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一个女孩子下海做生意，在她最艰难的时候，坐在慢行的火车上，读到了我的小说《风景》。她觉得自己被震撼到了，这小说给了她力量。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认识这个作家。

后来她成功了。成为了富人队伍中一员，并且在武汉当时最早的别墅区买了房子——一幢漂亮的小楼房。她把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接到自己的新居。母亲一进门，就战战兢兢地说，要不得呀，分浮财的要来的。

我听她说这番话时，她的母亲已经患老年痴呆症好些年了。

我们相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我正主编《今日名流》杂志，而她正在做纪录片的投资。她的投资对象曾是我当年在湖北电视台纪录片部的同事。因她的投资，我们纪录片部好几个片子都获了国际大奖。有一天，我的老同事们搭桥牵线，让我们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然后，像所有的朋友交往一样，慢慢地，我们熟悉起来。来往越来越频繁，聊天次数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吃饭，喝茶，甚至一起出门远行。我不太懂她的商业，但我知道她是真会做生意。她的投资很少失败，在这个方面，我真觉得她是个天才。

与此同时，我见到了她的母亲——一位皮肤白皙的老太太。在不经意时，她的母亲会成为我们话题的主角。她谈到母亲当年只身从四川逃出，谈到母亲出逃途中孩子死在自己身边，谈到母亲给人做保姆而得以风平浪静地生活，谈到母亲搬进她的别墅时的紧张和恐惧。而她的丈夫则告诉我说，他们在好长时间里，经常听到她母亲在半夜里喊疼呀疼。疼的地方在背部，当年被枪托打的。她说，母亲即使得了老年痴呆症，仍然多次清晰地表达说：我不要软埋！

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经历过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背后家人的不幸却几近雷同。而株连到的子女们，亦都如前生打着烙印一般，活在卑贱的深渊之中。这些人数，延展放大开来，难以计算。当一个人成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成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这种屈辱，从肉身到心灵，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盖因为此，当一切平复之后，当“成分”（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两个字，但它曾经是我们成长中最重要的参数）不再成为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标识之后，当他们从幽暗的深渊走出来之后，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更愿意选择把那些没有尊严的日子，把那些伤痕累累的私人经历深藏于心。不再提及，不再回想，也无意让后代知道。仿佛说出这些，便是把自己已经结痂的创伤撕开来让自己重新痛。而这痛，就是那种痛不欲生的痛。

两年前，朋友的母亲去世了。她办完丧事没多久，我们在一个会议上相遇。她约我一起到外面吃饭，然后向我讲起母亲去世的整个过程。火葬时，她为母亲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觉得她这样做毫无意义。但她却坚持这样做了。她对我说，我妈多次讲过，她不要软埋。我一定要满足她的愿望。

就在这一次，我突然被“软埋”两个字击中了。心里顿时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燃烧。那一整天，我都在想这两个字。我仿佛看到一个黑洞，深不透底。永远有人想要探究，却也永远无法探究清楚。甚至，人们连基本的轮廓都看不到。时间何止无言，它还无色无声无形，它把人间无数都消解一尽。那就是软埋呀，我想。

我跟朋友说，我要写一部小说，这小说的名字就叫《软埋》。

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最初为自己找到的，就是这个小说题目。我把我手上正在写作的其他，全都放下了。为了从容而安静地写这部小说二○一四年春节后，我避开了所有杂事，也避开了武汉的寒冷躲到深圳的海边，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写作。三月的深圳，非常舒服。这是我一个多年至友家的房子，一直空无人住。朋友和她的亲戚以极大的热情和友善欢迎我去那里写作。房子四周环境极好，窗下有树林有花丛有海。坐在电脑前，抬头朝窗外眺望，大海似乎就在眼边。而夜里，清晰的海浪声一阵一阵，直接入梦。我除了每早在阳台做一下颈椎操，每晚出门快步行走一圈之外，几乎足不出户。早餐是朋友早已备好的麦片鸡蛋面包一类食物，中午则由物业的女工给我送来一个盒饭。食堂大师傅是湖南人，他做的菜极合我的口味。晚上有时候吃点水果，有时候吃面条，有时候什么都不吃。这样的环境和生活，正是我所盼望已久的。

