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

  蒋介石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阎锡山等国民党军头,以为天下一统,可以一人治天下。然而他的伎俩不过是师承孙中山的“联甲倒乙”,只是在“分化收买”上青出于蓝而已。结果搞掉张三,来了李四,天下并没有一统。张学良既进关决定中原大战,解决阎、冯,华北与东北也就俱在东北军影响之下。蒋介石既利用陈济棠、陈铭枢弄走李济深,广东也就是两陈的天下。其他各地大小新旧军阀以及地方红军,亦莫不在内战中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是以蒋介石花了好大的力气、中国人生命财产受到好大的损失、国家元气受到好大的伤害,而他统一的天下,实际上仍然不过是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名为国府主席,事实上无异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凑巧的是,蒋介石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是在孙传芳督军衙门旧址上扩建而成的。

  青年党史家沈云龙说,蒋介石打赢中原大战,扩大会议失败后,“大度宽容”地接纳了“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但为胡汉民所激烈反对,以是发生(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的汤山事件,引起另一党内重大政潮。”(氏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页二八二至二八三)但是蒋要召开国民会议,并非为了民主,更与“大度”无关。胡汉民反对亦非反民主,而是洞悉蒋介石的心术,知其于大胜之余,欲借约法召开国民大会,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独揽军政党大权。胡氏素主党治,以党领军,当年竭力支持蒋开编遣会议,目的即在于此,而今蒋大倡“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以军事强人一旦成为独裁之总统,党无疑将沦为独裁者之工具,实非心甘情愿。

  《陈布雷回忆录》一九三一年条记道: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见关系(反对训政期约法及国民会议),辞立法院院长职,屏居汤山,继迁入城内黄龙巷暂住,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余在京目睹其事,深为本党前途忧之。(页八十三)

  胡汉民(字展堂)因政见关系辞职,何至于引起政潮,为党外讥刺?更令陈布雷忧虑国民党的前途?斯乃陈布雷讳而不隐的笔法,其实大有文章。

  其实胡并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而是坚决反对在训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定约法以选举包揽党政军大权的总统,且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在法律程序上杯葛,坚不相让,因此触蒋之怒。而胡在党中声望之高,亦遭蒋氏之忌。中原大战胜利之前,蒋尚需胡的合作与支持;既胜之后,已到鸟尽弓藏的时候。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晚上,蒋介石在司令部邀胡汉民夜宴,结果是另一个鸿门宴,但是没有刘邦溜走的运气,而遭拘留。目击者之一邵元冲,留下当日的日记,记之颇详:

  七时应介石邀全体中央委员晚餐之召,赴总司令部。八时顷,同人景集,展堂至,介石独令高秘长凌百、吴警厅长思豫招待之于别堂。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诸同人,中历陈展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累累十九页,由介石签名,且有亲添注之处,列座传阅一过,皆噤不作一言。介石并谓此函已与展堂阅过,并欲余往征展堂之意。展谓“中所列举,乃悉无故实,余二载以来以维持中枢,始终黾勉支持,若同人中犹有不满因而毁谤者,余亦唯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诬也”等语,余乃出。旋由介石与同人会餐,并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十时顷散。是夕,展堂止宿于总司令部介石宅中。(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一O至七一一)

  所谓宿于总司令部,实即被拘留在司令部,不准回家。邵所记与胡自述(参阅《胡汉民自传续编》,载《近代史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若合符节。翌日,蒋介石在国府宣布已失去自由的胡汉民,辞去本兼各职,并嘱邵元冲与侍卫长王世和,将胡押送至汤山俱乐部幽居。邵虽是蒋的亲信,但于囚胡一事,一开始即不以为然,未必明告介石,至少露之于私下的日记,且时时“赴汤山访展堂”。三月八日,又由邵元冲偕同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与戴季陶,赴汤山把胡汉民接回城内双龙巷寓次软禁。三月二十日,首都警察厅厅长又杜绝双龙巷内之交通,不许汽车通过,而且警察每天要去察看胡氏一次。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邵元冲、张默君夫妇前往双龙巷看望胡氏,守卫者不许张默君登楼,只准邵元冲一人入内。到四月二十五日,连邵元冲都被挡驾,令他“意极烦闷”,然亦无可奈何。翌日,蒋介石还特别告邵,不要与胡往来,令邵忍不住借读《刘子政新序》,在日记中发牢骚,有谓:“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辨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知君之不可侮其臣。”(《邵元冲日记》,页七一一、七一四、七一七、七一八、七二六至七二七、七二九)胡汉民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师长辈,古之皇帝犹不侮其臣,而蒋侮胡至此,更何况胡为蒋抬了两年的轿子,难怪连邵元冲都有“世道衰熄”之叹!不过,邵元冲还是照做蒋的国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

