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看上去相貌很平常的老鼠，但是我的身世却极不寻常。

我是说，我祖先的身世极不寻常。

我的祖先二十多年前生活在日本国土西南端一个叫浦上的地区。它的窝巢就筑在一个粮仓的角落里，所以它从来不需要像其他的老鼠一样为饥饱的问题犯愁。粮仓的主人是一对慈眉善目的老夫妻，他们常常对前来说服他们买鼠药鼠夹的邻居说：“一只老鼠能吃得了几粒粮食呢？再说，不是还有猫吗？”可惜他们家的那只猫，也和主人一样心慈手软，每天宁愿看着窗外的蝴蝶发呆，也不愿意把眼睛转到就在它身边游走的老鼠身上。本来我的祖先完全可以过着这种衣食无忧的日子直到天年的，没想到就在它五个月大的某一个夏日里，那个叫浦上的地区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彻底打乱了它的生活轨迹。

大难来临之前通常是没有预兆、格外安详的，那天也不例外。我的祖先早早地吃了一顿午饭，而且吃得格外饱足。后来回想起来，就是这顿提前了半个小时的午餐，救了它一条命。那天我的祖先吃饱喝足了，在它那个稻草铺就的床上安然恬息。它做了一个颜色和气味都十分美好的梦：它梦见了油光锃亮的猪肉和覆盖着白色奶油的蛋糕。可惜这个梦只来得及展开一个序幕便被猝然切断，我的祖先被一声沉闷的巨响震醒，接着它听见了头顶隐隐传来的哀号声和杂乱的脚步声。它一睁眼，发现四周一片漆黑，它似乎被埋在了一座万仞高山之下。它感到了热，是十个太阳叠加在一起的那种热。它明白若不立即逃离，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毙命，因为它已经闻到了毛发被燎着的焦煳味。它开始用它那几个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渐渐退化了的爪子拼命地刨土。鼠类的视力在黑暗中几乎等于零，我的祖先完全是依靠嗅觉来爬行的。它用尖尖的鼻子拼命寻探着厚实的泥土中任何一丝狭窄的缝隙和气泡。它的鼻子为它的爪子引着路，它片刻不停地刨了整整两天两夜，直到把这几个月来在肚腹里囤聚的脂油消耗殆尽。

第三天的早上，它终于爬到了地面，却发现街道已经完全不是它上一次见过的那个样子了。仿佛有一阵飓风刮过了地面，将所有的房屋树木刮得无影无踪。风不仅带走了街道和景物，风也带走了颜色，我的祖先再也看不见树的绿、花的红、女人头巾上的丁香紫，还有孩子书包上的柠檬黄。那一片失去了建筑物和路标的遮拦，几乎一眼就可以望到地平线的空地上，只剩下一样颜色，那就是焦黑。

从那天起，我的祖先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求生旅途，它每天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寻找果腹的食物：石头底下压着的动物残骸、没有彻底烧毁的碎布片和木屑……有一回它甚至从一具还没有完全焦化的尸体上，咬下了一根腥臭无比的手指头。正当它找不到任何可以下口的食物，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它突然闻到了一丝久违的香味——是饼干。它的鼻子引领着它，找到了一群戴着蓝色大盖帽的年轻人，原来是几个美国海军。它趁他们不备钻进了一只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吃了整整半包压缩饼干。那是它这一个月里唯一的一顿饱餐。它在那只箱子里待了几天，一直没有被主人发现。等到那个年轻的水兵终于打开箱子看见那只老鼠时，他已经搭着一艘海轮到了上海。很奇怪，他没有杀它，而是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竹编的小笼子里，每天用米饭和清水喂它。这个美国人在上海待了一个星期，走到哪里就把我的祖先扬扬得意地展览给他的朋友和熟人。

“请看，这是世界上最最大胆、最最勇敢的英雄，是我从长崎一路带过来的。别看它的皮烧焦了一半，可是它挨过了魔鬼一样的原子弹。”

直到那时，我的祖先才知晓，那场扫毁了一个城市的飓风叫原子弹。

可是那位年轻的美国人只说对了一半，我的祖先的确非常勇敢，但却不是因为它大胆。老鼠原本就没有胆，所以老鼠不知道害怕。正因如此，在那场大灾难里别的动物都死光了，而我的祖先却幸运地存活了下来。世人常说的“胆小如鼠”实在是以讹传讹。

