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正 碧绮台

赵孟舒平常用来弹奏的古琴有两床:一为“枕流”,一名“停云”。两琴均斫于宋代,联珠式,琴身遍布蛇腹断纹,琴音清越圆润,皆为琴中上品。据赵锡光先生说,孟舒所居住的蕉雨山房中,还藏有一床唐琴,乃绝世鸿宝,名为“碧绮台”。这张琴制于唐代天宝年间,为落霞式,琴身镶有金徽,琴背龙池之上,刻有魏碑体的行楷三十六字,填以石绿,不知何人所题。除“春风望野阔,秋痕入梦遥”一句外,其余文字已漫灭不可识读。此琴在明末流入民间之前,一直是宫廷重器,曾是明武宗最为宝爱的三张御琴之一。赵孟舒将这张琴珍藏于蕉雨山房的板壁之中,平常秘不示人。

“我与孟舒可谓管鲍之交,金兰之谊,平生也只见过两回。”赵锡光先生曾这样对我们炫耀说,“一回是陈毅元帅从洲上南渡长江,来听他弹琴。孟舒在广元寺操琴,用《流水》《醉渔唱晚》二曲酬客。第二回呢,就是孟舒死。王曼卿悲不能已,为碧绮台新安了轸弦,弹琴与孟舒永诀。”

赵孟舒自幼学琴,入广陵琴社。与扬州的孙亮祖(绍陶)、南通徐立孙、常熟吴景略、镇江金山寺的枯竹禅师相善,时相过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赵孟舒北上徐州,在硝烟散尽的徐蚌战场寻访他小儿子的尸骨。返乡时路过南京,积忧成疾,一住就是两个月。等他从南京回到村里,带回了一个精通古琴的妓女,这人就是王曼卿。

当赵孟舒带着这名十八九岁的妓女回到儒里赵村时,村里人都吓了一跳。他们感到惊骇,不光是因为王曼卿妖冶多姿的美貌,还有赵孟舒衰老的速度。不到半年,他的头发全白了,背更驼了,门牙也没剩下几颗。他家唯一的佣人红头聋子朱金顺,逢人就摇头叹息说:“孟舒这么一把年纪,刚死了儿子,又弄来这么一个宝贝,身子骨如何吃得消?”赵锡光对自己的老友也有同样的担忧,但他的话可比朱金顺要文雅多了:“丧子之痛攻于内,狐妖之媚攻于外,血肉之躯,蕉萃殆尽,顿成土崩之势。”

在那段纷乱的年月里,赵孟舒除了陪王曼卿在山房里弹琴自遣外,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在想象中追踪他大儿子节节溃败、逃亡台湾的踪迹。当然,他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为自己的生命筹划一个悲剧性的尾声——在王曼卿和红头聋子“合算,合算,等于是天上掉馅饼”一类的鼓噪声中,平生不爱田产的赵孟舒,神差鬼使地从他的至交赵锡光手中,接下了百余亩田地和一处碾坊,同时接受下来的,还有儒里赵村仅有的一顶地主帽子。这也导致了他与女儿的彻底反目——她自从嫁到句容之后,几乎与老头子断了来往。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说性格孤僻耿介又有点洁癖的赵孟舒,还有一步棋没有来得及下,那大概就是死。

出于对新生的人民政府的愤恨,同时也源于对苍天不公的怨毒,戴上了地主帽子的赵孟舒,别出心裁地对全村人发了一个毒誓:他的脚决不踏上新社会的土地。要践行自己的这个诺言,其实也不难——他只消待在蕉雨山房的二楼,与曼卿厮守终日,弹琴自娱就可以了。每天与书琴和美人为伴,日子也还过得下去。至于说他偶尔要去金山寺与枯竹禅师喝上一杯,切磋技艺,那也不要紧,反正是坐在轿子上,脚不沾地。他想学他老师孙亮祖。可是孙亮祖当年足不出户,是因为日本人占领了扬州。他一连数载不下楼,所表现出的是民族大义和气节。相比之下,赵孟舒的邯郸学步,则多少有一点不自量力、螳臂当车的嫌疑了。好在新上任的农会主任赵德正,已打定主意对他的遗老作风网开一面。

德正曾劝他:“下不下楼,都不要紧。只是你老人家说话千万要当心!不要张口闭口就说你儿子牺牲在徐州。小武当的是国民党的兵,人民的敌人嘛!陈老总来听你弹琴这件事,也别成天挂在嘴上,依我看,以后干脆就不要提。此一时,彼一时嘛!”

