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傍晚，天刚擦黑，村子里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哨声。

高定邦、高定国兄弟，嘴里各衔着一枚铁皮哨子，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召集“青年突击营”的队员，让他们到祠堂前的大晒场列队待命。营长高定邦背着一个军用挎包，脖子上搭着白毛巾，蹿到了红头聋子家的院门口，说了句：“快，打背包，跟我跑！”朱金顺的儿子朱虎平赶紧喝完了最后一口粥，扔下饭碗就往大晒场去了。高定邦又来到小木匠家，没进门，远远地喊了一声：“背起包，跟我跑！祠堂门前集合。”小木匠赵宝明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裹，拿着一把雪亮的手电筒，风风火火地出了门，去晒场排队了。高定邦来到了更生家。他隔着池塘喊了一嗓子，更生的妈妈老鸭子手里擎着一盏油灯，从窗口露出脸来，“更生不在家，兴许是被老菩萨找去砸象棋了。”于是，高定邦向村东一阵猛跑，很快就来到了唐文宽家门口，“哔哔哔”地吹起了哨子。

过不多久，只见一个黑影从天井里出来。高定邦也没顾上多想，冲着那人喊了一句：“走，打背包，跟我跑！”

没想到，出来的这个人不是更生，也不是唐文宽，而是他老婆王曼卿。

曼卿一边系着腋下的扣子，一边扭动着她那风骚柔软的腰肢，趿拉着鞋子，人还没到跟前，一阵浓浓的异香早已把高营长熏得筋酥骨软了。王曼卿笑吟吟地斜靠在门框上，扬起脸，柔声细气地对定邦道：“跟你跑？跑哪儿去？”

高营长毕竟在部队呆过多年，他略微定了定神，使劲地晃了一下脑袋，以便让自己恢复清醒，同时挺直了腰板，对王曼卿说：“我是来找更生的。”

说来奇怪，当这句话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时候，早已变成了软塌塌的喃喃低语，且带着一种讨好似的暧昧。王曼卿说，更生今天没来家下棋，老唐这会儿也去了江都的二姨家。随后，她扑闪着让人销魂蚀魄的大眼睛，似笑非笑地对一身正气的高营长轻声道：

“要不，我跟你去？”

高定邦这时已经舌头僵硬，不怎么会说话了。他说，这个。这个。这个。曼卿上前一步，不经意中指尖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脸颊，嗲声嗲气地说道：“什么这个那个，能不能给句痛快话，你要，还是不要？”可高营长那会早已魂不附体，仍在这个那个地低声嘟囔，最后王曼卿也急了，一伸手，捉住了定邦的袖子，把他往门里顺势一拽，顺手将门一关，就此缴了他的械。

那天晚上，高定邦在王曼卿屋里一直待到次日凌晨才出来。同彬的妈妈新珍早晨起来刮锅底灰，偶然撞见了他，一时间，彼此都有些不太自在。

高营长的弟弟高定国和梅芳两个人在祠堂门前集合齐了人马，就是不见高定邦露面，左等右等，就到了半夜。最后，梅芳只能临时取消原本的拉练计划，将队伍解散，让他们各自回家。

这件事，是第二天上午同彬一五一十告诉我的。同彬这个人，说话爱夸张，见到风就是雨，口若悬河，打小练就了撒谎不打底稿的过硬本领。据同彬讲，祖父赵锡光曾教训他说，如果说个小谎没有人相信的话，你撒个大谎，人家就信了。不过，我总觉得，即便赵锡光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同彬也怕是错解了赵先生的原意。

同彬将那晚高营长与王曼卿的故事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一遍（就像他亲见一般），末了这样总结道：

“妈的，什么打背包，跟我跑！狗屁！到最后，人人都他娘的跟着王曼卿跑！”

正因为他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反而有点不敢相信。昨晚的那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仍然是一个疑问。

王曼卿与村里的男人之间的各种故事，早已被传得沸沸扬扬。我父亲有一次在码头上与老福奶奶开玩笑，说到村子里哪些人与王曼卿有勾连，父亲的一番表白很能说明问题：

“我只晓得，我和她绝对没有任何瓜葛。其他人，是个男的，都不好说。”

