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什么病

烟头燃透了外裤、棉毛裤、内裤,灼痛了他的胯。胡立川这才意识到,他把钱包扔进了痰盂,把燃着的烟头装进了裤兜——他看得一清二楚,可这事儿却不是他的眼睛告诉他的,而是他的胯。这就是说,刚才他的眼睛失职、走神了。

这时,他的眼睛才急急投向痰盂,奇怪,一眨眼的工夫,他的钱包不见了。

也就是说,他现在一文不名了。

这可真是要了他的命,谁也不能断定飞机什么时候才能起飞,哪怕再拖延一天,他连吃饭住店的钱也没了。

机票上明明写着十点起飞,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为什么不能按时起飞,胡立川到值班室问过。如果不问,可能还不会发生把钱包扔进痰盂,把烟头装进裤兜里的事。

十点到十二点之间,胡立川绕着候机室转了五个圈儿,仔细察看过一百几十张乘客的面孔,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猜测着这个人可能会有什么病,那个人可能会有什么病,这几乎成了胡立川的嗜好、胡立川的习惯、胡立川的消遣。要不,作为一个医生,在种种无奈的等待中怎么办?

胡立川认为,认真检查起来人人都有病。只不过不到要命的时候,谁也不会引起注意。就是死(除了被枪毙),也死得稀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而死。

一百几十张面孔相似得难以区分,各个似听非听,似看非看,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这种深入的麻木状况,即使恐怖分子扔颗炸弹,也不会有所改变。

一百几十张面孔,没有一张因飞机不按时起飞,显出过烦躁、焦急、疑惑、气愤,好像他们并不急着上这儿,或是上那儿。也许因为老是站着,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座位,于是就被这个座位粘住了、消磨了。除了这个座位,世界上既没有工农商学兵,也没有吃喝拉撒睡。

再看看人们随身携带的物品,也大致相同。同样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同样的蓝、白、红尼龙线编织的轻便包,同样的黄色人造革公文包,同样的网兜里装着G市的橘子和香蕉……橘子每斤比F市便宜五毛,香蕉每斤比F市便宜一块。

至关重要的是橘子每斤比F市便宜五毛,香蕉每斤比F市便宜一块。可是因为飞机不能按时起飞,香蕉和橘子正在无谓、无辜地腐烂。空气里弥漫着香蕉腐烂的甜苦味儿和橘子腐烂的酸苦味儿。可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五毛和一块的“便宜”正在变质,却因得到过这“便宜”而熨帖不已。

胡立川想,如果这一百几十个人生病,恐怕也只能生同一种病。想到这里,他全身的皮肤突然变硬。他担心,担心地球这时会咧开它的大嘴,把坐在这里的人,吞进他深不可测的肚子。

终于,在绕第六个圈儿的时候,碰上一张看得出点儿情绪的面孔,那是一张女人的面孔。“咱们应该去问问值班室,飞机为什么不按时起飞?”她对胡立川说。

除了对他,还能对谁?就像马对马,狮子对狮子,麋鹿对麋鹿说话那样,难道还用得着谁为他们互相介绍一下?正如天底下的狗或猫、或鸟儿、或老虎们对话的时候,是用不着译员的。

值班员回答说:“我不负责回答这样的问题。”

胡立川只好重新坐下,像坐在枯井里,四周是陡立的、无处可以抓挠的井壁。无处。

就在这个时候,他把钱包扔进了痰盂,把烟头装进了裤兜。

胡立川无论如何猜不出,是谁从痰盂里捞走了他的钱包。他又绕着候机室走了一圈儿,无法想象,这些似听非听、似看非看、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人群中,会有人看见痰盂里的钱包。

谁呢?实在看不出,也猜不出。像那古老的传说一样,青蛙、蜥蜴、石头、花草等等全可以幻化成人,在干尽人类无能为力的事情之后,又变回青蛙、蜥蜴、石头、花草。

问题变得又复杂,又简单。

问题之所以简单,是因为经过区、市各级医院的检查,丁小丽的处女膜,仍旧安然地长在它该长的地方。

这说明新婚之夜,她丈夫压根儿没把她怎么着。

如此这般,丁小丽又值钱了;

如此这般,丁小丽又从小淫妇,变成了节妇烈女;

如此这般,她丈夫又从法院撤回了离婚起诉;

如此这般,丁小丽的丈夫又爱丁小丽了:“我从来没有像爱你这样爱过别人。”他说。在中国小说、电影、电视里,也常常可以看到、听到这句话了,早先只能在外国小说、外国电影、外国电视里看到、听到这句话;

如此这般,他那玩意儿很可能是纸糊的,或者像音盲一样,分不出“多来米发索”……

如此这般,他那医学士的毕业证书,狗屁也证明不了;

如此这般……

她究竟是丁小丽,还是处女膜?

他想娶的究竟是丁小丽,还是丁小丽的处女膜?

他爱的是丁小丽,还是丁小丽的处女膜?

…………

丁小丽糊涂了。

天气很冷。在病房值班室打盹的丁小丽,把盖在身上的棉大衣往上拉了拉。棉大衣很重,从医院开张以来,二十多年也没拆洗过,光积攒在上面的灰尘,恐怕就有几斤重。

瞌睡懵懂之中,丁小丽觉得自己正在变大、变薄,变成一张很大很大的处女膜。薄得让风一吹,就呱嗒呱嗒地响。她想,应该拿把手术刀来,把它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卖给那些丈夫不中用的女人,保证一吹就破。干这个买卖还准能发财,离婚率也会有所下降,道德维持会也准会嘉奖那些买了这些小方块的女人,发给她们奖金或是奖状……可惜现在不时兴立贞节牌坊了。

嫂子来信说,爹现在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唱小曲儿,扣娘的脚心儿,还扒人家窗户,看人家两口子睡觉。

丁小丽不信,不愿意信。

丁大爷租的是个体联运公司丁大力的拖拉机,丁大力就是丁小丽的哥、丁大爷的儿。丁大力本打算给丁大爷打对折,但老婆不同意,说七五折已经是蚀了血本的价儿。

拖拉机一步一个响屁,往收购站去了。

一步一个响屁,排场极了。这样的收成,这样的棉花,哎,难道还不该放几个响屁,排场排场?

农民富起来了呀!

丁大爷陷在棉花垛里,盘算着刨去各项开销,净挣多少。丁大爷不会打算盘,除了票子上的字码,也不认识别的字,但是大大小小的账目,心里盘算得清清楚楚。在丁大爷看来,天底下最赏心的事,就是盘算自己赚了多少钱。照比这件事,入洞房都算不了什么。

有个汉子躺在半拉死了、半拉活着的老槐树下睡觉,老槐树就长在大路旁的坡地上。汉子大张着嘴,仰面朝天地睡着。屁股肥大的苍蝇,在他的嘴里爬进爬出,只有在他从嗓子眼儿里喷出一声鼾的时候,才懒懒地飞起,低低地绕个圈儿,重又落下。

拖拉机的响屁,震得地皮发颤,把睡着的汉子震醒了。他坐了起来,倚着老槐树发怔。蓝色涤卡的军便服敞开着,里面鲜红色的秋衣,直卷到胳肢窝下,袒露着没有一点肥膘的肚子和往外鼓着的肚脐眼儿。可他的眼神儿松着,浑身的肉也松着。

他用巴掌抹了一下脸,朝一步一哆嗦的拖拉机望去,咧嘴笑了——那家伙肚胀呢,一步一个响屁,它有病,病得不轻。

拖拉机一歪一扭地走远了,屁股后面,冒着一股股黑烟,乌贼一样。

汉子扭过头望着天,望着、望着,脑袋一垂,下巴抵着胸脯,又睡着了。

丁大爷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唱着小曲儿往家走。河北梆子《秦雪梅吊孝》。

痛快!要是解放前,能这么痛快吗?

他一把火把棉花烧了,谁能把他怎么着?丁大爷背着手儿,一面迈着他的小短腿儿,一面豪迈地晃着脑袋。

一等棉花。能有错吗?火苗蹿得多高啊,烤了他一身的汗,明明地晃着他的脸。

丁大爷舍不得住店,棉花垛里挺暖和。谁知突然下了场雨,可棉花一点没湿着,用塑料布罩着哪。丁大爷就是对自己的儿子闺女,也没有这么周到、仔细、耐心。就是秋天的雨,凉气往骨头里去,弄得丁大爷浑身骨头发紧。

他也舍不得下小馆,净啃干火烧。

等到第四天再去住店、下小馆……丁大爷盘算了一下,再挺挺就过去了。

比丁大爷后来的,都过完秤,走了。

丁大爷太机灵,他打听出来了,送两瓶二锅头,先过秤。送四瓶二锅头,三等花就是二等花,二等花就是一等花。

“送吧,送了就能早过秤,卖完了好回家。”在收购站卖棉花的人,听见丁大爷的筋骨,一伸胳膊或是一踹腿儿就嘎巴嘎巴响,便这么开导他。

“这是谁的章法?”

丁大爷太糊涂,他不该这么问。一问,人家就说了:“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就给称。”人家没说不给称,人家说有空就给称。

“呸——我求着你了。”

几天工夫,丁大爷不知就怎么攒了一股邪劲,他一把火把他那车棉花烧了,就在收购站里烧的。

县城里翻了天,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看烧棉花去哟!看烧棉花去哟——”

看热闹的势头有增无减,连城关外的人也陆陆续续往收购站跑。县武装部长嗓子都喊哑了:“让开!让开!水来了!水来了!”硬是连个缝儿也撬不开。人们像箍水桶似的箍着那堆火,而且越箍越紧。

县委里的秘书们,一替一换地摇着电话机,把放电话的桌子都摇塌了…

此时,丁大爷却已走在回家的小路上,管自地唱着小曲儿,比老娘们儿哭丧还尖峭,还花哨。

再不用为住不住小店、下不下小馆费心思了,不管怎么着,不管是谁,开小店的、开小馆的、过秤的,谁也别再想拿捏他,也别再想从他这儿捞到什么便宜。

他没吃亏,他的便宜没让外人占了去,丁大爷心里踏实了。

躺在老槐树下睡觉的汉子这时又醒了,还倚坐在老槐树下。可他的眼神儿、他浑身的肉却紧起来了。而且每隔半袋烟工夫,就仰脖子朝天“嗷——”的一声嚎,声音传出二里地去。那一嗓子,又敞亮又嘶哑,又鲜活又死气,又欢畅又凄怆,又暖和又苍凉……似有发泄不完的精力,又似耗尽最后的力气。

明年要大旱哪,丁大爷想。

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丁小丽要离婚了。

如此这般,她是被验过了。就像从屠宰场出来的生猪,经过检验后,往大白屁股上盖个蓝戳;

如此这般,她过了一堂又一堂,这个摸了那个摸。就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鲜桃,也经不住这么摸,这么摸下来,鲜桃也得变成烂桃。

直到现在,丁小丽都觉得她还叉开着两条腿,躺在妇科检查床上。不论谁走过,都得往里看上一眼。你让一个人看了,就得让其他九十九个人看。丁小丽不能不让人家看,因为这是判断这个问题最简便、最有说服力的办法。

如此这般,怀疑她的人就越来越多;

如此这般,她如何向父老乡亲交代?尤其是她爹,现在什么都不干,一天到晚唱小曲儿,扣娘的脚心儿,扒人家的窗户,看人家两口子睡觉。

…………

一个女人,这样轰轰烈烈一番后,能不提出离婚吗?如果不提出离婚,也太对不起自己的处女膜了。

这一架早就该打。

晚打不如早打,不打不如经常打。

有些精神分析医生主张排泄,你叫它排遣也可以。如果小木匠刚住进这个宿舍的时候,他们就打,而且一周打一次的话,他们的关系可能比现在友好得多。

有些精神分析医生主张压抑,如果他们刚住进这个宿舍就打,而且一周打一次的话,他们身上种种不利于正常生活、正常思维的迹象,可能就会愈演愈烈。

打架的理由很简单。

侯玉峰在手术台和观察室连续转了三十多个小时后,需要休息;或为了下一个手术,需要养精蓄锐;或是需要潜下心来,攻读一段文献……

而小木匠需要为哥们儿、姐们儿打家具,现在则是为自己打家具。家具店里,一套中看不中用的组合家具,已经卖到一千八百块,他虽比不上那些走街串巷的个体木匠,一个月怎么也能弄个五六百块。