那个美国军人离开上海时，把我的祖先托付给了一位传教士，让他好好照顾这位“劫后余生的英雄”。那位传教士带着我的祖先，辗转走过了几个城市，最后在江南沿海一个叫温州的小城定居下来。我的祖先在传教士家里过了一阵锦衣玉食的日子之后，开始想念一只老鼠本该过的自由生活。于是在一个夜晚，趁着传教士沉沉入睡，它咬穿了牢笼，逃到附近的一处民房，筑起了自己的窝巢。很快，它就遇上了它的同类，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着它们的子孙，直到我们。

这就是我祖先的故事。我是从我妈妈那里听来的，而我妈妈，则是从她的妈妈那里听来的。可是在听和在后来传给别人听的过程里，我并没有感觉到内心的颤动。我天生就是一只没有任何野心的老鼠，一直满足于平庸的生活。岂止是平庸，几乎是卑微。我居住在温州城里最贫穷的西角区，而我安营扎寨的那间屋子，又是这个区里最破最烂的一座平房。我很难在这家人的厨房里找到一口残羹剩饭，也不会在他们的垃圾桶里翻出一根值得一嚼的骨头，甚至都无法在任何一个角落找到一块略微完整些的布头。我不羡慕我的主人们，他们的日子几乎和老鼠一样卑贱。可是我实在不具备我祖先那种在废墟里连续刨掘两天而逃出生天的勇气，我连搬迁到另一条街的念头都不曾动过。我每天都活在半饥半饱的状态里，懒洋洋地看着这一家人为一些针尖大的事乌眼鸡似的相争，然后又为一些比针尖更小的事和解，周而复始，永不止息。

我有时候忍不住感叹：我那个显赫英勇的祖先，怎么会生下我这样一个慵懒无为的后裔？

屋子一天到晚都暗，白天走进去，像黄昏。黄昏走进去，像没有月亮的深夜。

两双膝盖抵着下颌，身子蜷成一只虾球，手里捏着一杆电筒，缩在被窝里看书。电池弱了，光照在纸上是一团病恹恹的黄。

家里只有两间房，他睡的那间很小，另外的那间更小。他的这间房里铺不下两张床，只能搭个格子铺，大哥二哥睡下铺，他和爸爸睡上铺。两个哥哥睡下铺的原因是大哥眼睛不好，起夜时得叫醒二哥引路。另外的那间房里铺了一张窄床，床前放了一张吃饭的桌子，床和桌子中间，勉强挤得过一个身子。妹妹和妈睡在一张床上，那也是因为姐姐支边走了，妹妹才升级睡上了床。姐姐在的时候，妹妹只能铺张席子睡在饭桌上。后来妹妹长身个了，桌子太小，只好在上面再放一扇门板。

妹妹今天跟着学校去了郊区学农，爸爸下班回来就说厂里搬东西扭了腰，懒得爬高。两双一听就明白了爸说那话的意思：爸其实就是要过去那屋和妈睡一张床。两双小心翼翼地克制着他的欣喜，他怕爸临时又改主意，今晚他无论如何得把手里的这本书看完。其实爸并没反对他看书，爸只是舍不得家里的电。平时他若想晚上看几眼书，就会出去蹲到街头的路灯底下看，只是今天太冷了，风嘶嘶地要锯人的骨头，他在外边实在待不下去。

他手里的这本书，是从路口那家小人书店借过来的。

说是店，其实就是一个门脸，统共才有二三十本书，有的还是重本的。他把每一本书都看过了，而且还不止一遍。租书的价钱很公道，厚的一分钱一本，薄的一分钱两本，借三本以上再送看一本。可是两双就是把骨头拧出水来，也挤不出那一分钱。店主看他天天站在店门口不走，眼珠子都掉在了书上的样子，就对他说你要是肯替我挑水，我铺子里的书你可以随便看，只是不许带回家。店主是个老绝户，平日得花钱雇人挑水。这一招可以说是皆大欢喜，两双当场就答应了。可是两双身个单薄，挑不动一整担水，他只能半桶半桶地多走几个来回。他不在意，反正时间和力气对他来说是脑袋上的头发，留着也不值钱，剪了还能再长。他舍得。

