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有名无实的统一

  蒋介石于下野之前,固然已做了复出的准备,如果真归隐山林,宋美龄才不肯嫁给樵夫渔父呢,不过运气也确在他的那一边。共产党大搞广州公社暴动,给吴稚晖那一帮人大肆攻击汪精卫的借口,将汪逼走。诚如李宗仁所说,汪一走,蒋复出便稳坐第一把交椅。

  蒋于复出之前,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制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南京惨案。当时南京政府的当权派是“中央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利用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他自兼校长,教务主任戴季陶、训育主任丁惟汾、总务主任陈果夫)煽动学生闹事,于二十一日捣毁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翌日党校学生又聚众示威游行、高呼口号,由于军警开枪镇压,造成血案。事后,蒋接连发表措辞严厉的谈话,抨击政府,极具火药味,更于二十四日策动组成惨案后援会,要求严惩凶手,接着各地党部发表通电响应。十二月三日,蒋于二届四中预备会议时议定组织特别法庭,指控居正等十人有罪。蒋身为党校校长,学生滋事又如此袒护,其幕后导演之事实已呼之欲出。蒋为了东山再起,必须要打倒新当权派“特委会”,遂命陈果夫运用其组织部和党校势力,鼓动“反特委会”运动,走上街头,酿成南京军警开枪的“一一二二惨案”,使当权派声誉扫地,促使蒋重掌大权。(见王克文《陈家党比蒋家天下更早画下句点——从现代史观点看陈立夫在国民党史上的角色与影响》,页三十)至此,惨案由蒋主导已属定论。一般史论认为蒋借此事打击西山会议派,其实西山派只是遭池鱼之殃,那些顽固政客无拳无勇,因蒋反共,早已投靠,蒋要重掌大权,绝非障碍。度蒋之意,只是打击现政府的威信,使其复出更具迫切感,真正造成斯人不出奈苍生何的情况。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为了造势,也不惜人头落地,并殃及居正等老同志,亦云厉矣!

  居正字觉生,是湖北广济人,生于一八七六年,那正是清朝光绪二年,民国成立前三十二年。他在中国受旧教育,后来到日本留学,念的是法政大学,并且从事革命运动。当时中国的革命,有两大家:一类是边缘革命家、一类是中原革命家。边缘革命家只会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侧击,结果作秀有余,动摇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则主张打硬仗,他们深入民间、腹地和内陆,冒真险、犯大难,进行革命。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断正确的明证。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蒋介石而唾弃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札记》序中就说:“武汉为南北关键,一旦动摇,则四方瓦解。”武昌起义终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在此。而武昌起义的大功臣之一,就是居正。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居正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并代理部长。一九一三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长,《民国杂志》经理。一九一六年到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总司令,占潍县,攻济南。在这段期间,他手下有一位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所以,在国民党的伦理中,居正是蒋介石的上司。尽管是上司,照样无辜被整肃。居正夫人钟明志说,居正虽名列中央特别委员会,并不常住南京,于惨案全不知情,却仍被株连,存心罗织,最后不了了之,然而一年多以后在上海又莫名其妙被收押在警备总部,“脚镣手铐,如获江洋大盗。”(钟明志《我的回忆》稿本)直至扩大会议失败,南京有人关说,始准家属会见,不久起解南京,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自由,并且当上了司法院长。他有诗记此奇遇,说:“御侮当前耻阋墙,精诚团结为非常。槛车甫脱容登阁,惭愧夷吾笑楚狂。”写的就是这回事。真教居正哭笑不得,能无伴君如伴虎之惧?

  蒋于复出之后,又做了一件颇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借北伐需款,大量发行国库券,亲自致电上海总商会以及中国、交通银行,强力推销。中国银行的张嘉璈于前一年已被蒋敲去一大笔,不愿再轻易介入,不肯应命赴南京商量。蒋竟大怒,于二月二十八日致宋子文电文中,指责张不来宁即是“阻挠北伐”,并限张于一星期内承销一千万元。张也动了肝火,措辞强硬地回复宋子文,说是:

  此等电文,余无法承受。若转与余,只好复电决裂。试问:国民军自粤而湘而赣而浙而宁,中行帮助逾千万;去年第一次库券,中行允八九百万;第二次库券,中行允六百余万;龙潭之役,孙军过江时,中行帮助几何?此次上台,中行助力几何?去年过年,中行又借几何?此谓把持何?北伐失败之罪,系于何人?非严重诘问不可,否则如此无信无义之人,何能当我辈首领!我辈牺牲为行,一生穷困,至于今日,所望事业有成、国家有裨,若因此二者而绝望,则既无兴趣,随时可抛弃地位。(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二一五)

  宋子文婉言相劝无效。翌日张又得蒋之电报催募,遂以“感触太深、精神不济”为由,隐居不出,避不见面,以抗议“威权相逼”。三月四日,蒋亲自到上海施压,声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张嘉璈虽心不甘情不愿,但是还是怕决裂而引起金融风潮,最后议定中银垫款六百万,分三个月付清。蒋终于表示“融洽谅解”,再次平白获得巨款。(参阅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二一四至二一六)其行径何异强盗勒索啊!

