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舒平常用来弹奏的古琴有两床：一为“枕流”，一名“停云”。两琴均斫于宋代，联珠式，琴身遍布蛇腹断纹，琴音清越圆润，皆为琴中上品。据赵锡光先生说，孟舒所居住的蕉雨山房中，还藏有一床唐琴，乃绝世鸿宝，名为“碧绮台”。这张琴制于唐代天宝年间，为落霞式，琴身镶有金徽，琴背龙池之上，刻有魏碑体的行楷三十六字，填以石绿，不知何人所题。除“春风望野阔，秋痕入梦遥”一句外，其余文字已漫灭不可识读。此琴在明末流入民间之前，一直是宫廷重器，曾是明武宗最为宝爱的三张御琴之一。赵孟舒将这张琴珍藏于蕉雨山房的板壁之中，平常秘不示人。

“我与孟舒可谓管鲍之交，金兰之谊，平生也只见过两回。”赵锡光先生曾这样对我们炫耀说，“一回是陈毅元帅从洲上南渡长江，来听他弹琴。孟舒在广元寺操琴，用《流水》《醉渔唱晚》二曲酬客。第二回呢，就是孟舒死。王曼卿悲不能已，为碧绮台新安了轸弦，弹琴与孟舒永诀。”

赵孟舒自幼学琴，入广陵琴社。与扬州的孙亮祖（绍陶）、南通徐立孙、常熟吴景略、镇江金山寺的枯竹禅师相善，时相过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赵孟舒北上徐州，在硝烟散尽的徐蚌战场寻访他小儿子的尸骨。返乡时路过南京，积忧成疾，一住就是两个月。等他从南京回到村里，带回了一个精通古琴的妓女，这人就是王曼卿。

当赵孟舒带着这名十八九岁的妓女回到儒里赵村时，村里人都吓了一跳。他们感到惊骇，不光是因为王曼卿妖冶多姿的美貌，还有赵孟舒衰老的速度。不到半年，他的头发全白了，背更驼了，门牙也没剩下几颗。他家唯一的佣人红头聋子朱金顺，逢人就摇头叹息说：“孟舒这么一把年纪，刚死了儿子，又弄来这么一个宝贝，身子骨如何吃得消？”赵锡光对自己的老友也有同样的担忧，但他的话可比朱金顺要文雅多了：“丧子之痛攻于内，狐妖之媚攻于外，血肉之躯，蕉萃殆尽，顿成土崩之势。”

在那段纷乱的年月里，赵孟舒除了陪王曼卿在山房里弹琴自遣外，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在想象中追踪他大儿子节节溃败、逃亡台湾的踪迹。当然，他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为自己的生命筹划一个悲剧性的尾声——在王曼卿和红头聋子“合算，合算，等于是天上掉馅饼”一类的鼓噪声中，平生不爱田产的赵孟舒，神差鬼使地从他的至交赵锡光手中，接下了百余亩田地和一处碾坊，同时接受下来的，还有儒里赵村仅有的一顶地主帽子。这也导致了他与女儿的彻底反目——她自从嫁到句容之后，几乎与老头子断了来往。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说性格孤僻耿介又有点洁癖的赵孟舒，还有一步棋没有来得及下，那大概就是死。

出于对新生的人民政府的愤恨，同时也源于对苍天不公的怨毒，戴上了地主帽子的赵孟舒，别出心裁地对全村人发了一个毒誓：他的脚决不踏上新社会的土地。要践行自己的这个诺言，其实也不难——他只消待在蕉雨山房的二楼，与曼卿厮守终日，弹琴自娱就可以了。每天与书琴和美人为伴，日子也还过得下去。至于说他偶尔要去金山寺与枯竹禅师喝上一杯，切磋技艺，那也不要紧，反正是坐在轿子上，脚不沾地。他想学他老师孙亮祖。可是孙亮祖当年足不出户，是因为日本人占领了扬州。他一连数载不下楼，所表现出的是民族大义和气节。相比之下，赵孟舒的邯郸学步，则多少有一点不自量力、螳臂当车的嫌疑了。好在新上任的农会主任赵德正，已打定主意对他的遗老作风网开一面。