今天他挑完水，老头告诉他店里刚进了两本新书，都是讲外国的事，他可以挑一本带回家去看。老头说的新书，一本是《列宁在1918》，另一本是《欧仁·鲍狄埃》。《列宁在1918》他看过电影了，甚至背得出瓦西里和列宁的好些对白，于是他便挑了《欧仁·鲍狄埃》。一路上他把书挪来挪去地换了好几个口袋，藏得严严实实的，就怕二哥看见了来抢。

“鲍狄埃出生于法国一个木箱工匠家中，很小就辍学做了童工。”书上说。

画面上是一个孱弱的少年，手捏着一柄榔头在木板上敲钉子。榔头很大也很重，少年的手似乎在颤抖。两双看不出他有多大，只能根据他和身边那个大人—— 大约是他父亲—— 的身高比例来猜测他的年龄。那少年人若直起身子，大概该到了他父亲的臂膀处。两双由此推断那少年比自己更小，因为自己和父亲并排行走时，已经抵到了父亲的肩。两双知道自己穷，但至少他还可以上学校读书。而这个鲍狄埃，在比他更小的年纪上，就已经在给人做工。

法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的更苦。两双想。

两双总共才知道五个外国人，前面的四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前面的四个太高，他看他们，是蚁蝼仰望高山那样的遥不可及。他就是有三辈子的时光来努力，也够不着他们投掷在地上的一片影子。而且，老师从来也没讲过他们的童年。他们仿佛生下来就已经是参天大树了，他没见过他们还是秧子的时候。于是，他就永远地失去了和他们平视和握手的机会。而这个叫鲍狄埃的人，却让他在景仰之外还可以摆置上同情，而不需为此战战兢兢。若鲍狄埃能从如此卑贱的泥尘里长出伟岸的枝干来，说不定他也能。

两双捂在被子里，一边看书，一边簌簌发抖。他以为是冷，他不知道其实还有感动。他还没有意识到：那个与他相隔了万水千山，早他一百三十多年出生的法国人，此刻正在他贫瘠得连梦都不长的少年记忆中，点燃了人生的第一盏憧憬之灯。

屋里有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是老鼠。老鼠大概在家里不知哪个角落筑了窝。他曾经跟妈要钱买鼠药，妈说花那个钱做啥？老鼠在这个家里熬不过两天都得饿死。有一天大哥忍不住要起夜，推了两下二哥没推醒，只好自己摸摸索索地去找马桶，不料一脚踩在一只老鼠尾巴上。老鼠吱呀一声惨叫，把一屋的人都炸醒了，爸就骂大哥你那个尿脬是啥东西啊，比鸡嗉子还小。大哥没有吭声。大哥是家里唯一一个完全吃白饭的人，现在连九岁的小妹也已经学会了糊火柴盒子。但大哥也不是一点用场都没有，至少他是一块永远磨不烂的脚垫子，家里无论是谁都可以放心地在上面蹭上自己鞋底的泥。两双听了爸的话忍不住暗笑：大哥的尿脬大概真是只鸡嗉子，没有一宿能把一泡尿憋到天明。他绝对没想到，大哥的尿脬没事，反倒是他自己，将来会一跤栽在尿脬上再也起不来。

窸窸窣窣的响声还在持续，听着听着，就不像是老鼠了，倒像是被褥掀动的声音。这屋和那屋中间没有门，只钉着一块破布帘子，隔得了眼睛，却隔不了耳朵。后来那响声变了调，有了节奏。轰，轰，轰，像木板在冲撞着墙壁。接着两双听见了一阵喘息，一丝呻吟。喘息声很低很沉，像一块粗重的岩石正在抱怨着自己的重量；呻吟声很细，断断续续的，像是被岩石压住了的一只蛐蛐。夜太静了。静夜长着尖利的爪子，能把一切遥远模糊的声响近近地钩到耳朵跟前。

两双蒙住了耳朵。

他知道，爸又在骑妈了。

这不是两双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

两年前的国庆节，爸让几个孩子都上街去看游行。两双回来得早，又忘了带钥匙，就趴在窗上看屋里有没有人。那天的窗帘没扯严实，两双从缝里看见了爸把妈压在床上。妈的身体几乎完全被爸遮住了，只露出半只脚丫。爸把全身的重量都放在了妈身上，一下一下凶猛地拱撞着妈。妈在爸的身子底下抽搐着，两双觉得妈已经被碾压成了一张肉饼。妈忍不住叫了起来。两双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叫声，是难受，又不全是难受，那难受里似乎还掺着一丝快活。

