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你找谁？找谢克顿博士？我就是哈里·谢克顿。你叫我哈里好了。是的，我是西安大略大学英文系的教授。

没错，我认识温妮。温妮曾经是我的学生。我是说，温妮是我在上海任教时的学生。当然，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时的我，就已经不太年轻；而温妮，却还是个刚刚长成的女孩子。

温妮失踪前给我写过圣诞卡？这一点也不奇怪。温妮每年都给我寄圣诞卡。我认识温妮十六年了，统共收到她十五张圣诞卡。即使在那年，她为我承受了那样的屈辱，她也没有忘记给我寄圣诞卡。温妮的卡上，从不写那些人人都说的套话。有话说时，她就絮絮叨叨地写满一页纸。没话说时，她就只签一个名字。今年我等她的圣诞卡，迟迟没等到，心里就有了些不祥的预感—— 温妮从来是个守信的女孩子。请原谅我还用“女孩子”这个词来称呼她。这些年来，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叫她。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我的妻子分别被上海的两所大学聘请任教，我教英国文学，她教国际贸易。我们带着六岁的儿子丹尼来到了上海。等到安顿下来之后，我们才发觉我们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语言的不通、习俗的不同，而是丹尼。丹尼是个早产儿，自幼身体孱弱，个性内向羞怯。即使在加拿大的幼儿园里，也不怎么合群。到了新环境之后，就越发自我封闭起来，不肯见人，不肯说话，不肯上大学的托儿所。我们只好找了个当地的保姆在家照看他。可是他跟保姆又合不来。我们一连换了好几个保姆，其中还有一个是从前在英国人家里做过，又会说几句英文的，也不管用。若我们在家，他还好些。若我们有事外出，他便无论如何不愿和保姆单独待在家里。

有一回我们要出去办事，丹尼攥了他妈妈的衣服死活不放，我们硬掰开他的手才得以脱身。我们还没走出大门，他就开始哭。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都走过了一条大马路，他嘤嘤嗡嗡的哭声还响在耳中。妻狠了狠心，说他总得习惯，眼不见就好了。谁知等我们办了一天的事回到家来，他还在哭。哭得嗓子全哑了，脸都水肿起来。保姆吓得手足无措，蹲在墙角也陪着哭，却是死活不肯再在我们家做下去了，第二天就辞了工。

从此丹尼更像牛皮糖似的黏在了我们身上，竟不肯离开一步。眼看着新学期就要开始，我们各自都要开课了，一时急得心急火燎的，不知如何是好。我们邻居中有个瑞典教授，建议我们去买一只宠物来分散丹尼的注意力。我妻子就去买了一只哈巴狗来。那狗是纯白的，一身长卷毛，把眼睛都遮挡了。四蹄短短的，埋在毛里，走起路来，像是一团绒球在滚，果真十分好玩。谁知丹尼见了，也是懒懒的，打不起精神头来。

买狗回来的第二天，妻让丹尼牵了狗坐到门口玩。我们外教的宿舍，是几幢红砖的小楼房，在学校的尽里。门口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径，两边杂杂地长了些青草。路的那边是一汪浅浅的池塘。池塘边上胡乱地堆了几块石头，权充是假山。夏天里杨柳枝条长长地垂在石头上，把水给撩得乱乱的。在那么一个学校里，这种角落勉强也算是一段景致了。我和妻在屋里各备了一会儿课，不见丹尼来缠，怕他失足掉进池塘，便探出头来看，却看见丹尼在草地上玩。

丹尼不是一个人在玩。

丹尼的玩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女孩子穿着一件在那个年代很普通的白的确良短袖衬衫和深红布裙子，胳膊腿长长地露在外边。倒是那一头头发，不是常见的样式。头发极多极长，在脑后松松地梳了一根辫子，又在辫梢上绑了一条艳红的手绢。那女孩子在假山里钻进来穿出去，红手绢在石头缝里一蹿一蹿地燃烧着。丹尼那天穿的是一套海军蓝的夏装，跑得身上湿湿的—— 都是汗。那狗见人疯，也跟着疯。一时间那团蓝的追着那团红的，那团白的追着那团蓝的，草地上突然很是鲜艳活泼起来。后来丹尼终于从背后抓住了那个女孩子的辫子，女孩子脚下一绊，身子一歪，就跌在了草地上，压得哈巴狗高一声低一声地吠了起来。那一大一小两个人便搂着笑成了一堆。

那天我的眼睛像照相机的快门，飞快地捕捉住了那个瞬间，底片就永久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在很久以后，两个当事人，丹尼和那个女孩子，都已记不起当时的情景了，我的底片却丝毫没有褪色。我闭上眼睛，就能清晰地想起那天所有的色彩和细节。

突然那个女孩子抬头看见了我们，立时就把那疯疯的笑收敛了，换了副斯文的样子，抖抖身上的土，将地上的书包捡起来，和丹尼扬扬手，脸儿红红地走了。剩了丹尼一人，牵着狗呆立着，竟有几分不舍的样子。很久不曾看见丹尼这般疯野过了，我和妻都惊异，哪儿来的这个女孩子，竟能把丹尼给哄转了。妻就开玩笑说：一定得找到那个女孩子，找到了好给丹尼当保姆。

后来我毫不费心地就找着了那个女孩子。新学期开学时，我发现那个女孩子原来是我班级里的学生，叫黄蕙宁。为了便利学英文，我给班上所有的学生都起了英文名字。温妮原是谐“蕙宁”的音取的，却又是我童年早夭的妹妹的名字—— 大概我从一开始，便已对温妮产生了一种无法解释的偏爱。后来温妮出国来到加拿大，就一直沿用了这个英文名字。

外文系让我开的这门课叫“英文写作技巧”，松松散散的也没有什么具体条框要求。我搜罗了些杂七杂八的英文期刊，放在家里让学生来借，提高他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学生总是结伴来的，羞怯着，三三两两地聚着堆，坐在沙发上咕咕地笑，话却不多。只有温妮来了，屋里才活络起来。温妮不太和我说话，温妮却爱和丹尼说话。一大一小两个躲在角落里，叽叽咕咕的，一路说，一路笑。温妮那时的英文口语还有些磕磕巴巴，又带着些口音，丹尼却句句都听懂了。丹尼爱听故事，温妮便找了些中国的小人书，将那上面的故事，用浅显的英文解释给丹尼听。丹尼听上了瘾，几天不见温妮，就要问。

