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凌晨，天色将明未明之时，我躺在阁楼的东窗下，伴随着叽叽喳喳的鸟鸣，时常能听见弄堂里传来的开门声。那多半是隔壁的赵锡光，去村头的燕塘边下网捕虾了。我懵懵懂懂地在心里骂一声“讨厌”，随着他的脚步声和可恶的咳嗽声渐渐远去，立刻又重新沉入梦乡。只要燕塘里不结冰，只要不遇上刮风下雨，张网捕虾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

老福奶奶说，河里的虾都听赵锡光的话，“没准他前世就是一只虾。”

谁说不是呢？夏日的拂晓，他趿拉着木拖，光裸着精瘦精瘦的上身（有时穿一件薄薄的黑色鞣革对襟马夹），手执长长的钩竿，胳膊上挎着几十张纱布竹篾网，在薄雾笼罩的池塘边时隐时现，怎么看，都像是一只成了精的大钢虾。

我们村前的这方水塘，被一道土坝分隔成上下两个独立的部分。上塘是村里人淘米洗菜、挑水做饭的地方；下塘则用来浣洗衣物，宰鸡杀鱼，处理一切不洁之物。这虽说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但到了我记事的年纪，村里的妇女们嫌下塘的码头过于简易窄小，也将衣物拿到上塘来洗。这样一来，下塘反而无人使用，久而久之，水中漂满了绿萍和水浮莲，码头也为青苔和荒草所覆盖。

赵锡光只在上塘下网。他用钩竿小心翼翼地将一张张绑着田鸡肉的虾网沉入水中，就算完事。随后，他哼着小调回到家中，照例是吸鸦片烟，睡回笼觉。等到太阳升得老高，赵锡光才会出来收网。捕来的虾，不论多少，都归他一个人享用。通常是加入姜丝、小葱，用花雕酒拌匀了，隔水蒸熟，中午用来佐酒下饭。赵锡光天生就有一个特别娇贵的胃，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是如此，装不得任何粗粝之物。只要一天不沾鱼腥肉膻，他就会打摆子生病，可不是闹着玩的。据说，在饥荒最盛的那个年月中，赵锡光被逼无奈，在村中的祠堂里吃了几天的“龙糠粥”，就忽然生起病来，差一点送掉了老命。在赵锡光卧病竹榻、奄奄待毙之时，他的小脚老婆冯金宝，一路小跑来到了村西的龙英家。那时，龙英刚生下儿子小满。冯金宝好说歹说，让龙英给挤了满满一碗奶端回去，捏住他的鼻子直灌下去，赵锡光这才喘出一口气来。

去年冬天，这个龙英拿着月经带到上塘的水码头来洗，被赵锡光瞅见了，跳起脚来，一顿臭骂。生性胆小的龙英哭着认了错，可就这样，赵锡光还是觉得不解气，一脚将她踹入了水中。她被渔佬柏生救起后，曾发誓赌咒说：“死刀笔！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除非长江倒流，除非秤砣漂在水面上，永生永世，再不理你这老狗日的！”事隔不过一年，她又有了新的说辞：“反正小满一个人也吃不完，奶水白白挤掉也可惜，等于我多养了一个儿子。”

赵锡光本有两个老婆。临解放前，那位脾气暴躁的原配夫人，不失时机地害了场“瘩背”，一命归西。赵锡光原先住在前后三进的大院宅里，家中田地百余亩，还有两处碾坊，一处油坊。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善观天象的赵锡光，将碾坊、油坊连同百十亩田地，全都卖给了他“唯一的知己”赵孟舒。到了五二年土改时，只被定了一个中农。至于那位擅长古琴的赵孟舒，其命运说来令人不胜唏嘘。一九五五年盛夏的一天，他在被第一次公开批斗后的当晚，就在蕉雨山房服毒自尽，留下他那貌美如仙的年轻妻子，在村中任人糟践，落得一个“逢人配”的骂名。

