃,水灵灵鲜活可亲。一群蜜蜂卷成筒状,在窗外旋动,背景是中间蚀了黑洞的银月。电火花响着……这样的一幅画。我无法讲得清。最不幸的是它被副科长看见了,于是很快传到了处长手里。
我以前说过,处长的儿子也是画画的。处长看不懂杨阳这张画,就回家给儿子看。他的儿子一把抢到手里,盯着画大口喘息,不愿吃饭。后来,他用拳头擂着桌子,不知为什么哭了——这是处长后来跟别人说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反正是那张画再也没有送到杨阳手里。只是不久处长儿子来找杨阳了——杨阳接待了他,谈着,沉默着,一个小时过去了,突然处长儿子插上了门,反身坐下,哭了起来。他说:“原谅我,原谅我……”他抱住了杨阳,用脸贴了贴对方的脸,又坐到原处。两个人还是沉默着。不一会儿,同屋的人回来敲门,处长的儿子坚决不开。这事于是惊动了处长,他亲自砸开门领走了儿子。
杨阳告诉我这件事时,两眼闪射着光亮。他说处长儿子是个少见的人物。我问他有没有才华,他点点头:“当然有。”停了会儿他又告诉我:“那张画被他撕掉了……他后悔了,又从垃圾桶里取回来,拼接贴好,可已经不成样子了。”我吃了一惊,赶忙问:“为什么?”杨阳说:“你问他吧。”
到底为什么,我想只有处长知道。因为事后他果断地决定了两件事:一是将杨阳调离机要工作岗位;再就是不允许儿子与杨阳接近。他们后来真的没有再见面。为这事杨阳曾经十分痛苦,时间长了才略好一点。处长说过:“世上有一个疯子就够了;两个疯子分开也好得多。”他的眼睛没有神采,可是我从日常的接触中发觉,处长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显然藏下了更隐秘的心思。他很爱他的儿子,并且极其看重儿子的绘画才华。我越来越感到困惑的是,他为什么不让杨阳与他儿子一起切磋,又为什么不从艺术事业的角度稍稍支持一下杨阳呢?他的心底未免也太幽暗了一些……后来我又多少原谅了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心灵的空间可以开通和间隔无数间,我无权简单化地理解一个父亲与一个儿子的特殊关系。
处长能够从遥远的地方将杨阳招选到省城,能说与儿子的事业无关吗?究竟是哪根神经受到了触动,使他下了那样的决心呢?处长故意将一个天才禁锢在机要室里,让红绿灯闪乱他的双目,能说与儿子的事业无关吗?这种关系又是什么?这其中有什么心理在作怪?而最后,处长又为什么坚决制止两个酷爱艺术的年轻人接触?
我回答不了,亲爱的朋友。
我只大胆假设一个事情,这就是,在处长的儿子看到杨阳那张画的那一刻,长久蓄成的一种自信心在这一瞬间被彻底地击垮了。处长的儿子流出的是绝望的眼泪。
接着,杨阳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资料员了。这对于他倒是个好事情。他一度很感激处长。但渐渐事情有了变化。他发现没有人对他退出机要部门一事表示谅解。机要工作是神秘而神圣的,一个人从这个岗位上被剔出来,就好比谷地里拔出的一棵莠草。人们猜测着这个瘦瘦的小伙子有什么毛病,是否被查出了什么历史问题、现行问题?是否行为不轨?还有人说这个小伙子之所以瘦削不堪,是因为邪癖在身,记忆力减退,当然不适宜做机要工作啦。杨阳紧咬着牙关。他只是画着,利用一切间隙画着。
他的画很多很多,据人讲藏在了什么地方。他有一次给我看过一张人像,我看着看着愣住了。这是处长的那个儿子,绝对没错!