我妻子任教的那个学校，离我的学校很远。有时课上得晚了，她懒得搭车回来，就在那边的宿舍过夜。遇到我妻子不回来过夜，我又有事外出的时候，我就央求温妮过来，在我们家做功课，顺便照看一下丹尼。每到这样的日子，丹尼会早早地吃完了饭，一遍又一遍地在门口张望，迎候温妮。

有一天，我让温妮过来陪丹尼。我办完事回来晚了，丹尼早上床睡觉了，温妮也趴在桌子上，迷糊了过去，作业本子零零散散地摊了一桌。我随便拣了一本来看，正巧是我这门课的，是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假如今天停电”。温妮是这样写的：

假如今天停电，我会格外珍惜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怀念没有电灯的日子——我的父母辈都经历过那样的日子。点油灯的时候，我们花很少的时间看书，花很多的时间交谈。美好而意义悠远的谈话是无法在明亮的灯光下进行的，因为思想只有在幽暗中才有可能发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灯时代扼杀了人类许多因灵魂的碰撞而产生的美好对话。

我怀念没有电话的日子。没有电话的日子使得书信交往变得必要而且平常。世界上能被说出来的话通常都能被写出来，而有一些话，却只能写而不能说的——一说就是错。电话的问世使我们的语言变得简单实用。而语言中最美丽令人回味的部分，却是那些作为书信保留下来的，不一定简单也不一定实用的。电话对书信文学的萎缩具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我也怀念那些没有电视的日子。没有电视的日子使得每一场电影都像过节一样地令人向往和兴奋。日子就是这样由一些小小的兴奋串接着铺延下去的。电视的问世使我们失去了许多本来可以庆祝的小小节日。

我看完了，忍不住微笑起来。温妮学起语言来果真有些天分，又肯上心读书。我才教了她一个学期，她竟能把英文写得有模有样了，语法上没什么大错，遣词造句上也甚是自然流畅。又转身看她侧着脸，将头枕在臂弯里睡着，睫毛梳子似的梳拢了两个眼睛。颊是一片红，唇也是一片红。刹那间我意识到温妮不再是个女孩子，而是个年轻的女人了。又见她辫梢上的手绢散落在地上，发辫已经松散开来，乌云似的泻了一肩一背。我便弯下腰去捡起那块手绢。手绢是姜黄色的，上面有几个葱绿的点子。我将那手绢的结子解开了，摊开来放在手心，隐隐地闻见了一些茉莉花的香气。这时她就醒了。我手里握着她的手绢，突然间有些窘迫起来。她用手指头做梳子，背过手来将头发拢到一起，草草地编了一根辫子，又腾出一只手来摊到我面前。过了半晌我才明白，她是问我要手绢。

那天暖气开得很足，房间里很热。温妮没穿大衣，就露出了脖子上的一件饰物。那饰物是件旧铜器，像是挂表，又像是挂锁。乍看起来粗粗笨笨的，仔细一看却有几分别致。尤其是底下的络缨，是用五彩丝线细细地编织出来的，像件古董。那个年代里中国的女孩子大多不戴项链耳环之类的装饰品。我有些稀罕，便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温妮把那饰物摘了，打开来给我看。里头原来是个心匣子，装了两张小小的照片。

我细细地看了那两张照片，就笑温妮：“人家的心匣子装的是别人的照片，你怎么净装的是自己？”温妮急急地分辩：“又不全是我。这张是我，那张是我哥哥。”我故意逗她：“你们中国人说的哥哥，有时是哥哥，有时是情人。你的是真哥哥还是假哥哥？”温妮不说话，却将一张脸腾地涨红了。我顿时知道我开了个拙劣的玩笑，就赶紧换了个话题夸赞铜饰上的络缨。温妮这才笑了，说是她的小外婆亲手编的。

我对“小外婆”这个称呼感到疑惑，温妮想解释，又解释不清。摇了摇头，说：“中国的事情，你要住上十年，也不见得都弄懂了呢。”我随口顺着她说：“那好啊，我就住上一辈子，一直到弄懂了为止。”谁知她突然不笑了，将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半晌才问：“丹尼的妈妈，也愿意在这儿住一辈子吗？”我低了头，避开温妮的眼睛。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和我妻子之间的事情，温妮也不会懂的。也许她需要在加拿大住上十年，才会弄懂。

我看了看表，发现早过了学生宿舍熄灯的时间了。校园里虽然有路灯，却终有些冷清。我提议要送她回宿舍。她却坚决地拒绝了。我诸如此类的自以为是以及我对中国国情的麻木不仁，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到了温妮。

我和温妮就这样渐渐地熟络起来了。很快到了寒假，温妮回家过年去了。三个星期的假期，我带全家去了一趟苏州、无锡。我慵懒地无精打采地浏览着我从未见过的奇山异水，心里有一个空洞在慢慢地吞食消耗着我的好奇心。饭桌上丹尼提到了一个名字，让我不由得心惊，这才发觉自己原来从头到尾都在怀念温妮。

开学后，我在校园里再一次见到了温妮。她把辫子剪了，头发直直顺顺地垂在肩上。身上穿了一件枣红色的灯芯绒棉袄，脖子上围了一条白色的丝巾。风把她的刘海儿轻轻地刮乱了，刹那间我发现她已经风情万种地成熟起来了。我叫了她一声“温妮”，她叫了我一声“谢克顿教授”，两人都没有说话。我的灵魂终止了三个星期漫无目的游弋，咚的一声沉重而又扎实地落回到了我的躯壳里。

你不要摇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大概以为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桃色故事的开头。一个不被妻子理解的寂寞的外国中年男人，在上海遇到了一个美丽善解人意的中国女人。饱经风霜的男人有意无意地勾引着，天真纯洁的女人情不自禁地俯就着，再加上一点异国情调的佐料，大约会是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剧故事。可是你误会了。这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缺少的只是中间的过程。仅有开头和结尾的，在文学的角度上大概还不能构成故事。

有一天晚上，妻还没有回家，我正在家里备课，丹尼已经睡下了。我突然听见有人敲门，下楼发现原来是温妮。温妮很少在这种时候来单独找我的。我很惊异地请她进来。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温妮的双颊被风吹得生红，半明不暗的路灯照见了她脸上的斑斑泪痕。“刚刚收到电报，”她低头轻轻地对我说，“我爸爸心脏病突发，昏迷不醒，正在抢救中。”