对于赵孟舒的死，赵锡光是这样评论的：“我的那位老兄，别的都好，就是神经未免太脆弱了一些。”

因我奶奶的妹妹嫁给了赵锡光的三哥，说起来，我们家与赵锡光还算是沾着一点葭莩之亲。在吸饱了大烟而又无事可干的下午，赵锡光在教他孙子同彬念书的时候，也允许我和堂哥礼平在一旁陪着，多少识几个字。赵锡光有三个儿子。两个小儿子在南京“做大官”，同彬的父亲作为长子，则留在了乡下。那两个被赵锡光称为“国家柱石，等同于朝廷重臣”的儿子，在省城究竟做了多大的官？村里人大多不明究竟。到了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在南京与他们见过一面。当时，他们都已退休。一个是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一个则是重光电子管厂的生产科长。

在我们三个孩子中间，同彬因为是长房嫡孙的缘故，赵锡光对他多有偏爱，自是人之常情。平心而论，同彬机趣颖悟，慧心慧口，确有过人之处，很符合他们家“做人不必穿金戴银，凡事要能触景生情”的庭训。与同彬相比，我的堂哥赵礼平则“根本不是读书的料”，早早被赵先生判定为“呆鹅”和“朽木”，言语之间颇多轻蔑，责罚乃至打骂也是家常便饭。这也难怪，读了半年的书，礼平竟然连“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都背不周全。我的叔叔是个猪倌，他成天赶着猪郎到处为母猪配种，偶尔也给人劁猪。他劁猪划拉下的猪卵子，都会尽数送给赵锡光下酒。每当婶子给赵先生送去猪卵子时，赵锡光总要似笑非笑地对婶子重复同样的一句话：“礼平这孩子，心术不正啊。他倒不是笨，只是心思没用对地方。”

至于我，赵锡光从来不予置评。不说好，也不说歹，只是喜欢对我翻白眼。每当我遇到不懂的字句，跟着同彬去向先生请教，他老人家总是把我轻轻一推，用一种温和而亲切的口吻对我说：“你嘛，算了吧。”

其实，赵锡光教我们读书写字的时候并不多。大好光阴，多半用来讲史论古，念叨那些令人不胜其烦的陈年旧事。比方说，我们赵姓一脉，原籍山东琅琊，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永嘉时迁至风光秀丽的江南，择吉地而居。我们的祖先曾出过一个右丞相、六位进士、两任方伯，还有一个武状元。昭明太子在读书之余，常到这一带赏玩山野风光；刘裕起兵时，曾在村后的磨笄山上射下一只金雕；刘备招亲那会儿，他们在甘露寺喝的酒，就是从我们村运过去的；苏东坡在常州卧床不起，还专门请我们村的神医赵龙豹给他诊病；至于乾隆皇帝，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每次下江南，都会在这里驻跸。“就是如今在上海做大官的陈毅，也曾请赵孟舒给他弹过琴呢！”

比起我们村显赫的历史，“窑头赵”那一脉则要穷酸得多。他们是在靖康之乱时，跟着逃难的流民，从河南汝州落荒而来。两个赵家村，虽相隔不远，原本却不是一脉，各有各的来路。

“两个村都姓赵，都叫赵家村，这可怎么办呢？为了不至于搞混，我们这个村，如今被人叫做‘儒里赵’，很容易理解是不是？我们村读书人多嘛！”赵锡光忽然掏出一团皱巴巴的手绢，擤了一下鼻涕，两眼放着精光，定定地看着我们，“而另一个，被称为‘窑头赵’。你们来说说，为什么叫他们‘窑头赵’呢？”

我见礼平眉头紧锁，不敢搭腔，就贸然答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村的人，都喜欢摇头啊？”

“你就算了。”赵锡光瞪了我一眼，冲我摆摆手，随后将目光转向他的孙子，“同彬，你来说。”

同彬说：“不是摇头的摇，而是烧窑的窑。那个村的人原本在河南时就是窑工，到了我们这儿，也只会烧窑。只因村头建了几座砖窑，因此被人称为‘窑头赵’。”