德正曾劝他：“下不下楼，都不要紧。只是你老人家说话千万要当心！不要张口闭口就说你儿子牺牲在徐州。小武当的是国民党的兵，人民的敌人嘛！陈老总来听你弹琴这件事，也别成天挂在嘴上，依我看，以后干脆就不要提。此一时，彼一时嘛！”

但赵孟舒觉得自己出口成章的捷才和满腹的学问，也不能烂在肚子里。他把“黨”这个字拆开来，编了一则谜语，让村里的孩子们去猜：

小字当头，

两手叉腰。

开口说话，

一团漆黑。

猜出了谜底的工作队的队员们，立刻提着枪，到蕉雨山房去绑人。红头聋子左拦右挡，只得一口咬定说，赵孟舒谜语中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万恶的国民党。“你想啊，他一个儿子，被国民党掳去，当了炮灰，另一个儿子又被他们绑架到了台湾。他对国民党能不恨吗？这事我敢拿脑袋担保！他骂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没事，你们回去吧。”

鉴于朱金顺近乎赤贫的雇农身份，工作队的人一时不便动粗，只得一遍遍地跟他宣讲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相关政策，可朱金顺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一句话就把他们挡了回去：

“免谈。你们跟一个聋子说话，根本就是白费唾沫。”

他手里握着一把劈篾用的竹刀，拦在蕉雨山房的门口，死活不让他们进屋。工作队的侯队长，为了测试一下他的耳朵是真聋还是假聋，用极小的声音对他咕哝了一句：“我听好多人反映，那个谜语，原本是你编的？”

朱金顺一听，立刻勃然大怒，他那锃亮的头皮连带脖子和招风耳，都在瞬间红得像鸡冠一样，仿佛马上就要滴出血来，“放屁！谁在外面乱嚼舌头根子？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能编得出这么顺溜的话来吗？”

他这一吼，工作队的人全都笑了。

正在这时，赵德正带着更生、武松和银娣他们几个已闻讯赶到。他们说得口干舌燥，天昏地暗，才算把工作队的人劝了回去。

要说我们村子里的人，在古乐方面的修养，实在是贫乏得可怜。他们听不懂赵孟舒的琴声，毫不奇怪。平常除了推牌九、打扑克之外，最大的娱乐就是听听锡剧和扬剧。那个时候，安徽有一个草台班子，在秋收之后，时常会到村子里来。他们在祠堂外的打谷场上，搭个简易的戏台，演出村民们百听不厌的淫艳古戏。从月亮初升，一直唱到第二天的日出时分，俗称“两头红”。在王曼卿来到村子里之前，雇工朱金顺是赵孟舒鼓琴时唯一的听众。难怪村里会有这样的议论：

“可惜赵先生一手好琴，只能弹给聋子听。”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朱金顺的耳朵并不真聋（聋与不聋，完全取决于他听人说话时的心情好坏），但他显然对赵孟舒弹琴没什么兴趣。他在私底下把赵孟舒自命清高的古琴演奏，戏称为“打算盘”，其比喻倒也贴切传神。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按照县里的布置，郝乡长决定在朱方镇的小学操场开一个万人群众大会，把乡里的十三个地主（俗称“十三太保”）全都押去集中批斗。在大会的前一天，赵德正就接到了会议通知。他担心恃才傲物、又臭又硬的赵孟舒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就带了长生和新珍，连夜上门规劝。那天晚上，观前村的周蓉曾，恰好也在蕉雨山房喝茶谈天。任凭赵德正怎么劝，面无表情的赵孟舒始终是一声不吭，被逼急了，就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来：

“有死而已。”

什么叫“有死而已”，德正和长生他们都听不太明白。德正说：“这次批斗，既不挂牌子游街，也不用五花大绑，就是走走过场。你老人家往台上一站，在心里打打谱，一会儿就熬过去了。”新珍也插话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若是一味撑硬船，拉硬弓，也不是事。大舅你还是听我们一句劝，好歹去点个卯，应个景。”可赵孟舒依然黑着脸，还是那句话，“有死而已”，弄得赵德正直挠头皮。

最后，他只得把目光转向旁边坐着的周蓉曾：“周先生，你老肚里学问大，帮我们劝劝呗。”