我知道温妮的家乡虽离上海不远，因着交通的种种不便，即使能马上搭上轮船，也得要一天一夜的路程。一天有时很短有时却很长。一天里边，是可以发生多少无法预见的事情的。温妮和我，平日极少谈论家里的事。那一晚我被她的信任深深打动，却又知道语言在生死存亡这样的事情面前是多么地苍白无力。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安慰她，却不由自主地轻轻地搂住了她。隔着厚厚的冬衣，我感觉到了她微微的颤抖。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哭了起来。这个姿势后来贯穿了温妮和我的关系—— 她是船，我是港，我们中间隔的是厚重的水。我并不是她的目的地，尽管她疲惫的时候就会过来歇息在我的肩上。我不能寻找，我只能等待。

那个春夜当然不是我一生里经历过的最寒冷的夜晚，可是在我的感觉里它却是。夜色很浓重，风带着响声刮过地面，却带不动一片尘埃。地上的一切，都已经被这个城市里不多见的大雪给掩盖起来了。那棵柳树，那片乱石，在雪中都成了粗胖模糊的几何图形。小径上，方才温妮留下的脚印，已经被积雪浅浅地充填起来了，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天上地下，竟再也找不着第二种颜色。雪是这般强大的，顷刻之间，就扼杀了一切关于生命的迹象。雪又是这般温情的，在重重的覆盖下不动声色地孕育着来年的生命。倒是人，面对生命的起始和终结，却是那样的无可奈何。我和温妮，似乎同时被这场惊心动魄的春雪所震撼。

我们如此专注地相拥着，站在那个孤独寒冷的春夜里。至少在那一刻，我们并不感觉孤独。我们甚至没有听见我妻子开门进来的声音。

当妻子打开客厅的大灯时，温妮惊异地松开了我。我解释给妻听，温妮家里出了事情。妻听了，轻轻地说了一声“我很难过”，便不再说话。温妮红着脸，抱歉着不该那么晚来打扰。妻说：“我送你回去吧，反正我还没脱下大衣。”

我看着妻和温妮一先一后地走出了小楼，拖拖沓沓的棉鞋在门前的小径上踩出凌乱的脚印。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会是温妮最后一次上我家来。

后来我才知道，妻那天在温妮宿舍里，当着温妮的同学，做出了一件我今生今世也不会原谅的事。

21

蕙宁回到温州就病倒了。

其实，在从上海到温州的轮船上，蕙宁就发现自己生病了。

更确切地说，当蕙宁在众目睽睽之下奔跑着离开学生宿舍，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积雪去公平路码头赶当夜的轮船时，那场病就已经在孕育之中了。

蕙宁下了轮船，行走在望江大道上，立时就感受到了风的不同。昨夜上海的风还是硬的，隔着衣裳疼疼地刮着人的肉。今夜温州的风却是软的，带着轻柔的手指撩拨着人。可是蕙宁还没有从昨夜的寒冷中舒缓过来，厚厚的冬衣里，身子不堪重负地眩晕起来。

沿街三步五步的，都是小贩。小贩早换上了单薄的春衣，用乡音在此起彼伏地叫卖着便宜的水货，有贴着名牌标签的手表、录音机和五颜六色的尼龙伞。蕙宁一路摇头从小贩中间挤过。青石板路早拆了，留着昨夜残雨的新柏油路面油光水亮地倒映出路边新起的高楼和沿街贝壳形的路灯。淡黄色的路灯仿佛是暗夜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窥视着小城的一举一动，没有一样东西能逃得开去。在黄包车略带沉闷的汽铃声里，蕙宁辨别出一两声尖锐急迫的喇叭，便惊异小城何时也有了计程车。

小城趁她不在的时候慌忙地变了起来，似乎要等她回来时讨她的一个惊喜。行走在骚动熟悉的乡音里，蕙宁却有了一丝陌生感。好比一个远航的水手，出门前殷殷惜别他那贫寒却清纯的未婚妻，在结束了一个充满惊险和思念的航程回到家中，却看见了一个浓妆艳抹的少妇。小城变了，她也变了，可他们并不是在一起变的。他们自作主张地变了，结果变得彼此只剩了三分相识，那七分就都是陌生了。蕙宁知道自己是从那条叫瓯江的河里流出去的一滴水，再也回不到那个孕育她的源头了。她的一辈子，都要被其他的水滴簇拥推挤着，不由自主急急匆匆地行走在投往大海的路上。其实那一个春天里蕙宁经历过的事情，无非是后来蕙宁经历过的许多事情中的一起。然而在当时，蕙宁却觉得她已是历经沧海了。

蕙宁没有回家，就直接去了医院。在干部病房的走廊上，蕙宁碰见了萱宁。萱宁考了两年大学，才勉强考进了本地的一家师范专科学校。说是住校，其实随时都可以回家。姐妹俩虽在寒假里刚见过面，在那一刻里萱宁却还是吃了一惊。不是因为蕙宁的瘦，也不是因为蕙宁不合时宜的冬装，而是因为蕙宁的眼神。两人面对面地走过，蕙宁的眼神直直地茫然地穿过萱宁，涣散在很远的地方。仿佛是一张对坏了焦距的照片，模模糊糊地有些轮廓，却没有精确的内容。萱宁猜想大概是旅途劳累和心情焦急所致，便安慰说：“九个小时的手术，命大概是保住了。”

黄尔顾是在一个基层干部会议上出的事。

本来他完全可以在年底时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毫无瑕疵太太平平地离退下来，当一个名声非常响亮的顾问的，可是黄尔顾戎马半生的经历注定了他要在战场上倒下的结局。黄尔顾虽然是“文革”以后第一批出来主持工作的老干部，可这几年地委机关相继从外地调进几个老大学生，在那群能说会道的人中间黄尔顾渐渐地有些底气不足起来，便人前人后发些小牢骚。因着他的资历和位置，众人听见了也只当没听见，自然没人敢当面顶撞他。

那黄尔顾粗是粗些，却不笨，早看出众人眼中的不服来了，便越发地恼羞起来。暗想这千古的历史大约都是如此，黑脸舍命打下江山叫小白脸们坐。那日在县干部会议上，偏有个不知深浅的大学生县长，为一件小事和地委书记发生了争执。黄尔顾拍案大怒，那人不仅不将嘴闭了，反咕哝了一句“要尊重科学”。就是这句话竟把一个挨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地委书记气倒了。据身边的秘书说，黄尔顾仰天倒下之前喊的半句话，不是平日的口头禅“当年老子打仗的时候”，却是“我女儿上的也是名牌……”。