  胡汉民突然辞职,并未圆蒋之总统梦,反而“引起谣诼”,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执会,遂于三月八日通电“辟谣”,但欲盖弥彰,罩不住国民党大老胡汉民被囚禁的事实。汪精卫于三月十四日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一九○)四月三十日,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更与监察委员邓泽如、萧佛成、林森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电”,指“蒋氏猜忌为心,阴险成性,总理以其长军旅,畀以练兵之任,未及期年,总理逝世,迭乘时变,窃夺军权,浸而盘踞中枢,把持国柄,潜植羽翼,威胁老成。诸同志仰总理之遗志,急国家之危难,庆其才勇,降心相从。乃濒年以来,不知敛抑,肆虐愈深,为祸滋甚。”接着列举四大罪状,其一,蒋氏以孙中山的继任人自命,而以国民党为其私有,以至于“厚诬总理,蔑视党员”;其二,蒋氏让中共坐大,“士卒疲于奔命,贼焰至今为烈”;其三,蒋氏不守党纪,怂恿小人如陈果夫等,到处活动,“暴戾恣肆,压迫人民”;其四,蒋氏让亲戚宋子文,由一“穷措大”变成大富翁,“等于王侯”,主管财政“已逾六载,所发公债,已逾四万万余”,而“蒋氏既纵之为恶,凡有与之言者,充耳不闻”。是以“蒋中正违法叛党,逆迹昭著,谨胪列罪状,提请贵会严予处分,以张正谊,而肃纪纲事”。(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科编《为什么要弹劾蒋中正》)此后驻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所部于五月三日,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南京方面明知广东发难,由于胡汉民的自由问题,蒋初在压力下想要恢复胡之自由,但寻又变计。(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二九)五月十一日,广西李、白也率部通电响应。南京方面则由何应钦、何成漕等三十将领通电攻击粤方,又发生了洋洋洒洒的“电报战”!

  粤方箭头针对蒋介石的独裁,非倒蒋不罢休。五月二十五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二十二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限其于四十八小时内引退。两天之后,广州各派通过由汪精卫起草的宣言,公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以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五月二十八日,非常会议组成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以汪为主席。同日蒋介石复电孙科,谓“受总理付托”,拒绝引退,又说什么“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于是宁粤分裂,国府又闹双包案。北平的扩大会议结束才半年左右,又出了一个广州非常会议,都是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旗号。事实上,蒋不仅独裁,而且蛮横,囚禁胡汉民就是明证。他这样做,固然导致国民党一再分裂,更不必说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对他自己也大大不利,自揭其短,成为众矢之的。

  最有趣的是,当粤方国民党唱出对台戏之后,蒋介石竟想再请胡汉民出来主持党务,所以“防卫较弛”。(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三九)蒋之“随机应变”有如此!如果胡答允,蒋正好“釜底抽薪”,但是胡毕竟是比较有原则与操守的国民党人,尚不至于为了做官,可以马上忘记蒋氏的霸道与蛮横。

  七月二十一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伐令,以剿共讨蒋为号召。九月初,两广部队又誓师北伐,分袭湘赣,九月六日,已占湖南郴州,十三日与蒋军顾祝同部战于衡阳,粤桂军乘胜入城。但不到五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帝侵占东北,国人悲愤至极,外侮临头,不好再打内战了,双方于是休兵。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一日回到南京,即请自日归国的陈铭枢赴粤谋和,即以下野为条件,“亦甚愿接受”。翌日,邵元冲受命去见胡汉民,促其出主中枢,但胡回答得妙极,说是“贤、不肖不能并存,进贤必退不肖”(《邵元冲日记》,页七七六),要他胡汉民贤者出山,你蒋介石不肖,就得下台!誓不共存,颇有点志气。

  在蒋授意下,陈铭枢由蔡元培、张继陪同,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香港,与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会谈。粤方提出三点:一、任陈铭枢掌京、沪卫戍事宜;二、由蒋发一电,对数年来政治措施引咎,并声明统一政府办法决定后,即行下野;三、由粤方通电取消粤中政府,来京开会协商统一政府事。(引自《邵元冲日记》,页七七八)三十日,宁方开中央政治会议后,讨论粤方三条件,蒋决定先发表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然后于十月五日电粤,谓“当此外交紧急”,“不可一日无政府”,希望粤方同志早日来沪,再谈其余两点。粤方认为有理,然而坚持最低限度应先释放胡汉民。陈铭枢等将此意见于十二日带回南京,胡汉民遂于十四日,由下关登车赴沪(见《邵元冲日记》,页七八四),禁足七个半月之后,终于获得自由,然而遗恨绵绵不尽,对蒋绝不原谅,可见之于胡向吴鼎昌所说:“我在南京给他(指蒋)当了几年家,想不到他翻脸不认人,最后耍出这样的流氓手段!”(容斋《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页四○○至四○一)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见面,这三个孙中山手下的欢喜冤家想再度携手,据次日《大公报》的报道,汪蒋“互道别绪,握手言笑,甚为欢洽”,为蒋、汪合作铺了路,但蒋、胡是否能再度合作,胡、汪关系能否融洽,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蒋介石在粤方坚持以及抗日怒潮双重压力下,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五日辞职。宁粤两方遂于二十二日正式合流,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组织政府,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虽下野,仍与汪、胡同任中常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事前已有妥善布置,党政军中的实力犹在,特务组织仍在掌握之中。同时蒋竭力拉拢汪派,诸如要求陈公博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一期)等等。一年之前,蒋仍口口声声,声讨汪逆,而今竟以中兴大任相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然而蒋未必心口如一,只是为了政治现实所需,借政敌之影响,为东山再起之谋。在蒋氏心目中,显然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不过,奇异的是,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五年于兹,蒋介石联甲倒乙,翻云覆雨,结果依然是群雄割据、党国分裂的局面。统一徒成虚愿,蒋氏实际控制的范围,仍然跳不出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掌心,而内忧赤共、外患日帝,则尤远远过之。