周蓉曾微微一笑，叹了口气，对孟舒道：“我劝你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吧。”

好多年后，新珍对当时的情景仍然津津乐道：“真是见了鬼了！那天晚上，我和赵德正苦口婆心，嘴都说干了，还抵不上周先生的一句话。这有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

赵孟舒既然答应去开会，接下来的事就好办多了。德正考虑到赵孟舒体弱多病，让他走着去朱方镇多有不便，可坐轿子又太过扎眼。最后，他决定让长生推着一辆独轮车，把他送到朱方镇，并嘱咐新珍在后面跟着，一路上好有个照料。他还特意让新珍带上绿豆汤，以防赵孟舒天热中暑。

第二天下午，当赵孟舒坐在长生的独轮车上去朱方镇开会时，沿途的路人无不为之侧目。不时有小年轻与长生夫妇打趣：“你们这哪里是去批斗地主啊，分明是给劳模颁奖嘛！你们怎么不在他胸前别一朵大红花？”

长生只是憨憨地笑，并不搭话。赵孟舒头戴凉帽，坐在独轮车上，身板笔直，顾盼自雄，只当听不见。

至于说德正为何会对素无瓜葛的赵孟舒另眼相待，村里流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桑树地事件”。

在合作化初期，德正因见王曼卿体格风骚，弱不禁风，就将她分入老年丙组，让她跟着马老大、老福、老鸭子等几个老太太，干一些诸如选种、养蚕之类的轻省活。但王曼卿的工分却是按甲等劳动力来计算的。德正对曼卿明显的偏袒，不免招来种种闲言碎语。其中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一天午后，村里的社员们都在歇中觉，王曼卿拎着竹篮去村东的桑树地里摘桑叶。她前脚进了桑园，赵德正后脚就跟了过去。这件事从老实、木讷的渔佬柏生嘴中传出，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柏生当时正在菱塘对岸的树林中剥着红麻，“警惕地”注视着桑林里的一举一动。他没有惊扰这对野鸳鸯的好事，却在事后去现场细细查看，据说是捡到了王曼卿落下的一枚发卡。

另外一个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似乎不容辩驳。

挖树根的赵永贵吐血而死，五岁的赵德正去江北投奔亲戚，“蛇蝎心肠”的舅妈却容不下他，把他赶了回来。德正瘦成个皮包骨头，像个叫花子，在村子里倚东家门，贴西家壁，最后是赵孟舒的一句话，让他在祠堂落了脚，吃上了百家饭。祠堂的管事三老倌提醒他：日后有了出息，不可忘记赵先生的一片慈悲之心。年幼的赵德正当时就对三老倌发誓赌咒说，他要用一辈子来报答这一句话。后来，他为赵孟舒抬轿多年，从来不肯收他一文钱。

那天下午，长生用独轮车将赵孟舒送到朱方小学的操场边，就和妻子分了手。他对新珍交代说，德正让他顺便去乡里的物资站，找一下老徐，帮他买一只生铁的犁头、两副牛鼻圈。他说等散会时再来大操场与妻子会合。

三小时的批斗会，倒也没出什么事。天气虽然燠热，但新珍一直担心的中暑并没有发生。赵孟舒在台上挨斗，她就靠在不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下，手里抱着装有绿豆汤的大瓷缸，一直没动窝。等到大会结束，台上的地主们排着队，鱼贯下台，赵孟舒却愣愣地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新珍好不容易挤到了他跟前，正要把手里的绿豆汤递给他，却看见赵孟舒满脸通红，焦躁地指了指自己的裤脚管，那样子，又像是笑，又像是哭。滞热的空气中隐隐能闻到一股恶臭。

聪明的新珍脸一红，马上就判断出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她安慰赵孟舒道，“我扶你到学校的茅厕去弄一弄？”

赵先生道：“弄什么弄，一塌糊涂！”

新珍低头一看，可不，稀屎已经把他的裤管印出了褐色的斑印，顺着裤脚一直流到了鞋帮上。新珍一面用“老年人嘛，这种事很平常”一类的话来宽慰他，一面飞快地在脑子里想着应对之策。