那屋的动静终于停了下来，妈趿着鞋子，踢踢踏踏地走到了外屋小解。两双一下揿灭了手电，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缩回了被筒。一阵叮咚的水声之后，妈又回到了床上。

“天杀的，一回比一回狠。”两双听见妈低声对爸说。

爸愤愤地哼了一声，说：“他狠得，我狠不得？”

妈不再吱声。

四周终于彻底安静了下来。两双再次扭开了手电筒。

“英特纳雄耐尔……”

两双默默地念着那个拗口的词。

老师在课堂上解释过这个词的意思。老师说那是国际共产主义，到了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穷苦人都能享受自由平等快乐饱足的日子。

两双的肚子在黑暗中响亮地鸣叫了起来。肚子有自己的嘴巴，肚子想说话的时候，没有人能拦得住。现在是月底，是一个月里最难熬的日子。全家的粮票已经吃完，今晚妈煮的是粥。大家喝的都是上面的那层稀糊，只有爸的那一碗里，还看得见米粒。

鲍狄埃小时候，能顿顿吃米饭吗？

两双终于撑不住了，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两双一路走，一路哼着歌儿。走进院子，随手一扔，书包就不偏不倚地挂在了门把手上。

爸正蹲在屋外的墙根上抽烟。爸抽的是自己用旧报纸卷的烟，气势凶猛，却不禁烧，没抽几口就到了头。爸这阵子都上夜班，是专门跟人换了的，为的是多拿几个点心钱。全家七口人，不，姐姐去了黑龙江支边，现在家里是六口，只有爸一个人挣工资。一份工资掰成六瓣，想不捉襟见肘也难。

爸站起来，狠狠一脚把烟头碾死了。

“早点回家你会死啊？”爸骂道。

“学校里，排练……”两双嗫嚅地说。

两双最终没把那句话说完。说了也是白说，爸对学校里的任何事情都没兴趣。爸勉强让他读到初中，仅仅是因为爸觉得三个儿子里头，总得有一个能写信看信的。

建华和阿五正靠墙坐在小板凳上，一人的膝盖上放着一块洗衣板，上头是一堆折叠成型了的火柴盒，他们正用小刷子往上贴标签。建国坐在他俩的中间，手里捧着一个敞口瓶子给他们供着糨糊。建国是大哥的名字，建华是二哥的名字，这两人是他们五个兄妹中唯一有正式名字的。妈怀他们的时候，医生检查出来是双胞胎，爸听了很是兴奋，就早早起好了名字，说不管是男是女都叫建国和建华。谁知建国先天就是个瞎子，建华生下来倒是好好的，是满月之后从床上掉下来摔坏了腿的。当时没觉察，等到了学走路的时候发现不对劲，就没得治了，他就终身瘸了一条腿。等到妈后来再怀胎，爸就已经败了兴，懒得再起名字了。生下老三就叫三三，老四叫两双，老五叫阿五。幸好在第五个上就打住了，没有再往下生。

建国没上过一天学，建华读到三年级，也歇了。爸说一条腿的人，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如在家挣几个零花。于是建华就开始帮妈干活，早上替人洗脏衣服，下午糊火柴盒。

两双拿脚捅了捅阿五，问：“妈呢？在哪里？”阿五还没说话，爸却啊哈地咳嗽了一声，说：“喊什么喊，你还等吃奶啊？”阿五低了头，想笑却没敢笑出声。爸今天脸上的肉没有一块是顺的，两双不敢惹，低了头就往屋里走，想搬个板凳出来帮建华阿五干活。

“站住，你。”爸站在门框里，拦住了他的路。

“看看上面，到底说了什么。”爸从口袋里抽出一封信递给他。

两双第一眼先看的就是邮票。那是一枚京剧《沙家浜》的邮票。在一套九张样板戏纪念邮票中，他唯独缺的就是这一张。邮戳盖得很是地方，墨印清晰，又没有遮住人脸。邮戳上的字是黑龙江鹤岗，那正是姐姐三三的兵团所在地。