见蕙宁急急地走在前头，萱宁赶上去扯了扯她的袖子：“那人在里头。都以为没救了，才通知了那头。”蕙宁吃了一惊，问：“妈呢？”萱宁叹了一口气：“妈守了一天了。那人来了，妈怎么能再待下去呢？一会儿等小外婆来将那人接了去住，妈才过来。”

姐妹俩说着话，就进到了病房里。一进屋，便看见了病床上那个脸色蜡黄、嘴上绑了个氧气罩的人。沉睡中的黄尔顾已经老态毕露了，取了假牙之后的双颊深深地塌陷进去。那个曾经伟岸的身子，已被岁月掏空了，只剩下一副宽大的骨骼，将被单顶得都是棱角。蕙宁急急地走上前去，要去拉黄尔顾的手。那手臂上满满地插着针管缠着纱布，哪里还有她下手的地方？蕙宁哑哑地喊了一声“爸”，身子一矮，跪了下来，将脸埋在了被子上。

病床前边的扶手椅子上，坐着一个瘦小利落的老太太。老太太上身穿一件灰布对襟夹袄，下身穿一条黑布裤子，裤腿在脚踝处猛地窄了下来，露出脚下的一双黑灯芯绒棉鞋，船似的庞大着。老太太的头发很是稀少了，在脑后松松地绾个小圆髻，髻上绑了一段青丝线。老太太是见过萱宁的，却是头回见到蕙宁。就过去拉蕙宁，脸上千层饼似的皱纹慢慢地挪动起来，露出一口被烟叶熏得焦黄却又完好无缺的牙齿。

“信那医生说的，你爸害的其实就是水土不服的病。他是北方的种，南方的好土好水反是害了他。村里从前跟他一块长大的，吃了一辈子糙米饭棒子面粥，抽了一辈子大叶子烟，个个牙齿都没掉过一颗，哪听过什么心脏脑子的毛病呢？南方的米，养的是精致的人。你爸一条粗汉子，那小细米哪能够养他的精气神？好比是胶东种大豆，广东出芭蕉，一方的土养一方的东西。若把那芭蕉种在胶东，那大豆移到广东，百病都来了。”

姊妹两个愣了一愣，却说不得一句话。关于父亲先前的那些事，她们隐隐约约地也听说了一星半点。知道那女人是个童养媳，比父亲大了三岁。十一岁过的门，父亲离家参加队伍时，那女人才二十出头。后来组织上出面提出离婚的事，话还没说完，女人就同意签字，没哭也没闹。却把再嫁的心死了，从此一心一意伺候公婆，拉扯儿子。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头一次回老家，父亲的老父老母插了门，任父亲千呼万唤，只装成个聋子，连乡政府出面干涉也无可奈何。最后是那个女人跪下来求，老人家才黑着脸开的门。父亲进门便管那女人叫“姐”，女人却不回答。对于这个前妻，父亲不是没有愧疚的，于是隔个三五年，便要回山东一趟。每当父亲问母亲要床头柜的钥匙时，母亲就知道父亲又要去那头了。母亲不给钥匙，却自己开了柜子，默默地数出一沓纸币和全国粮票递给父亲。父亲回来时，只字不提那边的事，仿佛从来没有离去过似的，只是对母亲有了一份格外的小心翼翼，好像母亲的手里，捏着他一个不可示人的短处。

后来山东的双亲相继去世，父亲便失去了回去看看的理由，才渐渐地对母亲有了一份理直气壮的耿倔。萱宁蕙宁不用问，也猜得出女人脸上每一根皱纹里边的故事。那些在指间水一样地流走了的岁月，若不是因着父亲的病重，大概永远也不会发出哪怕轻微的一丝叹息。两人心里，都对那个女人有了一份怜惜、一份敬重，却都庆幸母亲此刻不在场。

“二狗，二狗，你姐这趟来，怕是最后一趟了，说不定就走在你前头了。你闺女也歇了学赶来看你呢。你好歹睁个眼，让我见了你才走。”女人一遍又一遍地喊着父亲的小名，眼里渐渐地聚了些浊黄的老泪。

这时床上的人突然动了一下，氧气罩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三人都将脸近近地凑了过去听，只是些粗重的呼吸。又过了一会儿，黄尔顾突然睁开了眼睛，定定地看着蕙宁。山东女人见那眼神木愣愣的，看不出灵气来，就慌慌地问：“二狗，你要是听见我说话，就点个头。要是点不了头，就眨一眨眼睛。”黄尔顾的眼睛果真就眨了两下。蕙宁一下子宽了心，竟如行走远路的人突然卸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担，浑身失重，两眼一黑，飘飘地倒在了地上。

在黄尔顾奇迹般地渐渐恢复起来时，他的小女儿蕙宁却病倒了。

蕙宁病得很重，也病了很久。起先是高烧，高烧退下去后便是持续低烧。整天昏昏地睡着，脸上身上不断出冷汗，将头发打湿了，一缕缕地贴在额上。夜里一阵一阵地咳嗽，喀喀喀喀的声音像啄木鸟敲树梆子似的穿过薄薄的板壁，一声一声地凿在飞云的心上。萱宁回校上学了，留下飞云一人照看两个病人，虽有阿九在旁时时相帮，却也甚是辛苦。

蕙宁的病看了几个西医也不见好。飞云一边不停地往蕙宁的学校寄病假单，一边打探城里有名的中医，四处讨药方子。屋里便整天飘漾着些苦涩的中药味。蕙宁烦那个味，一见药罐子胃里就翻滚起来，却抵不过飞云的硬劝软磨，只好喝一口苦药，嚼一口冰糖块来应付着。人却越发地消瘦了下去，起床如厕时，竟撑不动衣裳似的气喘吁吁的。

有一天，飞云半夜醒来，听见隔壁屋里格外安静，也没有咳嗽声，反倒放心不下。就悄悄地披衣起来，推门过去察看。屋里黑洞洞的，只有床前一片银晃晃的月光，照见蕙宁弓身拥被坐着，两手圈住两脚，双膝并拢高高地抵着下巴。月色将那一张脸照得如同蜡像似的，两个眼睛里闪闪的都是清光。飞云吓了一跳，将前前后后的事情想了一遍，突然就起了些疑心。便将电灯开了，坐到蕙宁床上。