我知道，父亲对高定邦兄弟俩都抱有很深的戒备之心。但我的看法与他有很大的不同。有时，我躺在阁楼上，在睡梦中被村里“哔哔”的铁哨声惊醒，总要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朝东的窗户，向外张望。每当这个时候，楼下总会传来父亲的呵斥声：

“少管闲事，睡你的觉！”

于是，我只得重新钻到被窝里，面对这浓稠而静谧的漫漫长夜，久久难以入眠。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排斥在外的孤寂之中，我总是一遍遍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还要过多少年，自己才能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成为“青年突击营”的一员，从而获得在野外露营宿夜的资格。

现在回想起来，我心中对高定邦暗暗的好感（若说是崇拜也不过分），大概与他军人的身份有关。不论是说话还是做事，定邦总有一种干净利索、雷厉风行的军人气派。他长得高大俊朗（星星点点的几颗麻子，当然可以忽略不计），长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腰扎武装带，走起路来呼呼生风。

有一年夏天，社员们在风渠岸边的水田里插秧。高定邦与小武松不知因为什么事拌起嘴来。你说我老卵，我说你老卵。看着他们打了半天的嘴仗，谁也不服谁，老鸭子就从秧田里直起身来，捶了捶腰，随口开了一句玩笑：

“你们两个大男人，快别学女人样斗嘴磨牙！要不你们到岸上去打一架，见个高低？”

没想到，愣头愣脑的小武松二话没说，把手里的秧把子往水里一扔，就蹿上了岸，回头低声吼了一句：

“要是有种，你就上来！”

到了这个时候，高定邦想不应战也已经不可能了。只见定邦一边解开腰上的武装带，一边朝岸上走去。梅芳担心大伯子吃亏，伸手就要拦他，被定邦当胸一推，差点倒在水田里。村里人一看事情要闹大，赶紧都跳上岸来阻拦，但为时已晚。两个人早已扭打在一处，众人都近不了身，干瞪眼。

在一般人眼里，高定邦虽然也有把力气，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小武松的对手。在四乡八村，小武松素有“跤王”之称，早已声名远扬。众人都为定邦捏着把汗。两个人从风渠岸斜坡上打到了秧田里，又从秧田里打到了岸上，最后，在谁都没注意的时候，不知定邦使出了一个什么怪招，小武松突然呵呵地笑了两声，身子就斜斜地飞了出去，压倒了河边的一棵小树后，落在了河中。

小武松潘乾贵自打娘胎里出来，从未受过这等奇耻大辱！他浑身透湿，从河里爬上来，气急败坏，早已失去了理智。他顺手抄起一把铁锨，冲着高定邦的脑袋就抡过去了。眼看就要出大事，朱虎平眼疾手快，上前用胳膊拼死一格，算是避免了一场惨祸，但他因胳膊粉碎性骨折，在公社的卫生院躺了一个多月。

当天晚上，梅芳找到了大队书记赵德正，让他对小武松的“冒险主义”和“资产阶级盲动主义”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要不是虎平伸手拦了一下，我们这会儿就要忙着开追悼会了。”赵德正微微一笑，“也就是打个架，闹着玩的，你也别太当回事。不是没出人命吗？处理个屁呀！下一回，让你们家定邦跟我打。我只用一只手。”

高定邦在一场公开的较量中击败了“跤王”小武松，一时名声大噪。堂哥礼平不知从哪里听说，高定邦在部队服役时干的就是侦察兵，他学过少林拳，不要说一个武松，再有七八个鲁智深，也不在话下。雪兰一边当着我的面蹲下来撒尿，一边反驳说，高定邦是特务连出来的，抓起特务来一抓一大把。雪兰的弟弟小斜眼也插话说，据他所知，高定邦在部队是开坦克的，往往一次战役下来，就能消灭成百上千的日本鬼子。可问题是，定邦一九四八年才参的军，那时候哪来的什么日本鬼 子呢？

我们几个小孩正为此事争论不休，小武松的老婆银娣刚好挑着一担豆荚从我们身边经过。她歇下担子，用一种轻佻的语调对我们说：

“屌毛啊！什么少林寺，特务连，坦克兵，都是瞎说八道。他姓高的，在湖北当的是炊事兵。除了烧火做饭，什么也不会。那天要不是朱虎平出来多管闲事，挡了那么一下，高定邦狗日的脑袋早就搬家了。到这时，他们家的头七都该烧完了吧。天要落雨了，你们几个小鬼头，赶紧家去吧。”