我要怎样去处理这样一个题材。我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方式来完成我的表达。我要寻找什么样的角度。我的人物要以什么样的姿态出场。我要选择什么样的语调来营造氛围。如此等等。我一节一节地开头，否定否定再否定，好像是不停地在推门进门，推过很多扇，走了好多死胡同，然后终于找到我要进去的那个入口。

写作真是一件让人永远兴奋的事。而在这兴奋之中，你的内心会生出另一种自由。你可以跟任何人在一起，你可以跟任何人说话。你根本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甚至完全不曾产生孤独和寂寞——尽管一整天，甚至很多天都是你一个人待着。你的手指敲击在电脑键盘上的声音，仿佛是你在与整个世界对话。你可以很自由地走到每一个人的面前，递给他一张纸条，告诉他们，你对这事的想法或那事的观点。而纸条上的字，就是你适才嘀嘀嗒嗒地打出来的。

这份自由，在束缚和压抑的现世中是绝对没有的。写作的愉悦因此才会超越其他一切，而写作的魅力也因此无限绵长。这足以让一个写作者无法停笔。

便是在这期间，我接到一个电话。内容是请我为推荐L诗人的诗集参评鲁迅文学奖帮忙。我拒绝了。由此引发了一场“战事”。而另一位诗人T，亦在这期间就职称事宜对我进行短信辱骂以及人身威胁。于是，这“战事”便成了一场混战。我仿佛成了一位“双打”选手，在猝不及防中遭遇了一场“自卫反击战”。这是我人生从未有过的经历。“战事”的时间很长，波及亦广。它让我意识到，这其实并非我与某一两个人的事，而是我与某一类人之间的事。

迎面而来的便是诸多杂芜，所耗费的是精力和时间。《软埋》的写作，便只能放下。一年的时间都过完了，历经艰难，事情告一段落。T诗人被上级处理，我也了结掉一桩事。至于L诗人告我侵犯其名誉权的官司，尚未结束。此时，我也想得很清楚，无论胜败，都不重要。是非曲直都摆在世人面前，如果大家都看得清楚的事，而法官偏偏看不清楚，你便是铁证如山，也是枉然。L诗人早早就对记者说，他肯定赢，法院就在他家楼下。如此这般，你除了无奈，也就只剩无奈。再在此事上耗费时间已无意义。他们好意思让L诗人赢，我又有什么不好意思输呢？我想。

此念一出，所有的事就都放下了。我立即对外宣布：闭关写作。毕竟这部小说一直在耐心地等着我去完成。

七月，我住到了武汉江夏郊区，开始闭关写作。我迅速让自己重新回到一年多前在深圳时的写作状态。江夏的环境安静，空气良好。我每天中午开始工作，一直写到凌晨两点。早上则睡到十点之后起床。路遥似乎说过，早上从中午开始。这句话，只有我们这类写作人闻之会心。

门前的菜园里种着辣椒、番茄。吃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偶尔，有同事驱车过来，带给我一点新鲜蔬菜，也有时候，我们一起到外面吃吃饭，聊一下杂志的事。对了，在每天的写作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通过网络了解或解决一些杂志社的事务，毕竟我还主持着《长江文艺》原创和《长江文艺》选刊这两本文学杂志。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个多月，“软埋”两个字，就像鬼魂一样追逐我。一些杂乱的声音，成天在我的耳边响：不要软埋不要软埋！每天傍晚，我都会沿着湖边去散步，湖水中和树林里，也总像有奇怪的喊叫：我不要软埋！我们不要软埋！常常让我自己好一阵毛骨悚然。