她终于想起来，自己在朱方镇有一个表姐。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她领着赵孟舒来到了表姐家院中的一棵枣树下。表姐在柴屋里放了一只大脚盆，烧了一大锅热水，张罗着让赵孟舒去柴屋洗澡。随后，又嘱咐家里的大丫头，去乡粮管站把当站长的丈夫叫回来，让他顺便在集市上买点酒菜。表姐翻箱倒柜，找出了一条丈夫穿的开司米单裤，可怎么也找不出一条底裤来。最后，只得拿了一条她自己穿的花短裤，有些为难地望着她的表妹：

“人家是读书人，女人的短裤，他大概是不肯穿的吧？”

新珍认为不妨事，“反正穿在里边，也看不见，怕怎的？”

表姐让小儿子把干净的衣裤送到柴屋。赵孟舒倒也没有嫌弃（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柴屋里光线太暗，赵孟舒眼神又不太好，他大概根本就没看出那短裤上的红色小花点），穿上衣服，神清气爽地从柴屋里走了出来，朝着表姐又是抱拳，又是作揖。神色虽有几分古怪，但始终带着笑。

新珍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粮管所的罗站长似乎比表姐还要热情。他从集市上买回了一条鲢鱼，蹲在枣树下收拾干净了，在木桶里净了手，又过去招呼赵孟舒吃茶。太阳快落山时，新珍这才想起自己在物资站买犁头的丈夫。表姐听说了，就催促老罗赶紧去物资站找寻。罗站长在街上找了半天，哪还有长生的人影？

新珍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赵孟舒的心情似乎一直很好。赵先生平时心高气傲，不爱搭理人。可那晚在喝酒时，他还借着酒兴说了一个笑话，尽管大家都没听懂，还是胡乱地跟着他笑了一通。罗站长给他斟酒，赵孟舒也从不推辞，最后反倒是罗站长多留了个心眼，担心他晚上回家，走夜路跌跟头，有意压着点酒劲，不让他多喝。

临走时，罗站长从邻居家借来了一盏马灯，夫妇俩一直将他们送到了镇子外的水塘边。新珍搀扶着他，抄近路走进了夏夜的旷野里。

天上没有一丝风，四周一片岑寂。赵孟舒走不多远，就说走不动了。两人坐在路边的田埂上歇息。宝石般纯净的天宇，横贯着一条璀璨的星河。数不清的金屑，东一堆，西一堆，密密匝匝，铺成绚丽的缎带。不时有流星嗖的一下，像箭一样射向银河，拖着蝎尾似的光带，消失在耀眼的金粉堆里。

赵孟舒指着天上的星星，跟新珍说，这是哪颗星，那是哪颗星，新珍一句也没听进去。此刻，她的心里盘算着这样一个大胆的念头：要不要干脆背着他走一段？虽说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只要把他想象成自己的父亲，那也没什么呀！可是，一想到王曼卿的年龄比自己还小，居然还与他同床共枕，她的羞怯最终占了上风。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黑暗中，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响亮的流水声。水禽在河边的草丛中唧唧地叫着。赵先生突然止住脚步，对她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要是能像你表姐那样，守着两个孩子，粗茶淡饭，一家人和和睦睦，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那该多好啊！”

新珍不知道他怎么又想起表姐来了，笑着回答说：“表姐家的日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过的日子啊，再平常不过了。有什么好的？我可看不出来。要我说呀，我们这样的人，做梦都想过赵先生的日子呢。呆在小楼里，弹琴作画，好不清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才好呢！”

赵孟舒没再吭气。

无论新珍跟她说什么，赵孟舒总是嗯嗯啊啊，不再接话。一路上新珍都在心里嘀咕：刚才那番话，到底哪儿说错了？

当天夜里，赵孟舒就服了毒。

死者面目焦黑，表情狰狞，尸体停在蕉雨山房那间阴暗的门厅里。在搬动尸体的过程中，他那本来就不多的几缕白发，早已尽皆掉落。看热闹的人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批。王曼卿坐在二楼的琴房里，也不哭闹，只是一声不吭地，望着窗外的一片绿荫发呆。新珍赶到那里的时候，涌向她心头的狂潮，并不是悲伤，甚至也不是惊悸，而是一种难以遏止的愤怒：