两双仔细地撕下邮票，藏在兜里，才开始看信。

“我姐说那里零下二十度，天天下雪。一开门鼻孔里就结霜，气都喘不上。整整一个月没尝过米了，顿顿吃土豆。”两双说。

“下雪多好看。”阿五羡慕地叹了一口气。

爸哼了一声，说：“知足吧，至少不饿肚子。”

两双没吭声，咽下了信里的另外一句话。

那句话是：“这里的日子太苦了，我做梦都想回家。”

“你给她回封信，叫她发了工资别都花了，剩几个寄回家。”爸说。

这时候门开了，屋里走出了孟叔叔。

孟叔叔是这条街上一家皮鞋厂的供销员，老婆在洞头乡下工作，一个月才回家一趟。孟叔叔不会洗衣服，就把脏衣服攒起来拿给妈妈洗。孟叔叔出手大方，别人洗一件外套给三分钱，他给四分，于是他就成了妈的常客。

孟叔叔见到爸，慌慌地从兜里掏来掏去，掏出一盒全新的香烟，撕了封口，抖出一根来就往爸手里送。

“刘师傅，刚才进来，怎么没看见你啊？”孟叔叔问。

爸没接，孟叔叔的手就尴尴尬尬地停在了半空。

“抽卷烟的命，哪当得起牡丹？”爸说。

孟叔叔把烟放回了兜里，讪讪地说：“我刚才，送了一包衣服过来。你们家的衣服，洗得最干净。”

“这话你对她说。”爸说。

孟叔叔呵呵地干笑了几声，就走了。两双看见他外套的后襟，有一个角塞在了裤腰里头。

晚饭的时候，妈端出了半碗金灿灿的猪油渣。阿五问咱家什么时候割肉了？妈不说话。阿五以为她没听见，就又问了一遍，妈才说：“咱家哪会割肉？是孟叔叔送的。”爸横了妈一眼，说：“眼孔浅，没见过油渣啊？怎么不叫人给你送猪肉呢？”

妈不回话，只是在每个人的碗里分了两小勺油渣。这顿饭桌上的白菜汤谁也没动，大家都拿酱油拌了油渣下饭，吧嗒吧嗒吃得满嘴闪亮。

妈把自己碗里的那一份，舀出了一勺要给爸—— 爸自己的那份已经吃完了。爸的手挪了一挪，看不出来是推还是就。妈的勺子一斜，油渣就滚到了地上。

“糟蹋好东西，天雷劈的。”妈嘟囔了一声。

“你就值，这点油渣？”爸把筷子嘭的一声拍在桌子上，转身就进了里屋。

妈一怔，嘴角颤颤地抽了起来，五官就变了样。两双以为她要哭，可是她没有。

“还活不活，活不活啦？”妈撕心裂肺地干号了起来。

两双往那屋瞄了一眼，爸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上盖着一条枕巾。

没人说话。妈慢慢地蹲下来，跪在地上，把油渣一颗一颗地捡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塞到了嘴里。

妈把最后一颗油渣吃完了，站起来，收了自己的空碗，走到厨房，坐到那张生火用的小板凳上，呆呆地望着窗外那角黑黢黢的天。厨房其实不是“房”，而仅仅是一个摆放炉子的角落而已。妈仿佛已经在刚才那一声叫喊中耗尽了心神，身子突然就枯萎了，像一只半瘪的麻袋。

“爸最烦那个老孟了。”建华朝里屋努了努嘴，轻声对两双说。

“可是爸吃了他的油渣。”阿五凑过来说。

“闭嘴。”两双瞪了她一眼。

“邮票呢，那张？”建华扯了扯两双的袖子。

“什么邮票？”两双镇定地问。

“别以为我没看见。阿三上回寄信来，就是你拿的邮票。这回该轮着我了。”建华说。

“用不着轮，都给你也行。”两双说。

“真的？”建华喜出望外。

“当然，要是你也能读信。谁读信谁得邮票。”