见她这么说，我们几个都没吭气，可心里都有点不服。自己家的男人，明明是败了，却要编造出这么一篇鬼话来污蔑人家，有点不太厚道。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银娣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一年秋天，我在朱方镇的一个名叫“平昌花园”的小区里，与高定邦不期而遇。那时候，无官无职的高定邦已年过六旬，腰也驼了，头发也白了。看上去，就是一个平平常常、邋里邋遢的糟老头子。他因烧得一手好菜，每日带着他那瘦弱的儿子，挑着一担碗筷瓢盆，走东家，串西家，见人就哈腰。他仗着自己在部队食堂练就的本领，给人烧菜做饭，艰难度日。

“青年突击营”这个组织，原先是为了应对一年一度的洪水泛滥而临时成立的。每到初夏，暴雨大至，江水猛涨，绵亘数十里的长江大堤需要有人日夜蹲守。另外，公社每年的文艺汇演、运动会、篮球比赛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郝乡长很快就发现，这些思想单纯、行动迅捷的年轻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用起来十分得心应手。这个机构的运转效率，远非那些个老迈冬烘的行政班底可堪比拟。渐渐的，公社每有紧急突发事件，郝乡长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采取军事化管理的机动力量。再到后来，就出现了高定邦整天在公社开会，而作为大队书记的赵德正反而无事可干的奇怪局面。虽说村里人对此一直议论纷纷，赵德正倒也不管不问，乐得清闲自在。

赵锡光夜观星象，发现有彗星出现在村子的西北方。其光波掠过三台，渐及文昌、四辅二星，历时四十一天。很快，他又发现荧惑侵入斗宿。按照他的推算，这些奇异天象的出现，正是儒里赵村易姓换代的征兆。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异姓的人取代赵德正，接管整个村庄的权力。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有文化、有远见、有担当的复员军人”高定邦。

春琴嫁给德正后不久，师娘很快在水牛巷找到一位女孩，由马老大出面说媒，介绍给定邦做媳妇。据说这个姑娘生得眉清目秀，妩媚多姿，虽说比不上王曼卿风骚，但也差不了多少。高定邦与这个姑娘在师娘家见了一面，喜欢得合不拢嘴。两家说好，过了年，就在正月里成亲。可是到了这一年的秋末，婚事陡然生变。同彬悄悄地告诉我，这个姑娘原本就是狐狸精转世，专门去吸男人的精血，“你等着看吧，等他们同了房，新郎官捱不到天亮，保险一命呜呼！”

狐狸精一说，当然不足为信。事情的真相是，在高定邦与这位姑娘见面时，不经意中发现后者的腋下隐隐飘出难闻的狐臭，“有点像泔脚水的馊味，又有点像臭椿，他妈的！这事怎么弄？”婚事黄了倒也不打紧，高定邦送出去的彩礼（尤其是托人从上海弄回来的一台缝纫机）却再也收不回来了。

不过，那时的高定邦，暂时还没有精力去水牛巷索要缝纫机，他的烦心事多着呢！

像往年一样，秋天的粮食收上来，颗粒归仓，交完公粮之后，郝乡长将平均亩产和总产量拟了一个数字，报到了县上。满以为可以好好休息几天，去公社的卫生院拔掉“浮在嘴里”的三颗门牙。怎么也没想到，县里忽然派来了一个工作组，要来各村紧急抽查过冬的存粮状况。郝乡长只得把高定邦叫到了公社的卫生院，托着肿得老高的腮帮子，对下属诉苦道：“这公粮一交，余粮分到各家各户，还不到年关，有的人家已经断炊了。我到哪里去找粮食，让他们过目？哎，我怎么觉得嘴里的每一颗牙齿，都是他妈的松的？”

高定邦见状赶紧安慰郝乡长说：“你就把检查团派到我们大队来吧。一切由我负责。你在医院安心拔牙。”