“小锁你跟妈说实话，在学校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蕙宁一惊，只是摇头，却不吭声。飞云追问了几遍，也问不出个名堂来，只得自己回屋躺下。睡意全没了，便翻来覆去地摊了一夜烧饼。想了些黄尔顾，想了些女儿，又想了些自己。想到当年自己嫁给黄尔顾，虽有诸般不情愿，却也不是捆绑上轿的。那个决定里头，多多少少地含了些找座山靠一靠的意思。除非女人自己是山，否则免不了要生出一些倚靠男人的念想来。飞云很小就知道，自己非但不是山，甚至连树都不是。自己只是山脚下的一棵草。因着“金三元”的旧事，谁都可以在这棵草上踩一脚。这些年来，黄尔顾果真为她扛住了八面来风。黄尔顾这一病，一家人的靠山却倒了，从今往后，诸样事情都得依靠自己了。

从黄尔顾的病上，飞云又想到了女儿。蕙宁自小是个多心的孩子，女孩儿到了这个年纪，正是尴尬脆弱的时候，就怕是得了心病不好医治。飞云越想越害怕，第二天一早，就去找阿九，将蕙宁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阿九听了，沉吟良久，才说：“你去上你的班。老黄这一病，误了你不少的工作。如今不比从前，你诸事要小心些，不可落下话柄。小锁你交给我，我今天带她出去散散心。床上躺久了，越发躺出病来。”

阿九在蕙宁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又一次显示了她的大智大勇。那天早上飞云上班以后，阿九早早地过来了。先将剩余的中药连同那个熬药的砂锅，一气扔进了簸箕。再将屋里各处的窗户，大大地敞开了。从碗柜取出一个海碗，倒了满满一碗的醋，用一个毛刷子蘸着醋，朝房间四处狠狠地洒了几遍—— 这是阿九最原始的消毒法。又看着蕙宁就着咸鸭蛋喝了一碗不稠也不稀的白米粥，才说：“小锁你穿好衣服，小外婆今天要带你去见一位神医。”

蕙宁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走到门口，抬头看见蓝天上挂着一颗白花花的日头，就突然飞了满眼的金星，只好靠在阿九身上喘了会儿气。又见街对面的夹竹桃树，不知何时竟爆出了一树的花骨朵，素净安详的绿裹住星星点点的红。再过三天，也许两天，那红就要蔓延成大大的一片火海，将那绿包裹起来，然后彻底吞噬。天大约很是温暖了。街上骑自行车的女人们，夹克衫领子上已经换上了这一季的时髦。蕙宁看着自己身上厚重的毛衣，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没想到这一病，竟把一个春天给轻易误过了。

阿九的这位神医住得不近。阿九带着蕙宁坐了长长的一趟汽车，那汽车又骑在轮渡上过了一条河。下了车两人穿过一段熙熙攘攘的闹市区，渐渐地路上就人烟稀少起来。蕙宁走不动了，便在路边坐了，一边拿汗巾擦脸，喝些阿九随身带的凉开水，一边不住地问：“到了没？”阿九说：“快了，快了。”由着蕙宁歇过了气，两人又起身赶路。如此这般地行走了约有三刻钟，两人就到了一个矮小的山坡上。

山坡坐北朝南，暖暖地晒在太阳里头，草木甚是葱茏。可是草木并非山坡的主要景致。山坡的主要景致是一片几乎一眼望不到边的白色坟茔。白也并不是那种洁净的白，上面撒了薄薄一层的灰土。阿九指着三步以外的一个墓碑，说：“小锁，我今天要带你看的神医就是这一位。”蕙宁走近一看，墓碑上写的是：“金公寿人之墓”。蕙宁知道自己的外公姓金单名一个俦字，这个“寿人”正是俦字拆成的两个字，便猜测这是外公的墓。

金三元布庄的那些旧事，家里从小瞒得极紧。蕙宁只知道父亲这边是三代贫农，却不知道母亲这头有这么大一块怎么也擦洗不干净的污斑。蕙宁虽然不知道外公的身世，却多少也看得出小外婆的身份有些神秘。小外婆来看她和萱宁，总要挑父亲不在的时候。有时说不上几句话，就碰上父亲回来了，小外婆忙不迭地告辞。父亲似乎从来没有认真地招呼过小外婆，至多点个头，从鼻孔里发出一丝含混不清的声音。小外婆也不找话说，只是将头低了，侧着身子从边门出去—— 母亲也不敢发话留饭。有一回小外婆来了，顾不得看萱宁蕙宁，就拉着母亲进了里屋，关起门来低低地说话。蕙宁趴在门上，听见她们反反复复在说“瑞安祖坟”的事，小外婆出来时两只眼睛便是红红的。

父亲开始对小外婆客气起来，是他从干校回来的时候。那时局势有些松动起来了。父亲的客气倒不是因为局势，而是因为父亲自己也跌过重重一跤，渐渐明白了摔在地上的滋味。蕙宁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知道一些金三元底里的。然而，蕙宁却一直不知道自己那个大名鼎鼎的外公，就葬在这里。便忍不住将墓地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才发现这片墓地前后首尾相连共有二三十个坟墓，分成三行齐齐整整地排列着，四周是雕着精致花卉虫鸟的纹饰。蕙宁不禁想起金三元旧宅那个一套两进种满花草的院落，便感叹金家无论是生是死都是不肯与人雷同的。

又看了些墓碑上的生卒年份，推断出来那三排坟墓里埋的大约是三代人。最近的这一排里有四块墓碑，最左边的那块写着：“金公寿人之原配夫人俞梅影之墓”。外公的墓居中，偏右的那块墓碑上写着：“金公寿人之妻盛吟月之墓”。最右边的是一块光洁无字的空碑。“这是我要住的地方，”阿九指着那个空碑对蕙宁说，“小锁你先认个路，以后再来也省事些。”

阿九站在她自己的终极面前，似乎毫不相干似的静定着，蕙宁不禁有些心惊。

“你外公一生娶过三个女人。你外公没有偏房，也没有侍妾，三个女人都是正室。第一个是病死的，第二个是生产死的。三个女人不只是长得好，也都取得好名字。可是若不是你外公开明，后世谁能记得她们的名字？你外公的曾祖母叫金叶氏，你外公的祖母叫金杨氏，你外公的母亲叫金刘氏。只有到了你外公手里，女人才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你外公娶了我，第一件事就是教我读书管账。你外公一生没有儿子，却从小将你母亲当成男儿来养。读书也好，做事也好，诸样事情上，能由着你母亲兴致的，大多由她了。所以金家出来的女人，虽然个个长了女人的弱身相，遇到该主事的时候，却比男人还刚强。”

蕙宁听了，将嘴儿一抿：“小外婆若说你，我信。若说我妈，我不信。我妈一辈子是根藤，爬在我爸的大树上，有什么该她逞强的地方？”

