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好久，搬开一摞杂志又是一堆衣服，最后才拿出一个小木盒子。盒子里是一本油印的宣传小册子。看着封面上那个朱砂红的小五角星，心里热乎乎的。他像捧一件易碎品一样轻轻捧出。他打开小册子，中间掉出了一个皱巴巴的纸片：黑黑的黄黄的，上面是褪了色的墨水，毛笔写成。

　　短短的一张起义“手令”，末尾是那个人的签名，是朱砂红的手纹印和另一枚方方正正的印章。

　　3

　　从我们住的地方到他那个战友所在的小村只有十五华里，但走起来却非常艰难，因为要穿过五六华里的庄稼地，然后再翻过一溜小山。我不记得到过这一带，虽然它属于砧山余脉。这儿显得有点偏僻，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儿的山都不太高，但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在山的褶缝里。土地瘠薄，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贫寒之地。老人告诉：这一带的村子里出了很多英雄，他们那时都是因为太穷，没有指望活下去，就跟上拉队伍的走了。当然有不少人是跟上了坏队伍，可最后还是跟上好队伍的人多。要在村里待下去就得饿死，遇上春天闹饥荒，这儿的野菜树皮全都啃个精光，剩下的日子就是吃滑石粉，吃土，“有人听了可能觉得这是笑话，我就亲眼看见好几个吃土的人。拉队伍的人只要说一声：到队伍上可以吃上玉米饼，他们就一跺脚走了，一辈子也不回村子里来……我这个老战友家算是全村最好的一家了，春天还能吃上树叶掺稀粥——那一天他爹就让他挑着那么一担稀粥送给队伍，结果摊上了打仗……”

　　山地没有一条像样的河流，它们早已在初秋的时候干涸了。山上植被很差，很少能看到一棵粗一点的树木。我问老人：“过去也是这样吗？”老人想了想说：“差不多吧！”那个战友所在的村子是这片山区里最大的一个，有二百多户。不过村上人住得很分散。老人告诉，前些年本来有一个重整村落的规划，就是把一些房子尽可能地盖在一块儿，可是那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行，公社就解散了。因为要一家一户过日子、种地忙生活，所以重新规划村落也就不那么要紧了。“你看看，”他伸手指着山坡、山半腰上一个个黑乎乎的小房子，“他们这二百多户像撒枣似的撒在这么大一片山地上，一旦有个急事儿，要招呼个人都难。”

　　这是晌午时分，村里开始走出了人。他们挑着东西到自己的地上去，身边大半都有一只瘦干干的狗。这些狗的耳朵耷拉着，尾巴像细绳一样绕来绕去。它们比主人更早地看到了远远来到的两个人，踞在那儿，伸长了脖子注视我们。奇怪的是它们的主人对远来的生人没有一点兴趣，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只是低着头，担着东西往前。他们的狗跟上跑一会儿就要站住，远远地望着来人。

　　老人一直走得很快。看来他对这儿的每一座小山每一条小路都熟得很。他说：“时间如果来得及，我还会领你到山顶上，去东边的山看一看。看到了吧，那几个山形成一个漏斗，真是做高山水库的好地形！前些年，就是有公社的时候，几个村联合筑了一道大坝，那大坝说起来你不信，比北京的工人体育馆还要高上十米呢！要多少石料？所有的石料都是村里人一锤一锤砸出来的。妇女老人小孩，一块儿往上扛，唱着歌。冬天里飘着雪花他们也干，一直干到春天桃花开了。那些天我和我的战友实在忍不住，也参加了工地上的劳动。你不知道，他们天天唱歌，中午就在山上起火兴炊。修那个大坝的过程中，至少有十几对青年男女在谈亲事，到后来大都成了家……”

　　他眼望着东南方向那个小山，激动不已。几句话描绘出一个场面，如在眼前。我问：“现在那个高山水库有水吧？”“肯定有！不要说现在，就是最旱的时候里边还有好多水呢。整个这里几百亩地、上千亩地，都靠它浇灌，不过最旱的时候，它的水就得好好节约着用了。有时候眼看只剩下了一点点水，其实还能浇很多地呢。你觉得它少，那是因为你的眼睛不知不觉要以旁边的大山做比照——实际上这水摆在平地上，会是多大的一湾呀！”

　　村口，一堆麦草旁边站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她穿着老式棉袄，外边套了一个花布罩褂，头上扎着羊毛头绳，黑乎乎的脸庞被风吹得很糙，一双眼睛又圆又黑。她的眼睛很好使，老远就看到了我们，扬着右手。她喊着“伯伯”。这时候老红军揉揉眼睛应了一声，扯扯我的手，快步走过去，一边走一边告诉：这就是花儿，是老大！我想，这可能是他那个老战友的大女儿。看她的一身打扮，完全是一个山村妇女。

　　花儿冲着老人说：“俺爹让我在这儿等你，他盘算着今儿个你能来。”

　　老人笑了，指指我作了介绍。

　　她喊了一声“大哥”，然后转身前边走了，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告诉什么。她说的是当地土话，我至多能听懂一半。她说爹从昨儿个起来觉得精神了些，“还要书看哪！”