要不是行政处哄着他,他早就干个体去了。不过,在这里干私活所用的工具、钉子、合页、三合板、木料、乳胶、清漆、涂料等等,全是公家的。这么想想,也合算。

长年累月,天天如此。

呲楞、呲楞,小木匠来回锯的是侯玉峰的骨头;

砰、砰、砰,小木匠的凿子,凿的是侯玉峰的脑壳;

刷啦、刷啦,小木匠的砂纸,打磨的是侯玉峰的神经,每根神经上都打磨出了毛刺;

嚓、嚓,小木匠的刨子,刨的是侯玉峰的肌肉……

“睡不着?那是你不困。”小木匠说。

为了调换宿舍,侯玉峰找了多少次支部书记,认真负责的支部书记,就给行政处打了多少次电话。

“怎么调?这种情况多着呢,我们了解得不比你少。”行政处说。

“把工作性质相近的同志,调到一个宿舍里去嘛。”支部书记说。

“那也会有今天你上夜班,他不上夜班;明天他上夜班,你不上夜班的问题。或者,这个不愿意从三楼调到二楼,那个又不愿意从南房调到北房;或者这个看那个不顺眼,那个又看这个不顺眼……”

实话,合情合理的实话。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没法解决。”

支部书记不相信天底下有解决不了的事,英明领袖不是说过“人定胜天”吗?何况医院里还有一个严密而完整的思想政治工作系统。

在各级领导轮番对小木匠做了思想政治工作后,小木匠说:“嘿——告到党委去了。老子不是党员,这辈子也不打算入党。甭给我来这个,没用!”

“什么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把他怎么了,啊?你们倒是说说。”

党的各级领导,面面相觑。是呀,小木匠到底把侯玉峰怎么着了?

“睡不着觉,吃安眠药呀。别以为我不懂,少拿这个唬我。让大家听听,睡不着觉算什么病?知识分子个个邪乎像小娘们儿。呸,他还压抑了我呢,让我活得不自在。”

睡不着觉确实不是病。但是,渐渐地,只要想起或提起“睡觉”问题,侯玉峰的两只眼睛,就会越来越邪乎地放出热而乱的光。

侯玉峰不明白,怎么想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非得住在这间房子不可,为什么他恨得想把这间房子咬成两瓣儿,可一到晚上,他又得乖乖地回到这间房子里去?

谁在后头用鞭子赶他了吗?没有。谁在前面拽他了吗?没有。或是里面有个如花似玉的小娘们儿在等他?没有。那为什么他那么恨它,而又不能离开它呢?

他设想过种种方案,以图逃离这间房子:

和隔壁的内科大夫结婚?她准愿意。因为“睡觉”问题,已经像瘟疫一样,在这栋单身宿舍——不,应该说这个拼盘,这盆杂烩菜——里蔓延。

这不但解决了他的苦恼,也解决了内科大夫的苦恼。

对了,把这个拼盘重新凑凑,小肚和小肚、松花蛋和松花蛋、熏鱼和熏鱼、酱鸭和酱鸭凑一块儿,别那么花插着摆。

可这么一来,行政处不得拿出更多的房子来?如果能拿出那么多房子,他也就不必结婚了,谁敢和内科大夫那样的女人结婚?

在省科协全体委员会议上,新当选的主席,因长期患有精神病不能到会,由其他同志代致答词:“同志们,感谢大家推选我为省科协主席。我自知各方面修养、学识、能力很差,今后一定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业务水平,为完成大家的委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内科大夫竟然在答词尚未致完时,便在台下大声提问:“既然长期因病不能到会,这篇答词,显然是事先写好的喽!请问,新当选的主席,怎么知道自己一定当选?既然患的是精神病,请问,又怎样写出这样一篇条理清晰的答词?……”

人们很快就忘了新当选的主席预先知道自己必然当选,以及虽然患有精神病,还能做出条理清晰的答词这等怪事;而内科大夫精神不够正常的传闻,却在医院内广为流传。

跟一个精神不够正常的女人结婚,不是自找倒霉又是什么?

再不就插根草棍,往闹市上一站,卖去。嘴里嚷嚷着:“哎!不管老的、少的、瞎的、瘸的、打嗝儿的、放屁的、说梦话的,也不分国籍、性别(包括同性恋在内),只要给间房子,咱们马上结婚!”

这个办法准行。现在很多有房子、工资高、学历高的女人嫁不出去,外国也一样。像他这样有学历、有技术,魁伟英俊的男人,如果不是急于跳出和小木匠同居一室的苦难,想要个女人,还不是由着性儿挑?!

这办法准不行。没等他把自己卖出去,有关部门就得把他拘留起来,给他定个扰乱治安罪。

事实上,侯玉峰怕结婚。怕奶瓶子、怕尿布、怕买菜、怕扛煤气罐、怕负责任……

其实侯玉峰又极其负责任。如果一个本是自由自在的好女人,终有一天变成他的妻子,从此就开始为买不到治疗小儿湿疹的特效药,或是酸奶里有大肠杆菌而发愁,为果脯上的肝炎病毒将影响孩子的健康而担忧,为孩子入托儿所走后门而殚精竭虑,为没钱请阿姨,下班后还得一面哄孩子一面洗衣做饭而累得死去活来……那,他还算什么男人!

如果社会不能在这方面给一个女人提供最低的便利和保障,他要是有起码的良心,就不应该把一个自由自在的女人,拖进这个苦海。

或者,干脆拿斧子把这栋楼劈了,或是放把火烧了。那样,他和小木匠不散伙也得散伙……这个方案后果严重,可又简单易行,因此它既可怕又有无穷的诱惑。

既然他能这么想,没准儿有一天就能这么做。谁能担保自己的理智永远清醒?疯子和常人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吗?就像洋地黄的治疗量和中毒量,相差无几。

…………

小木匠的刨子正好砸在侯玉峰的额头上,鲜血顿时淌了他一头一脸。

好痛快!好舒服!侯玉峰早就期待着“刺刀见红”的一天。不光搅得他心神不宁的骚动,就连他们家传了一辈又一辈的窝囊气,似乎也都随着这血流出来了。

他的高祖父,前清的一位举人;

他的祖父,一位中学校长;

他的父亲,一个机关里的小职员……

一朝又一朝,一代又一代,他们怎么拉屎、怎么放屁、怎么和女人睡觉、怎么说话、怎么走路、怎么笑、怎么当官儿、怎么上朝……无一不是想了又想,猜了又猜:别人会怎么说?别人会不会满意?结果会怎么样?……一辈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不过,他的高祖父、祖父,还能像阿Q一样,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理念中,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平衡。其实,他们不过是人家豢养的一只猫,或一只狗。没听见人家说吗?“养士、养士”,高兴的时候,摩挲摩挲你,不高兴的时候,就给你一脚,把你踹到一边去。“养”,从来就是一个表示依从关系的动词,但是人家到底还给你起了个让你可以接受的名字:“士”。明明拿你当狗,却不叫你狗。

变成“团结、教育、改造”后,干脆告诉你,你就是狗。是狗都长尾巴,狗长尾巴干什么使?不是摇尾乞怜就是夹进裆里。摇尾巴吧,狗!把尾巴夹起来吧,狗!

侯玉峰额头上的血,依旧汩汩地流着。他听见他的血在喊:杀人啦!杀人啦!他不怕,一点也不怕。他攥紧自己的拳头,向小木匠身上夯去。噗、噗、噗,像拳击运动员训练夯沙袋一样。不紧不慢,一拳是一拳。

这一拳,为了他的高祖父;

这一拳,为了他的祖父;

这一拳,为了他的父亲;

这一拳,为了他自己;

这一拳,为了千千万万只狗……

他释然了,他彻悟了。

那一夜,侯玉峰睡得特别香。

胡立川被弹出去了,他听见弹棉花的弓子在响。嗡嗡,嘣嘣。咔嚓一声,胡立川五体投地了。

有一瞬间,胡立川不知身处何处——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在这儿干什么?又怎么会躺在马路上?

一块巨石横在马路中心窃笑。刚才没有这块石头啊,绝没有,它一定是突然间冒出来的……这时,胡立川口袋里的呼叫器响了:“胡立川大夫,胡立川大夫,请速到病房!”

啊,对,他正往医院赶去。

常常,偶然就是必然。

恰巧他今天预感要出事,所以一直开着呼叫器;

恰巧呼叫器今天的功效很好,听上去很清晰;

恰巧胡立川有辆自行车;

恰巧自行车没有摔坏;

恰巧病人没有按照常规,送到太平间去……

“爹,还烧吗?”

“烧。”黄老头说。黄家有钱,人民币加外汇券。儿子月工资小一千,他每月还能挣三百。

除了官衔没有买到,凡中国有的,他们家差不多全买到了。

官衔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汽车、房子、电话加权力(利),再给三亲六故安插个好差事什么的。这些,只要有钱,全能办到。说到好差事,不就是吃香喝辣,或出洋遛遛?凭儿子的手艺,没准儿也能出洋。北京那几个大饭店的大厨,就都出过洋。

十块钱一张的票子,又点着了。票子藏在黄老头贴身大裤衩的口袋里,摸上去潮乎乎的,还带着他身上的汗酸味儿。这两天黄老头出汗太多,着急急的。

燃烧的钞票,在绿草地上伸缩着不长的火舌,钞票底下的几茎细草,疼得嘶嘶尖叫,迅速地蜷缩起它们的细茎。

黄老头却不心疼他的钱,弄套房子还送了个大彩电呢,一千八百多块钱,难道黄家的这条根,还不值那个大彩电?

火苗很小,只能照亮黄老头的手和他们父子二人朝下伏着的脸。

在火苗微弱的光亮里,黄老头手上的每条纹路,都像一张咧着的嘴,里面满含着黄老头修鞋时,从各种鞋子上飞扬起来,又被这些纹路吃进去的尘埃。黄老头的指甲又黄、又厚、又长、又硬,捏过千千万万只钉鞋用的铁钉。他一锤下去,钉子就像旗杆那样,端端正正地揳进或橡胶的,或布的,或牛皮的鞋掌里去。

补鞋也是艺术,跟作家写小说一样,凭的是感觉。感觉到位,基本上就差不离儿。比方下锤子时的分寸感,以及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上那两个又黄、又长、又硬的指甲的默契配合。

谁说指甲没有知觉?此时,黄老头的指甲触在一张张“大团结”上,有如拉着纤绳,一步一步往前挪。他是逆水行舟过险滩啊,那船上载着他的孙子呢。

黄老头脸上的神情凝重壮烈,不惜牺牲。因为光亮是从低处照射上来,他那平时慈祥的脸庞,此时便凹凸出一块块肌肉,而这一块块肌肉,又被血管里奔突呐喊着的血,拱得一涨一跳,一涨一跳。

他们身后,那一团光亮照不到的地方,是无际的、其重无比的夜空和那栋神秘的楼,人们叫做医院的地方。黄老头之所以觉得它神秘,是因为要死的人进去也许就活了,活的人进去也许就死了,像那神秘的佛龛,给人以未知。

楼里的灯,也如佛龛前的油灯,不明不暗地亮着,此刻黄家那棵独苗,就随着这盏油灯飘忽着。

“你过去看看。”黄老头吩咐儿子。

儿子便重又趴到病房的窗台上守着。

黄老头的两肘和两膝,在草地上拧来拧去。似乎这块地界让他那么不自在,怎么待着也不合适。他的嘴唇,飞快地翕动着,向各方的神灵、屈死的冤鬼,磕头许愿,一一打点。

“爹!”儿子惊呼道。

黄老头急忙翻身立起,扑向水泥窗台。他看到,刚才还忙得团团转的大夫、护士,此时都垂手而立,只剩下一个大夫,一下下按着孙子的小胸脯。

使劲呀!你倒是使劲呀!黄老头急得直扣自己的手心,恨不得自己冲上去按。

别!别!别太使劲儿!孙子疼哇!黄老头又想。

唉,不行啦,不行啦——黄家这条血脉,眼瞅就要断在这儿啦。他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吗?没有。就是陷害忠良的秦桧、严嵩,哪个也没断子绝孙啊。老天爷难道也看人下菜碟?早先谁给送子娘娘进贡,不给你个儿子,也给你个闺女,现而今,连神鬼都还了俗,吃也白吃,拿也白拿了。

天神地神,大鬼小鬼,或驾祥云,或乘白烟,明明都被他请来了,个个都念他一片诚心,一百张“大团结”全收走啦,他是亲眼看见的,那些票子的白灰,飘呀飘呀、旋呀旋呀,不一会儿全都没了影儿啊!