被画出的小伙子是让人永远难忘的。杨阳那么敏感准确、那么犀利地一下子抓住了对方肉体之内深潜的隐秘。我甚至不敢久视画面上的一对眼睛。这对眼睛初看像女孩子的一样美丽温柔,可慢慢又可以看出一股凶悍的光焰在跳荡,那瞳仁像针尖一样又亮又小,咄咄逼人。再看那被一轮朝阳映红的头发,乱蓬蓬,一绺一绺,好似狂风中不甘熄灭的火苗。我吸了一口凉气,说:
“我知道你画的是谁。”
杨阳的目光暗下来,叹息一声说:“没有人读懂我的画,只有我画的这个人除外。”
当时我们都沉默着。那一天我们在黄昏的天色里沿一行白杨走了很久。那是个深秋的日子,我们把一行白杨走尽了,又奔向一溜红枫。枫树叶儿已经有不少落在地上,杨阳取一片最红的放在手里。一道挂了青色石英墙皮的大墙在红枫的另一边。那是个陌生的、秘密的大院。大院十分森严。我们常常在这条路上走过,我很喜爱这条路。结婚以前,我与爱人常常走在这条路上。杨阳看了几眼高墙,没有做声,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是个什么大院。我们一直走到天色漆黑才折回去。那天我请他回家里一块吃饭,他拒绝了。
杨阳的肖像画使我知道了他长久地惦念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这是两个刚刚握手随即分离的年轻人。
在给我画看的第二三天,他病倒了。这次病把他折磨得太厉害了。发烧,说胡话,刚刚清醒就跟我要一样东西。我好不容易听明白了:他让我去宿舍取来那张画像放在病房里……不久就是机关体检,再不久就是杨阳查出了大病、再一次入院、到疗养院,直到调回老家工作。
他走后不久,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处长的儿子。这个年轻人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衣衫不整,神情沮丧,瘦得皮包骨头。我与他说话,他傻傻一笑,摇摇头走开了。后来我才知道,处长正为儿子忧心如焚,曾请了不少医生给他看过。这些医生大多是神经科的,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后来有一个内科医生提议请一个肠胃专家来看看,他说人的一切疾病差不多都是胃的毛病引起的。处长冷冷笑了两声,再也不为儿子请医生了。那个小伙子常常在机关大楼下面转悠,再也无心画画。
这就是杨阳在这所机关的大致情景。您或许可以从中了解一下杨阳和他的艺术。我想这不仅仅是杨阳个人的悲剧,因为其中至少包含了两个角色。我不理解他们。我只知道他们是一对熊熊燃烧着的人,酷似一对孪生兄弟。可他们却是那么不同。
处长现在仍旧是处长,只不过几年来皱纹骤添。
五
杨阳又来信了。他被爱情困扰着,也被画困扰着。我读着他的信,有时真想让他直接找您一趟。当然这不稳妥,因为您太忙了,这需要您的应允。
他的信上说,夜晚他怎么也睡不着。为什么?就因为他构思的一幅新的作品上,有一架风车,有盐——他想到了盐的光亮,怎样在画布上表现这光亮……他的确是被盐的光亮激动得睡不着的。您看,就是这样一个脆弱的艺术家。我敢说能被食盐的光亮激动得失眠的人,肯定是一个艺术家。
食盐在这儿仿佛又成了我新的尺度,但我是认真的,您也一定会同意我的。
我心中一阵阵急躁,不断回忆与他在一起的情景。我发现我需要一颗纯洁的孩子般的心灵的陪伴。我也需要艺术的滋养。而这二者杨阳身上都具备。眼看着他在一个暴君手下受苦受难,我不知怎样才好。您的回信给我希望,我也完全能谅解您对于这件事的一切看法以及解决它的所有步骤。您显然是对的。您考虑问题是艺术家的方式,但更是一个行政领导式的。也许您的办法才切实可行。
还需要我活动一下他身边的什么关系,请您告诉我。
对了,我不得不提一下倒霉的海参,我看出来了,您是迫不得已才告诉我的。不错,杨阳的境况得到改善、他最终要调出来,最后恐怕还是要借助于文化局局长的力量。通过一个人——这个人的选择我尚需再想想——送给局长一点海参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不过我打听了一下,最近海参是极不好搞的,而且贵得吓人。我想商量一下,海米能不能取代它——当然数量可以多一些——能不能呢?
我不得不在信上问一问。悲夫。
六
收到了您的信。事情是这样,杨阳回老家之后谈了两个朋友。第一个结束了,第二个尚未结束。但没有定下来。这个事情当然关系到调动,不过问题是那个朋友并不理想,杨阳与她没有中断关系,完全是他的性格所致。
您要是读一下他关于这方面的信就好了。杨阳性格中刚强和柔弱两个方面都让人吃惊。他太善良了。目前这个是个打字员,杨阳多次画过她,我也看过寄来的一些素描。有一些,显然作者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不过杨阳要画一棵树也会这样的。他信上说,她有时很美,不过有点狡猾,像小狐狸那样。这又有了另一种可爱。不过问题是他已经感到了她不是十分爱他。她如果被他所爱,那么他会终生不渝。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回去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朋友曾经强烈地打动过他。那是个修鞋女工,据说她的脸有些红,眉毛弯弯的,一笑起来嘴巴有一点歪。杨阳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曾仔细地、快乐地向我描绘过她。他说:“也许我与她再也不会分开了?”这句话的后面不是句号也不是叹号,而是问号。
他说他那时很多的作品中都有一股暖融融的调子,几乎比任何时候都爱使用明亮的黄色。他自认为那时的画是很棒的,“绝对来劲的东西”,“我明白自己是怎么了”,“这一切也许会过去的?”他后来的话中总是使用问号。这反映了他那颗兴奋而忧伤的、动荡不止的心。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在隐隐地渗透,他艰涩冰冷的生活中印上的这一道阳光正缓缓地消逝。他说他们散步的时候,他更多地想起的是在大机关工作时的情景,那时他似乎真的爱上了一个人。可惜在一切还远远没有成熟的时刻,他被疾病折磨得倒下了,最后离开了那座又混乱又温暖的肮脏的大城市。
杨阳在机要训练班上认识了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她是一位机要员的妹妹,当时正在机关门诊部工作。她的名字很怪,叫“咕咕”——杨阳奇怪地盯着她的脸,说:“咕咕咕。”——他不知怎么多叫了一个“咕”?听起来有点像斑鸠的叫声。姑娘的脸唰地红了,杨阳也不好意思地退开了一步。他这样叫她的名字完全是无意的,那只是发音器官的某种惯性作用。他还小,远远没有学会逗姑娘呢。他是真正腼腆的孩子,他自己就像个姑娘。咕咕常来看哥哥,渐渐跟杨阳熟得很了。她曾摘下眼镜让杨阳戴上试试,杨阳戴一下赶紧拿下来说:“晕死了。”又说:“这么晕你都能戴,真行。”咕咕哈哈大笑。杨阳第一次见到了摘去镜片的一双眼睛:她的眼睛这样大、这样柔和,像两湾深深的湖水。他喊了一声:“哎呀!”