  蒋介石于一九二八年元月四日回到南京,宣布将于九日恢复总司令职务,并预告四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是一月十三日到二月一日。此会虽一直由汪精卫坚持要召开而未果,但现在召开完全在蒋介石笼罩之下,听其意志办事。宁汉合流,原是取消宁伪府,以便汉府迁宁,而现在蒋取得权力后,实际上等于是他擅立的宁伪府,把汉真府给消化掉了,不仅中共被赶尽杀绝,国民党左派被扫地出门,汪派人马也被排除在权力的大门之外。

  蒋安排好政治权力后,即准备继续军事行动,统一中国,完成孙中山的遗志。他称之为“第二次北伐”,但北伐的性质已大大改变。他仍称之为国民革命,但革命的性质与原有的相比更背道而驰。广州誓师时,国民革命军北伐仍秉承孙中山的遗志联俄容共,但现在是反苏反共,对共党与“左”倾分子格杀勿论,蒋氏反赤情绪比孙传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反共,同时压制了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乃是当年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如省港大罢工,震动一时,也是北伐迅速成功的推动力。然后在蒋主导下的二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党部中有关工、农、商、妇女、学生等组织都被取消了。他不再靠群众,而依赖一直在建设中的特务组织。再说,原来的革命有两大目标:“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旗帜鲜明。但蒋一到京沪,立即与帝国主义妥协,甚至屈服。他复职后不到几天,就枪毙了五十余名士兵,指控他们是在共党嗾使下于前一年(一九二七)攻击外国人的罪犯,还逮捕了不少军官接受军法处置。(见Crozier,TheManWhoLostChina,P.125)是知蒋不仅不与帝国主义严正交涉南京惨案,而且杀人媚外。其欲保障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态度与政策,更毫不隐饰。至于打倒军阀,蒋早已收编了不少军阀为己用,虽然还须打倒张宗昌、孙传芳,以及奉系旧军阀,但国民党内新军阀集团亦已形成。蒋介石自领第一集团军,以其亲信黄埔学生为班底组成的嫡系部队,聚合了六十师之多,完全听命于蒋。蒋为了展示大家长的威风,于复出之时,向何应钦施了下马威,令何惊羞交加,告假两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又称西北军),于北伐节节胜利时集体加入国民党,就像令全部士兵受洗入基督教一样,组成第二集团军。阎锡山及其山西部队到一九二七年九月才加入国民党,组成第三集团军。李宗仁与白崇禧的桂系部队,于“第一次北伐”中战功卓著,势力不断扩张,组成第四集团军。这四个集团军各有地盘、各有军头,名为党军,实听命于军头,非新军阀云何?而“第二次北伐”的军力就是靠这四个新军阀集团。

  蒋在南昌抗命时,武汉中央曾拟取消总司令以削其兵权,惟力不从心。而今蒋恢复总司令职之后,竟自动改为平行的四个集团军,各称总司令。不仅此也,蒋还主动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设立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分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出任主席,实同政治分权。李宗仁认为蒋于下野前曾被人骂独裁,故复出伊始,做此安排,以杜人口。我们觉得并不尽然,独裁乃其一贯目标,为达此目标,自有其迂回的权术与战略运用,所谓“夺之先予之”。一九二八年年初的形势,冯、阎各据一方,而二人资历都在蒋之上,为了尽快底定华北,绝对得罪不得,而李、白桂系于击溃唐生智后,控驭两湖,军容甚盛,亦必须拉拢笼络。更何况直鲁军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张作霖的奉军以东北为根据地,实力仍然强大。简单言之,蒋为了清除旧军阀以完成北伐,必须团结新军阀不可。

  蒋介石所谓的“第二次北伐”,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开始总攻击,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攻掠京汉路以东与津浦路以西地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自太原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自武汉循京汉铁削匕进,与友军会师北京。如此庞大的军团,南北夹攻,声势浩大。孙传芳与张宗昌的直鲁军于龙潭一役后,已一蹶不振,然而蒋介石及其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时,左翼忽被孙传芳残部突破、顿感惊惶失措,幸冯玉祥的孙良诚部及时截断孙军退路,始得解围,蒋冯两军遂于四月二十二日在泰安会师,并于五月一日进占山东省城济南。