黄老头不忍、也不敢再看下去,便把脚跟落在了地上。他喘息不已,膝头发软,腿肚子转筋。只得把身体贴在水泥墙上,靠那堵不给人一点温暖和安慰的墙,支撑着自己。

“爹!”儿子又叫他了。

黄老头禁不住又用两只手,紧紧抠住窗沿,使劲儿踮起脚尖往里看。只见又进来一个人,此人又高又瘦,晃晃悠悠,在日光灯的照射下,他的面孔惨白里还透着黄。

又是一个“瓜菜代”,黄老头想。“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这些大夫、护士,怎么一个个还是没吃饱的样子?孙子的命交给这些人,难怪好不了,他们自己就没活气儿!

不过,这人是大夫,好大夫,黄老头知道。

医院里的大夫、护士,黄老头差不多都认识。他那补鞋的摊儿,已然在医院门口撑了二十多年。医院里的大夫、护士,一代又一代,全在他的摊上补鞋。他补的鞋真结实,从赚钱这头来说,这么干太傻,从黄老头的颜面来说,够“亮”。

好在人人都希望一双鞋能穿几辈子,不穿几辈子,至少也能穿一辈子。鞋跟歪了换鞋跟,前掌磨透了换前掌,鞋袢断了换鞋袢,鞋面儿裂了补鞋面儿……如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说十亿人人人穿皮鞋,哪怕有一半人穿皮鞋,补鞋这个行当,就会越来越兴旺。

一般情况下,脑缺氧三至五分钟即不可逆转,而这孩子心脏停跳已经十一分钟,瞳孔散大到边,毫无对光反射……显然可以送太平间了。

五岁……也许这样更好,对于这个世界,他知道的还不算多。

可胡立川又想,如果算是一次病理解剖呢,谁能担保今天不会再出现一个偶然?

“准备开胸包。”胡立川一面指挥护士往患儿身上洒碘酒,一面穿隔离衣,戴手套……

砰、砰、砰,黄老头使劲儿敲着窗棂,手骨节儿上的皮肉,在窗棂上磕破了也全然不觉。“大夫!大夫!我们全家祖宗八代全给您磕头啦……”

窗户如发生地震般地震响,外面是漆黑一团的夜,而黄老头和他儿子的脑袋,齐茬茬地平着窗台,像两颗搁在窗台上的人头。

胡立川觉得像是见了鬼,吩咐护士道:“把窗帘拉上。”

“爹,我眼花了吧?我怎么觉着,那大夫简直是……”儿子嗫嚅着,他不大相信自己的儿子已经脱离险境。他曾想,万一孩子不行,他决心再生一个。虽说他已经为生了两个孩子降了两级工资,还挨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不过他得了一个儿子,这才是最要紧的。

他本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只知道好好干活,好好过日子,此外绝无非分之想。要不,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入党?黄老头说,这就跟唱戏一样,生旦净末丑,什么角儿都得有,党里头也得有你这样真卖力气的人。

只是他入党的时候,党章上还没说不让生俩,现在添上没有,他也不清楚。党章来回变了好几个个儿,说变了,又好像没变,说没变,又好像变了……再者毛主席还说人多好办事,让大家多生呢。这些个谁也想不清楚的文件、条文、精神、理论……在一般人的脑子里,能不一勺儿烩吗?

自从降工资、受处分后,他的脑袋才清楚起来。那些“老帮菜”,哪个不是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地生,等他们生够了,那玩意儿不顶用了,到了他这儿,俩都不行了。

哪档子事不是如此?前头干够了,就该卡后头的了。

为这,他辞去了国营饭店里的差事,应聘进了合资经营的金龙大饭店,转眼间工资翻了两番,降的那两级工资,早捞回来了,至于党内警告处分……金龙大饭店,从来不过组织生活。

…………

就在这时,有个带色的,似乎是深绿、血红、黑灰混杂的影子,从儿子身后潜了过来。黄老头背上的汗毛,一刹间长了一尺多长,在背上拂来拂去。他那有些失聪的耳朵,此时却灵敏得像家里那只猫。连他的耳轮,也像那只猫一样,灵活地四下转动。他的身坯,顷刻间也变得像那只猫样的轻盈,随时准备跃离此地。

“喂”没有揪自己的头发,也没有撕自己的衣服,或是捶自己的胸、顿自己的足,或是让二锅头烧红自己的眼睛,或是咔嚓一声,劈下自己的脑袋……“喂”只是顺着墙根,疾步地来回遛着,就像一头受惊的牛或驴子,刚刚让人圈回圈里,蹭着圈上的栏杆来回绕圈儿。

“天爷啊!我是畜牲,我不是人,不是!”“喂”的肠子、腰子,“喂”的心、肝、肺说,在“喂”的躯壳里说。“喂”不说,不要说见白昼、见太阳、见人……“喂”连忏悔的脸都没有了。

院墙旁一丛矮树的树枝,猛地抽了一下他的脸。不疼。

“喂”的脸上,长着一层大大小小、没有知觉的赘疣,像一大捧熟了的葡萄。

接着吭哧一声,“喂”往地上一倒,像倒下一个装满粮食的口袋,然后从手掌、双肘、两膝,传来一阵像是爱抚的疼痛。

对“喂”来说,这杂草丛生的小树丛,像是一处港湾,从楼里扔出来的破瓶子、空罐头、烂纸片、塑料袋等等,在风中恣意飞舞倦了,就在这里停泊。“喂”也在这里仰面朝天地躺着,用那双像是把眼珠、眼白捣碎,又在里面搅和个乱七八糟的眼睛,凝视着夜空。今天没有月亮,他见不得太阳,便希冀着太阳的影子。

“我是个畜牲。”“喂”又想。

已经很多年了,他总觉得屁股上硌着一条毛茸茸的尾巴,不论他嗅树叶,或是铁棍,或是别的一些什么,总能嗅出一股蒜肠、猪头肉、二锅头的味道……他禁不住侧过头去,咬了一口青草,在嘴里嚼着,果然就嚼出一股蒜泥拌黄瓜的味儿。

当女儿第一次裸着和他一样高大、健壮的身坯,向他扑过来的时候,他不但以为老婆复活,还从女儿那裸露的肉体上,嗅出老婆身上特有的生殖气味。只有野兽、畜牲才会发出那样的气味,也只有野兽和畜牲,才能嗅出那种气味。和他老婆那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人人都得变成野兽、畜牲。

“喂”恐怖至极,凶狠地抽打了女儿一顿。可她什么也不明白,她痴、她呆、她傻,天爷啊!为什么不让她的肉体,也像她的脑子那样,变成一堆豆腐渣呢?那就成全她了,作孽的天爷啊,我操你妈啦!

女儿整天烦躁不安地吼叫着、笑着、扭着,像一头发情的母牛那样大张着鼻孔。那鼻孔扇忽着、嗅着,而终于在那个晚上,扑向了“喂”。

那时,他还不叫“喂”。

他肮脏得令人恐怖、作呕的一生,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缘由,只因那一脸如紫葡萄般的赘疣。

哪个女人会爱这张脸?会亲吻这张脸?会和这张脸同床共枕?她们一看见他,就贱声贱气地尖叫起来,而他的肉体,却情不自禁地渴望作践她们那卑贱而淫荡的肉体。

于是,她们越是贱声贱气地尖叫,他就越是用他的脸,撵得她们到处乱跑。

后来,他就捡到了这个没人要的疯女人。捡。

那时,她像球一样,从这个释放的劳改犯手里,传到那个小偷手里,又从那个小偷手里,传到那个流氓手里……对女人的渴望,并不因为他们是释放劳改犯、小偷、流氓,就像被剥夺的政治权利那样,干净利索地骟割。

同样,没有一点砟儿的女人,谁能跟那些男人混呢?可他觉得,她比那些贱声贱气的女人干净多了。

那时,她还不太疯。白天坐在门槛上,安安静静地望着往来的人等傻笑。再不就愣愣地瞅着地上的阴凉,一点点地跟着太阳挪窝。要是阴天下雨,不出太阳,她就靠着窗子,数那从屋檐上掉下来的雨滴,每次数到五,再从一开始。

只有到了晚上,才看出她的疯。不知那些释放的劳改犯、小偷、流氓,是如何把她调治成这样的。

当她在黑夜中,赤身裸体,披头散发,无时无晌地厮缠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觉得她不是人,而是靠吮吸男人阳气以还阳的女鬼。

每到天亮,他都面色如土,像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他盘腿坐在床上,久久地审视着还在沉睡的她。那是一张纵欲的脸,嘴唇、眼下的肉囊、鼻翼两侧,全都肿胀发亮;疏朗的眉毛,一根根怕冷似的立着;眼睛四周,漾着一圈黑晕;皮肤干裂,没有光泽,长满了红色的斑点……看着看着,他明白了,她是让那些不是人的男人调理坏啦,她就是这么疯的,她就疯在这个上头。完了,人一走上这条道儿,就没有回头的路了。

后来她怀孕了。他这个拉排子车的,怎么懂得优生学,怎么懂得疯子是不应该生小孩的?

生完孩子,她又回到那窝人里去啦。像一只不着家,也不需要家的野猫,怎么打也不行……突然,她死了,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就像谁也不知道那些野猫是怎么死的。

…………

“喂”说不清是可怜女儿,还是可怜自己,或是禁不住煎熬,终于接受了女儿扑过来的肉体,和他年轻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一样,没有一个男人会娶他的女儿,会和女儿同床共枕。

…………

“喂”弄不清,女儿怀里抱的婴儿究竟是他的女儿,还是他的外孙女。

“这是我和我爸爸的孩子。”女儿抱着那个婴儿,笑嘻嘻地逢人便说。傻子是不懂得羞耻的,这是傻子的福气。

“喂”想,他们都疯了,他们全家。畜牲,他们是一窝畜牲。

可是这么大的丑闻,好像怎么也传不到党委书记的耳朵里,医院里的人,似乎也不知道这回事。只是人们从不和他讲话,病房里来送尸体的人,或是财务科发工资的人,都叫他“喂”。

现在很难找到一个看太平间的,这活儿工资又低,又晦气。

“喂”不怕尸体,因为他们不看他那长满赘疣的脸,他们不会看了,就是他们想看也看不成了。他们也不叫他“喂”。

那些尸体,比大街上不知道他那故事的人还可亲。想到有一天,他也会躺在太平间,什么都不知道了,“喂”满意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这是他唯一的盼头了。想到这里,“喂”的血凉下一点,他的血,也不再像刚才那样汩汩地冒泡,哗啦哗啦响得那么厉害。

太平间是他的天堂。

总有半夜两点了吧?他该回太平间去了,该死的人,多半在这个时候上路。“喂”站起来,摇摇晃晃向大楼走去,猛然间瞧见一楼窗下,有两个影子,便转身走向另一条道儿,不料一脚踩碎了一个玻璃瓶子。

黄老头紧绷的神经,和这踩碎的玻璃瓶子一块儿断裂了。他揪着儿子,撒腿就跑。

楼上,几扇窗户乒乒乓乓地响了起来,有人惊诧地问:“出了什么事?”