但赵孟舒觉得自己出口成章的捷才和满腹的学问,也不能烂在肚子里。他把“黨”这个字拆开来,编了一则谜语,让村里的孩子们去猜:


小字当头,

两手叉腰。

开口说话,

一团漆黑。


猜出了谜底的工作队的队员们,立刻提着枪,到蕉雨山房去绑人。红头聋子左拦右挡,只得一口咬定说,赵孟舒谜语中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万恶的国民党。“你想啊,他一个儿子,被国民党掳去,当了炮灰,另一个儿子又被他们绑架到了台湾。他对国民党能不恨吗?这事我敢拿脑袋担保!他骂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没事,你们回去吧。”

鉴于朱金顺近乎赤贫的雇农身份,工作队的人一时不便动粗,只得一遍遍地跟他宣讲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相关政策,可朱金顺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一句话就把他们挡了回去:

“免谈。你们跟一个聋子说话,根本就是白费唾沫。”

他手里握着一把劈篾用的竹刀,拦在蕉雨山房的门口,死活不让他们进屋。工作队的侯队长,为了测试一下他的耳朵是真聋还是假聋,用极小的声音对他咕哝了一句:“我听好多人反映,那个谜语,原本是你编的?”

朱金顺一听,立刻勃然大怒,他那锃亮的头皮连带脖子和招风耳,都在瞬间红得像鸡冠一样,仿佛马上就要滴出血来,“放屁!谁在外面乱嚼舌头根子?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能编得出这么顺溜的话来吗?”

他这一吼,工作队的人全都笑了。

正在这时,赵德正带着更生、武松和银娣他们几个已闻讯赶到。他们说得口干舌燥,天昏地暗,才算把工作队的人劝了回去。

要说我们村子里的人,在古乐方面的修养,实在是贫乏得可怜。他们听不懂赵孟舒的琴声,毫不奇怪。平常除了推牌九、打扑克之外,最大的娱乐就是听听锡剧和扬剧。那个时候,安徽有一个草台班子,在秋收之后,时常会到村子里来。他们在祠堂外的打谷场上,搭个简易的戏台,演出村民们百听不厌的淫艳古戏。从月亮初升,一直唱到第二天的日出时分,俗称“两头红”。在王曼卿来到村子里之前,雇工朱金顺是赵孟舒鼓琴时唯一的听众。难怪村里会有这样的议论:

“可惜赵先生一手好琴,只能弹给聋子听。”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朱金顺的耳朵并不真聋(聋与不聋,完全取决于他听人说话时的心情好坏),但他显然对赵孟舒弹琴没什么兴趣。他在私底下把赵孟舒自命清高的古琴演奏,戏称为“打算盘”,其比喻倒也贴切传神。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按照县里的布置,郝乡长决定在朱方镇的小学操场开一个万人群众大会,把乡里的十三个地主(俗称“十三太保”)全都押去集中批斗。在大会的前一天,赵德正就接到了会议通知。他担心恃才傲物、又臭又硬的赵孟舒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就带了长生和新珍,连夜上门规劝。那天晚上,观前村的周蓉曾,恰好也在蕉雨山房喝茶谈天。任凭赵德正怎么劝,面无表情的赵孟舒始终是一声不吭,被逼急了,就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来:

“有死而已。”

什么叫“有死而已”,德正和长生他们都听不太明白。德正说:“这次批斗,既不挂牌子游街,也不用五花大绑,就是走走过场。你老人家往台上一站,在心里打打谱,一会儿就熬过去了。”新珍也插话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若是一味撑硬船,拉硬弓,也不是事。大舅你还是听我们一句劝,好歹去点个卯,应个景。”可赵孟舒依然黑着脸,还是那句话,“有死而已”,弄得赵德正直挠头皮。

最后,他只得把目光转向旁边坐着的周蓉曾:“周先生,你老肚里学问大,帮我们劝劝呗。”