父亲让我跟着赵锡光念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似乎很看不上赵锡光的为人。在我们当地，若论有学问的人，除了死去的赵孟舒之外，恐怕就要算观前村的周蓉曾了。据说，我父亲也曾托人上门说项，想让我跟他读两年书。周蓉曾以“年老衰病”为由委婉拒绝了。此人头顶一块“理学名家”的招牌，衣衫鲜洁，品性端方，解放之前就以遗老自居，闭门谢客，不爱结交俗人。

自从当上农会主任的那天起，赵德正做梦都想办一座学校，但一时半会儿，我们还指望不上——报告一次次打上去，不知什么原因，公社一直压着没批。而梅芳他们张罗的农民夜校又过于儿戏。她挨家挨户动员那些目不识丁的妇女去夜校扫盲，也只是教她们唱唱歌而已。但她本人的学识如何，用赵锡光的话来说，“只怕是木偶唱戏，还差口气呢！”

“不是我小看她，你写个‘土’字给她看，没准她还晓得怎么读。”赵先生揶揄道，“可两个土摞一块，她就不知道该念什么了。”

这话传到父亲的耳中，他只是笑。在他看来，赵锡光本是个刀笔，学问其实也很有限，“不信，你明天上课时问问他，要是把三个土搁一块，这字该怎么念？”

我当然没敢去问。

村里人若是在路上遇见赵锡光，照例会客气地尊他一声“赵先生”，可在背地里，大家都称他为“刀笔”。在我们那一带，所谓的刀笔，指的是专门替人做合同、写状纸的一类人，言语间颇多贬损之意。

若不嫌我饶舌啰嗦，我在这里倒可以给各位讲个小故事。

临解放前夕，我们村忽然来了一个独臂的中年人，名叫唐文宽。此人虽然衣衫褴褛，不修边幅，却是一个滥好人，见人就鞠躬，说话三分笑。他对自己的过往经历，家居何处（包括他的那条胳膊是怎么丢失的），始终三缄其口。他从赵锡光的一个堂叔手中，买下了村东一处带小院的砖房，在村里落了脚。买房契约当然出自保人赵锡光之手。

唐文宽见房契上明明白白地写有“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上连砖瓦木料，下连地基石墩”之类的套话，就爽快地签字画押，并付清了全部款项。没想到，三个月后，一帮打手找上门来，讨要猪圈和柴屋的钱。猪圈盖在门廊的右门前，柴屋则在后院，两者均未写入契约。唐文宽找来合同，细细看了两遍，只得自认倒霉。他不仅如数偿付了猪圈和柴屋的钱，还请那伙打手吃了一顿山芋粥。这帮打手后来见人就说，唐文宽实在是个“仁厚知礼”的人。不过，此事也导致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对赵锡光怀着怨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唐文宽都拒绝与赵先生说话。

唐文宽有一个绰号，叫做“老菩萨”。到了夏天的夜晚，村里的孩子们一扔下碗筷，就会往唐文宽的家里跑，坐在他们家的天井里，听他说《封神榜》和《绿牡丹》。他们的父母来找孩子回家睡觉，有时也会倚在门边听一段，听着听着就入了迷。只要村里的小狗摇头摆尾地跟着唐文宽走上一段路，他都会停下来，跟小狗说会儿话。可是，唐文宽从不与赵锡光说话。每当村里有了婚丧嫁娶一类的事，喝酒的时候，总有好事之徒故意将两人往一个桌上凑，然后躲在一旁瞧热闹。

顺便说一句，一九五五年，当赵孟舒服毒自杀后，他那妓女出身的遗孀的归宿，一时成了村里人议论的话题。最后，她出人意料地嫁给了“老菩萨”唐文宽，让人颇觉蹊跷。说“嫁”也许不很确切，因为他们并未办理任何法定的结婚手续，用村里人比较通俗的话来讲，他们只是搬到一块住，“成天日屄捣鬼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