某年某月某日。

风从破裂的玻璃窗吹了进来,很快就吹凉了冒热气儿的粥。大家坐在“磨剪子嘞——戗菜刀——”式的条凳上,尽快地吸着粥里的热气。

只有侯玉峰,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不吃不喝,一边用不锈钢勺子敲着搪瓷碗的碗沿儿,一边唱。声音还挺大,全饭厅的人一边喝粥,一边听他唱,一边乐。

他唱的好像是林彪语录歌。

曾经的林彪多走红啊,连他放个屁,大家都说跟毛主席放得一模一样,更别说他的语录歌了。恐怕当今最流行的歌曲,都未必像林彪语录歌那样人人会唱,或是说人人都得唱,除非你不怕被枪毙。

以致我像是得了魔怔,直到现在,一听这个曲子,不由自主地就想跟着唱:

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不但战士要学,

干部也要学。

老三篇,

最容易读,

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要把老三篇,

作为座右铭来学。

哪一级,

都要学。

学了就要用,

搞好思想革命化,

搞好思想革命化。

我吓了一跳,是不是我也跟着侯玉峰唱起来了?

还好,这不过是我的幻觉。

侯玉峰怎么想起唱这个歌?不,仔细听听,他不过是套用林彪语录歌的曲子,填的却是新词儿:

老三样(馒头、咸菜、粥),

不但早上要吃,

晚上也要吃。

老三样,

真难吃,

吃上一年就不容易了。

要把老三样,

当做党的考验。

哪一样,

都要吃,

吃了去干活。

搞好四个现代化,

搞好四个现代化。

起先人们还神神秘秘地朝他头上的绷带指指画画,后来见他只管自得其乐地唱,便肆无忌惮地议论起他近来种种异常的表现。

某年某月某日。

将近中午的时候,急诊室来了一个颅脑外伤病人,陈主任决定送手术室急救。我跑到电梯那里,按了几次电钮,电梯就是不停。只在二、三层病房和地下室之间来回穿梭。

仅仅几分钟时间,病人的四肢已经发凉,我按了按他的股动脉,股动脉也摸不着了!要不是他身上吊着瓶子、插着管子,我真恨不得连人带床把他背到手术室。

我的眼睛,巴巴地跟着电梯上的号码一明一灭,一绿一黑。瞧,它又在地下室那层绿住不动了,我急得忍不住奔向地下室,截住了电梯。

“电梯为什么不在一楼停?”

“没看见这是送午饭的时间?”开电梯的人说。

电梯里挤着几个交接班的护士和一辆往病房送饭的推车。

“一楼有个急诊病人,需要马上送四楼手术室。”

“马上?好,等我送完午饭。”

“这怎么行?”

“您不是说马上吗?‘马上’,那就是说,再等三个月也不迟。”

他说的没错,那个专供运送病人的电梯坏了,院方老是说马上修、马上修,现在三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

“这个电梯,上上下下送的是药品、器械、饭车、活蹦乱跳的活人,您那位急诊病人要是传染病,又死在电梯里怎么办?”

颅脑外伤当然不是传染病,可是在等电梯的时候,患者死了。

晚上,我填完死亡报告单回家的时候,又看见那坏了三个月也没修的电梯,我走上前去,抬起脚,照准它那豆青色的大脸猛踢。一直踢到我的皮鞋张了大嘴,脚趾骨骨折。但我痛快之极,很久很久,我都没有这么痛快过了。

某年某月某日。

四床患者进食的时候,食物经常进入气管。

经查,该患者五天前抢救时,曾插入呼吸器管。是由于机械损伤,造成右边声带麻痹,进食时会厌处闭合不好所致。

对该日值班护士进行了批评,护士云,病房照明极为不佳,无法确见口腔深部情况。

某年某月某日。

药房不但不能供应各种浓度的冲洗液,还限制了病房的用量,但是患者的病情并不接受这个限制。只好派护士向各病房借生理盐水,再根据需要的浓度自己配制。

据护士反映说,各病房也已告罄。借来的生理盐水,充其量也只能满足今天的用量,患者创面感染,急需冲洗,明天怎么办?

某年某月某日。

开晚饭时,十七床患者大发雷霆,因为伙食太贵,一块八毛钱的清蒸鸡,只给了他一个鸡腿。我真羡慕那些可以随便发脾气的人。

各行各业都可以消极怠工、撂耙子,大夫、护士却不行。人家把一条命都交给你了,你不负责任行吗?

某年某月某日。

二病房的主治大夫,昨天被患者家属揍了一顿。该患者为风湿性心脏病后期,医治无效,因心力衰竭而亡。

我对这个女大夫的情况不太了解,此人总是面带倦容,嗓子沙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经常买丙菜。

一个女人,让人毒打一顿,想来够受。今天在电梯上见到她,鼻青脸肿,一瘸一拐。我不由得向她点点头,以示同情。

她却直眉瞪眼地走了过去,好像没看见我。

某年某月某日。

刚过七点,化验室打电话通知:需要检查的项目,须在晚九点之前提交。

但愿今天晚上,各床平安无事。

谁知半夜十二点后,有一患儿心率每分钟一百七十次,急需检查血液中钾离子含量,以便采取急救措施。

十二点二十分送去血样,一点尚未报出。这项化验,一般二十分钟即可报出。

打电话给化验室:“同志,我们是急诊。”

答:“查钾还有急查的?”

再催。

答:“机器还没烧热。”他要说机器还没烧热,那就是还没烧热。

三催。

答:“我们比不了外国,人家的‘多功能血液测试’只需几分钟就可以查出血气,血象,血内钾、钠、氯离子的含量。您要想快,把血样送到美国查去吧。”

我真想跪下给他们磕头啊。

两点二十,化验结果才出来,但患儿的病情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赶快联系床旁拍照,可四处找不到放射科的值班人。

某年某月某日。

陈主任吩咐我做明年科研项目经费的申请规划,并如此这般点拨一番。

“好,我明白了,那就先做两年。”

“不行,项目经费你得多写一些,不要科研题目做到一半没钱了又来找我。”

“一做就做五年,恐怕不太合适,科研、科研,攻的是尖端,哪怕两年这个题目就得过时。”

“那就年年做。”

“到时候完不成,人家查起来怎么说?”

“从来就没人查过,就是查起来,那些人也不懂。对了,你还得把所需各种设备价格的涨幅和外汇比价的变化写进去,有些设备,不是还得从国外进口嘛。”

“……?”

“这个规划报上去,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批下来,现在买五个试管的钱,等到他们批下来,也许只能买两个试管了。”

“各种设备的涨幅和外汇比价的变化,如何估价才算合适呢?”

“胡立川大夫,难道连这个也要我教你吗?”陈主任笑道。

某年某月某日。

陈主任明天去英国交流访问。

他塞给我一张名片,特别指了指上面的头衔,赫赫然地印着“教授”二字。以他的学历、资历、能力来说,当之无愧,虽然晚了十年,今日终能“物尽其用”,也还算得可喜可贺。

“恭喜,恭喜!”

“你想到哪儿去了?这个头衔是医院借给我的,我不想借都不行。说是出国交流,要讲究学术地位对等,回国以后,还得交还医院。”

“这……”

他诡秘地笑笑:“人事处又让我带一个研究生。”

按规定,只有教授才可以带研究生,主任医师是没有资格带研究生的,可是陈主任年年都有带研究生的任务。

“谁?”

“丁小丽的丈夫。不过这回让我坚决顶回去了。”

“为什么?”

“如果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医学士,连自己把老婆的处女膜弄破了还是没弄破都搞不清楚,结婚第二天就去法院诬告自己老婆不贞、闹离婚,这种人还配当什么研究生!”

某年某月某日。

今天门诊值班。

有个就诊病人,戴着一顶“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帽子,没等叫号就进了诊室。我对他说:“同志,请您按次序就诊。”

“你认识不认识某某某?”

我想了想,说:“好像在电视上看到过。”

“我就是他的司机。”

“那……那就连电视上也没见过了。”

“你是说,你不信?”

“不,不。我是说,我想,这个,这个……”

“你想?你想什么?你竟敢不信,你就这样对待国家领导人吗?”

“你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你知道不知道,耽误了我的时间,就是耽误了国家领导人的时间;耽误了国家领导人的时间,就是耽误了党和国家大事;耽误了党和国家大事,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考虑过没有?你负得了责任吗?你负不了责任就得先给我看病,你不先给我看病,我就去找你们的领导,到时候你还得先给我看。别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鸡毛当令箭,现在就让你瞧瞧,是谁说了算!”

这些话他是不慌不忙,笑眯眯一口气说完的。他的气儿真长,也就是说他的肺活量很大。而且修养良好,自始至终没有发过脾气。

不知党委书记怎么就来了,说:“胡立川同志,特殊情况,照顾一下吧。”

某年某月某日。

病房新收进一位鸡眼癌患者,是某对外贸易公司总经理。由该公司二十一位副经理,十九位人事处正副处长,十八位财务正副处长,十三位行政正副处长,以及下属各公司负责人、秘书、司机、夫人、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等百余人送至病房。

因病房廊道狭窄,由医院党委书记及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打头,成二路纵队前行。我在三楼电梯处殿后,等着给患者做住院后的第一步检查。

排在我前头的是外科党支部书记和该公司财务处第十七位副处长。

财务处第十七位副处长问道:“鸡眼癌通过手术,可以得到根治吗?”

“呃……这个,要看手术和手术后的护理情况而定。当然喽,像总经理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当然可以特殊对待……不过医院因为缺少外汇,设备、器械、药物方面稍嫌落后。为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已经进口了一台激光手术设备,尚缺二十五万元不能提货,贵公司若能慷慨解囊,那就是造福本市居民哪……”

“这个嘛,我想问题不大。我可以向总经理汇报一下,造福于民嘛,应该的,应该的。”

“我们可以请院长亲自主刀,院长的医术,即便从全国来说,也是首屈一指。不要说鸡眼癌,通过这次手术,我们还可以摘除他身上一切可能发生癌变的组织。”

?!

某年某月某日。

余大夫也要去护校兼课了,今天拿来一份申请报告让我签字。

报告左边,写着支出项目。下列房租、水电、煤气、车费、衣帽鞋袜、主副食、子女学杂费、家庭维修费、走后门费等等开支。右边写着收入项目。一项,七十五元。

这叫什么申请报告?!

“我不能同意。”病房里六七十张病床,总共三个住院大夫,两个出去开辟第二职业,怎么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同,没有什么“八小时以外”。有那“八小时以外”,也该更新一下自己的知识结构,哪怕是查一查,有没有比青霉素更好的抗生素新药。

“主任们已经同意了。”

“我要找他们说理去。”

“我这张表平衡不了你管不管?你有本事、有工夫找主任,怎么不找财政部长给我提两级?”他把报告撕得粉碎,往我脸上一扔,便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癫痫!

某年某月某日。

今天发工资,除九十八块工资外,还有二十天夜班费,每晚一元,共二十元整。

喜甚。

下班后即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渴望已久的《医用英汉大词典》。

从书店出来,即去找某某中学之校长。该校一位数学教师,经我院检查确实患有红斑狼疮,因合同医院检查手段落后,未能确诊。患者自费来我院就诊,花费很大,非患者经济能力所能承担。据称,校方因该患者“看上去红光满面,身强力壮”不予报销这笔医疗费,患者之妻不得不去卖血还债。

经与校长说明情况,并出示各项检查报告,校长终于同意与合同医院联系,考虑给予报销,并转入我院治疗。

喜甚。

某年某月某日。

医院通知各科室进行年终评奖。

陈主任布置:“全科护士共九人,每人可平均一个奖。计:先进工作者、计划生育模范、五好家庭、模范党员、模范团员、工会活动积极分子、‘五讲四美三热爱’积极分子、‘二创’积极分子、优秀演讲团团员各一……医生就不参加评比了,至于全勤奖,把她们全报上去算了。”

“其他各项我没有意见,就是全勤奖恐怕不能报,她们都请过病假。”

“请病假还不是因为加班加点累的?你把她们加班加点的时间累计一下,哪个不超过她们请病假的时间?医院给人家钱了吗?这么来回一挪,不就全勤了吗?全勤奖有二十大块人民币哪。”想不到陈主任还有数学天才。

下午,陈主任又让我去医科院听学术报告,我说:“病房的年终总结还没做完,上头也等着要呢。”

“把去年的年终总结拿出来抄抄不就得了。”

“去年就是抄前年的,前年是抄大前年的,大前年是抄大大前年的……今年还抄?”