周蓉曾微微一笑,叹了口气,对孟舒道:“我劝你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吧。”

好多年后,新珍对当时的情景仍然津津乐道:“真是见了鬼了!那天晚上,我和赵德正苦口婆心,嘴都说干了,还抵不上周先生的一句话。这有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

赵孟舒既然答应去开会,接下来的事就好办多了。德正考虑到赵孟舒体弱多病,让他走着去朱方镇多有不便,可坐轿子又太过扎眼。最后,他决定让长生推着一辆独轮车,把他送到朱方镇,并嘱咐新珍在后面跟着,一路上好有个照料。他还特意让新珍带上绿豆汤,以防赵孟舒天热中暑。

第二天下午,当赵孟舒坐在长生的独轮车上去朱方镇开会时,沿途的路人无不为之侧目。不时有小年轻与长生夫妇打趣:“你们这哪里是去批斗地主啊,分明是给劳模颁奖嘛!你们怎么不在他胸前别一朵大红花?”

长生只是憨憨地笑,并不搭话。赵孟舒头戴凉帽,坐在独轮车上,身板笔直,顾盼自雄,只当听不见。

至于说德正为何会对素无瓜葛的赵孟舒另眼相待,村里流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桑树地事件”。

在合作化初期,德正因见王曼卿体格风骚,弱不禁风,就将她分入老年丙组,让她跟着马老大、老福、老鸭子等几个老太太,干一些诸如选种、养蚕之类的轻省活。但王曼卿的工分却是按甲等劳动力来计算的。德正对曼卿明显的偏袒,不免招来种种闲言碎语。其中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一天午后,村里的社员们都在歇中觉,王曼卿拎着竹篮去村东的桑树地里摘桑叶。她前脚进了桑园,赵德正后脚就跟了过去。这件事从老实、木讷的渔佬柏生嘴中传出,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柏生当时正在菱塘对岸的树林中剥着红麻,“警惕地”注视着桑林里的一举一动。他没有惊扰这对野鸳鸯的好事,却在事后去现场细细查看,据说是捡到了王曼卿落下的一枚发卡。

另外一个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似乎不容辩驳。

挖树根的赵永贵吐血而死,五岁的赵德正去江北投奔亲戚,“蛇蝎心肠”的舅妈却容不下他,把他赶了回来。德正瘦成个皮包骨头,像个叫花子,在村子里倚东家门,贴西家壁,最后是赵孟舒的一句话,让他在祠堂落了脚,吃上了百家饭。祠堂的管事三老倌提醒他:日后有了出息,不可忘记赵先生的一片慈悲之心。年幼的赵德正当时就对三老倌发誓赌咒说,他要用一辈子来报答这一句话。后来,他为赵孟舒抬轿多年,从来不肯收他一文钱。

那天下午,长生用独轮车将赵孟舒送到朱方小学的操场边,就和妻子分了手。他对新珍交代说,德正让他顺便去乡里的物资站,找一下老徐,帮他买一只生铁的犁头、两副牛鼻圈。他说等散会时再来大操场与妻子会合。

三小时的批斗会,倒也没出什么事。天气虽然燠热,但新珍一直担心的中暑并没有发生。赵孟舒在台上挨斗,她就靠在不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下,手里抱着装有绿豆汤的大瓷缸,一直没动窝。等到大会结束,台上的地主们排着队,鱼贯下台,赵孟舒却愣愣地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新珍好不容易挤到了他跟前,正要把手里的绿豆汤递给他,却看见赵孟舒满脸通红,焦躁地指了指自己的裤脚管,那样子,又像是笑,又像是哭。滞热的空气中隐隐能闻到一股恶臭。

聪明的新珍脸一红,马上就判断出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她安慰赵孟舒道,“我扶你到学校的茅厕去弄一弄?”

赵先生道:“弄什么弄,一塌糊涂!”