　　老人笑了，“还要书看，他不想指挥队伍打一仗吗？没跟你要作战地图吗？”

　　花儿捂着肚子咯咯笑，笑过之后说：“你别说，他还真要了一张地图呢。”

　　“你那些兄弟这几天没来吗？”

　　女人不笑了，摇摇头。

　　我们在一个很破旧的瓦房跟前停住了。瓦房很小，石头围成的院墙也矮得很。推开院门，一群鸡见了我们赶紧闪开。满地都是鸡粪。还有一头水淋淋的小猪，像一条狗一样跑来跑去，见了走进来的生人，竟然贴上腿边绕来绕去，还试图在女人腿上蹭痒痒。女人说：“去去，小花，一边去。”

　　那头小猪长着黑白花。她叫“花儿”，小猪叫“小花”，我觉得真有意思。

　　4

　　三间窄窄的小瓦房，中间像当地所有的人家一样，是餐室兼灶间。这儿正涌出一团团水蒸气，我们走进去，差不多面对面看不见人。屋里全是水汽，但里面的人眼睛好使，一见来人马上站了起来。这时候我们才看清，对面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小脚，满脸皱纹，头上包着一块黑头巾。她原来在那儿煮什么东西，见我们进去了，高兴得拍打衣襟，露出了一口短短的牙齿。这是一个多么和善的老奶奶，她叫老人“大兄弟”，说男人在炕上已经念叨了好久。老人笑着，笑得何等畅快。

　　老奶奶扯着我的衣襟，女儿花儿就对在她的耳边讲了几声。她“噢哟哟”叫着，拍着手：“多好的娃儿，也来咱家里！快屋里去，屋里去，喝茶，花儿端‘果木’！”我注意到这儿民间还保留着许多书面语，统称水果为“果木”……花儿“哎哎”应答，脆生生的。这声音在母亲面前立刻变得像小姑娘一样。她依照吩咐去端茶和“果木”——至少两种水果，一些炒花生。

　　我和老人进了里屋，一眼看到那个异常宽大的土炕上躺着一个瘦小的老人。他看上去比老红军还要老得多，身体显然有大毛病，因为他笑着，努力想撑起身子，可最后还是没有起来。原来他中风了。老红军小声告诉我：“他害这病五六年了，全是老伴伺候，真亏了有这么一个老伴啊！”

　　炕上的老人去抓老红军的手，两双手握在一起不停地抖。老红军说：“伙计，伙计，安生躺着，嗯，安生躺着。”炕上老人呜里哇啦说什么，由于地方口音浓重，再加上发音不清，我一个字也弄不明白。我这时候看到他的右耳下边有一个很大的伤疤，那伤疤闪着亮，显然是战争中受的伤。老人穿了宽松的上衣，说话时胳膊常常要露出一截，于是我又看到他左臂上有一块刀疤。老红军见我在打量他的战友，就说：“这可称得上是身经百战的人了。人要说老可真快，前不多年，就是有‘公社’那时候，我们还一块儿到水利工地上去帮忙吆喝……”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老战友大概听明白了，直眼瞪着他，然后呜呜噜噜喊了几句，大笑起来。只有从这爽朗的笑声中我才依稀看见了当年那个战士的风采。眼下的他简直太瘦小了，大概体重不足四十公斤，真是骨瘦如柴。老红军大着声音在他耳旁嚷：“听说你要看书还要看地图？”

　　老战友呜呜噜噜笑着，点头。

　　我看得出，他们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最高兴的时光。老人的手颤抖着，在枕边摸摸索索，这时候花儿走过来，只一下就从枕边摸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叠成了好几层的地图。那张地图很旧了，展开来，原来是一张带等高线的地形图。老红军帮战友展开，摊在前边，指点着一条条河、一道道山脉的走向。他的手指在上边移动，口中喃喃有声。这样看了好久，老红军才把图重新折起，放到了枕头边。他伸手在老战友肩膀那儿按了按，算是安慰和鼓劲儿：“好好养着，明年开春，你得硬朗起来啊。”

　　花儿这时咕哝：“他们又来催了几次，爹不同意。”

　　老红军说：“他们该关心到正经地方去。他不愿意，那就不能动。”说完又回身向我解释：“是干休所和组织部门让我的老友搬回去住。他如果同意的话就到疗养院。老伴和孩子也可以带上，一块儿住。”

　　“那里的医疗条件也许更好一些。”

　　他摇着头：“这把年纪了，现在他最住得惯的还是山里这个小房子。这里的烟火味儿让他受用，”说着又低头问他的老战友：“换个地方，中不中？”

　　对方好像一句句都听得明白，瞪着一双大眼，慌慌摆手：“不中！不中！”

　　这个词算是让我听准了。一个老人成天躺在山村土炕上该有多么寂寞。我不知道一些广播和电视节目他能不能看？问了问，花儿小声说：“他看不清电视上的影儿，戴上眼镜也不行。广播员念得也太快，他也听不懂。好多事都是我们告诉他，不过有些事俺也不敢跟他说……”