“抄。当然抄。”

“要是上头发现咱们抄来抄去怎么办?”

“哎哟哟,你当他们真看哪?!”

英明、伟大的陈主任,我越来越崇拜他,热爱他!

某年某月某日。

护士长值夜班时昏倒了,当时,她正在给外贸公司总经理抠屎蛋儿。那屎蛋掉在搪瓷盆里,当当直响。不臭,一点也不臭,像存放已久的人参归脾丸。

给护士长量了量血压,高压六十到七十,低压四十到五十,翻开她的眼皮看看,内眼睑煞白。没别的,贫血!

月工资五十多块,还有一个患肝炎需要“特供”的儿子,一个月二十多个夜班,不贫血反倒怪了。

科里的护士全贫血。不贫血的护士早就调到办公、打字、化验等等“室”去了,人家有门子。或是应聘到各大饭店当招待员。哪个护士不会几句英语,还应付不了那个面试?听说去年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第一志愿报考护校的,全市只有一名。谁愿意干这个差事,又苦又累,工资、社会地位又低。

让人把护士长搀到值班室休息,又给她输了五百毫升葡萄糖,她全身的血管,立刻叭叽叭叽地响了起来,它们肯定有好一阵子没吃过这么高级的食品了。

输完液后,她又来到病床前。

“患者今天情况危重,疏忽不得。”她说。

到了早晨,患者病情刚刚稳定下来,家属就要求探视,被护士长拦住了。

“你是什么东西?你不就是个端屎端尿的,你有什么权力不让我探视?”总经理的儿子说。

“病人刚刚睡着,这样会影响你父亲的健康,甚至生命。再说,现在也不是探视时间。”我说。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这个病房的主治大夫。”

“她是什么东西,不让家属探视?”

“你这样说话就不文明了。我来答复你我们是‘什么东西’。她是护士,我是大夫,你父亲正在她和我的伺候下,逐渐恢复着健康。”

护士长使劲拽我的衣角:“别说了,别说了。得罪人家可不得了,咱们医院还等着人家资助的二十五万块钱呢!”

某年某月某日。

有朋友从国际学术年会上,寄来一份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便拿到图书室去影印。

图书室那位女管理就是不给印。“没人,我忙不过来。”她说。

“你们不是增加到六个人了,怎么还说没人?”

“三个上电大、两个上夜大挣文凭去了,挣了文凭好提级、长工资。”

有了文凭就能长工资?医科大学我念了八年,还到美国进修了两年,又怎么样了?

“如此说来,新增的五个人形同虚设。”

“现在有门子的人,谁不找个闲差?这才能省下时间奔别的。干活的是另一帮人,像咱们图书室,干活的还是我这个老太太。”

她明明只有四十多岁,怎么谈到“老”?

我正在琢磨她为什么说自己是老太太,只见无数人形、无数只手,把自己脸上的皱纹抠下来,贴到她的脑门儿上去;又把她的黑发拔下来,栽到自己的脑袋上;用自己那一颗颗蚀了一半、又黑又黄的牙,换走了她那又白又短、方方正正的牙;用他们那弯得像壶把儿似的脊梁骨,换走了她笔直的脊梁骨……一眨眼工夫,她就老了,老得那么快。之后,那无数的人形和无数只手,也就渐渐隐去……

我怎忍心再烦劳她呢?“我自己印吧,弄坏了机器我赔,行不行?”这种复印机我在美国旧金山医疗中心进修时使用过,他们每个科室都有一台。

“你赔?你赔得起吗?把你卖了也赔不起。”

这时我确实觉得有个钩子,钩住了我腰上的皮带,我的双脚渐渐悬空,恍惚间听见有人说:“把秤打高一点,把秤打高一点。”

又有人说:“本来就是一毛钱十斤的牌价,秤打得再高,撑死不过饶上二三两,还能高到哪儿去?”

再看这台复印机,与我用过的确乎有所不同,它居然还有显微作用。在这台复印机上复印的资料,每个字大如一栋楼房。纸上的每条纤维,粗如巨树。纸上的每个指纹,都是一盘山路。我在每栋楼房里爬进爬出,又在每棵树上爬上爬下,感到自己渺小如蚁。我又沮丧地沿着一条盘山路爬去,座座山峰,风光各异。正欲放眼领略之际,忽一阵狂风呼啸,我立刻感到天旋地转,不辨东西。一通翻滚跌爬之后,睁眼一看,仍在复印机旁。

惊魂稍定,方才明白,本人确实轻如一片“义利主食面包”。

某年某月某日。

医务部责令我去机场接霍金斯教授,因我在旧金山医疗中心进修时,与他相熟。

飞机于傍晚时分到达。

出租汽车在灰色的傍晚,从机场驶向霍金斯教授下榻的旅馆。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多年,现在才发现,水泥路面是灰色的,人行道是灰色的,而且窄得像一条卷了边儿的旧皮带;人行道两旁的泥土是灰色的,泥土地上的石子儿是灰色的,水泥电线杆是灰色的,路旁的楼房是灰色的……连人们的微笑、沉默都被染灰了。

霍金斯教授下榻的旅馆是五星级的。一进旅馆大门,就像到了纽约,或是巴黎。

从每一块墙壁、天花板,每一条墙缝里,漫出可奏音乐的柔风。

卧室里的布置色调谐调,连盖被的折叠方式,都和西方旅馆一模一样。

非常方便的通讯设施。就在床头柜上,霍金斯教授当即与在旧金山的霍金斯太太通了电话,告知平安到达。

浴室里有头等浴液,以及供男女不同需要的卫生设施。

餐厅里有地道的法式大菜,餐桌上摇曳着幽暗的烛光,侍应生英语流利,服务周到……

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不再感到自己轻如一片“义利主食面包”,而是一个受人尊重的、有能力的外科主治大夫和崇洋媚外的洋奴。

要是把这个旅馆的投资、效率、笑脸,分给任何一个部门十分之一,那就是上天了。

我可没说分给我们医院。

将霍金斯教授安排停当后,在一楼,我碰到了从前的内科护士小梁。她现在的脸色,比在医院时好多了,旅馆里的毛料工作服笔挺、合身,人也显得漂亮精神了。

她热情地招呼着我,并执意请我到旅馆酒吧小叙。

“谢谢,谢谢,以后再说吧。今天时间太晚了,过了十一点就没公共汽车了。”

“我给你叫辆出租汽车。”

“别,别,千万别……”

她抢着说:“我来付账嘛。”

经她这么一说,不叙也得叙了。然而从旅馆回家的出租汽车费,定是一笔惨重的损失。究竟惨重到什么地步?想到这里,心神不由恍惚起来。这一恍惚尚未打理清楚,又得转入另一项令人窘迫的算计,我来来回回地看着菜单上各种点心、饮料的右侧,那里是价目。

“你只管看左边,不必看右边。”小梁说。

我尴尬地笑笑,她看出了我的心思,但我还是拣了最便宜的:一块蛋糕,八块,一瓶可乐,三块,共十一块,是我月工资的七分之一。但今天这个面子非撑不可,好在兜里装着招待霍金斯教授的招待费,只好先挪用公款了。我横了横心,拿出五十块钱,准备付账。

小梁敲了敲桌子,娇嗔地白了我一眼:“这里只收兑换券。”

她似乎有意于我。

一个男人,让女人付账、花钱,可谓面子丢尽。要是和这样的女人结婚,再别想扬男人之眉,吐丈夫之气了。

不行!

昨天晚上值夜班,因为忙着抢救病人,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今天又忙到午夜十二点,一坐进出租汽车,我便忍不住打起瞌睡。刚一合眼,就梦见我昨晚抢救的那个病人,血压降低到零,心电示波图像已呈直线。我一惊,醒了过来。

虽然是梦,但我还是告诉司机,我不回家了,请他把我送到医院。

到了医院便直奔病房,见那病人安静地睡着,才算松了一口气。

然后我像篮球那样,又在各个病房里滚了一圈儿,见各床病人平安无事,方才退出病房。

因今夜不值夜班,值班室不会有我的床位,夜深了,上哪儿去呢?只好去高血压研究院,找研究生小曹,他的床位老是空着的。

我穿过静悄悄的各个楼层,每个楼层走廊从头到尾一劈两半儿。各个诊室、处置室、办公室、化验室、病房、血库……垂直于走廊这条中轴线上,像一条被人吃得干干净净的比目鱼残骸。

在五楼的走廊,我碰见了死神。披肩发在她半裸的、又黑又俏的双肩上抖动着,白色长裙悄然无声地拂过地面,里面衬着一条价值十五元人民币,肉色带花边的尼龙衬裙。她轻盈地推开每扇病房的房门,看看有没有需要带走的人。她今天显得心平气和,我们是老朋友啦,至今不分输赢。

…………

小曹果然还没睡下,正在耐心地给小白鼠喂第八次牛奶。“嘘——”他示意我轻声,雌鼠害怕分贝过高的声音,在高分贝声音的干扰下,它会神经错乱,而在神经错乱中,会把自己刚刚产下的幼鼠吃掉。

啧啧,老鼠比人还娇气。我们忍受的,何止是分贝过高?!

我刚要睡着,有只小白鼠就要产仔了。小曹忙着接生,让我替他把铁笼子上的污垢洗刷干净。他那细心周到、手舞足蹈的模样,活像一只有硕士学位的鼠爸爸。

“这都是实验员的工作,你应该省下时间,多做些研究工作。”我说。

“你说的全是夏天很热、冬天很冷、不吃饭就饿、不喝水就渴、鸟在空中飞、鱼在水里游、买粮食光有钱不行还得有粮票、买油光有钱不行还得有油票……这种说也等于没说的话。”

某年某月某日。

霍金斯教授向我提出“希望能到府上拜望”。

我没有“府”,只有一个八平方米的小穴。请示院部,可否借我两间房子、几件家具,作为道具?我愿签字画押,保证三小时后归还,可按小时缴纳租金。

院方答复:“你那是老皇历,现在政策开放,可以不借道具了。”我听不懂,这是借还是不借?