新珍低头一看,可不,稀屎已经把他的裤管印出了褐色的斑印,顺着裤脚一直流到了鞋帮上。新珍一面用“老年人嘛,这种事很平常”一类的话来宽慰他,一面飞快地在脑子里想着应对之策。

她终于想起来,自己在朱方镇有一个表姐。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她领着赵孟舒来到了表姐家院中的一棵枣树下。表姐在柴屋里放了一只大脚盆,烧了一大锅热水,张罗着让赵孟舒去柴屋洗澡。随后,又嘱咐家里的大丫头,去乡粮管站把当站长的丈夫叫回来,让他顺便在集市上买点酒菜。表姐翻箱倒柜,找出了一条丈夫穿的开司米单裤,可怎么也找不出一条底裤来。最后,只得拿了一条她自己穿的花短裤,有些为难地望着她的表妹:

“人家是读书人,女人的短裤,他大概是不肯穿的吧?”

新珍认为不妨事,“反正穿在里边,也看不见,怕怎的?”

表姐让小儿子把干净的衣裤送到柴屋。赵孟舒倒也没有嫌弃(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柴屋里光线太暗,赵孟舒眼神又不太好,他大概根本就没看出那短裤上的红色小花点),穿上衣服,神清气爽地从柴屋里走了出来,朝着表姐又是抱拳,又是作揖。神色虽有几分古怪,但始终带着笑。

新珍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粮管所的罗站长似乎比表姐还要热情。他从集市上买回了一条鲢鱼,蹲在枣树下收拾干净了,在木桶里净了手,又过去招呼赵孟舒吃茶。太阳快落山时,新珍这才想起自己在物资站买犁头的丈夫。表姐听说了,就催促老罗赶紧去物资站找寻。罗站长在街上找了半天,哪还有长生的人影?

新珍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赵孟舒的心情似乎一直很好。赵先生平时心高气傲,不爱搭理人。可那晚在喝酒时,他还借着酒兴说了一个笑话,尽管大家都没听懂,还是胡乱地跟着他笑了一通。罗站长给他斟酒,赵孟舒也从不推辞,最后反倒是罗站长多留了个心眼,担心他晚上回家,走夜路跌跟头,有意压着点酒劲,不让他多喝。

临走时,罗站长从邻居家借来了一盏马灯,夫妇俩一直将他们送到了镇子外的水塘边。新珍搀扶着他,抄近路走进了夏夜的旷野里。

天上没有一丝风,四周一片岑寂。赵孟舒走不多远,就说走不动了。两人坐在路边的田埂上歇息。宝石般纯净的天宇,横贯着一条璀璨的星河。数不清的金屑,东一堆,西一堆,密密匝匝,铺成绚丽的缎带。不时有流星嗖的一下,像箭一样射向银河,拖着蝎尾似的光带,消失在耀眼的金粉堆里。

赵孟舒指着天上的星星,跟新珍说,这是哪颗星,那是哪颗星,新珍一句也没听进去。此刻,她的心里盘算着这样一个大胆的念头:要不要干脆背着他走一段?虽说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只要把他想象成自己的父亲,那也没什么呀!可是,一想到王曼卿的年龄比自己还小,居然还与他同床共枕,她的羞怯最终占了上风。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黑暗中,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响亮的流水声。水禽在河边的草丛中唧唧地叫着。赵先生突然止住脚步,对她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要是能像你表姐那样,守着两个孩子,粗茶淡饭,一家人和和睦睦,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那该多好啊!”

新珍不知道他怎么又想起表姐来了,笑着回答说:“表姐家的日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过的日子啊,再平常不过了。有什么好的?我可看不出来。要我说呀,我们这样的人,做梦都想过赵先生的日子呢。呆在小楼里,弹琴作画,好不清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才好呢!”

赵孟舒没再吭气。

无论新珍跟她说什么,赵孟舒总是嗯嗯啊啊,不再接话。一路上新珍都在心里嘀咕:刚才那番话,到底哪儿说错了?


当天夜里,赵孟舒就服了毒。

死者面目焦黑,表情狰狞,尸体停在蕉雨山房那间阴暗的门厅里。在搬动尸体的过程中,他那本来就不多的几缕白发,早已尽皆掉落。看热闹的人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批。王曼卿坐在二楼的琴房里,也不哭闹,只是一声不吭地,望着窗外的一片绿荫发呆。新珍赶到那里的时候,涌向她心头的狂潮,并不是悲伤,甚至也不是惊悸,而是一种难以遏止的愤怒:

“赵先生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假如人人都像你一样,仅仅因为把屎拉到裤子上,就寻了短见,这世上的人,恐怕早就死得一个不剩了!”