阿九良久无言，后来才叹了一口气：“你妈年轻时没赶上好时候，有些事由不得她自己。你以为女人能争能斗的才算刚强？争斗不过是一时一刻的事，忍才是难的呢，有时一忍得忍一辈子。一辈子有多长，小锁你哪里懂得？你的一辈子才开了个头呢。若不是为你们，你妈早就……”阿九说了一半，又吞了回去。

蕙宁当然明白，阿九指的是母亲的婚姻。蕙宁暗想，当年龙泉若是大着胆子娶了飞云，这世界上还会有自己和萱宁吗？若真有，那么自己和海鲤子，就是亲兄妹了。若自己和海鲤子做了亲兄妹，那黄尔顾又该是谁的男人谁的爸了呢？这一连串永远也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就这样缠绕了蕙宁一个下午。

两人便都无话，坐到了山坡上歇着午后的困倦。靠着山坡远远望去，太阳很高也很白。草木渐渐变成青灰色的地方，有一条细细的银链，将天和地隔开了。临着天的那一边，极为齐整平坦，有鱼鳞似的亮光，在其间很不安分地跳动着。临着地的那一边，被草木东一团西一块地剪得参差不齐。蕙宁知道，阿九就是根据这条河给母亲取的名字。蕙宁不知道这条河从哪里来，蕙宁却知道这条河后来流进了一条比它自己宽很多的河里。蕙宁当时没有想到这条河竟会是自己未来生活的写照。

那天阿九和蕙宁回到城里，已是傍黑时分。路上阿九攥着蕙宁的手，说：“小锁你记住了，金家的女人要经得起事。躲是躲不过的，躲了今天，还能躲一辈子？”

蕙宁行走了一天，很是累了。头发指甲上灰拓拓的都是沿路的沙尘。衣裳被汗湿过几回，又干过几回，贴在身上硬邦邦的，神情反是清朗起来。两人走到家门口，看见门前的台阶上坐了个人。暮色将那人和那人的背包溶化成灰黑的一坨。

“海鲤子！”蕙宁吃了一惊。

去年秋天龙泉正式调离了小城，到省城出任宣传部部长。两个月后，谢春兰带着全家搬去了省城。从那以后，龙家的人和黄家的人见面的机会便少了起来。海鲤子和蕙宁都上了大学，一个在省城，一个在上海。隔一阵子，海鲤子就会寄一封信给蕙宁。总要等到海鲤子写上三五封，蕙宁才回一封。

“学校放写生假，我到上海看你，才知道你病了。身子好些不？”

“大好了。明天就买船票回上海。”

海鲤子近近地站在蕙宁对面，发现蕙宁很是消瘦，高高的颧骨上方嵌了两个黑洞似的大眼睛。眼睛甚亮，如同两粒烧得正旺的炭火。那样的亮光，突然让海鲤子有些心惊起来。

22

蕙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回小城教书，而她的同学大多留在了上海或进军京都。当她的同学在三五成群地交换着毕业赠言，面泛潮红无比兴奋迫不及待地要去翻开生活的另外一页时，蕙宁却默默地躲在寝室里收拾行囊。憧憬只有和未知联系在一起时才有存在的价值。小城对蕙宁来说是一双穿了多年的布鞋，从鞋尖到鞋跟她几乎能数得出针脚的疏密来，早无新奇可言了。从人们小心翼翼的目光里，她觉出了自己的孤单。快乐如水，精心地绕着她流走了。她像一座被海水环绕的孤岛，满眼都是水，却没有一滴是她可以饮用的。

这样的结局并非意外。其实早在两年前，当谢克顿太太对众人说出那番话来的时候，蕙宁就已经知道她的生活将会在这里脱离原来设想的轨道，拐出一个大大的弯。所以当她从负责分配的指导员手里接过报到证时，脸上无风无浪地平静着。那个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指导员期期艾艾地说了些“档案里没加什么东西，将来要引以为戒”之类的话，蕙宁自己也没想到竟会对他嫣然一笑。后来想起来，蕙宁很满意能将那样一个微笑作为句号放在大学生活里。

蕙宁到公平路码头搭轮船回小城的那天，唯一来送行的是谢克顿教授。

那一天和任何别的一天也没有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天在下雨。秋雨中的天空很灰暗，秋雨中的地却有些亮丽起来。不是因为雨，而是因为伞。雨把各式各样的伞朦朦胧胧地揉在一起，颜色和形状都有些走样。行人中有许多在小城和上海中间穿梭来往的小商贩，身子被扁担压得低低矮矮的，箩筐里装着些陈旧的海货。于是空气里就弥漫着一股湿重的鱼腥味。街本来就不宽，雨伞使空间越发地狭窄起来。擦身而过时人们将雨伞轻轻一斜，甩出一串混浊的水珠来，便把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火气浇湿了，只剩了些无精打采的懒散。当那个声音和味道都很杂乱的背景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高马大金发碧眼的洋人时，气氛便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洋人并没有撑伞，洋人穿的是一件黄得在任何场合都不会被错过的雨衣。人群自动为那件黄雨衣闪开了一条路，所以目光很容易就落在了那个被洋人寻找的女人身上。

谢克顿那时已经不在蕙宁所在的大学教书了。他的合同一年到期后并没有收到延续的通知。谢克顿现在在外文管理局审定一些似乎重要其实并不重要的译作。当他赶到轮船码头时，蕙宁的船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航。

“我刚刚听到消息。你走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谢克顿抓住蕙宁的箱子，“让我找他们说去，总是可以说清楚的—— 他们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蕙宁没有说话，却禁不住被他的天真深深感动。若干年后，当蕙宁自己也置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失去了所有习以为常的参照物，被人误解着也误解着别人时，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外国人容易天真的道理。

两人无语地对视了一会儿，蕙宁的嘴唇突然颤抖起来：“丹，丹尼好吗？”谢克顿没有回答，却伸出手来揽住了蕙宁。谢克顿拥抱蕙宁的姿势很奇怪。他将蕙宁的身子斜斜地放到自己的臂弯里，像搂着一个待哺的婴孩。然后才将自己的嘴唇奶瓶似的送到蕙宁的嘴唇上。蕙宁的雨伞落到了地上，在污浊的泥水里开出一朵多角的红花。在这之前蕙宁从未想过自己平生的第一个吻会在这样一个郁闷的雨天里无遮无盖地发生。毫无准备的蕙宁开始有些僵硬，后来双手就渐渐活络起来，如攀缘的青藤般围住了谢克顿的颈子。