  蒋介石进驻济南,当时济南有日侨两千人,日本田中政府遂以护侨为名,不顾蒋之外交部长黄郛一再保证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蒋复于三月六日欢宴日本记者演说时,强调“中日亲善提携”(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鳊(一),页一一四),仍于四月十八日决定派五千远征军到山东。北京、南京两府俱向日本抗议侵犯主权。蒋到济南后立即与日将获致协议,日军撤退,蒋保证维持和平,并令各军“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见同书,页一二四),但五月三日一早就发生冲突,引起枪战。蒋介石害怕,同意撤至城外,以换取停战。根据英美公使的密件报告,冲突的发生实由于蒋军入城后纪律太坏之故。(见Wilbur,TheNationalistRevolutioninChina,P·179)然而蒋虽撤兵城外,日军仍借题发挥,派遣生力军,声言惩罚,并于五月七日递交第一次通牒,要求处置有关官员,解散有关部队,撤去济南城内部队,查禁一切反日宣传,以及所有中国部队向济南至青岛铁路南北两侧撤退二十华里等,并限十二小时内答复。(见同书,页一三三)蒋介石在日帝横蛮威吓下,居然答应一部分极具侮辱性的条件,但日方仍不满意,于五月八日下午向济南实施攻击,至十一日蒋军无力抵抗而屈服,济南城内外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军民死亡数千人之多。(据《蒋总统秘录》,日寇杀害中国军民三千二百五十四人,见第七册,页五十一)

  蒋介石于五月五日晚上,当日机轰炸济南时,就仓皇逃出城外,把总司令部迁至党家庄车站,翌日冯玉祥来晤(见《冯玉样日记》第二册,页四五八),黄郸、王正廷、杨杰、杨永泰、蒋作宾等参与会议。蒋介石居然在会议上提出放弃北伐,与奉张划江而治的主张,但遭冯玉祥等反对。最后决定避开日军,绕道北伐。五月十日,南京政府党政联席会议在兖州召开,与会国民党要员一致表示必须对日妥协,满足日军一切要求,并诉请国联调停。有趣的是,蒋介石再度提出放弃北伐,此次冯玉祥不在场,由谭延力言不可放弃,蒋介石无辞以对,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再度肯定绕道北伐的前议。但他自己不肯再在前线指挥了,把任务交给冯玉祥后,即返回徐州去也。(参阅蒋致冯玉样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页一三九)

  济南惨案毫无疑问地暴露了日帝横蛮凶残的真面目,不过一片反日情绪却也模糊了蒋介石举措失当的真面目。这件惨案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他一开始就采取极为软弱的对策,不惜卑躬屈膝,在五月二日的日记里自认:“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他又于五月六日电告南京政府,“转饬所属,对各友邦领事、侨民生命财产,须加保护,凡有碍邦交之语宣传,宜随时取缔。”(《见国闻周报》第五卷第十八期)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屈辱,并未稍减日帝的暴行,更未得丝毫善意回报,可称国耻。(参阅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页七十五至八十九)他于失败屈辱之余,竟忧惧丧志,二度想放弃北伐。他还掩饰第一集团军的军纪废弛。前次汉口事件与南京事件,他有共产党可以指责,而此次共党既被他清除干净,已无代罪羔羊,只好加以掩遮。其实蒋军的纪律绝不会比一般军阀的军队好。

  蒋介石于兖州会议后回到徐州,把绕道北伐进兵河北的任务交给冯玉祥,让第二集团军去应付京津一带的帝国主义,以及号称百万的奉军。他又约冯玉祥与白崇禧到郑州,于五月二十一日开军事会议,以地盘与军饷来鼓励冯、白积极进攻。白返汉口后,即率第四集团军北上。白回忆称:“奉军之侦察机发现我方之援军有百余列车,才退回关外。”(《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页九十)张作霖奉军足与阎锡山晋军周旋,但桂系大军压境,势必退守东北。不过由于张作霖极度敌视冯玉祥,故于离京前所做撤退安排,故意有利阎锡山进取京津。奉军于五月底即弃守保定。蒋介石于五月三十日到石家庄晤阎,许诺京津地盘。六月一日张作霖通电出关,六月三日清晨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张学良于六月四日至天津,安排奉军退出山海关。同时北京的“和平维持会”电请在保定的阎锡山进京。八日阎属商震部先入京,翌日阎偕白崇禧进京,设立卫戍司令部。十二日阎以部将张荫梧任北京市警备司令,命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完全控驭京津地区。蒋介石先促冯玉祥进取河北,后让阎锡山据有京津,自有制造阎冯间矛盾之嫌。冯玉祥于六月二日电蒋,“谓我军是为革命而牺牲、为统一而作战,非为争地盘而革命”(《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四六八),已露意气,冯的不开心,不仅表之于电文,而且付诸行动,命韩复榘故意阻截北京公使馆所请维持秩序的一旅奉军,并缴其械。公使团与南京政府几经交涉,才逼使冯玉祥放人还枪。显然冯生此事端,令蒋难堪。

  蒋介石以南京政府名义,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事实上,统一并未完成,新疆至十七日始易帜;张学良退据东北,至岁暮才内属。日本早已警告南京政府,不得染指东北,蒋岂敢进兵?由于当时感到统一东北无望,才会于六月十五日宣告统一。他未料到张学良国仇家恨,不顾日帝的威胁与阻挠,毅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宣布东北易帜,归属中央。(见《申报》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报道,另见同日上海《新闻报》)然而即使东三省内属,南京政府成为唯一的中央政府,但是各个集团军雄踞一方,派系林立,军令与政令均未真正统一。所谓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根本是有名而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