后来他凭着记忆画出过这双眼睛。
咕咕高高的个子,皮肤并不很白。她在门诊部搞注射。让人见了最难忘的,除了那双眼睛,还有顽皮的嘴角。这样的嘴角与温柔文静的面容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她在那儿搞注射,杨阳就不去打针。他的身体很弱,需要打针的时候很多,但他总是忍着或到别的医院去。他说,他自己很脏,很脏很脏。
咕咕是一尘不染的,像阳光一样明亮和洁净。
结果杨阳最后查出大病来了,烧得迷迷糊糊,被抬到了门诊部。给他注射的正是咕咕。咕咕给他卷起衣服,一眼看到的是瘦削的身躯、像儿童似的臀部。姑娘打完了针,在用酒精棉球轻轻搓揉的那一刻,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她一声不吭地坐在一边看着他,等着他睁开眼睛。在杨阳病倒之前,他曾借给咕咕很多画册,还画过咕咕好多张画。咕咕会长久地保留着这些画。
杨阳那天醒来,一眼看到咕咕,脸一下子红透了。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咕咕的针头。
我在杨阳住院后常去看他。他告诉我咕咕也来过。只要提到咕咕,他的眼睛就立刻明亮了。我们的谈话常常有意无意地转到咕咕那儿。咕咕给他的水果他一个也不吃,全都放在床头柜上。他挑拣一个红的握在手里,又放在眼睑上滚动一下,说:“真好的一个苹果。”
他从疗养院回来,有时要去找咕咕一次。咕咕的哥哥制止妹妹与杨阳接触,说那种病是传染的。咕咕似乎并不在意。杨阳也知道咕咕家里人不欢迎他,但还是要去。他对我说:“我想看见咕咕,到她单位上,也到她家里去看她。有一天我怎么也受不了,跑到外面,跑到咕咕家楼下面……‘咕咕!咕咕!’”
后来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相信杨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也相信他下决心离开这座城市,也会与那件事有关。那是八月里的一天,杨阳一整天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这是个温暖的星期日。他狂热地画了一天,傍黑时分完成了一张画——他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一张了。那是画了一棵半边碧蓝半边火红的枫树,树下站着咕咕。咕咕的眼睛看着什么,热烈的目光投向正前方。他携着画跑到外面,一直跑到咕咕家的楼下。在楼下站了一刻,他又蹿上楼去,擂着咕咕家的门——那时也可能是咕咕不在,开门的是咕咕的哥哥,他两手沾满了面粉,扫了杨阳两眼,怒冲冲地就要关门。杨阳举了举手里的东西,喊了一声:“咕咕!”高大的男人转过身子,一把扯下画来,骂一句:“滚你妈的蛋去!”那扇门轰的一声关上了。
他呆了片刻,扭头走了。他这才明白了,这个凶恶的男人绝对不允许妹妹再走近他了。他扭头走了,迈出了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一步……很多天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我非常愤怒,并鼓励他到单位上找咕咕。他摇摇头,说,他这回明白了很多。“‘小痨病鬼’——那个家伙以前这样笑着骂过我。我明白了,我没有资格靠近她了……咕咕!”他就这样离开了。
您看,他是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离开了这座城市的。他要回到他出生的小城去。他是从那儿挣断脐带,投入了沸沸腾腾的生活的。如今他又回去了。
首先是文化局的背信弃义,并没有像许诺过的,让他专业绘画;再就是那个经理对他的百般折磨。他现在连一个人起码应该享受的平静和安全都得不到,又怎么进行艺术创造呢?他在那个窝窝囊囊的地方被啮咬到什么时候?这谁也不知道了。
我有时愤怒地想过:这座城市厌弃的,将是她的最了不起的儿女之一。
您是画院的副院长,正处在一个可以帮助他的地方和时刻。如果您像对待您一贯的艺术追求那样不倦、那样不知妥协,就一定会成功地帮助他。只要您的画院要他,他做什么都可以。他永远不会让您失望。他是个弱小的又是个坚强的人。您如最后决定了就来一个信,那边放他走的事,包在我身上。
该说的话差不多都说完了。请您扶持我的朋友吧!请您挽救一个被爱的火焰烘烤得浑身灼热的艺术家!请您挽救一个正在遭难的艺术家!您将功德无量!紧紧握手!您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