我不是怕霍金斯教授耻笑我的寒酸,而是怕他以为中国共产党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不过是一句空话,从而影响党和国家的威信。

筹划了几天,也不知怎样才能掩饰我那有损于党和国家形象的八平方米。想得我脑袋生疼,夜夜失眠,简直比做一个复杂的手术还难。

我画了无数张草图,试着如何调动我那张床、那张桌子、那张椅子,以及沿墙而立的书籍,才能使八平方米显得更大一些,至少可以再放进一把椅子,坐进一个人。或者再向太平间借几张裹尸布,把我那些破东烂西罩起来……

又算过来、算过去,突然有一天居然多算出两间房子,一间十八平方米,一间二十平方米。想想医院里还有那么多住房困难户,决定献出八平方米和二十平方米那两间房子,根据我的情况,只留一间十八平方米的足矣。

我把我的想法向支部书记做了汇报,他右眼下的肉囊,突突直跳,他用手指按着突突直跳的肉囊,对我说:“你先回去吧。”

“先回去”?回哪儿,回八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回十八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回二十平方米的房间?他没做进一步指示。

我在支部书记办公室外来回转磨,不知何去何从。

某年某月某日。

霍金斯教授给我带来几百根心脏插管、硅胶导管,有新的、一次没用过的,也有用过一次的。

他真是个好老头,了解我们,体谅我们的情况。穷,而又十分需要。

我在旧金山医疗中心进修时,每次做完手术,都自愿留下来清理手术后的废弃物。那些穿刺针头、心脏插管、硅胶导管……人家用一次就扔了。真是太可惜了,消消毒还可以再用。

到我回国时,竟捡了好几百根,带回国后,让我们医院里用了好一阵。

我也知道,这些东西用一次就扔,既安全,又不会发生交叉感染。可是一根心脏导管一百多美金,国内生产不了(我就不明白,咱们卫星、导弹都能造,心脏插管怎么就造不了?总比卫星、导弹容易造吧),医院又没那么多外汇。再说,眼下哪家医院的心脏插管、硅胶导管不是消了毒,再用,再消毒,再用,直至老化到不能用为止。

有一次张大夫给病人做飘浮导管检查,就是因为导管老化,管子断在静脉里,最后不得不将静脉切开,将导管拉出。

从前天起,霍金斯教授连续做手术表演。手术用的器械、仪器、手术衣、盖布、帽子、裤子、鞋等等全部自带,其中手术衣、盖布、帽子、裤子、鞋等均为纸制,一次性使用,完事就烧毁,比反复消毒使用安全多了。

霍金斯教授说:“较之病人的感染,以及由感染引起的死亡,这种‘挥霍’还是必要的。”

但我还是忍不住扑向他扔掉的那些硅胶管子、穿刺针头、心脏插管……我一看见那些东西,就激动得浑身发冷,上牙和下牙打架,像巴甫洛夫的狗那样淌口水。相信有朝一日,我结了婚,我对妻子的爱也不过如此。

我捏着那些血糊啦啦的东西,像抓着一把刚刚宰好的黄鳝。我不怕血,怕血当不了外科医生。而新鲜的血,甚至像刚切开的西瓜,有着沁人的清香。

我高兴得连脚步都有了舞步的起伏和飘逸,我得意忘形,我高声尖叫,我在地上翻了三个跟头,我拿那些东西抽人家的嘴巴子,往人家嗓子眼儿里捅……蹭了别人一身、一脸、一嘴的血……

别听我胡说八道,这一切不过是我瞬间的幻觉。

在有关你的学业前程上,你父母可能没有那样的远见卓识,一开始就没把你送进重点托儿所,后来你也就进不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他们更没想到从你读初中起,就给你请位家庭教师(或者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来补充你在非重点中学得不到的学识。

于是你没考上大学,你失业了,不,咱们这儿叫待业,你待业了。你可能天分不高,但你是个安分守己的孩子,既不愿意去偷去抢,又不愿意在家坐吃爹妈。

党中央“发展第三产业”的号令一下,你才有了活路。你从广州、沙头角往北京、兰州、西安等地倒卖苹果牌牛仔裤、香港劣质化妆品、仿羊皮靴子……原是小本经营,没想到一夜之间发了横财。二十五块钱一斤的大闸蟹,你一撒手就给未来的丈母娘买了十斤,丈母娘的眼睛弯成了月芽儿,恨不得连自己一起嫁给你。你这傻小子乐了,下一趟连本带利全都押上,岂不知这时候已经有成千上万人像你一样挤在这条道儿上。你也不知道苹果牌牛仔裤、蝙蝠衫不再时髦,更有那几乎无本万利的主儿,成吨成吨地从日本运来不上税的——咱们海关还没有想到有进口这玩意儿的——或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或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旧衣服,旧归旧,式样比沙头角大排档上的货色还时髦。

这一下你砸了,你全砸了,你又失业了,不,你又待业了。但是你还得在哥们儿、未婚妻、丈母娘面前撑住,就是未婚妻、丈母娘泡了汤,所有和你称兄道弟的人,忽然全不认识你了,你也得撑住。

但是,总有那么个时候,你实在撑不住了,怎么办呢?

如果你必须不停地热情、热烈、热衷、热昏、谦虚、谦卑、谦恭、谦谦、恭顺、恭敬、会心、赞同、惊叹……以至脸上的肌肉,不但发疼而且抽筋,最后发展到左半拉脸、左眉、左眼、左嘴角,一律向上歪斜,你热敷、针灸、抹鳝鱼血……全不管事。你就会想,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脸上的肌肉消停一会儿?

如果你老婆去年中煤气死了,吓得你再不敢生煤球炉子,而你那间坐南朝北、一年四季不见太阳的小屋,冻得你缩脖端肩,直犯心脏病……但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很多人还不如你。好比新婚两口子因为没房,不得不带着结婚证(以便随时向治安部门证明关系的合法),到公园长椅上过夫妇生活;就连研究英国文学的专家某某某、美国文学的专家某某某这样的学者,至今还住在四下漏雨、八面漏风的风雨楼里。

再不,就学《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故事,划根火柴取暖吧。你又不干,说那是童话,骗小孩儿的。

你把羽绒大衣、羽绒背心、羽绒裤子、羽绒靴子全都穿上,再戴上帽子、围巾,对了,还有口罩。好像你是南极考察队员。可你还是冷,怎么办呢?

如果干部司长是你的知己,他告诉你,凭你的才干,你马上就要被提拔为外事局局长,你可能已经接受过洛杉矶培训中心如何做好领导者的多项训练,每项模拟考核的成绩都是A。却突然间打横里出来一个小子,占了那本应属于你的位置,虽然他连“鸡蛋是一面煎,还是两面煎”这句英语都说不清。

你不但要用胄甲掩住你的激愤,躲过连钢铁都能钻透的眼睛,或那些爱护你、同情你的眼神,还得全力支持他的工作,或者不如说是替他工作。你不敢抗争,你不敢不满,因为他就是部长大人的儿子……要是你有时想脱下这套胄甲,怎么办呢?

如果你几十年如一日,心中只有那个迄今为止无人能够解决的课题,就像电影或小说上常说的那样,不是把墨水当牛奶喝了,就是走路撞到电线杆上,或是把橡皮当咸菜吃了……有那么一天,你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顿时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物。这时你从显微镜或计算机前稍微直了直腰,抬了抬眼,你发现世界是那么厚道,人们是那么慷慨,人里头居然还有女人,而这些女人又是那么爱你……特别是她。她是那么崇拜你的才智,而不稀罕你所获得的诺贝尔奖金。你英勇地(当然是英勇,在事业和婚姻的矛盾上,不成功便成仁)和这个因为爱你而跳过三次河的女人结了婚。你从不知道一个女人这样让人销魂,即使出洋跨海,也无时不在牵挂着这个让你爱得心口发疼的小女人。

伙食包干儿万岁!

你的皮箱里除了学术论文就是方便面,或是压缩饼干。由于你在学术上的成就,洋人总是把你安排在五星级旅馆。但不论你住什么等级的旅馆,那个旅馆的走廊里,都弥漫着中国方便面的气味。

你揣着省下的伙食费,平生第一次买一只女式手表,超薄型,十八K金的表壳和表带,棕色的底盘上只有为摩登女郎设计的四个点。表带很细,上面还滴溜溜地吊着一条小链子,每当她招手举臂,小链子就在她那光滑的手腕上晃来晃去,弄得你心驰神移。

第二次出国你为她带回……

第三次出国你为她带回……

…………

弄得你一看见方便面就想吐,好像女人们的妊娠反应,而你的膝盖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发抖……

你终于发现,她并不爱你,她和年轻而健壮的旧情人暗度陈仓,又和社会名流终日厮混。她既吮吸着你的荣誉(能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妻子,也可以算是中国第一女人)、地位、才智,又享受着年轻健壮的情人的爱抚,她真是世界上享有最全面、最完满的幸福的女人。

你已经五十多岁,你已经受到国内国外的瞩目,你既经不起花边新闻,也经不起用眼药水弄出来的眼泪。你就是拉了一次肚子,人家也会说你拉出一只耗子……你不但要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你还得让世人,甚至让她本人觉得,这个家庭使你幸福得如同泡在奶油里……

有时候,你装怕了,怕得想要自杀,可是为了你的事业,你又不能自杀。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一直扮演铁女人的角色,铁到连铁蒺藜都能吃下去,可有时你顶不住劲了,想哭一场,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放肆地大哭的地方,你该怎么办呢?

…………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当一切压抑似乎合理而又必要,以至让你感到承受不了,只有发疯才是唯一出路的时候,你可万万不能疯。你不需要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需要你呢。否则,缺了你这个笨蛋,聪明人还怎么活得意趣横生?

来吧,到公共浴室里来吧。再没有比公共浴室更使你感到松弛的地方了。这里可以排遣你肚子里的一切委屈,只花六毛钱,愿意呆多久,就能呆多久——在他们的营业时间内。

但愿这个行当别绝种。

你将在服务员的注视下,脱去你的外衣、内衣,露出你或是健美而富曲线,或是干瘪而又松弛,或做过乳房切除,或长有丑陋胎记的躯体。

他们将从你的内衣,判断你的身份、你的职业、你的爱好、你的性格以及你的经济情况。外衣之所以略去不计,是因为国人即便穷到孔乙己的地步,长衫总是要穿的,斯文面子都不可少。

你可以在这个环境里,开始练习如何把隐私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丢弃。

公共浴池很可能是同性恋者的天堂——你怎么能断定中国没有同性恋?你怎么能断定,没有人用亵渎的眼睛,不但舔吮你的全身,并且还同你淫乐一番?

公共浴池也可能是一个上裸体素描课的好地方,还不用花钱雇用模特儿。

你打开混合着至少上千人体味的储衣柜,把自己的一份再混合进去。即便公安局的警犬,到了这里恐怕也得发憷,闹不好人家还会让它退役,变成餐桌上的佳肴。

报纸上劝说患乙型肝炎的人,不要上公共浴池洗澡,免得传染他人。这主意好倒是好,可是乙型肝炎患者上哪儿洗澡?他们总不能像某个民族那样,一辈子直到升天的时候,才洗一次澡吧?在家洗?夏天还行,冬天怎么办?除了行政多少级的干部,谁家每日二十四小时都能供应热水?不说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两小时也行。

然后你走进窗户开在天花板上的浴池。蒸着水汽的房间,好似一个硕大无朋的怪物,长着无数个脑袋、无数条胳膊、无数条腿、无数个乳房、无数个生殖器……这些个无数,比航天飞机、导弹、氢弹还可怕。你就是砍掉一条胳膊,或是砍掉一个生殖器,马上就会再长出一个。边砍边长,边砍边长。造一颗导弹、一架航天飞机要费多少时间?花多大力气?而这些玩意儿,几秒钟之内,就能造出万万,万万万。

你跟着三四个脑袋,七八条胳膊,七八条腿去抢一个水龙头,而这水龙头里淋下的水,时而冰凉彻骨,时而烫得可以煺猪毛;房间的另一头,有两个嗓子因为争水吵起来,声音射向瓷砖护墙,并在一瞬间变成了二的n次方,世界就被淹没在这声音的汪洋大战中;有个小男孩(也许由他妈妈带进了女浴室),或是小女孩(也许由她爸爸带进了男浴室)尖声哭叫起来,对第一课性教育发出他们的礼赞,其声嘹亮如战场上的冲锋号,响彻在这汪洋大战之上……

过来吧,这时候你哭也好,笑也好,咬牙也好,排遣什么也好,摘下面具也好,都请随意,没有人会注意你。没有。

…………

“咱俩互相搓搓背好不好?”陈幺妹吓了一跳。那声音一时使她怀疑自己是否进错了门。

女浴室向右。男浴室向左。进了大门以后,她是向左拐还是向右拐的?向右。不,向左。不,还是向右。

陈幺妹望过去,只看到发出那声音的一个肩。

“我的背洗过了。”让一个不相识的人触摸自己的身体,陈幺妹觉得不可思议,更何况此人还有那么个嗓音。

“那你给我搓搓好吗?”

陈幺妹不好意思拒绝。

那是一个高壮的女人,后背又宽又厚,像一块好木头做的面板。陈幺妹踮起脚尖,才够着她的双肩。

毛巾从上到下在那女人的背上搓过,卷地毯似的卷下一层层泥卷。泥卷两头略细,中间略粗,软软地耷拉下来,很像蛲虫,只是颜色略有不同。

泛着泡沫的水流,挟带着从每个人身上掉下来的小泥卷儿,乱发团,装洗头膏的塑料袋,还有肥皂头流入了下水道。

近处有个水龙头终于轮空,水仍哗哗地流着。据说本市的地下水位已经很低,陈幺妹顺手拧上哗哗淌水的水龙头。立刻有人大叫:“干吗关上水龙头?我还要冲洗呢!”