高定邦回到村里，召集定国和梅芳他们几个，连夜开会。快到天亮时，定国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提议说，干脆用芦柴卷在祠堂门口打上四个稻墩子。

“可稻墩子里装什么呀？”

“板凳，桌子，什么都可以。”定国说。

“还有水桶，粪桶，有什么装什么呗，我们又不会变戏法！”梅芳说。

高定邦睡眼惺忪地瞅着他的弟弟和弟妹，“万一人家要打开稻墩子查验怎么办？”

定国说：“现在我们只能假设他们不查验。除此之外，屌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三天后，检查组一行六人，早早来到了村里。高定邦杀了一只鸡，宰了一只隔夜逮到的野兔，好酒好饭招待。从中午一直吃到天快黑，检查组这才来到了大晒场边，远远地朝那几个稻墩子瞥了一眼，组长就腆着肚子，打着饱嗝，一连说了七八个“好”字，由两人架着，跌跌撞撞地回公社住宿去了。

粮食检查组刚走，县里又派下来另一个督导组。他们是来检查冬肥的囤积与堆放的。郝乡长因在卫生院拔牙引发了感染，牙龈化脓，不得不转去镇江的医院治疗。临走前，他把接待督导组的任务再次下派给儒里赵村的高定邦。

那时已快要入冬，路上的杂草叫寒霜一打，已经枯了。这时候发动社员们去积肥，显然不太现实。定国说，还是老办法，把粮墩子拆了，用芦柴卷在村头搭上十几个肥堆，在外面糊上一层塘泥，“让他们过过眼罢了。”

“他们要是掘开肥堆，查查查，查验呢？”定邦冷得直打哆嗦，笑眯眯地看着他足智多谋的弟弟。

“我们现在只能假设他们不查验。除此之外，屌办法。”高定国说。

而梅芳想出了一个更好的法子，“其实，根本就用不着那么费事。老菩萨唐文宽他们家东边是一片桑树林，对不对？桑树林里本来就有十七八个坟包，对不对？我们让人从池塘夹上一些污泥，往那十多个坟包上一糊，就算完事。”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几天后，督导组一行五人，早早就来到村子里。定邦杀了一只鹅，让渔佬柏生从燕塘打上五六尾“翘嘴白”，好酒好菜，招待他们吃喝。问题是，督导组的人可不像上回粮食检查组那么好对付。领头的胡组长是苏北泗洪人，酒量大得惊人。高定邦、高定国兄弟早已醉眼蒙眬，不辨东西了，胡组长还没过瘾呢！他拿起桌上的空酒瓶看了看，笑道：“酒是好酒，只是没劲。”

梅芳一看要坏事，赶紧飞奔到小木匠家，把他家最能喝酒的大哥赵宝亮拖了来。他们从中午一直喝到傍晚。最后，赵宝亮哼哼唧唧地唱着歌，脚底打着旋子，被他父亲和弟弟架回去了。胡组长这才站起身来，放了一个响屁，由梅芳带路，一伙人沿着池塘边的小路去村东的桑树林检查肥堆去了。

那时节正刮西北风。天上寒星点点，地上荒草凄凄。数不清的老鸹黑压压地在桑树林里盘旋，“呀呀”地叫着，四下里一派肃杀阴森。老胡跟着梅芳，深一脚，浅一脚，来到桑树林边，刚刚站稳，草丛中突然窜出一只黄鼠狼来，把他吓得倒退了好几步。胡组长定了定神，一只手顺势就搭在了梅芳的肩上，“鬼东西！真是怪吓人的噢！你妈，你要不告诉我这林子里是肥堆，我还只当是来到了乱坟岗呢。要说你们村的肥堆，跟死人的坟一个屌样！哎，我说梅主任，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前边那道山梁上，是不是有一个黑影在晃动？什么东西？是人是鬼？”

梅芳抬头朝远处一看，果然有一个黑影站在磨笄山的山脊上，在微微的星光下显得又高又远。梅芳虽然不相信人世间有鬼，但这时候心里也有点犯嘀咕。正在踌躇之间，那个人影倏忽一晃，便不见了踪影。

胡组长悄悄地捏了捏梅芳的手，在她耳边问道：“梅主任，你会打升级不会？会噢？那好，走走走，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去打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