九月底，我终于完成了小说的初稿，进入漫长的修改期。而时间于我，还是松动了许多。这期间，湖北省文史馆邀我去重庆考察古镇。同行的是我的两个老友沈虹光和江作苏。这样，他们将我从小说中的川东拔出来，去到现实里的川东。《软埋》中许多背景正是在这一片区域。一路上，我看到了不少无主庄园，也触及更多的细节。于是，调整、修改，再调整，再修改，断断续续地一直改到了年底。

在时间跨度长达三年的写作过程中，“软埋”两个字，就如同种子，也深埋进了我的心里。它们随着我的写作的进展而生长，一直长成了一棵树。根系越来越庞大，树冠越来越繁密，也让我的心头越来越沉重。无数的人影在我眼边闪来晃去。其中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他们彼此的兄弟姊妹，一次一次，他们不厌其烦地走出来，与我的小说人物重叠。我回忆起他们生前很少说起自己的家事，与自己的亲人也少有来往。他们是地主家的儿子和官宦家的女儿。他们用缄默的方式，来软埋自己成长的背景。让我们对自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一代人，几无了解。除了祖父，因有一张报纸记录了他被日本人杀死的过程，让我们略知一二外，其他人，尽管是至亲长辈，我们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写着并回想着，在理解我的长辈的同时，同样也去理解青林和他的父亲。是的，他们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们不愿意把他们背了一生的历史包袱，又传递到我们背上。如此，沉默便是他们可以选择的最佳方式。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最多的一句叹息便是：我大姐太惨了！这一声长叹中，又埋藏着多少人生？或许，这是我另一部小说的内容了。

就这样，我在自己的回忆中写作。丁子桃的面孔和朋友母亲的面孔，还有我的大姨，她们交替地来到我眼前。这些女人寂然地走过自己的一生，她们背负过人世间最沉重的苦难，却又轻微渺小得仿佛从来没有到这世上来过。

唉，人死之后没有棺材护身，肉体直接葬于泥土，这是一种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以决绝的心态屏蔽过去，封存来处，放弃往事，拒绝记忆，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有意识，都是被时间在软埋。一旦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

对于这一切，我这样的一个写作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因为，是否被软埋，更多的时候，根本就由不得自己。

如此，我所能做的，就很简单了。我老老实实把我所知我所感我所惑我所痛写出来。我让我的写作成为一种记录，表达出我曲折和复杂的心情，就够了。

感谢我的责编杨柳，她像一个长年守候在路口的人，每当我完成一部书走出门时，她就恰好在那里等着我。向我伸出手说：拿来吧！如是者三。这一本新书，依然是杨柳责编。她的认真和负责，令我钦佩，也让我放心。而于我最重要的则是，她对作品的判断以及对我的所思所想的认同。相识三十多年了我们想法总是那么接近。一想到这个，心里就有格外的愉快。

还要感谢我深圳的朋友周明艳和她的弟妹徐素。是她们提供给我一处非常好的写作环境，让我得以静心。这部小说要从哪里写起呢？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诸如此类，正是住在她们家里确定的。在那个空旷的海边别墅内，在静无人声中，在无人交谈的日子里，仿佛特别能产生理智而客观之心。怀着这样的心态，我搭好了整个小说的构架。

还要感谢的人是我的杂志社全体同事。作为一社之长，很长的时间里，我几乎难以顾及杂志社的诸多琐事。而他们，都默默地替我承担了下来，并在我最艰难的时刻给予我强有力的支持和理解，以及给予我最温暖的友谊。

现在，这本书终于出版了。它也是献给上述朋友们的。

正是在写这个后记期间，我接到广州中院的判决书。不出预料，L诗人赢了官司。正像他之前对记者说的，法院果然在他家的楼下。

这个结果，于我来说，微不足道，跟我们生活的时代，倒是十分匹配。人性中最幽暗最肮脏的东西，我已经看得十分清晰。相比起我的小说即将出版，它只是落地之尘，可以无视。

朋友母亲即使在最混沌不清的时候，也能说出这五个字：我不要软埋。

我想，是的，我们不要软埋。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