“等你冲洗的时候,再打开好了。”

“嘿,我花了六毛钱,还不让我洗个痛快?”

水龙头“嗖”地一下又打开了,就像拧断了陈幺妹的脖子那么麻利、解恨。

是啊,花了六毛钱,还不让人糟蹋个痛快!

街心花园的花圃,一夜之间就像万马驰过般地凋残;街头塑像刚刚落成,就让人砸得缺胳膊缺腿儿;新建的书店、邮局、博物馆的大理石地面,刹那之间,就让人啐上一口黏痰……陈幺妹理解,要不,那些不顺心的人,上哪儿泄恨?

再说,就是关上一会儿水龙头,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本市水源之缺?

渐渐地,陈幺妹对搓背的事,从厌恶到觉得有了意义。不管怎么说,她今天帮助几百万分之一的人口,解决了一个月来——看样子不会再少——积留在肌体上的污垢问题。

海报上写着:文学讲座。

主讲人:某国著名作家罗曼先生。

演讲题目:当今世界文学之潮流。

主办单位:中文系研究院。

陈幺妹恨透了大学里的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这学期她做了一个试验,根本不去上课,结果考分和上课一样多。之后,她便乐得各处溜达,文学讲座自然是个有趣的场所。

陈幺妹挤坐在礼堂的窗台上,居高临下地环视着全场。中文系的尖子们在礼堂通道上遛来遛去,好像老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座位,来容纳他们伟大的才华。

在这一批尖子上,是那位以写《天涯满大腿》而闻名的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兼业余作家。腋下夹着一本眼下最走红、最能说明一个作家高低优劣的《尤利西斯》。《尤利西斯》里自然还夹着几封洋人来信,以及一些文学会议的通知。他拍了拍A的胸,撩了撩B的下巴,捏了捏C的鼻子,与D骂了骂E之混蛋,和F骂了骂G之王八蛋,和H骂了骂K之狗屁,方才在第一排正中的位置上就座。

中文系研究院主任做了介绍:“……罗曼先生,是现代文学之泰斗,领导着世界文学的潮流。作为文学系的学生,不听罗曼先生的演讲、不读罗曼先生的著作,如失去日月之照耀,山川之陶冶。今日得以聆听罗曼先生的教诲,乃我系师生之大幸……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罗曼先生莅临我系指导……”

罗曼先生以《肛门与蔷薇》为题,演讲两个小时之后,由听众自由提问。

罗曼先生的回答精练、简短。你问你的,他答他的,每次回答后,便用他的食指,向提问的人一戳:“我是否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提问者只好做点头摇头两可之状。

担任翻译的某籍华人太太的语音语调,更为罗曼先生的回答,添上了不懂也得说懂的色彩。

“我提个问题。”陈幺妹仍旧高高地坐在窗台上,并不像其他提问者那样,巴巴地跑到台前,“请问,你的创作动机是什么?”

尖子们顿时喷出一片啧啧之声。

“哪个庙的?”

“物理系的。”

“她来这儿干吗,听得懂吗?”

“附庸风雅耳。”

“提这种托儿所的问题,不怕罗曼先生笑话,简直丢我们中文系的人。”

翻译太太先就替罗曼先生生了气:“对不起,这样的问题我不能翻译。”

“为什么不能翻译?”

“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礼貌。”

“你认为他对听众的愚弄礼貌吗?”

尖子们又朝陈幺妹连声“嘘”起来。

翻译太太四下里抛着微笑,每个微笑都像一根带着不少肉的大棒骨。“我没有回答你的义务。”她说。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你受雇于罗曼先生,而不是受雇于我。我没有外汇给你,人民币又不值钱,想来你也不要。”接着,陈幺妹自己用英语把刚才的提问重复了一遍。

翻译太太没想到,一个土生土长、土头土脑的女学生,英语讲得比她还好。

罗曼先生想了想说:“我是这个世界的上帝。”

陈幺妹朗朗地接道:“那么这个世界一准儿患了阳痿。”

翻译太太将面前的茶杯砰然掷于台下,研究院主任不懂英语,一时不太了解发生了什么问题。

罗曼先生则宽大为怀,连连“OK”!

台下则骂成一片。

“女流氓!”

“无耻!”

“让她赔礼道歉!”

“押出去!”

…………

研究院主任终于明白了。“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学生神经不太正常……”

翻译太太罢翻了,主任只好对着罗曼先生摊手、耸肩(耸得很像洋人):“语言不通,没有办法……”

支部书记又找陈莲生谈了两个小时:

从“四化”大业,谈到国民生活的提高;

从国民生活的提高,谈到卫生保健事业的重要意义;

从卫生保健事业的重要意义,谈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本市及本医院的医疗设施、医护人员之不足;

从本市及本医院的医疗设施、医护人员之不足,谈到本院扩建门诊、手术、病房大楼目前资金之不足;

从本院扩建门诊、手术、病房大楼资金之不足,谈到本院上下左右之从属关系;

从本院上下左右之从属关系,谈到共产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这种组织性、纪律性集中表现在和党保持一致的模范行动中……

最后,支部书记说:“陈主任,这个关系希望你能考虑考虑……医院扩建项目投资的审批,还是要他父亲拍板的么!至于搞清搞不清他老婆的处女膜问题,依我看,正是因为他搞不清楚,才应该给他一个继续提高的机会。这个研究生,还是希望你带一带。”

陈莲生从手术台上下来后,又在观察室里守了十几个小时,他困、他累,恨不得立刻躺到地板上睡一觉。但支部书记谈话时,无论如何是不能睡的。

可是,温暖的睡意向全身弥漫开来,渗透了他的每一个细胞,他无力地与瞌睡挣扎着,结果是半个脑子醒着,半个脑子睡了。

睡着的脑子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变成了一块华美的奶油大蛋糕,被摆在一个极大的台子上,台子四周坐满了人。陈莲生只是这么猜想,并没有看见。因为既是蛋糕,自然就应该被人吃掉,更何况已经摆在台子上。

坐在四周的人,似乎没有胳膊,没有腿,没有眼睛,没有嘴,甚至没有鼻子,只有一条粗而长的舌头。

他们互相谦让着。

“您请。”

“您先请。”

“不要客气嘛。”

尽管没有人伸手,也没有人拿刀子将陈莲生一块块切开,他却清清楚楚地感到,他正在渐渐地消失,消失。先是顶上面那个奶油浇制的玫瑰花消失了,再下来是奶油浇制的花边,再后来是蛋糕本体。

他们用那根又粗又长,又软又利的舌头,耐心地、慢悠悠地将陈莲生一丝一丝,一条一条地舔没了。

不行,陈莲生想。我不能被吃得这么稀里糊涂,不明不白。这叫吃吗,有这么吃的吗?

然而吃又是什么?不管怎么吃,把你吃进肚子就是了,你管得着人家是用牙咬,还是用舌头舔?陈莲生糊涂了,他睡着的那半个脑子说:不;他醒着的半个脑子说:是。

支部书记也糊涂了:“陈主任,到底行还是不行呢?”

到了公共汽车上,陈莲生的整个脑子都睡着了,而且睡得很不体面。脑袋不断歪向一侧,让坐在旁边的一位摩登女郎频频蹙眉,一再退缩。口水从他的嘴里淌了出来,珠帘似的垂吊着,随着车身的摇曳,荡呀荡的,把西服上衣打湿了一片。

西服上衣的质地很好,式样考究,两个英镑从伦敦“跳蚤市场”上跳来的。人家说他“贱”,出国讲学的收入,不是给医院买资料,就是买书、买听诊器,送给各位大夫了。

“终点站到啦!嘿,说你呢,终点站到啦!”售票员对着他的脸大声嚷嚷。

陈莲生猛地站起来,懵里懵懂地往前冲:“病人怎么了?病人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售票员抢白他说。

陈莲生这才清醒过来,用巴掌在脸前挥了挥,什么也没说,下车了。

“神经病!”售票员“啪”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有人在家里等他。乍一看,陈莲生还以为支部书记又撵到家里来了,正奇怪支部书记何以如此神速?又想起支部书记是有专车的。

妻子一反平日的沉稳,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你回来啦,李老师等你很久了。”她一副检查过不了关,或是接受再教育的神情。这种神情,陈莲生太熟悉了,知识分子一辈子都在做检查、受教育,不是检查这个,就是检查那个,不是接受这个的再教育,就是接受那个的再教育。

她又对李老师说:“您和老陈谈吧,我那屋里还有点急事要办,请您原谅。”说完,便立刻钻进另一间屋子。

陈莲生不能责怪妻子的自私,不能。

“煤气用完了,还没换呢。”她又在那间屋子里说道。

李老师是陈幺妹班上的辅导老师,经常来做家庭访问,这也就是说,陈幺妹是班上的重点。

按理说,李老师那张脸陈莲生很熟很熟,可是陈莲生有一阵就是转不过弯来,他觉得他的脑子又分成了两半儿。一半儿觉得李老师的脸就是支部书记的脸,一半儿觉得李老师的脸就是李老师的脸,支部书记的脸就是支部书记的脸。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说道:“李老师,请您等一等,我得去换个煤气罐,煤气站马上就要下班了,不换煤气罐,我们连晚饭都吃不成了。”

“您忙,您先忙。”李老师有一肚子打持久战的战略战术。

管煤气的老头正在锁门。“干吗不早来?不行!我已经加了两个小时的班了,都说忙忙忙,敢情你们有地方拿加班费,我加班上哪儿拿加班费去?”他的脸挺黑。

陈莲生看看表,果然九点钟了。

“实在对不起,我刚刚到家。”

“你们家没别人啦?”

“有。可是……”他能告诉老头,有个准备和他们“血战到底”的客人,让他老婆无法脱身吗?

老头瞥了陈莲生一眼,陈莲生那一头乱蓬蓬的白发,让老头动了心。

煤气站的老头心太软。白头发、保姆、小孩、妇女,全让他觉着可怜,到他这里换煤气的人都让他觉着可怜,个个都急急歪歪,精疲力竭,满肚子邪火。

眼前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机关干部?机关干部哪有这么晚下班的?他们最舒服,说是早上八点上班,八点半到办公室也没事儿。往办公室一坐,热不着,冻不着,十点钟工间操,扑克一打,军棋一下,往十一点去了。再后,翻翻报纸,喝茶聊天,转眼十二点。上食堂吃饭的吃饭,回家的回家。下午照旧。了不得一天写上几百个字的报告或是公文,再打上几个电话,这就叫上班了。

他知道。他女婿就在哪个机关当小职员,那几百个字,那几个电话,就值上百块钱的工资?老头怎么也想不通。

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就开了门上的锁。

门开了。老头想:哟,我怎么又把门打开了?

小屋里有股很浓的煤气味,尽管每个煤气罐上的阀门都拧得紧紧的。老在这样的屋子里熏着,脸能不黑吗!可你上哪儿找不漏气、不漏水、不漏油的阀门?全中国也找不到,陈莲生想。他们家的水管子,没有一个不漏水,老漏、老修,老修、老漏。

换好煤气罐回家,经过二号楼居民委员会的时候,陈莲生见里面还亮着灯,便放下煤气罐,走了进去。“对不起,借用一下电话行吗?”

公用电话停止营业后,陈莲生老来这个居民委员会借用电话,因为老借,居民委员会的人反倒不好意思不借给他了。

陈莲生打了四个电话,挨个儿问了问每个病房的情况,都说病人情况挺好。

挺好?这会儿挺好,一会儿就可能不那么好。他说不上是忧心还是松心地轻叹一声:总可以安心吃顿晚饭了。

打完电话,陈莲生又是感谢再三。一位大嫂揶揄地说:“还不给您这个大主任家里安个电话啊?”