建华的话顿时给噎了回去。老四识的字多，他永远也说不过老四。

可是他还是觉得憋气。他伸过筷子，在建国的碗里夹了两颗油渣，放到自己嘴里。

“大哥……”阿五刚喊了一声，就被人在桌子底下踩了一脚。

“吃饭。”大哥平静地说。

早上两双出门上学的时候，头上淋到了一滴雨。

他抬头看天，瓦蓝瓦蓝的没有一片云，日头在树枝的分杈处露出一张白晃晃的脸。他觉得有点奇怪，摸了一下头发，手指有点黏——原来是一团鸟屎。

他抓起一块石子朝树上扔去。嘎。一只黑鸟嘶哑地叫了一声，从秃枝中飞蹿起来，在他的头顶兜了一圈，扬长而去。

乌鸦，那是一只乌鸦。

他的心突然抽了一抽。

他跑回家，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冲过头发洗过了手，才重新上路。可是这一早上他的心都静不下来了，眼皮扑通扑通地跳得一教室都听得清楚。

今天要出事。

他想。

这一天两双很晚才回家。

两双放学很少准时回家，每天有每天的理由。可是不管多晚回家，他总能在晚饭之前赶回来，而且在上床之前糊完五十个火柴盒子——那是建华大半天的量。而且，老师也从没到家里告过他什么状。所以大人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没人真去深究他去了哪里。

可是这天两双晚得有些离谱。一家人都吃完了饭，妈正要起身洗碗的时候，才听见了门响。

爸正站在窗前抽烟。爸不拿烟的那只手也没闲着，手里捏着一根棍子。这根棍子是从一个使坏了的锅铲上取下来的，他已经把它捏了一整顿饭，捏得它开始微微发烫。他的五个孩子里，他只打过老四。他一指头都没碰过两个女儿，不是不敢，而是不屑—— 他不想低到和女人一样的份上。他不打那两个儿子，是因为他觉得他们已经是废人了，不值得他再去耗费心神修理。而只有老四，才是五个儿女里唯一的那个他能打也敢打，而且打完之后感觉理直气壮的孩子。

爸扔下烟蒂，走到门口，就在这几步路的工夫里，他已经想好了下手之处。不是头，不是腰，也不是屁股。屁股上肉太多，而头和腰伤着了，就是一辈子的事。他已经有两个废物儿子了，他不能再有第三个。最好的地方是肩膀后边的那两块骨头，那里只有一层薄皮垫着，棍子砸上去既解气又不至于出事。小时候他的父亲就是这样打过他的，他至今记得那种渗到骨髓里的疼痛。

“叫你，到棺材里都记得这顿棍子。”他默默地说。

爸正要开门，门却自己开了，从外头滚进来一个黑乎乎的球。那球在地上踉跄了几下，才直起身来—— 是两双。两双浑身湿透，头发衣服指尖上的水，滴滴答答地在地上淌出一个肮脏的圆圈。他站着，却没站稳，半边身子靠在门板上，腿在瑟瑟发抖。爸走到他跟前，他看着爸，又没看见爸，他的目光空空荡荡地穿过爸，仿佛爸是一块透明的玻璃。

爸的棍子当的一声落到了地上。

这是他唯一一个健全的儿子，他不能，他只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

“他妈，你过来。”爸朝厨房喊了一声，嗓音裂开了缝。

“皇天，你掉河里啦？”妈慌慌地跑过来，问。

两双没回话，只是怔怔地看着妈，用他看爸的那种眼神。

“快去给他拿干衣裳。”爸对妈说。

妈有些为难。“球衣球裤，都只有那一套。”

爸瞪了一眼建华。“你上床，把你身上那套脱下来。”

夜还嫩，建华并不想在这个时候睡觉，可是建华知道拗不过爸，他只能哭丧着脸钻进被窝，把身上的衣服一层层地剥下来交给妈。

妈搬过一张凳子，把建华脱下来的衣服放上去，拉着两双到灶台跟前换衣。炉子里还剩了黯黯淡淡的几点余火，这是屋子里最暖和的一个角落了。

“快脱啊，趁着那衣服还温和。”妈催促着两双。

两双开始解衣扣，一颗一颗地。衣服脱到最里层也还是湿的，沉甸甸地在木盆里堆积起来，犹如一团泛着臭气的死蛇皮。已经换下来的和将要穿上去的，其实都不是他的衣服。他从生下来的那天起，身上裹的就是两个哥哥腾下来的旧东西。他长到十五岁，还从来没有过一件纯属于他自己的衣服。澡是洗不成了，家里没有足够的热水。妈拿过一条干毛巾让他擦身体。他的身子像一条将要扬花的枝子，瘦骨伶仃的，但芯子里已经积蓄了一股隐隐约约的长势。妈对这个身子是陌生的。妈对所有孩子的身子都是陌生的。她虽是母亲，但她的气力都用在了把每一件过手的东西化成他们碗里的食，她很少去管他们嘴巴之外的事。当她看到两双后背那两块高高耸起差一点就要落上棍子的骨头时，她突然感觉有些羞愧。