他们这样相拥着在那个郁闷的雨天里站了很久。在他们周围渐渐聚集了一些人。世界嘈杂地从他们身边经过，却又远远地离去，在那一刻里他们感受到了一生不曾有过的荒凉。当轮船的汽笛再次响起时，围观的人们清晰地看见那个中国女人一脸的泪，也清晰地听见那个外国男人用语调滑稽的汉语说：“等我，一定。”

蕙宁的眼泪在船上就流完了。当她提着两个大箱子走下舷梯时，她已经下决心要把关于谢克顿的记忆留在海里。陆地上的柏油马路温软却结实地迎接着她的脚，每一个步子都提醒着她与这个小城密不可分的联系。于是她收敛了一切悲哀伤感的奢侈情绪，准备脚踏实地地做回小城人。

那一年蕙宁家里发生了许多事情。首先是黄尔顾的离休。其实黄尔顾一直也没有从那场病中恢复过来。手术之后又相继经历了两次中风，半边身子便不是很灵便了。省里指派了一个副书记来代替他的正职，他就在家休养着身子。那位代书记坐着本该他坐的办公室，作着本该他作的报告，办着本该他办的事情。开始还来探访咨询过几回，后来连过场也免了。就这样代了一年多，黄尔顾就收到了劝退通知。

离休以后，连探访的人也渐渐稀少了起来。奔波一世的黄尔顾突然意识到，他一生最大的敌手其实是失去敌手。寂寞和无为使得他的脾气越发地暴躁起来，竟连一分耐心也没了。因着他的病，从未雇过保姆的黄家也开始请保姆进门。可黄尔顾却一连气走了几个保姆。飞云无奈，只好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兼着做了保姆。一日飞云下班略晚了几分钟，黄尔顾饿了一会儿肚子，禁不住又烦躁起来，抓起桌上的一个苹果朝飞云身上掷去，正巧被进门的阿九撞见。阿九捡了苹果，将脸紧了，也不说话，只朝黄尔顾定定地看着。在阿九的目光中黄尔顾的身子便渐渐低矮了下去。

对这位与自己年岁相差无几、不是真岳母的岳母，黄尔顾的感情曲线很有几分波波折折。年轻的时候黄尔顾对阿九是一种不屑一顾的鄙视。其实黄尔顾的鄙视并不是针对阿九个人的。黄尔顾鄙视的，是阿九那一类的人。如果用那个年代的术语来描述，也就是阿九那个阶级的人。在贫瘠得没有任何内容的北方乡村出生长大的共产党员黄尔顾，一直难以忘却小时候父母在有钱人面前的奴颜婢膝。当一场世道变更的飓风突然把他刮到一个高高的台阶上时，他终于可以用俯视的姿势和阿九那样的有钱人对话。那样的对话方式给了他一种近乎孩童似的欢欣。

后来到了中年，他渐渐经历了更多的事情，明白了高低贵贱都是极为短暂相对的概念时，才猛然发现了那个平日低眉敛目不肯多语的阿九，竟然具有如此处大变而不惊的本领。从惊讶中便渐渐生出一些敬重来。到老了，这份敬重里又多了一丝畏惧。

老来的黄尔顾其实很有些怕阿九。黄尔顾怕阿九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欠了阿九，还因为阿九不允许他偿还。阿九深知还了的人情就不再是人情的道理，所以在后来许多完全可以动用黄尔顾影响的事情上，丝毫也没有动用黄尔顾的影响—— 比如像金三元旧宅的修复和归还。欠了别人一个人情就等于让别人攥了自己的一个短处，黄尔顾在这位无欲无求的岳母面前多少有些理亏心虚。

阿九是在从地下捡起那个苹果的时候决定让黄尔顾偿还人情的。那天阿九趁飞云去厨房烧饭时和女婿说了几句话。那几句话的内容无人知晓。只是第二天，黄尔顾便向组织打报告申请住进泉山疗养院长期疗养。申请很快被批了下来。

家里那一年发生的另一起大事是金三元旧宅的修复和回归。飞云父亲金俦先生年轻时的一个酒肉朋友，先是到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去了南洋，几十年后成了房地产大王。那个阔人在九十多岁的高龄里突发奇想，要云游故里，看看当年和旧友猜拳吃酒的地方。于是那座古旧老宅便被修复成当年的旧景，当年的旧景里自然包括阿九这件道具。只是，这回和阿九一起搬回大宅的是金家所有的后裔。

搬家那天小城刮起了罕见的西风。梧桐树叶子卷成一个个黄绿色的圆球，滚了一街一院。阿九穿着一件蟹青色的缎子夹袄坐在井沿上，扭着身子看井里的落叶被水泡成一只只肥大厚重的手掌。树还是那几棵树，叶子却不知换过了多少季。阿九看落叶的神情竟像是个怀春的少妇，似乎要从那片多年不用的井水里打捞逝去的岁月。没有人知道那件蟹青夹袄的前襟上绣的是文竹。

蕙宁和萱宁就是在那样一个多事之秋里从大学毕业的。两人都教书，一个教大专，一个教中学。教书的生涯无风无浪平静至极，蕙宁很快就重新适应了小城的拥挤、狭小和喧嚷，甚至小城的饮食起居习惯。生活似乎在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之后，毫无痕迹地转回了原地。只有蕙宁知道，这个缓慢的旋转轨迹仿佛是一个离心的过程，转回来的只是身子，心却已经甩出去了。在外边的世界待过四年之后的蕙宁变得很是沉静。全家人对蕙宁的分配结果都存了一个大大的疑问，隐隐感觉到蕙宁的沉默里有一个分量很重的故事，可是没有人敢问。

有一天夜里，萱宁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了半宿也没睡着，便忍不住披了衣服来敲蕙宁的门。两人也懒得点灯，蜷着腿坐在床沿上，看着月光将精雕细凿的窗棂格涂成一个个白色的小方块。

后来萱宁终于试试探探地说：“他这样的人，不值得你那样。”

蕙宁的沉默使萱宁越发激动起来：“你不知道他结婚了？娶的是副省长的千金。当年那些样子，竟是做给谁看的呢？这样大的事，却也不和我们家说一声—— 那一家子是想当官想疯了。”

蕙宁这才知道萱宁说的是海鲤子，便突然醒悟了姐姐近来对她的小心翼翼。可是她没有分辩，而是默认了姐姐的误解。她一直没有告诉萱宁，她的箱子里藏了几十封信，都是大学四年里海鲤子陆陆续续写来的。这些信，她有的连拆都没有拆过。她和海鲤子之间的一切，有如在地底下封存了千年百载的古物，只有在与尘世的隔绝中才得以保持了初始的美丽。这样的美丽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堪一击的。这样的美丽一旦与空气接触便立时化为丑陋的碎片。