“嘿嘿,嘿嘿。”陈莲生唯有嘿嘿而已。惟其嘿嘿,才能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

回到家,看见李老师还坐在那里。陈莲生责怪自己,怎么就把李老师给忘了?他放下煤气罐,从卫生间拽了一条毛巾,一面擦汗,一面赶忙坐过来,听李老师讲话。

“您最近工作忙吗?”

“嘿嘿——”陈莲生用毛巾擦左边的脸。

“您爱人身体还好吧?”

“嘿嘿——”陈莲生用毛巾擦右边的脸。

“噢,您要出差?出差没关系,您爱人要是没人照顾,就住到我家里去,我来照顾她,您就放心吧。别客气,别客气,她有病嘛……”

陈莲生用毛巾在脸上乱胡撸,一遍又一遍。

在一连串的耐心、热心、关心之后,李老师又谦虚谨慎地笑了几声,这才转入正题。“……是这样,寒假开学以后,我们组织了几次座谈会,同学们都谈到假期在家乡的所见所闻。从大家的反应中,总结出党风已大大好转,一致认识到,过去由于思想方法不大全面,把前进中的一些缺点,看成漆黑一片,甚至对党、对国家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从而产生了救世主思想,是极端不对的……”

谁总结出党风已大大好转?

谁思想方法不大全面?

这里没有主语,因此是有分寸的、有余地的、和缓的、有政策界限的,所以陈莲生还不大经心,他适当地点点头或是摇摇头,视李老师的讲话内容而定。

“陈幺妹在这段时间里,思想觉悟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

到了“但是”这儿,陈莲生知道到了紧要关头,他停下毛巾在脸上的胡撸,抖擞起精神细听。

正巧这时候,陈幺妹回来了。见到辅导老师,她并不显出奇怪的样子,好像李老师不过是小柜上的蓝色暖水瓶。

“李老师,您好。”她招呼着,客客气气的。招呼之后,便坐在一旁的折叠床上,并不曾想她坐在这里,可能会影响李老师和父亲的谈话。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陈莲生问。他的意思是陈幺妹应走开。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陈幺妹扑哧一笑,反问道。要是“练嘴”,父亲可不是她的对手。她更看出父亲并不希望她走开,可他自己未必察觉。她还知道陈莲生受不了李老师的“访问”,便起身打开了电视。

一台。有个人正在讲授《政治经济学》。“……把物品变为商品,叫做卖。把商品变为物品,叫做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先生,穿着灰色大西装。右边的大牙里,可能塞了一块鸡筋儿,每讲一句话,便把舌头绕到右牙床上,去挑、去拽、去顶那根鸡筋儿。舌头如何能将鸡筋从牙缝儿里剔出?但是对着无法计数的电视观众,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先生,不好意思把手伸进嘴里去抠。

那根鸡筋儿,不但让他的肉体上感到不适,而且影响他的思维,从而影响他的讲授。

于是陈幺妹觉得自己右边的大牙也难受起来。她的舌头,也在各处牙龈上,茫无头绪地乱挑、乱拽、乱顶,她恨不得拿根像通条那么粗的牙签,跳上电视,照准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先生的牙缝儿,狠狠地捅上一捅。

她牙缝儿里并不存在的那根鸡筋儿,闹得她心浮气躁,浑身难受。她起身去按另外的按钮,二三四五六七八台,全是那个牙缝儿里塞了鸡筋儿的人。

陈幺妹又从一台开始按起,这回换了人。

此人气宇轩昂,通体发亮,一看便知新交好运,不像为鸡筋儿所苦的那位。

“……应该看到,我们的党,为了端正党风,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有些同志,就是不肯面对现实。前些日子依法处决了C市市委书记的儿子,可这些人怎么说?‘报纸上又没写验明正身,谁知道是不是找了个替死鬼’……”

“没错,找个替死鬼还不容易。”陈幺妹接茬儿说道。她喜欢接电视上的话茬儿,要么接人家上句话的话茬儿,要么替下一个人答话。她接的茬儿、回的话,与电视上的对答分毫不差。再不,就发表即兴评论,句句切中要害。弄得陈莲生不知道听电视里的,还是听她的。

李老师频频向陈莲生递去含有深意的、忧虑的目光。

“……谁说我们党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如果我们党的威信不如从前,为什么在世界上还有那么大的影响?”

“嘿嘿——”陈幺妹尖声笑了起来,笑得肚子抽筋,“这就难了,谁知道党在全世界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没法证明,反正谁也没去国外调查过。”

“陈幺妹同学,这样说话不太合适吧,谁能在电视上说假话呢?”李老师非常敬仰电视上这个通体发亮的人物。

“在电视上说假话又怎么着?这些假话很可能让人们就着饭咽下去,变成臭大粪;还可以成为催眠术,让失眠的人,得以入睡……您以为它能成什么大事,或是坏什么大事?再说,我也没说他在说假话,我只是说我们无法断定,他说的是真还是假,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可能到世界各国,哪怕是其中一个国家,验证一下。”

“好,好,我们不谈这个。”李老师不惯于谈没有准备,或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话题。

“是您要谈,而不是我要谈。”陈幺妹又站起来,走到电视机前,一面按着按钮,一面对李老师说:“那就换个台看看……”二三四五六七八台地按下去,清一色是那个通体发亮的人物。

“幺妹,去厨房看看,你妈妈是不是需要帮忙。”陈莲生又想把她支走。

“哎。”陈幺妹答应着,轻蔑地瞟了陈莲生一眼,上厨房去了。

“……您看到了,我觉得她最近一个时期,思想上不太稳定。比方说……”

陈幺妹抓着一把筷子,端着一个菜盘,又进来了。“妈说没事儿,厨房太小,我在那儿反倒碍事。”

她在哪儿不碍事呢?李老师想。

陈幺妹一手拎过靠墙而立的折叠式餐桌,右脚在桌腿上一勾,桌子就稳稳当当地立在了屋子正中。房间立时被这直径二点五尺的圆桌填满了。在这张桌子没有拉开之前,屋子还显得挺宽敞。

李老师的肚子,很不合时宜地咕咕噜噜叫了起来。叫得很响,以至坐在她对面的陈莲生也听到了这咕噜之声。

骑了十几公里的自行车,又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李老师饿了。

“李老师,请在这里便饭吧。”

“不,不,不客气。我吃过饭来的。”

“您是说吃过午饭吧?”

“晚饭,晚饭。”

陈幺妹抿嘴笑笑,也不再劝。她知道李老师说不吃,那就是不吃,就是把李老师的嘴按到饭碗上,也是白搭。

“陈幺妹同学,既然你回家了,就不妨一起听听。我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连您自己都觉得不一定正确,干吗还要说呢?”

?!李老师怔了一怔,还是说了下去:“我觉得对一个学生来说,最主要的事,就是把书读好,只有学好了本领,将来才能多为社会做贡献……”

“我的功课,门门都是五分。”

“这当然很好,但是,可不可以好上加好呢?”

怎么加?李老师没说。除非实行六分制,陈幺妹想。

“您到现在还鼓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治学方法吗?难道您不认为,有更多的人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命运,是件好事吗?难道您不认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对贪赃枉法、为非作歹、营私舞弊、腐败堕落等等恶行劣迹,负有监督、抵制,并与之奋斗的社会责任吗?毛主席语录里还有这么一条呢,‘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这些事情,有党和国家管着,难道我们比党还伟大,还英明正确,还了不起?还是那个老问题,不要把自己当成救世主……陈幺妹同学,你还年轻,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小心犯错误,一旦政治上犯了错误,这辈子也别想有出头之日了,我准备跟你父亲谈的就是这些,我想你父亲也会和我一样,关心你政治上的进步。”

岁月好像退回去几十年。陈莲生想起解放前夕,在大学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的往事。那时,大学里的国民党训育长也老是说,“学生的职责就是好好读书,国家的事情,政府自有办法,你们不要过问”云云。

陈莲生觉得奇怪,李老师每次来都有说不完的道理。世间任何一门道理,都有说完的时候,《毛泽东选集》不过五卷,《列宁选集》只有四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不过五十卷。

“您是不是要和我父亲谈罗曼先生的事?我已经和他谈过了。”陈幺妹说。

“那好,那好。”李老师转向陈莲生,“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我看没什么了不起,洋人一天到晚骂我们,有些人听了连屁也不敢放。您收听国外电台吗?我建议您听一听,人家专门戳我们的痛处。而我们对洋人的批评,实在算不得什么。陈幺妹的意见,既不代表党,也不代表国家,区区一个陈幺妹而已,算得上什么涉外事件呢?”

李老师难以置信,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说的话吗?陈幺妹的档案上可是这样填着,陈莲生是共产党员。

政策开放,指的是经济政策的开放,并不包括意识形态。不要以为一提开放,心里就没了准稿子,一律地开放起来。正是因为许多人对这一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才出现了各种各样错误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必然反映到学校里来,陈幺妹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政治上自然会有那样的表现。

李老师是高校教师榜上有名的模范教师,教师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她这个先进分子,可不是靠阿谀奉承、见风使舵、口蜜腹剑、陷害忠良弄来的,而是靠下苦工夫挣来的。比方说,陈幺妹的家,她来过不下五次,骑车从本市东南角出发,至城西北角,斜贯全城。快五十岁的人了,要是赶上刮风下雨……唉,骑车的辛苦自不必说了,有多少次差点钻到汽车轱辘底下,你自己不钻,早晚有一天,别人的自行车也会把你撞进去。

又比方现在,她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浑身发软。出去之后,别说街上的饭馆,连食品店都得关门了,想买块点心垫垫肚子都不行,还得骑车斜贯全城。她真想留在这里吃顿晚饭,葱油花卷、肉丝炒榨菜、蛋花汤面……都已摆在桌上,可是,只要一沾牙,她还对得起写在先进事迹上那“清廉公正”的四个字吗?

她明明知道学生不尊敬她,只不过在表面上敷衍她,讲些顺着她的话,怕的是她会在他们毕业鉴定里写上几条,那这辈子就别想再受到重用、提拔,更谈不到入党、出国,只有“哪里艰苦哪儿安家”了。像陈幺妹这样不歧视她的学生并不多,别看陈幺妹总是顶撞她。

唉,挣个先进分子,容易吗!

除了这条路,一个没有专业的辅导教师,这辈子还能有别的什么指望?别说教授职称,连副教授也沾不上边儿。全国有几个李燕杰,全世界不就这么一个德育教授吗?

她要是不奔这个活路,就得像她弟弟那样,一到寒暑假,就得上火车站蹬三轮,驮行李、驮人,或者到小市上卖包子,“把物品变为商品,叫做卖……”

连做梦都在吆喝:“哎!买咧,买咧!刚出锅的猪肉白菜包子!热咧,热咧!”

全家人都让他吆喝醒了,全家人都在惦记那锅包子:碱大了?碱小了?长年累月,谁受得了哇!

有一次弟弟恰好和他教过的一个学生并排摆摊儿,那学生说:“老师,在学校的时候,您老批评我没出息,不好好读书,发愁我考不上大学。可这会儿,您不是跟我一样卖包子吗?”

真是斯文扫地啊。

小木匠招来一帮朋友,把侯玉峰又狠狠地揍了一顿。

挨完揍以后,侯玉峰自己走到急诊室拍了X光片,右肋三根肋骨骨折。值班大夫立刻把他送到外科病房。

“伤筋动骨一百天”。侯玉峰盘算着,这一家伙,可以在病房里赖上三个月了,也就是说,他可以睡三个月的好觉。又想,这三根肋骨一起断,有点不合算。要是一根一根地断就好了。一三得三,三三见九,那就可以睡九个月的好觉。不过,三个月也算不错了。

又有消息传来,小木匠因为聚众打架斗殴,被派出所拘留半个月,以示惩罚。

侯玉峰又想,给小木匠的这个惩罚,不如先赊着,等自己伤好出院,再拘留他也不迟,那样,他便有三个半月的好觉了。

这些个账,不知侯玉峰怎么算的?!真叫一厢情愿。

1984年4月23日

2010年12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