“到底怎么了，今天？书包呢？”她问儿子。

两双没回话，仿佛眼睛和耳朵都满了，再也塞不进东西。

妈去锅里舀了半碗吃剩的菜泡饭递给儿子。两双坐下来，低头看着碗里和菜丝搅拌在一起已经不成颜色的饭粒，扒了几筷子，就放下了。

“你说他到底怎么了？眼神直勾勾的，吓人。”妈悄悄地问爸。

“算了，这会儿问了他也不会告诉你。睡一觉，明天再说。”爸说。

这一天爸让大家都早早地上了床。爸要上夜班，而且是连上两班，他想在晚饭之后睡上几个钟头。

半夜爸起来正准备上班，突然发现两双一动不动地靠墙坐着，月光撕破窗帘照在他脸上，两只眼睛玻璃珠子似的泛着亮。

爸这时才真的觉出了怕。

“生在咱们这样的人家，性子就不能太金贵。遇上什么事，放得下放不下都得放下。这个家我还能管几年？将来得你担着。”爸沉沉地叹了一口气，说。

两双没吱声，但爸知道他听见了，因为他慢慢地躺回了被窝。

只是这时的两双还不知道，这是爸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而且也是最至关紧要的一句话。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两双还团着被子坐在床上。妈就说：“建华你怎么把衣服给穿了？你不知道你弟弟要上学啊？”建华说上学有什么了不起，阿猫阿狗都能上。妈说：“你要把我活活气死啊？快脱下。”建华说：“他穿就他穿吧，我的火柴盒他来糊，我正好补一天觉。”

妈正想骂，两双突然开了口。

“我不上学了。”

这是两双从昨晚到现在说的第一句话。

“不上学？不上学你还能干什么？”妈吃了一惊。

“安澜亭码头挑煤，五分钱一担。”两双平静地说。

“两双你抽什么风？就你那身子骨，挑屎吧，你。”妈说。

两双定定地看着妈，顿了一顿，才说：“我不叫两双，我已经改了名字，叫刘年。”

建华咕咕地笑了起来，说：“刘年？干脆叫刘氓算了，还好记。”

建华突然住了声，因为他看见两双抽下床头一块已经松散了的木板，咔嚓一声掰成了两半。

“从今天起，你们试一试，谁敢再叫我两双？”

两双的眼眶龇裂了，流下两团红色的汁液。

这天早晨两双，不，刘年，穿着二哥的衣裳出了门，直到下午才回家。

二哥围着被子坐在床上，一边等着晾衣绳上的那套衣服被风吹干，一边翻来覆去地看着那几枚已经被他摸得黑黢黢的旧邮票。

大哥正蹲在门前晒太阳。这天的日头太好了，连风也败不了它的兴致，落在身上让人几乎有点想流汗的意思。

“妈呢？”刘年问。

“去菜市场了，和阿五。”大哥说。

刘年想起来了，这会儿正是菜市场要关门的时候，有一些烂菜剩菜要扔，妈总是挑这个点儿去捡便宜。

“两，哦不，阿年，你今天去哪儿了？”大哥问。

刘年没说话，只是从兜里掏出一把东西，丁零当啷地放到大哥的手心。

大哥的手指顺着那些东西的边缘翻过来覆过去地抚摸着，突然惊讶地叫了起来：“三个五分，五个一分，你今天挣了两毛钱？”

刘年一把捂住了大哥的嘴：“作死啊，你想让他听见？”

刘年指的是在屋里躺着的二哥。

大哥的声音就低了下来：“你真的，挑煤去了？”

刘年把大哥手里的硬币一个一个地拿回来，放到自己兜里。想了想，又从兜里掏出一个五分，塞回到大哥手里。

“这个给你。”