那天夜里萱宁走后，蕙宁从枕头底下拿出那把装了海鲤子相片的旧铜锁，捏在手里反复抚摸着，感到了与海鲤子前所未有的亲密。她和他的情谊再也不用害怕经历尘世的危险了。他们之间的秘密在这些年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所在。

谢克顿的信是在第三年的春天到的，信封上的地址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同英国伦敦同名的城市。接到信后蕙宁几乎吃了一惊，她没有想到自己竟已把那个人忘得如此干净。谢克顿在信里问蕙宁愿不愿意出国留学，又详细介绍了申请奖学金的具体要求和步骤。关于自己他说得很少，只说迟迟未来信的原因是他回加拿大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直到年初才在西安大略大学寻到了一个临时教授位置。西安大略大学素有加拿大哈佛之称，能在这所大学受教育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知道信的内容后最为兴奋的其实是萱宁。萱宁深知在小城这样的一潭死水中很难见到一丝波澜。若在小城继续待下去，她很快也会成为死水中的一滴。她急切地渴望逃离小城。可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离开这个小城的唯一途径似乎是离开这个国家。在萱宁热切的鼓动下，蕙宁终于给谢克顿写了一封回信。

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意外地顺利，接到签证时蕙宁几乎以为自己做了一场荒诞的梦。告别母亲和姐姐在感情上并不沉重，因为蕙宁和当时中国许多出洋的年轻女人一样，还未踏出国门就已经在心理上为亲人铺好了在海外重聚的路。真正沉重的是告别阿九和黄尔顾—— 即使在那时，蕙宁就已经意识到父亲和小外婆将是她生命中永远无法带走的巨大碎片。

阿九在那一年神志明显地衰弱了，吃饭吃到一半，就能眯盹过去，汤汤水水地洒一身。那天饭桌上，阿九又一次进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蕙宁拿毛巾将阿九前襟的菜汁擦了，就扶着阿九回房歇息。帮阿九脱鞋时，蕙宁注意到阿九穿的是一双式样古旧的黑色猪皮鞋，鞋尖上踢出了几块白斑，鞋底也磨得只剩了小小一坨。阿九一直没有工作过，这些年都靠着飞云的接济过日子。金三元房产只不过给阿九添了一层华丽单薄的装裹。这样的装裹既不能御寒也不能充饥。那层装裹之下依旧是阿九一个清贫的身子。

想起童年时阿九小心地积攒着牙膏壳为自己换麦芽糖的情景，蕙宁的喉咙就有些哽哽的。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小外婆你好歹等我寄钱回来。”阿九在床上翻了个身，突然就将眼睛睁了：“倒是谁等谁的钱呢？”说着起身将门窗都关严了，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打开五斗橱的门。又从钥匙串里挑出一把最小的，开了橱里的一个小抽屉。最后才从小抽屉里摸出一个封了皮的信封，对着灯把边儿撕开了，露出里边一张厚厚的盖了好几个红戳的纸。

“这是金三元的房契。看看上头写的是谁的名字？”

阿九抖抖索索地将那张纸递到蕙宁跟前，露出一个狡黠的笑。蕙宁凑近看见了上边的字，就咚地吓了一跳。“有了这张纸，看你将来回不回来。”

第二天蕙宁去泉山疗养院看父亲。上山的那条石径，她不知走过多少回了。这一回她却走得累了，便在半山腰上寻了块石头坐下来歇息。看着那条白花花肠子似的绕来绕去的石头路，蕙宁突然想起了母亲和龙泉。那条路上的每一块石头上，大约都印了他们两个的脚印。上上下下弯弯曲曲重重叠叠地走了多少的路，到头来两人竟没能走到一起。又从母亲身上，想到了自己和海鲤子。从小吃着同一个女人的奶长大，到现在却连手足情分也丢了。大凡男女之事，非此即彼，没有什么可以通融的中间道路。做不成情人的，自然也做不成朋友。做得了朋友的，未必做得成情人。世上诸多男女之情，成了也不是从友情里发展出来的，败了更退不回到友情那里去。

由海鲤子想开去，又不免想起那个洋教授谢克顿来。那回他在公平码头让她等他，她就猜测他大约很快就会忘了她的。与其这般苦苦地等着让他来忘了自己，倒不如自己狠狠心先忘了他。为了避免那个可能的伤心结局，她便刻意地去遗忘他。忘得那样辛苦，以至于现在竟再也想不起他的容颜了。没想到到头来他竟记住她了。信虽是迟了两年才来，却毕竟还是来了。不知他是怎么记住她的？他是把她当作学生记住了，还是把她当作女人记住了？如此这般地想了一番，蕙宁的心里就有些烦乱起来，便起身朝山上走去。

疗养院的晚饭时间还没到，黄尔顾招了几个病友，在阳台上摊了张桌子下象棋。黄尔顾最早是在干校里学会下棋的。这些年忙里偷闲地练习着，竟很有长进了。刚来疗养院时跟人下棋只让一子，现在让了两子也很少有人能赢他了。黄尔顾下棋很有些当年带兵打仗的遗风，又快又狠又热闹，棋子在桌面上敲得啪啪地响，又不容对手停顿思索，更别说悔棋了。那天下棋的只有两人，其余的都是观棋的。那下棋的在吆三喝四地催棋，那观棋的在七嘴八舌地当军师。蕙宁远远地就听见了一屋的喧闹。

众人见蕙宁进来，又知道她要出国，就将棋盘撤了，围着她问了些话。问加拿大有多远，多大，冷不冷，说的是哪国语言，等等。蕙宁一一地回答了，就有个病友说：“这孩子一走，也不知哪一天回来。让他们父女两个说会儿话吧。”众人便都散了，留了他们两个坐在阳台上。

蕙宁从挎包里拿出一盒韭菜馅的饺子，放到桌上来。黄尔顾虽在南方生活多年，口味上却还是山东人，连着吃几顿米饭就腻味，嚷嚷着要包饺子吃。飞云和女儿都跟着他学会了擀饺子皮。黄尔顾拿起饭盒闻了闻，也不用筷子，伸手就抓了一个饺子填进嘴里，还是温和的。嚼了嚼，却咽不下去。哑哑地叫了声“妞”，竟再也无话。父女两个呆呆地看着一轮大大的落日，红气球似的悬在树梢上，把树烧得鲜血淋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