　　“为什么？”

　　“他会生气。像村西的那眼机井塌了，街道上那些大树被人偷着伐了，都不能让他知道。他要知道了，就让我们去喊村里负责人。去年他还能拄着拐下地，看见有人砍树就用拐杖砸人家的腿，结果人没打着，他自己先跌倒了……”

　　她这些话都一再压低了声音讲给我听，可是患病的老人在炕上看看我，看看女儿，再看看老战友，好像在认真猜度我们的交谈。也许是刚才他太激动了，这会儿疲倦了，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头颅垂在了一边。他的呼吸非常急促。花儿把枕头给他垫高一点，这才好了一些。但只是一会儿工夫，他又要活动身子，花儿又给他翻身。在灶间烧水的老奶奶一会儿端来了热水给他擦脚，擦身体。

　　我知道，面前的这个老奶奶是任何人也不能取代的，如果没有她，这位老人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吧。

　　我们在这儿待了很久。中午，老奶奶非要我们在这儿吃一顿饭不可。可是在病人面前耽搁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

　　离开的路上，我对老红军建议：是否要把病人立刻转移到大一点的医院里去？老人摇摇头：组织上曾建议过，病人自己执意不肯。没办法，我们只得请最好的医生按时给他看。他坚决不到大医院，不到疗养院，从前些年就坚持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老人重复着我的话，看看天边，若有所思，“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心思，他没说，可是我能明白。你不知道，我的这位老战友有一年住院时，看上了一个年轻的护士。后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昧了良心，把那个一块儿吃糠、吃土长大的女娃给一脚蹬了。这就是进城的毛病。那个年轻护士小他很多岁，长得实在不错，会说一口城里话，还会照料他。可那只是刚开始，日子久了她就烦腻了，嫌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还不错，勉勉强强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在男人遭磨难那几年里，我看这个城里娘儿们至少跟三五个男人有勾搭。这事我装在心里，一次也没跟老伙计讲。这个老伙计可真是太倒霉了，他比我还要时运不济，摊上了这种事。照理说那个娘儿们不该对乡下老太太动心思了吧？她不。老太太在他得病的时候送来一点花生啊，瓜果梨桃啊，几次都被那个娘儿们骂出去了。她骂得真难听。花儿当年还小，站在妈妈一边。我亲眼看见她们对骂。这样的事让我的老战友难过，他找到我哭。我狠了狠心，真想把听来的那些话告诉他。可后来我还是忍住了。我只是骂了那个娘儿们几句。后来他喝了酒，喝醉了，倒是自己讲了出来——原来他什么都清楚！他说这辈子犯了一个大罪过，不会有好下场，‘你等着看吧，我对不起花儿她妈，也对不起那个村子，我现在不敢回村里去，村里都知道出了个白眼狼。他们说原先还对他指望着哩，想不到是这么个东西，吃饱了就跑，当了大官，丢下结发妻哩！人哪，没有一个不喜欢花花绿绿的东西。还说等我回山里那天，要用镢头砸断我的腿……’他一边说一边哭。他说现在不管在城里还是在山村，他都没法做人了。他是个没有好下场的人。后来他的话真的应验了，中了风，摔得不轻，一天到晚卧在床上……你不知道那个城里娘儿们活着时是怎么对待他的，她动不动就踹他，骂就更不用讲了。当着我的面对他还算好一点，都说‘我们家这个老同志’如何如何。可是我心里明白，不吃她这一套。我见了她，把大巴掌在她脸前晃动几下，说：‘你要想当个弟妹，就好好照应他；你要想当个狗娘儿们，我就用这巴掌揍你！’她听了吓得呜呜哭，去找组织，到部里去告，还找了最高领导。她哪里知道，所有人都觉得我这一手做得解气。到后来她害急病死了，死在男人前边。这也算个报应。我的老战友其实也没别的路可走，只有寻原来那个老伴去了。苦只苦了这个小脚女人哪，她为他守了半辈子寡，改嫁的事想都没想，只拉扯着花儿过。当年我这个老战友捎一点钱给她还要瞒着城里这一窝……唉，这些事真不该在他身上发生。他全身都是伤疤，立过多少大功，是个有名的勇将。你别看他个子小，可真是一个不怕死的角色。”

　　我一直听着。我说：“类似的故事好像很多，好多老同志进城之后，都在抛弃结发妻。老同志也是人，他们也要经受诱惑。有些诱惑，人是很难抵挡的……”

　　老人有些激动，胡茬都在颤抖：“是啊，人这一辈子诱惑太多了，钱的诱惑，女人的诱惑，它们都不是坏东西——可就是这些‘好东西’，我还是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人哪，对这些要有狠心，狠到什么程度呢？就狠到像用刀子杀反革命那时候一样！诱惑啊，它毁掉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一想，想想在那些工事前边的石头上，像水一样流的血，就会拿出狠心来对付这些诱惑。这根弦不能松，一松，人就过得像狗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