大哥仿佛捏了一只滚烫的煤球，一哆嗦，那钱就掉在了地下。大哥的眼睛坏了，耳朵却没坏。耳朵非但没坏，耳朵还把眼睛撂下的摊子挑了起来。大哥趴在地上，顺着硬币滚落的声音摸过去，就把那枚钱找了回来，用衣襟擦了擦上面的土，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裤兜。那只手就再也没松，一直牢牢地捂着兜口。

“我拿了，能派什么用场呢？”大哥的嘴角慢慢挑起来，挑出一脸的笑意。

大哥从来没看见人笑过，可是大哥也知道怎么笑，原来笑是不用学的。刘年暗想。

“你慢慢想，想好了，我帮你去买。”他对大哥说。

大哥把头高高地仰着，定定地对着日头，那两个本该是眼睛的洞穴一颤一颤的，正走着无数个关于五分钱硬币的想头。

“阿年，你说，红是什么样的？”大哥突然问。

刘年愣住了。他教得会大哥什么是锅碗瓢盆水缸床铺鼻脸眉目，他甚至还能教大哥懂得什么是日头月亮，冷热香臭。可是他实在找不出一句话，能把一样没有形状也没有气味的东西，解释给一个瞎子听。

“国旗，日头，还有嘴唇，都是红色的，你懂不懂？”他说。

大哥伸出手来摸了摸自己的嘴唇，茫然地摇了摇头。

“就是那个，大老远，一大堆东西里头，你第一眼就瞧见的。你见了就兴奋，就想跳起来，就想拍手。”刘年说。

“可是我，看不见。”大哥羞愧地说。

刘年闭上眼睛，想象着在大哥那个黑洞洞的世界里，到底找不找得到一丝能漏进光来的裂缝。

“血，你身上的血，就是红的。血流到哪里，哪里就烫。”刘年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解释方法。

“那开水瓶，就是红的，对吗？”大哥隐约有些兴奋。

刘年沮丧地叹了一口气。大哥大概永远也不会理解，到底什么是红。

“你怎么会想起来问这个？”他问。

“广播里不是天天在说吗？红卫兵，红色风暴，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今天早上醒来，脑瓜仁里一直响着这个字，红，红，红，像打雷似的……”

大哥的话还没说完，刘年突然看见街角有一群人正朝着他们家走过来。这些人的脚步很急也很乱，鞋尖踢起一片飞扬的尘土。他们身上穿的，是沾满了油污还来不及换下的工作服。刘年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是爸的学徒工小李。

可是，爸不在这群人中间。

刘年扶着墙站起来，只觉得天有些晃，日头待得不稳，一跳一跳的仿佛随时要往下沉。

天，可别是爸出事了。他想。

我是一只长相平常得几乎接近于猥琐的老鼠，尽管我有一个逃离了原子弹蘑菇云的显赫祖宗。

和世上所有的老鼠一样，我向往美食。可是和世上大多数老鼠不同，我不愿为寻食奔波费神。我妈把我生在温州西城的一个贫民窟中，我在这里一住就是两年，过着半饥半饱的窘迫日子，却从未想过搬家，直到面临断顿的绝境。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而且来势汹汹。

其实，“这一天”这个词，本身就是谬误。“这一天”听起来像是一起突兀事件，其实它只是许多“那一天”的堆积和延伸。就像是一间破屋子，白蚁咬空了这一片，雨水泡烂了那一块，风来的时候，房子就倒了，散成了一堆瓦砾。人们只记得房子轰然倒塌的那一天，没有谁会去追究到底白蚁毁了哪一块，而雨水又是在何时撒的泼。这一家的败落我早就看见了，我也听见了他们家房梁倒塌之前那些吱吱呀呀的警报声。我只是懒，我懒得提醒他们，更懒得去筹谋搬家的事。那些事太耗费心神。

这家的彻底塌散，发生在男主人厂里来报死讯的那一天。我终于明白，从这一刻起，我在这家能够搜刮到的食物，就只有眼泪和叹息了。于是我召集了我的儿孙，百般无奈地商讨起搬迁的计划。我们是贫民窟的老鼠，我们很难适应贫民窟之外的生活，那里实行的是全然不同的生存法则。我们只能在贫民窟里另找一户至少锅底有几颗饭粒可以果腹，某个角落里能找到几片布絮筑窝的人家。

我们就是在那天夜里搬离了这户人家的。走的时候我没和他们道别，我已经见够了这家的鸡零狗碎。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