“赵先生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假如人人都像你一样，仅仅因为把屎拉到裤子上，就寻了短见，这世上的人，恐怕早就死得一个不剩了！”

她觉得赵孟舒太脆弱，也太矫情了。虽说心里有些想不开，新珍还是没忘了提醒老鸭子和马老大，一定要将死者身上的那条花短裤换下来：

“赵先生是个文墨人。不能让他穿着女人的花裤衩踏上黄泉路。”

赵孟舒在自杀前，曾用漂亮的行书留下遗书半纸。他嘱咐王曼卿，将“碧绮台”琴身的那枚金徽撬下来，送给朱方镇的罗站长夫妇，以谢酒食款待、衣物相赠之情。多年后，小心眼的新珍当着同彬的面，跟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仍为赵先生的遗嘱愤愤不平，“他愿意把金徽送给谁，我可管不着。可怜我们夫妻俩，好心好意送他去朱方镇，长生推着独轮车，我在后面抱着绿豆汤，末了，他把屎拉裤子上，又带他去表姐家洗澡吃饭，不说功劳，也有苦劳吧？他怎么就忘得一干二净。你可不要误会啊，我倒也不是要与表姐争那个金徽……”

那天，严政委恰好在邻乡的皮村视察防洪工作，闻听赵孟舒的死讯，也吃了一惊。在郝乡长的陪同下，他特地绕路赶了过来，正好遇上傍晚时分的大殓。

王曼卿一身缟素，给“碧绮台”安了轸柱和新弦，在赵孟舒的棺木前，弹了一曲《杜鹃血》，算是为赵先生送行。

赵孟舒弹了一辈子的琴，可村里绝大部分人从未听过碧绮台的琴声。可如今，随着王曼卿扑簌簌掉下的眼泪在琴弦上破碎飞溅，在场的人一致公认，这首《杜鹃血》，大概就是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了。严政委没有惊动大家，他远远地站在蕉雨山房的院门外，默默地听完了这首曲子，两次掏出手绢拭泪。随后，在郝乡长的陪同下，严政委没等遗体入棺，就悄悄地离开了蕉雨山房，消失在夏夜的黑暗之中。

这床名贵的“碧绮台”，在稍后的葬礼中被王曼卿付之一炬。至于赵孟舒留下的另外两张宋琴的下落，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无人知晓，当然，也无人关心。一直要等到十三年之后，“枕流”和“停云”才会重新出世——高定国带人去抄红头聋子的家，从他们家床底下偶然发现了这两件稀世珍宝。同时被搜出来的，还有一张用金丝楠木制成的琴案。

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七〇年夏末，高定国突然带人去抄红头聋子的家，其实并不是奔着这两床名琴去的。一个让我百思不解的说法是：高定国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查抄梅芳写给朱虎平的情书（当然，他最终一无所获）。那么，梅芳为什么会给朱虎平写情书呢？为了避免这个故事的枝节过于芜杂，我们这里先跳过不提。

后来我还听说，鳏居多年的朱金顺，在赵孟舒死后，对王曼卿的美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在葬礼后的第二天早上，他“扑通”一声跪在曼卿面前，抱住她的双腿，叫她“嫡亲的亲娘”，叫她“最招人疼的小肉肉”，叫她“勾人魂、摄人魄的前世冤家”，央求曼卿看在他多年对赵家尽心尽责的分上，“两家并一家，从此往后，跟着我一心一计过日子。我为你夏日打蒲扇，冬天暖被窝。”王曼卿冷冷一笑，以“薰莸不同器、主仆不相交”一语，断然拒绝。

就像我们此前所提到的，她有些出人意料地嫁给了独臂的外乡人唐文宽。自从王曼卿搬到唐文宽家之后，蕉雨山房一直空关着，养蛇长草。绿树无人，青苔满窗。

后来，赵德正就来找曼卿商量，不如把那处房子让出来，将来时机合适，他打算将它改建成一所学校。王曼卿倒也爽快，她笑道：“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要说房子，就连我这个人也是国家的，你就看着办吧。”

等到儒里小学正式落成，已经到了一九七一年的秋天了。那时，春琴和赵德正所生的儿子龙冬，已经年满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