她觉得赵孟舒太脆弱,也太矫情了。虽说心里有些想不开,新珍还是没忘了提醒老鸭子和马老大,一定要将死者身上的那条花短裤换下来:

“赵先生是个文墨人。不能让他穿着女人的花裤衩踏上黄泉路。”

赵孟舒在自杀前,曾用漂亮的行书留下遗书半纸。他嘱咐王曼卿,将“碧绮台”琴身的那枚金徽撬下来,送给朱方镇的罗站长夫妇,以谢酒食款待、衣物相赠之情。多年后,小心眼的新珍当着同彬的面,跟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仍为赵先生的遗嘱愤愤不平,“他愿意把金徽送给谁,我可管不着。可怜我们夫妻俩,好心好意送他去朱方镇,长生推着独轮车,我在后面抱着绿豆汤,末了,他把屎拉裤子上,又带他去表姐家洗澡吃饭,不说功劳,也有苦劳吧?他怎么就忘得一干二净。你可不要误会啊,我倒也不是要与表姐争那个金徽……”

那天,严政委恰好在邻乡的皮村视察防洪工作,闻听赵孟舒的死讯,也吃了一惊。在郝乡长的陪同下,他特地绕路赶了过来,正好遇上傍晚时分的大殓。

王曼卿一身缟素,给“碧绮台”安了轸柱和新弦,在赵孟舒的棺木前,弹了一曲《杜鹃血》,算是为赵先生送行。

赵孟舒弹了一辈子的琴,可村里绝大部分人从未听过碧绮台的琴声。可如今,随着王曼卿扑簌簌掉下的眼泪在琴弦上破碎飞溅,在场的人一致公认,这首《杜鹃血》,大概就是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了。严政委没有惊动大家,他远远地站在蕉雨山房的院门外,默默地听完了这首曲子,两次掏出手绢拭泪。随后,在郝乡长的陪同下,严政委没等遗体入棺,就悄悄地离开了蕉雨山房,消失在夏夜的黑暗之中。

这床名贵的“碧绮台”,在稍后的葬礼中被王曼卿付之一炬。至于赵孟舒留下的另外两张宋琴的下落,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无人知晓,当然,也无人关心。一直要等到十三年之后,“枕流”和“停云”才会重新出世——高定国带人去抄红头聋子的家,从他们家床底下偶然发现了这两件稀世珍宝。同时被搜出来的,还有一张用金丝楠木制成的琴案。

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七〇年夏末,高定国突然带人去抄红头聋子的家,其实并不是奔着这两床名琴去的。一个让我百思不解的说法是:高定国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查抄梅芳写给朱虎平的情书(当然,他最终一无所获)。那么,梅芳为什么会给朱虎平写情书呢?为了避免这个故事的枝节过于芜杂,我们这里先跳过不提。

后来我还听说,鳏居多年的朱金顺,在赵孟舒死后,对王曼卿的美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在葬礼后的第二天早上,他“扑通”一声跪在曼卿面前,抱住她的双腿,叫她“嫡亲的亲娘”,叫她“最招人疼的小肉肉”,叫她“勾人魂、摄人魄的前世冤家”,央求曼卿看在他多年对赵家尽心尽责的分上,“两家并一家,从此往后,跟着我一心一计过日子。我为你夏日打蒲扇,冬天暖被窝。”王曼卿冷冷一笑,以“薰莸不同器、主仆不相交”一语,断然拒绝。

就像我们此前所提到的,她有些出人意料地嫁给了独臂的外乡人唐文宽。自从王曼卿搬到唐文宽家之后,蕉雨山房一直空关着,养蛇长草。绿树无人,青苔满窗。

后来,赵德正就来找曼卿商量,不如把那处房子让出来,将来时机合适,他打算将它改建成一所学校。王曼卿倒也爽快,她笑道:“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要说房子,就连我这个人也是国家的,你就看着办吧。”

等到儒里小学正式落成,已经到了一九七一年的秋天了。那时,春琴和赵德正所生的儿子龙冬,已经年满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